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抗日战争时期真正的中流砥柱？

　　平时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当年抗日战争主要靠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打仗，我们党只在敌后打打游击战，对整场抗战起不了多大作用。

　　还有人掰着指头数，我们党抗战期间拿得出手的大型战斗，好像就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两场。

　　平心而论，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依据。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确实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不少大规模战役，比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无数国军官兵在前线浴血杀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遗忘。

　　但如果单纯觉得，谁组织的大型会战多，谁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就最大，那看问题就太片面、太死板了。

　　抗日战争想要取得最终的胜利，靠的从来不是几场正面大战，其根本在于：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充分动员全体人民开展人民战争，在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相互策应，长期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坚守绝不妥协投降的民族立场。把这几样条件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

　　下面我们客观梳理一下国共两党八年抗战里的所作所为，看一看到底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中流砥柱。

　　一、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抗战合力

　　敌强我弱情况下，自然不能还打内战消耗自身力量。因此，抗战第一件要解决的事，就是放下国内多年的矛盾，团结所有愿意抗日的力量。

　　毛主席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全面抗战正式打响之后，我们党主动做出巨大让步：把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南方分散的游击队伍改编成新四军，统一接受国民政府的军队编制共同抗日。

　　统一战线团结的人群覆盖了社会上所有爱国群体，我党做了大量工作。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资出物资，不断壮大自身抗战力量。

　　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国民党心里始终没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一边和日军作战，一边处处限制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发展；对待各民主党派、进步爱国人士也长期打压。还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样惨痛的流血事件，肆意破坏统一战线。

　　我们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总体方针，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自卫反击，但绝不主动撕破合作关系。我们多次主动释放谈判的善意，反复劝说对方放下内部争斗、合力对抗日军，拼尽全力保住统一战线不分裂。

　　如果没有我们党主动牵头搭建、长年苦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内战会持续不断，各方力量互相消耗，根本形成不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战胜日本侵略者更是无从谈起。

　　二、提出持久战与全面抗战路线，给全国抗战指明正确方向

　　光是把各方力量团结起来远远不够，还得知道如何打、怎么打，也就是抗战路线的问题。

　　抗战初期，很多能对抗战发挥影响的一些人要么“亡国论”，要么“速胜论”，面对未来不知所措，过一天算一天。

　　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把抗战分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了每个阶段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和战法，让抗战将士和全国民众一下就清醒了。

　　国民党的作战思路十分单一，打仗只依靠政府和正规军队，不敢放手发动普通老百姓组建抗日武装，心里害怕群众力量壮大。而且国民党始终拿不出一套系统、完整的作战方案：防御阶段只会死守阵地，战术死板，大片国土快速沦陷；相持阶段主动抗敌的意愿大幅下降，总寄希望于欧美调停，还私下和日方接触试探妥协条件；到了反攻阶段又消极观望，一味等着美国提供援助，没有自主收复国土的完整规划。

　　我们党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战争从来不是军队单方面的事，国家、政党、部队、普通百姓都要参与进来，把军事对敌、群众动员、根据地政权建设、生产自救结合在一起，把抗战的根基牢牢扎在老百姓中间。

　　全面抗战基础上的持久战，就是我们党的作战指导思路，就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路线。

　　三、开展人民战争，源源不断积蓄长期抗战的力量

　　持久战能落地执行、统一战线能够稳定维持，最根本的支撑，就是我们党全面动员普通老百姓，打造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体系，这一点是国民党无论如何都复制不来的。

　　在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全方位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建立各层级的抗日政府组织，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身上的负担，同时发起大生产运动，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实现部队和老百姓自给自足，广泛组建民兵、自卫队保卫家乡。

　　日军就算能打败一支队伍，也消灭不了扎根千万百姓之中的抵抗力量；就算能占领一座城市，也征服不了民心，永远没法真正掌控广阔的乡村地区。

　　再看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当局刻意把老百姓和战争割裂开来，禁止群众自发组建抗日队伍。官僚资本家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各种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根本调动不起底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战争需要的物资、兵员只能靠搜刮民众、依靠外国援助，没有能够持续供给的内生力量。

　　人民战争让敌后战场拥有源源不断的作战潜力，哪怕根据地长期遭遇日军扫荡、物资极度短缺，依靠老百姓的支持依旧能保存革命火种、不断发展壮大，是我们坚持八年持久抗战最扎实的底气。

　　四、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互相配合，持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

　　抗日战争分为两大作战区域，正面战场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敌后战场由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游击武装开辟，两个战场前后呼应，一同抗击日军。

　　（一）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卢沟桥事变至武汉、广州失守）

　　这个阶段日军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集中全部主力大举进攻，正面战场是作战重心。

　　我们红军改编之后，八路军只有四万多人，新四军更是仅有一万人，武器装备还十分落后。但我军没有退缩，立刻奔赴前线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接连重创日军补给线和航空力量；八路军主动配合忻口会战，在侧面袭扰牵制敌军，减轻正面国军的作战压力；主力分批前往华北、华中敌后，初步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作战。

　　国民党这边组织了淞沪、徐州、武汉等大型会战，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有效延缓了日军进攻的节奏。但是，国军片面把阵地战当成核心打法，战术单一死板，最终导致大片国土快速沦陷。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在战略防御阶段，把阵地战放在了主要地位。

　　（二）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底）

　　日军已经没有实力发起全面战略进攻，调整了作战策略：对国民党以政治引诱劝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抽调大部分主力反复扫荡敌后根据地，我们党的敌后游击战场承担了最大压力。

　　从这个时期开始，敌后战场升级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我们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在封锁、饥荒、日军扫荡的多重困境下自力更生；一边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对国民党发起的反共高潮，守住团结抗战的大局；同时持续开展瓦解伪军的工作，策反大批伪军官兵投诚，逐步把日伪力量压制在炮楼据点内。

　　反观国民党，全面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面战场几次会战均以失败告终；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惨案；派遣国军到敌占区打游击，结果几十万部队摇身一变成为伪军，转头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高层多次私下派人联系日方，试探割地、赔款等妥协条件，抗日的意志严重动摇；大后方特务横行、官场腐败，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三）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初—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好转，日军兵力消耗殆尽，收复国土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

　　我们党率先发起大范围局部反攻，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接连拔除日伪军据点，收复大量县城和乡村，解放区的面积、人口、部队规模都大幅扩张；提出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凝聚全国反攻的合力；尽力保护沦陷区百姓、工厂矿山，防止日军溃败前大肆掠夺破坏，还多次提议和国军协同作战收复失地。

　　国民党这边爆发豫湘桂大溃败，短短几个月丢掉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土地，数百万百姓再次落入日军手中；主力部队留在后方观望，过度依赖美国援助，舍不得消耗自身兵力；私下和各地日军指挥部联络，为战后利用日军埋下伏笔，一门心思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打压人民抗日武装。

　　（四）日寇投降之后（1945年8月15日起）

　　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但国共两党对待侵略者的态度却天差地别。

　　我们党立刻下令敌后武装就近接受当地日伪军投降，解除敌人武装、收回沦陷的土地，安抚饱受战乱的群众，抓紧恢复解放区生产生活秩序。

　　国民党单方面独占受降的权力，下达命令禁止八路军、新四军收缴日伪军武器，甚至要求日军原地驻守，阻拦人民武装收复国土；把几十万汉奸部队编入国军序列，当作打内战的先锋；依靠美国空运、海运抢占各大城市，一边假意和我们和谈，一边大规模调兵准备内战。

　　（五）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歼敌数量的对比

　　八年抗战整体统计下来，我们党领导军民战斗1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万人、伪军118万人，加起来总共歼灭约171万日伪武装；国民党军队累计歼灭日军85万人，几乎没有大规模歼灭伪军的战绩，正面战场主要和日军正规军作战。

　　“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大型会战越来越少，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在敌后牵制了绝大多数日军兵力，敌人没办法持续向我国内陆发起进攻。如果没有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日军只需要留少量兵力、依靠伪军就能管控占领区、掠夺物资，正面战场的国军会承受成倍的作战压力，整个民族会面临更大的亡国风险。结合历次大型会战的战况来看，一旦失去敌后战场的牵制，中华民族的处境危矣。

　　五、坚守绝不妥协投降的民族立场，守住民族抗争底线

　　从全面抗战爆发，一直到日军宣布投降，我们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和日本妥协、私下和谈的想法，始终坚定三个核心目标：彻底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收回全部失地、依法审判所有战争罪犯。

　　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分化劝降，根据地干部、部队官兵、普通百姓万众一心，哪怕长期遭遇封锁、扫荡、饥荒，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叛变投降的情况。

　　针对“曲线救国”投降谬论，我们持续发文批判，公开揭露汉奸、投敌将领卖国求荣的本质，发动群众抵制一切妥协退让的想法。

　　反观国民党当局，内心一直留有对日妥协的余地。特别在相持阶段，与日军达成默契，以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为主。抗战胜利后，更是完全放下民族血海深仇，包庇战犯、收编日伪部队，把曾经屠杀百姓的侵略者当成打内战的工具。

　　回顾八年抗战，我们从来不会否认正面战场国军爱国官兵的牺牲与贡献，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拖住了日军快速侵略的脚步，是全民族抗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承认正面战场的功绩，不等于混淆两党的历史定位。

　　我们党率先建立并苦心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与持久战理论，为全民族指明抗敌方向；发动亿万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创造源源不断的持久作战力量；开辟敌后主战场，牵制消耗大量日伪军；自始至终拒绝对日妥协投降，守住民族抗争底线；直至日寇投降，依旧坚守民族大义，坚决清算侵略罪犯，与蒋介石集团收容日军战犯、勾结汉奸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党凭借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坚定不移的民族立场，带领中华民族熬过八年最黑暗的岁月，是抗日战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篡改的历史定论。

　　【文/田马星空，作者投稿，原载公众号“本源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