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几个危急关头

　　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拟定随军一起行动的中央领导人时，没有毛主席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是中央苏区根据地的最主要创立者，是新型人民军队的最主要奠基者，是中央红军的最主要领导者，是被当时一部分人一致认为的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外者，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们眼里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如此，毛主席在红军队伍里的威望太高，原则性太强，性格太倔强，在真理面前对谁都不肯让步。尤其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李德、博古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行为，提出太过严厉尖锐的批评。

　　因此，李德不待见毛主席，左倾机会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不待见毛主席。最终，他们联手将毛主席排挤出党和军队领导岗位，让他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务。

　　当时，中央高层中唯一能为毛主席说话的只有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三人团里，他对毛主席最熟悉，最了解，最懂得毛主席在整个红军队伍中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朱德虽然名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但他既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不是“三人团”成员，在李德博古跟前基本没有太多发言权。党和红军领导层如此极不合理的权力配制，自临时中央迁至苏区后，就一直存在着。身为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既没有直接军事指挥权，也没有重要军事参与权与决策权。如此畸形现象，即便世界军事史上，怕也是独一份。

　　最终，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博古他们勉强答应毛主席随军行动。正是这一重要变动，彻底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次次几遭灭顶之灾的凶险。

　　二

　　湘江之战遭遇空前惨败，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当此危难之际，年轻的中央负责人博古一度陷入痛苦、迷离、彷徨困境，甚至一度滋生过轻生念头。洋顾问李德顽固不化，一点不吸取接二连三的血的教训，继续一意孤行，要求剩余三万红军按原计划，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头脑始终高度清醒的毛主席，在通道地区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久违的军事会议。此次会议召开地点叫通道，因此叫通道会议。千万不要小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千万不要小看周恩来极力要求毛主席参加会议带来的关键性意义。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毛主席重新有了发言权。他通过对敌情与我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极力建议进军贵州，取消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博古、李德当然不同意，立刻表示反对。然而，一系列惨痛遭遇频繁发生，广大指战员尤其部分中央高层领导，越来越认识到李德、博古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会上，大家一致赞同毛主席的建议，迫使李德、博古不得不接受这一完全正确的建议，取消原定计划，改向贵州进军。

　　正是毛主席危急时刻及时而正确的建议，再次挽救了党和红军。从后来获取的各种信息得知，蒋介石早已觉察到红军的下一步动向，在湘西布下了重兵，正张网以待中央红军的到来。后来，为纪念这次重要会议，史学界将此次会议称作“通道转兵”。

　　三

　　1935年1月，中共历史上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召开。会上，全面总结了长征以来党和红军经历的种种挫折和由此得出的惨痛经验教训，正式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红军即与川军打了一场土城战役。由于事先获取的情报有误，中央最高指挥机关对敌情判断存在严重错误，致使中央红军遭遇到极其严重危机。危难时刻，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不顾个人安危，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化解所面临的危机。一是迅速启用陈赓领导的干部团上阵，快速突击已重兵压境的敌军；二是朱德总司令不顾毛主席极力劝解，亲临军事前线，指挥并激励广大指战员抗击敌人。

　　危难之际，毛主席迅速改变原作战计划，一是命令提前离开战场的红一军团迅速回援，二是果断命令前线部队分批退出战场，开始一渡赤水行动。正是毛主席的临机决策，使得与敌军陷入胶着状态的中央红军转危为安。自此，中央红军灵活机动，来回穿插，连续上演了毛主席视为自己平生最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好戏。此间，中央红军来去自如，东进西击，将老蒋的几十万围追堵截大军玩得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最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中，巧妙甩开了敌人，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将老蒋的几十万军队远远甩在身后。

　　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临危决断，如果一味沿袭左倾机会主义者机械呆板的硬碰硬战略战术，怕是土城一战，中央红军就难以脱身，从此陷入万劫不复境地。

　　四

　　1935年2月19至20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突袭娄山关，再占遵义。随后，大败国民党吴奇伟部队，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军事胜利。这一胜利，对困境中的中央红军无疑是一剂清新剂，极大提振了全体指战员的信心与斗志。

　　然而，此时的红军队伍中，慢慢滋生出希望再打一个胜仗的强烈愿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迅速拟订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出人意外的是，该计划得到了包括朱德、周恩来在内的几乎全体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一致赞同。此时，唯独毛主席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打鼓新场堡垒坚固，敌人早有准备且以逸待劳。我军两渡赤水，攻打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打败吴奇伟，一连串作战后，尚未得到适当休息休整，应是疲惫之师。此时，若啃打鼓新场这块硬骨头，怕是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同时，打鼓新场周围有国民党多股部队环伺，一旦战役打响，他们必会在短时间内对打鼓新场形成合围之势。那样，我们深入进去的部队能否脱身，都难以预测。

　　然而，求胜心切的中央高层，没一人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最后，大家按照惯例举手表决。结果，毛主席孤掌难鸣。一气之下，他愤而辞去前线总政委职务，孤寂地离开了会场。

　　夜里，毛主席孤室彷徨，忧思难安。最后，他毅然披上衣服，提起马灯，冲进夜幕，沿着苟坝田间那条荒蛮小路，快速走了二里多远，来到周恩来住处。此刻，他心平气和，详尽地向周恩来分析了敌情。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在作战计划上签名。那时候，中央有明确规定，周恩来是任何作战计划的最后下决心者。一旦周恩来签了名字，原计划势必木已成舟，再难返回。那样的话，党和红军陷入灭顶之灾的悲剧有可能再次上演。后来，汇集各方面补充来的情报，证明毛主席的预测完全正确。

　　危难时刻，毛主席以自己超越群体的清醒与睿智，再次将党和红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五

　　1935年9月9日夜晚，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个人主义野心急剧膨胀，不仅一再反对并拖延中央政治局业已制定的北上方针，而且私下给右路军的陈昌浩发电，要他强制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一起南下。张国焘责令陈昌浩，如果中央机关与一方面军不同意，直接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的意图很明显，中央与一方面军必须听他指挥。如有违命，便采取强制措施胁迫。危急时刻，叶剑英首先获知电报内容。他感到事情重大且危机万分，立马借故离开陈昌浩正主持召开的会议，飞奔到毛主席驻地。毛主席一看电报内容，感到事态严重。他没有丝毫犹豫，当机立断做出决定。一边让叶剑英快速返回会场，将电报交给陈昌浩，一边紧急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连夜悄然引兵北上。

　　正是毛主席危机时刻的果决之举，避免了极其危险的红军内讧危机，再一次挽救了濒危的党和红军。

　　建国很久后，时隔几十年，一次毛主席与人谈起当年草地分兵时，仍不无感慨地说：那是我生平遭遇的最黑暗时刻。

　　2026.10.13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