评《慰安妇与战场的性》：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书的历史
秦郁彦本为日本史学“名宿”，单就其学术素养而言，不至于写出《慰安妇与战场的性》这般荒谬之作。书中诸多歪曲和误导，根本上源于作者抛弃了学术良心，突破了道德底线，试图为日本的罪行开脱。
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是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学者试图通过所谓“学术研究”来推翻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定论，粉饰日本侵略罪行。专攻日本近现代史、先后在日本多所高校任教的秦郁彦于1999年出版的《慰安妇与战场的性》一书，就属于这类“学术作品”。
偷换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推行“军事性奴隶”制度，通过诱骗和暴力强迫妇女(主要是中国、朝鲜、菲律宾等领土被侵占地区的妇女)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强迫性、暴力性、侵略性是其显著特征。然而，秦郁彦所著《慰安妇与战场的性》试图传达一种思想：“慰安妇”只是近代日本公娼制(指受到日本官方允许和管理的卖春制度)在战场的延续，其人员募集并非建立在暴力和强迫之上。秦郁彦还列举近代德国、俄国、英国、美国的军妓问题，试图转移公众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以及进一步论证“慰安妇”就是军妓，从而割断“慰安妇”制度与日本侵略战争的联系。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不仅混淆视听，更严重背离历史真实。
“慰安妇”绝非娼妓。在秦郁彦之前，日本进步派学者吉见义明已将“从军慰安妇”定义为处于军队严格管理之下，被拘禁成为“军事性奴隶”的女性。吉见指出，“慰安妇”由日本军队以及依附军队的机构负责招募，招募方式带有欺骗性和强迫性，“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战时国家意志的产物，属于国家犯罪行为。中国学者苏智良带领团队历经30余年调查研究，统计中国籍“慰安妇”幸存者420人，人数在受害国中居首，反映出中国女性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群体。苏智良对“慰安妇”的定义更加精准：依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日本军队专属性奴隶的妇女。
中日正义学者之所以将“慰安妇”判定为“军事性奴隶”，根本依据是她们遭受日军奴役的强迫性和残酷性。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暴力掠夺女性资源充当“慰安妇”的情形屡见不鲜。例如，海南“慰安妇”林亚金，1943年被日军强行捕入崖县的打朗据点，沦为性奴隶，日本兵摁住林亚金将烟头揿到她脸上，在她左鼻根处留下屈辱的伤疤。广西“慰安妇”韦绍兰，1944年冬在逃跑途中遭日军抓获，被押至马岭慰安所，日军逼迫她换上军装，对其进行凌辱，甚至不时将她拉到附近的日军驻地进行蹂躏。山西籍“慰安妇”王改荷，1942年在盂县侯党村被日军抓捕，牙齿被打落，当场晕厥，而后被关押至河东炮台的土窑洞，每日遭受十几个日本兵强暴，稍有抵抗就会遭到毒打。1943—1944年，万爱花三度被日军抓进山西盂县进圭村据点，受尽折磨，直到有一天昏死过去，被日军弃于村旁乌河沟，所幸获救，但长期摧残使她胯骨、肋骨多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原本160公分有余的身高萎缩至147公分。诸如此类中国女性被日军强行抓捕、遭受蹂躏并充当性奴隶的例子不胜枚举。铁证如山，秦郁彦将“慰安妇”类比娼妓的谬论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