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与失败的辩证法——读《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亡

　　另一个又无力诞生

　　——马修·阿诺德：《甜酿之诗章》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作者迈斯纳看来，毛主义的革命是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未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后毛时代的历史（至1999年）表明，执政党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障碍。

　　迈斯纳的历史写作有其鲜明的评判标准，在本书中是以“中共领导人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平衡当下主流的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也破除了中国官方历史叙事的迷思（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杂交的畸形儿）。另一方面，将某种观念作为评价历史实践的标准，却不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实践中的激进与妥协的辩证，事实上这也陷入了某种观念论的窠臼。诚如迈斯纳在书中引用的马克思的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革命实践尚且如此，对于革命实践的评价自然也应以此为标准才是。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迈斯纳对于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的执念上，迈斯纳认为毛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之一在于不愿意承认“建设政治民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p. 125）。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自由主义理论一样都强调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性，但马克思从来不会只在抽象的规范性的层面谈论问题。迈斯纳的精神分裂体现在，他一边在分析中指出社会主义目标无法在缺乏必要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实现，一边却又固执地认为毛的失败在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的要求。

　　迈斯纳引用阿诺德的诗句概括革命中国的历史，旧世界已然作古，理想中的新世界却迟迟没有现身。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新生的国家就像一个幽灵或是“无头的主体”，坠落在黑格尔《实在哲学》中所描绘的“世界之夜”。齐泽克在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英译本写的导言中指出毛的问题在于缺乏“否定之否定”，“没能把革命性的否定转换为真正的肯定的秩序：革命中的所有的暂时的稳定性都是旧的秩序的恢复”。官僚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作为“被压抑物”，在不断地复归中成为始终挥之不去的阴霾。汪晖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政党自身的“去价值化”与政党的国家权力机器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者说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与“共产主义设想”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这一矛盾贯穿于新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过程，至少在80年代以前，它几乎主导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历史实践。迈斯纳认为，工业化有自己内在的规则，毛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可以和国家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历史所提供的的教训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普舒同的分析同样指出，仅仅只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并不意味着消灭了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奠基的真正实体是劳动。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反身性地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中介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物化的、准客观的社会统治形式。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更重要的是要用另一种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苏维埃+电气化”并不必然等于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