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征：1936年5月  

　　1936年的5月，黄土高原的风还带着寒意，却已吹向一个民族即将觉醒的黎明。在陕北这片贫瘠而厚重的土地上，毛泽东以惊人的定力与远见，擘画着中国革命的航向。

　　5月2日至5日，东征山西的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两个多月的东征，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山炮3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而且红军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队伍，让全国民众看到了这支队伍北上抗日的真心。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但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扼杀在陕北。为顾全大局，保存抗日力量，毛泽东毅然决定回师。

　　5月5日，一份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传遍全国。通电痛陈：“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公开呼吁南京政府与一切军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这一声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在政治上占据了道义制高点。通电字字千钧，既是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顽固派的当头棒喝。

　　战事稍歇，谋划再起。蒋介石对和平呼吁置若罔闻，围剿之势不减。为打破封锁、巩固苏区、打通与苏联和蒙古的联系，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命令，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边界进军。毛泽东在后方运筹帷幄，明确西征的目标：扩大根据地，发动群众，联合回民，为抗日积蓄更深厚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干部。战争不仅是兵力的较量，更是人才的较量。5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研究建立红军大学。他提出，要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新局面，准备大批高级干部，既要学军事，也要学政治，既要懂战术，也要明战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一所培养革命骨干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悄然孕育，为日后的抗战埋下了火种。

　　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5月25日，毛泽东因为红1方面军西征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瓦窑堡中山街南侧下河滩巷子里的窑洞内接见被东征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他询问了晋军的素质、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思想状况，又谈到了阎锡山晋系派与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诚恳的对郭登瀛说：“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郭登瀛听着毛泽东的一番大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郭登瀛在陕北这一段时间，亲眼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士兵一样穿补丁衣服，吃一样的饭菜，毫无个人私利，已经特别赞赏他们的人格。现在又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他说：“我已经把您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了，回去一定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打内战了。”

　　整个五月，毛泽东的身影穿梭在窑洞与战地之间。白天，他研究敌情、部署军事；夜晚，他伏案撰文、起草文电，在一盏油灯下，把眼前的困境、民族的危机、革命的前途，一一梳理成清晰的路线。他一面指挥军事进退，一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致信各方爱国将领，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孤立的苏区，一步步推向全国抗日的中心舞台。

　　黄土飞扬，山路崎岖，窑洞简陋，衣食简朴。但在1936年5月的陕北，毛泽东心中装着万里江山，眼里望着日出东方。他以退为进，以和备战，以长远谋当下，在最艰难的时刻，稳住了阵脚，指明了方向。

　　这一月，是转折之月，是布局之月，更是希望之月。从东征回师到通电抗日，从西征决策到创办红大，毛泽东用一系列沉着而果断的行动，让这支历经长征考验的队伍，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也让抗日的火种，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上，越燃越旺。

　　【文/李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