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何编造在港日军约请他出山诸多谎言
为了塑造陈氏一家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爱国和抗日壮举”，深知自己“底儿潮”的陈寅恪本人首先造假，而后弟子们和陈粉们纷纷回应，继续加大造神力度，于是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好一幅“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差一点就要跃然纸上了，哪怕是陈家哪个最著名的文化汉奸、汪伪政府中的正部级要员陈方恪，居然也在现代塑造陈寅恪大神的造神运动中被包装成了所谓的“军统特工”！
我想问：历史学教授的陈寅恪难道真的是想公然欺负我们这些后代人不懂如何解读史料和研究历史、不懂如何掌握文献和辨别史料的真假吗？！
——好在历史学并不是你陈家的独门绝学！至少我家祖上几代人也是晚清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而我本人则又是出身于日本京都考证学派的历史学家，我和陈家“独门绝学”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血缘和衣钵关系！
现在，让我在本文中分析和研究“陈寅恪为何编造日军约请他出山诸多谎言”这个重大的造假和造神问题。
针对“陈寅恪为何编造日军约请他出山诸多谎言”这个重大的造假和造神问题，陈门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对此问题几乎完全是采取回避和轻描淡写的态度。这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叙述说：“日本人占领香港，先生离香港大学闲居。”（128页）好一个“闲居”！就完全抹杀和回避了陈寅恪在港几个月真实的生活历史。而该书在“1942年系下”还是那句“春，仍闲居香港”（130页），但是却在这里却刻意增加了一个补充，意图想甩锅或强拉吴宓当陈寅恪“闲居”并且“抗日”的见证人，这个补充如下：“吴雨僧《答寅恪》诗自注亦言：‘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据之，获免。’”（130页）
在这里，蒋天枢搬出了吴宓《答寅恪》诗自注中涉及的内容，作为补充说明。但是吴氏已经注明了是“闻”，“闻”自谁？吴氏却没有任何交代。按照吴氏和陈氏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闻”肯定来自陈寅恪本人。哪怕吴氏“闻”自他人，也会在和陈氏沟通时加以询问和确认。蒋天枢在此无非就是想强拉吴宓当陈寅恪在港期间的历史见证人。
而陈寅恪另一个弟子卞孝萱，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对此的叙述就很狡猾了。他大量使用了当时的香港汉奸《陈君葆日记》中的记载，由此可见证明卞孝萱完全明白当时陈寅恪的在港所作所为！因为《陈君葆日记》在出版时已经做了大量的删节和掩盖，（在我明确表示“我不会也不想针对陈君葆”的承诺下，我通过在港友人看到了该日记的部分原始影印件。）尽管已经做了很大的净化和删改，但是在出版后的该日记中依然可以看出当时并非在家“闲居”的陈寅恪行踪。卞孝萱却只使用对陈寅恪有利的记载，而对于那些暗示和揭露陈寅恪在港真实存在的汉奸行为的部分记载和提示，则完全回避，并佯装不知。最后，卞孝萱干脆继续重复蒋天枢的“闲居”说如下：“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刻辞职闲居。”（207页）
——让我震惊的是卞孝萱为了给陈寅恪洗地，在这里大胆地使用“寅恪立刻辞职”六字来掩盖和篡改重大历史事实。蒋天枢都没有这个胆量！因为只要通读过哪怕已经大量删节后的《陈君葆日记》，就明白陈寅恪根本就没有什么“立刻辞职”。实际上，这是当时在港国民党秘密负责人高廷梓多次登门对他劝说、甚至威胁和警告——最初几次，陈寅恪试图以疾病、贫困、甚至从中央研究院辞职和国民政府脱离干系。于是，高廷梓最后严厉地转达了俞大维、傅斯年、朱家骅等人对他的严厉警告，并且暗示他再不离港将由中统局负责处理。至此，陈寅恪在领取了国民政府支付给他的五笔离港巨款费用后，才不得不辞职离港。
——说“陈寅恪当时对国民政府公然地借机敲诈勒索”，一点也不为过吧？！
根据我的调查：就在陈寅恪明明已经收取了国民政府和各级相关部门高廷梓、杭立武、傅斯年、俞大维等人汇款给他的多笔撤离香港和营救资金（见刘正《陈寅恪别传》，元华文创出版社，2020年，216-217页）之后，陈寅恪及其家人却还有脸对外放料说“借到数百港元，因欠债颇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债方能上路”、“忽于四月底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以上见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致傅斯年等四人信。（见刘正《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辩》，中国社科出版社，2016年，298-304页。）
——尤其是这里所谓的“再以衣物、皮鞋抵债方能上路”和“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之言辞，足见陈寅恪之无耻嘴脸，真亏陈氏一家说得出口！这也是陈寅恪全家离港回国后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对他极为冷淡、不再搭理他的原因！一直到朱家骅钦点陈寅恪为“国民党优秀党员”才完成了对陈寅恪本人的政治和民族立场的洗底行为。
刘正在《陈寅恪别传》、《陈寅恪史事索隐》、《造神与造假》三书中，都曾有专章调查此事，深刻揭露陈寅恪的这一欺诈和敲诈行为：因为截止到1942年春，香港一双新牛皮皮鞋价格：6元港币。如果真的存在“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的情况，那么其价值尚不到五港币！陈寅恪制作这一故事时绝对不会想到五、六十年后有一名敬仰他的中国留学生，利用他的论著中对社会经济史的关注，如此这般的考察和分析了他的上述造假问题。更重要的是陈寅恪及其家人完全不提及国民政府和各级相关部门高廷梓、杭立武、傅斯年、俞大维等人汇款给他的多笔撤离香港和营救资金！
——顺便再说一下：在陈寅恪向伪香港大学提出辞职时，居然没有忘记要“享受”一次驻港日军给伪香港大学制定的“教职工辞职费”这一“福利待遇”！因为这一资料来源是日本驻港相关原始档案，并且至今保存在日本某个著名的右翼团体资料馆内，我这里不公布该原始档案的保存机构和档案编号了。
现在，我们分析和考证是否存在“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教科书之事”这一陈寅恪对外吹嘘的神迹和神话传奇。
1942年2月20日，日军组建“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登场，由日军中将矶谷廉介出任“香港总督”。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而附近的半岛酒店则改为驻港日军总部。总督府成为了当时日军占领香港后的最高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在香港也立刻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两个汉奸组织。其中，“华民代表会”有委员四名，即：罗旭和、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即：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斯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而文化汉奸陈君葆则是当时日伪驻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中方实际负责人。
而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伪政权成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亚研究所”，也存在了经过审定的伪“中小学教科书”，并不需要陈寅恪再去“办东方文化协会”和“审定中小学教科书”。当时日军驻港当局开始积极推广日化教育和日式建筑，日语成为了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英语则被禁止使用。当时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伪教科书。
当时的香港倭督矶谷廉介中将第一次来伪香港大学视察时间是1942年3月23日。当天上午，香港倭督矶谷廉介中将视察伪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接见伪香港大学全体教授（并未立刻辞职而继续留任的伪香港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当然在场，我在已经出版的书中曾按照编辑的审稿要求，刻意修改说“不详他是否在场”）。矶谷廉介的发言只涉及三个方面：“日中亲善、日本王道的儒家来源、勉励大家努力工作”（见《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1942年3月23日日记。）全程并没有单独接见陈寅恪，更没有在下午的讲话中提到陈寅恪。在《陈寅恪别传》、《陈寅恪史事索隐》|《造神与造假》三书中，刘正都给出了结论：香港倭督矶谷廉介中将并不认识陈寅恪，所谓“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教科书之事”显然是陈寅恪个人造假和自我吹嘘之词。
最后，让我们看看陈粉造神作家岳南是如何鼓吹这一神迹的。在陕西师大出版社所出的《傅斯年与陈寅恪》一书中，岳“大使徒”对外发布陈“大神圣迹”如下：“春节过后，有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陈氏辞却对方，意识到自己有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的危险，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冒死逃离港岛。”以该书为代表的所有陈寅恪相关传记对于涉及到陈寅恪在港的汉奸行为时，或回避不谈，或造假抗日！完全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进入了塑造陈“大神圣迹”的“神棍抽风状态”中不能自拔。
如有任何指教，请来信kyotosizumoto@hotmail.com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