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书苑签名书丨晚清改革五十年：终于讲清了大清灭亡真相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作者亲笔签名版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作家，资深历史编辑，十年原创经验，原为腾讯历史频道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颇有心得，现为“腾讯新闻·短史记”主编，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历史类文章。

　　内容简介

　　1861年，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并死于避暑山庄。为了壮大国力，摆脱面对西方的弱势局面，在慈禧和奕䜣的带领下，大清王朝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变革之路。

　　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总理衙门的创设、同文馆的建立、近代海关系统的引入、洋务军工企业的创办、外交使团的西行、广学会的成立、废除武举、昆明湖里练兵等事件，大清并未走向愿望中的强大，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帝国的灭亡。

　　在1861-1911这五十年里，有许多历史人物值得关注和研究，如缺乏理政常识的太后、连汉献帝都不如的光绪、被逐离政坛的恭亲王等权谋与争斗不绝如缕的清廷高层；还有深埋改革主张的冯桂芬、选择性“开眼看世界”的斌椿、时代的出局者徐继畬、身陷教案的曾国藩等有挣扎但又怯懦的官僚士大夫；同时也有挑战君权神圣的严复、要做陈涉的官二代谭嗣同等图变图强的有识之士；也有在天下观与国家观的碰撞时，作为惨淡时代中流砥柱，但又困于传统礼教之中难以自拔的乡绅；以及生活本就已经支离破碎、濒临崩溃的底层民众。

　　不是太后变了，是改革在变

　　济南时报

　　记者：“《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五十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五十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马勇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请您简略谈谈为何这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历史节点?

　　谌旭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先秦时代就有李悝变法、申不害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后世又有王莽改制、两税法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雍正摊丁入亩改革等。这些改革普遍可以归类为财政改革，也就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缺口(人力与物力)而启动的改革。

　　晚清改革则不然。这场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财政缺口，而是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融入到新的契约社会与国际法社会之中，并在这一接轨与融入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转型，也就是从皇权时代进入到民权时代。这是前所未有的课题，所以身在其中的李鸿章才会将之称作“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是晚清五十年改革史值得重新梳理并总结经验教训的原因所在。

　　记者：《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长达50多万字，引用和使用的史料卷帙浩繁，这本书的写作一定比前两部更艰难一些。为了写作这本书，您做了哪些准备?有哪些新史料、观点对您写作这本书很有启发吗?

　　谌旭彬：《大变局》耗时确实比《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更长。本书始于我个人对晚清改革的诸多疑问，如改革为何始终停留在引进技术与器械的层面，慈禧太后为何会从改革的支持者变为改革的阻力，面目模糊的光绪皇帝在这场改革中充当了什么角色，清廷在最后十年里实施的清末新政究竟有无改革诚意，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在改革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互动，诸如此类。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持续了约十年之久。写作准备上，除参考前辈史家成熟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外，主要重点关注近三四十年间新出的众多史料与论文著作。史学是一门不断推陈出新的学科，当代学者的研究进展应该成为每个历史写作者高度关注的对象。此外，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后知识界对中国近代转型问题的大规模讨论也对本书启发甚大，很多疑问正是发端于这些讨论。

　　记者：这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这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比较新的体例吗?为何会采用这种写作形式呈现晚清五十年?

　　谌旭彬：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布，但未将所有事件皆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绕该事件做集中的专题论述。自1861年至1911年，晚清改革持续了五十一年，本书也逐年论述了五十一桩与改革相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纵向上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横向上方便观察每一桩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

　　总体来说，采用这种写作形式，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晚清改革的复杂性。每个读者都会依据其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对历史展开专属于其个人的反思，我希望本书能够依托这种写作形式，使有意反思晚清改革的读者在史实层面能够拥有更丰富的细节和更明晰的线索。

　　记者：我看到这本书中直接引用了很多关于慈禧的史料，如1884年慈禧与史念祖的谈话，1889年与翁同龢的谈话，1906年与曹汝霖的谈话，书中也进行了解读。通过撰写这本书，您对慈禧有什么新的认识吗?我们之前对她的认识有无偏颇之处?尤其是她与光绪帝的关系方面？

　　谌旭彬：传统叙述中，慈禧太后在晚清改革中的标签是顽固派。我的理解略有不同。

　　首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慈禧太后曾表现出不同的改革立场。自庚申之变至中法战争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整体上支持改革。中法战争至庚子之变期间，慈禧太后渐渐变成了改革深化的阻力。庚子之变至其去世，慈禧太后对待改革的态度又表现为名义上支持清末新政，实则欲借新政之名重塑皇权专制之实，其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反对责任内阁，后又支持出台了通篇皆是“议院不得干预”字样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是明证。

　　其次，慈禧太后对待改革的立场之所以不断变化，不是因为慈禧太后变了，而是改革在变。中法战争之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缓和与列强的外交关系并引进西方的器械与技术，这有助于巩固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慈禧太后是支持的。中法战争被清廷朝野视为一场检验洋务改革成果的大考，其不赔款不割地而签订和约的结束方式让清廷朝野产生了同光中兴已经实现的错觉，慈禧太后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也随之变小。甲午战争击破了同光中兴的幻觉，要求改革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军事制度乃至军国大事决策制度的呼声随之出现。而在慈禧太后看来，启动上述改革很有可能会损害到爱新觉罗政权的稳定性，故始终对其持不支持的态度。庚子年之后，慈禧太后为了挽救政治声望，重新获得朝野官绅的支持并取得列强的谅解，迎合民意启动了清末新政，但其念念不忘的仍是重塑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愿意收缩皇权扩张民权，以至于连对清廷抱有很大期待、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愤然批评清廷乃“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简而言之，在维护爱新觉罗皇族利益这件事情上，慈禧太后的立场从未变过，她在晚清改革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是因为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方面的要求在不断变化。我们既不能将慈禧简单称作顽固派，也不宜将之视为改革的支持者，那样就不免要陷入翻案太过反失其真的境况。

　　至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在光绪皇帝成年之后，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关系，既有私人情感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立场与改革见识方面的缘故。鉴于亲生子同治皇帝游冶无度壮年早逝的教训，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抚养与教育甚为严厉，这种严厉让这对缺乏直接血缘关系的宗法母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感情裂隙，也造成了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既逆反又惧怕的矛盾性格。与慈禧太后只读过《治平宝鉴》这类帝王术著作不同，光绪皇帝阅读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尤其喜好阅读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出版的著作与刊物。这些著作对洋务改革仅及皮毛而不能深入到制度层面有许多批评，光绪皇帝深受其影响。这也导致甲午年之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改革问题上存在诸多见识层面上的鸿沟。慈禧临终前选择毒杀光绪皇帝，除了私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外，可能也与政见分歧有关。在慈禧太后看来，或仅就慈禧太后有限的见识来判断，她会认为光绪皇帝深化改革的主张并不符合爱新觉罗皇族的利益（光绪皇帝自然不会同意这种判断，他主观上也没有葬送爱新觉罗江山的用意）。这大概也是见识有限的爱新觉罗皇族不反对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主因。

　　记者：在我比较粗浅的阅读范畴中，读到过一些从小人物入手书写大时代的历史类图书作品，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写历史的掌舵者、大人物，与写小人物相比，这是透视历史的视角不同，还是不同的研究方法?

　　谌旭彬：据我理解，主要还是视角不同。写作视角往往透露出写作者在关心什么。中国的史学传统虽然非常浓厚，但长期以来所谓的史学不过是上层统治者的活动史。读者鲜少能从二十四史中感知到普通百姓的命运，尤其难以体察到上层统治者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决策会给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造成怎样巨大的冲击。从小人物入手去勾勒大时代的著作，则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点，可以更鲜活、更直接地窥见普通百姓在大时代里的选择与挣扎。

　　就晚清改革而言，固然不可避免要关注慈禧太后、恭亲王、光绪皇帝这些掌舵者以及曾国藩、李鸿章这类大人物，但改革绝非与普通人毫无关系之事，相反，改革会深刻地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轨迹。所以《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这本书也重点关注了普通民众在改革中的辗转腾挪。如清廷处理教案的策略如何让民间秩序趋于崩溃、清廷启动所谓的地方自治如何引起底层民众的普遍痛恨等等。历史写作可选择的切入方式很多，但最终都应该回归到具体的人，回归到具体的生活。这是我关于历史写作的一点偏见。

　　记者：接着上一个问题，不只是这晚清五十年，在漫长的历史中，在您看来，老百姓真正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谌旭彬：毋庸置疑，在秦汉至明清这两千余年间，百姓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庙堂之上的种种决策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相比满足普通百姓的期望，皇权更乐意去争取官僚集团与军事集团的支持。孟子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始终只是一个梦想。《商君书》这类专门兜售统治术的政治著作甚至公然说出了“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的话语。面对这种统治，百姓能做的主要是消极抵抗。

　　但消极抵抗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反过来影响历史的进程。如唐朝百姓为了逃避租庸调制度下的沉重负担，大规模抛弃田宅家园去做了“浮逃民”，致使唐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其统治，于是便有了中国税赋史上划时代的“两税法改革”，中国也由此从税人时代转型进入税地(资产)时代。

　　记者：根据您的写作经验，如何将枯燥的历史文献消化并输出为普通读者愿意阅读的文字，同时又不失文本的严谨，不使用猎奇的事件作为噱头?

　　谌旭彬：我想最重要的是诚实，也就是确保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自己确实能够切实理解。毕竟，以其昏昏无法使人昭昭。如果自己尚且一知半解，则绝无可能让读者感觉严谨通畅。只有吃透了历史文献，了解文献的发生背景，知晓文献内容的针对性何在，并廓清文献造成了何种结果，才有可能将枯燥的史料化为普通读者愿意阅读的文字。当然了，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境界，我远未达到，仍在朝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