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侵华与二战的真正首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已近八十载，对战争罪责的历史清算与真相还原，始终是人类文明守护正义的重要命题。在远东战场的历史叙事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山本五十六等军国主义分子常被视为侵略战争的核心罪魁，而裕仁天皇却长期被包裹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光环中，甚至被塑造为“被动卷入战争的傀儡”。这一认知偏差并非历史自然形成，而是多重政治博弈、历史篡改与信息遮蔽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梳理史料、解析权力结构与还原历史进程，旨在澄清裕仁天皇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与二战真正首犯的核心地位，揭示东条英机等人的“爪牙”本质，还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一、裕仁天皇首犯身份长期被遮蔽的成因探析
（一）美国战后战略主导下的刻意“洗白”
日本战败后，美国基于东亚地缘政治考量与占领统治需求，将保留天皇制视为稳定日本社会的核心手段。麦克阿瑟在给杜鲁门政府的密电中明确指出：“天皇的存在对维持日本秩序至关重要，逮捕或审判天皇将引发全国性暴乱，其稳定价值远超20个机械化师团”。在此战略导向下，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刻意回避裕仁的战争责任，不仅未将其列入战犯名单，还通过政治施压迫使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主动担责”，编造“天皇对战争不知情、被军部架空”的虚假叙事。同时，美国借助国际媒体与占领区宣传体系，将裕仁塑造为“热爱和平的学者型君主”，其“傀儡神话”通过全球传播逐步固化为普遍认知。
（二）中国的历史语境与认知局限
抗战时期，中国深陷国土沦陷与民族危亡的绝境，既缺乏对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权力结构的系统性研究，也无力主导远东战犯审判的进程。战后，国共内战的爆发与国内建设的迫切需求，使得官方叙事更侧重批判“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以团结日本人民、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为动员民众抗日而简化的宣传话语，将“日本军阀”塑造成具象化的仇恨对象，民众对日本宪法赋予天皇的绝对权力缺乏深层认知，自然难以触及战争责任的核心源头。这种认知局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持续存在，直至相关史料解密与学术研究深入后才逐步改观。
（三）日本政府的系统性历史篡改
为维护天皇制“国体”存续，日本战后历届政府持续进行历史叙事重构。1945年裕仁颁布的《终战诏书》刻意回避“战败”“投降”等核心表述，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敌方使用残酷之炸弹”，对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与暴行只字不提；1946年发表的《人间宣言》中，裕仁放弃“现人神”地位，转而塑造“专注海洋生物学研究”的和平形象，通过身份转型规避战争追责。同时，日本政府长期修改教科书，将“侵略”淡化表述为“进出”，压制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学术研究，加之天皇制长期以来的神秘性与社会禁忌，形成了全国性的“集体失忆”现象，进一步误导了国际社会对历史真相的认知。
（四）信息传播壁垒与学术研究滞后
战后初期，关于裕仁战争责任的核心史料（包括御前会议记录、军方密电、天皇私人档案等）长期被美国与日本政府封存，普通民众与学界难以接触一手证据。中国民众彼时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极为单一，主要依赖官方宣传与教科书，缺乏多元信息来源与独立判断依据。而国际学界对裕仁战争责任的系统性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才随着档案解密逐步深入，从学术层面证实裕仁的首犯身份，到大众层面形成普遍认知，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差，这也为虚假叙事的长期存在提供了空间。
二、裕仁天皇作为战争核心的实证研究
（一）宪法赋予的绝对权力：战犯权力的唯一源头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构建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集权统治体系，明确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天皇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帅全军”。这一制度设计使得裕仁成为日本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军队与政府均为其执行机构，而非独立决策主体。东条英机的首相、陆相职务由裕仁亲自任命，其军政大权的合法性完全源于天皇授权；山本五十六策划珍珠港事件的作战方案，必须先上报天皇获得“御批”方可实施；土肥原贤二、杉山元等军政要员的晋升、免职与作战部署，均需通过御前会议获得裕仁最终认可。从权力来源来看，东条英机等人的所有行动权限，本质上都是天皇赋予的“执行权”，其角色仅是天皇意志的“传声筒”与“执行者”。
（二）战略决策的最终拍板：战争进程的核心主导者
裕仁天皇全程主导了日本侵华战争与二战的关键决策进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裕仁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予以默许，并亲自接见侵华将领，授予勋章嘉奖“战功”；1937年7月，裕仁签发“大陆令第1号”，正式批准扩大对华作战规模，随后多次召开御前会议，敲定进攻南京、武汉等战略要地的部署，对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全然知情却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反而对“占领南京”的“战果”表示肯定；1941年9月6日，裕仁在御前会议上一字未改批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敲定对美开战计划，12月亲自签署宣战诏书，将战争扩大至太平洋战场。东条英机虽积极推动对美开战，但若无裕仁的最终首肯，其任何军事计划都只是一纸空文；土肥原贤二策划“满洲国”建立、推动华北“自治”，本质上是执行天皇侵占中国东北、分裂中国的战略意图。从战争发动到升级，每一个关键节点的决策都烙印着裕仁的意志，其核心主导地位无可辩驳。
（三）军事行动的直接掌控：战犯命运的最终主宰
裕仁通过设立皇宫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等机制，直接掌控军事行动的全过程。在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中途岛海战等关键战役中，裕仁每周听取战报并作出“圣断”，对战役部署拥有最终否决权——1942年杉山元提出的“五号作战计划”（进攻中国西北），因裕仁担忧军力过度消耗而被直接否决。同时，裕仁掌控着军队高层人事任免的绝对权力，亲自任命147名甲级战犯，决定军政要员的生死荣辱。1944年战局恶化时，裕仁可随时罢免东条英机的首相职务；即便是山本五十六这样的“名将”，其军事主张若与天皇的战略构想冲突，也需无条件服从。这些史实充分证明，东条英机等人并非“独立主导战争”的“主子”，而是命运完全依附于裕仁的“棋子”。
（四）战犯的“爪牙本质”：“效忠天皇”的制度性服从
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教育理念是“效忠天皇”，“为天皇尽忠”是所有军人与官员的最高行为准则。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无意间供述“无人敢违抗天皇命令”，这一真相虽被盟军审判官强行压制，却暴露了其从属地位；土肥原贤二在回忆录中直言“所有行动均为实现天皇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杉山元作为陆军大臣，始终以“贯彻天皇圣意”为己任，其扩军、作战的一切决策都围绕天皇的战略目标展开。从制度逻辑来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是天皇手中挥舞的屠刀，是执行侵略命令的“爪牙”，而真正的“主子”，正是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裕仁天皇。
三、裕仁天皇逃脱追责的深层逻辑
（一）美国战略利益与地缘政治博弈
美国战后将日本打造为东亚反苏“桥头堡”的战略需求，是裕仁逃脱追责的核心原因。美国占领当局认为，保留天皇制能快速稳定日本社会，减少占领成本，同时通过天皇的象征性权威整合日本保守势力，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为此，美国不仅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回避裕仁的战争责任，还销毁了部分证明裕仁参与战争的关键档案，甚至施压日本政府配合塑造“天皇无辜”的叙事，以换取日本对美国占领统治的配合。
（二）日本国内维护“国体”的政治妥协
日本保守势力为维护天皇制这一核心“国体”，与美国达成政治妥协，全力配合“洗白”裕仁的战争罪责。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审判中主动承担全部罪责，宣称“天皇热爱和平，对战争毫不知情”，以牺牲自身为代价换取天皇制的存续；日本民众长期受天皇“神化”教育，对天皇抱有盲目崇拜，缺乏追究其战争责任的社会基础；日本政府则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压制相关学术研究等方式，巩固“天皇无辜”的叙事，形成了全社会对战争责任的选择性遗忘。
（三）国际格局与正义诉求的失衡
二战后美苏冷战的逐步兴起，使得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责的清算逐渐让位于地缘政治利益博弈。中国因内战无暇深入参与远东战犯审判，新中国成立后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未将追究天皇责任作为前提条件；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更关注欧洲战后重建与冷战格局，对远东战犯审判的关注度有限；苏联虽对裕仁的战争责任有清晰认知，但为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最终默认了美国的决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国主导”特性，使其未能真正践行正义原则，沦为服务于大国战略的政治工具。
（四）“傀儡神话”的舆论建构与传播
美国与日本官方联手打造的“裕仁傀儡论”，通过国际媒体、教科书、官方声明等多元渠道持续传播，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全球民众长期接触的都是“天皇无辜、军部独裁”的虚假叙事，缺乏了解真相的渠道；而日本天皇制的神秘性，使得裕仁极少公开露面，民众对其真实角色缺乏直观认知，进一步巩固了“傀儡神话”的传播效果，为裕仁逃脱追责提供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结语
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正义清算不容回避。裕仁天皇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与二战的真正首犯，其核心地位并非基于主观推断，而是有宪法条文、御前会议记录、战犯供述、军事档案等多重史料佐证的历史事实。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虽犯下滔天罪行，但本质上只是执行天皇意志的“爪牙”，真正的战争主导者与罪责核心始终是裕仁天皇。
澄清这一历史真相，并非要延续仇恨，而是要还原历史本貌，让战争罪责得到真正清算，让日本社会正视侵略历史，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同时，这也是对数千万二战遇难者的告慰，是人类文明守护正义、捍卫历史真相的必然要求。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唯有正视真相，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与世界和平。
【文/青荷，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