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剥削、功绩社会与现代人的精神疾病

　　在《倦怠社会》一书中，韩炳哲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社会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在其中占据主导的是各种否定性的禁令。与规训社会相反，功绩社会越来越摆脱了否定性，“不断升级的去管制化进程取消了否定性”。规训社会的情态动词是“不允许”和“应当”，而功绩社会的情态动词则是一种积极的、能够打破界限的“能够”，或者是集体符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们可以办到！”。

　　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范式转化是实现生产最大化的“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规训社会的禁令规训法则对于社会生产的作用便达到了极限，妨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转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当然，从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规训的消失，功绩的主体依然接受社会的规训，但是他超越了规训法则。

　　规训社会的否定性，制造出来的“疯人和罪犯”；而功绩社会的肯定性生产出的则是“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对于现代抑郁症泛滥的现象，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等学者完全从心理的层面来分析，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他们将抑郁症的起因，归因于个体摆脱规训社会的禁令之后所拥有的过度的自主性和所承担的过度的责任：“当控制行为的规训模式让位于另一种规范时，换言之，过去通过权威和禁令分给社会阶级和两性角色，如今每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症就在这时开始流行……抑郁症患者没有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他在必须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尽。”而在韩炳哲看来，埃亨伯格等人注意到了功绩主体患有心理疾病，但却没有发现这种心理疾病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关系。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统治关系造成了一种基于自我剥削机制的“绩效命令”，并引发了抑郁症等现代精神疾病：“并非过度的责任和自主性导致疾病，而是作为晚期现代社会新戒律的绩效命令（Imperativ der Leistung）”。

　　在功绩社会中，人们不再受到外在的统治机构的控制，也不再屈从于任何个人，成为了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没有给主体带来释放和解脱，而是形成了一种“强制的自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绩效主体成为了自身的雇主，通过对自我的剥削以达到绩效最大化的目标。这种自我剥削甚至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