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问题提得好

　　在《乌有之乡网刊》2013年第2期上看到韩爱晶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他所记载的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几所大学学生组织的“五大领袖”，对他们搞派性斗争，甚至用武斗来对抗进驻大学的工人宣传队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一事。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参加召见的高层领导有多人，包括被召见的几个人，在韩爱晶发表这篇文章的2013年有不少人还健在，韩爱晶不敢无中生有，信口开河。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闹派性的学生在传达时对召见内容各取所需，断章取义，这次召见过程全程录音，必定会作为重要历史档案妥为保存，所以韩爱晶所披露的材料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以作为有效史料来看待。

　　这里不想对此次召见以及几位学生组织头头的表现作出评论，相信历史自会给出客观的评判。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韩爱晶在召见过程中曾经向毛泽东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当时马上遭到几个在场的高官的指责，可是却赢得毛泽东的赞许。这说明，韩爱晶所提的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召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韩爱晶）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如果不问，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呢？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想不到我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

　　毛主席很平静，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毛主席说：“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批评我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对着陈伯达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姚指责我：“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想得远好，想得远好，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韩爱晶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跟当时的形势和他们的处境相关。当时，他们这些学生组织之间打派仗，就是各自高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都指责对方反对毛泽东思想，用以证明自己这一派的正确，达到“以我为中心”的目的。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群众组织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称之为“武装割据”也不为过。

　　韩爱晶提出“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反映了这些学生领袖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他们不是与广大劳动群众结合在一起，不是以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赢得群众的拥护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而是把自己这一派的命运寄托于最高领导层，特别是领袖的认可上。基于这样的思想，他自然会觉得，伟人百年之后就无所适从了。

　　毛泽东的回答很清楚：“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有人民就行”。在任何情况下，毛泽东都坚定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告诫这些学生领袖：“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提醒他们：“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

　　从毛泽东的回答可以看到这些学生领袖的根本缺陷，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虽然自认为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如毛泽东对他们的评价：“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他们未能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一批投入工农运动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样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韩爱晶提出的关于伟人身后会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口号下实际出现对立观点的问题，却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创立伟大学说的伟人逝世以后，在他的学说继承人中发生分化是一种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1963年的一个批示中指出：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铁律。

　　看看今天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打着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旗号，不仅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早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有的还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出几句话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基本观点，用他们捧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以《共产党宣言》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就出现了伯恩施坦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导致了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分化和对立。

　　列宁曾这样描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逝世前后的遭遇：“当伟大的革命家还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用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和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后，压迫阶级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他们还会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列宁说，第二国际那些头头“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可他们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被后人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根据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结出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标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与此相似，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中的成功建立，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尽管毛泽东本人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但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心目中，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样崇高的地位，而且因为他们的国情与解放前的中国相类似而更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后，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种典型的论调，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颂扬前者的名义来贬低后者的意义，更有甚者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左倾错误”等说法，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在解放后，特别是在中共八大以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路线。

　　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辩证法规律——“一分为二”了。同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尖锐斗争：一种是完整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另一种则是企图“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使它“变为无害的神像”。

　　这场分歧的核心是：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承认这种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内部的腐化变质，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

　　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才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是否承认以上观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标准。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