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评春晚小品：以平等态度看非洲，才是中国追求的国际秩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今天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让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人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使命，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可能做出巨大贡献的方向。而要真正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就应该超越那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观，真正树立起平等的国际秩序观。

　　今年春晚，反映中非关系的小品《同喜同乐》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它触及了关系中国和世界未来的一个大问题——富强起来的中国将会如何对待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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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喜同乐》这个小品的出发点固然有可取之处，是要歌颂中非友谊。但是在具体的情节设计上有很大偏差。有学者把这个节目同1973年马季、唐杰忠的相声《友谊颂》进行了比较。同样是修铁路，在《友谊颂》当中，强调了中国援建铁路是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工人在勘测过程中并没有像以前的殖民者那样享受特权，而是和当地人民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尊重，友爱团结，互助互利。而在《同喜同乐》小品当中，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心态，认为中国强大之后，非洲人就应该以仰视和依附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体现出一种不够健康的心态，也是与中国追求一种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秩序的目标不一致的。

　　(当然，这里首先指出的是，这个小品有问题，但是问题不在于“种族主义”。西方的种族主义话语，实质是用强调种族的不平等，掩盖了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西方表面上反对种族主义，并以此作为政治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各种族平等。在美国，尽管种族平等是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但是实际上黑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都很低。这说明，种族主义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是经济和政治问题)。

　　不以平等心态看非洲，这不是中国追求的国际秩序。这是由现代中国发展的道路决定的。如果回顾中非关系的历史，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中非关系的建立和深化，始于上世纪60年代。从一开始，中非关系就不同于西方殖民者和非洲国家的“殖民-被殖民”、“中心-边缘”的关系，而是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中国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打破西方大国对世界秩序的垄断，探索一条独立自主和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完成了对世界的势力划分。中国在这种国际格局中，既没有依附美国阵营，也没有完全依附苏联。20世纪60年代，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都进一步扩张、苏联谋求控制中国主权、美国希望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屈从于任何一方的压力，而是既坚持同两大国的斗争，又坚持重工业优先和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从而在60年代形成了“反两霸”的格局：既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又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穷国，同时反对两个霸权主义大国，如何做得到?中国共产党发挥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把眼光投向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中间地带”，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空前提高，中国支持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鼓舞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具备了对西方大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可以同西方大国进行平等的博弈，从而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打开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局面，促成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大国外交局面的突破。

　　1963年，毛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判断。认为：“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1]。

　　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体现的是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在这一大思路下，20世纪60年代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两个中间地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和中东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60年代又有了新发展，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在霸权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坚定选择了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帮助各国发展经济，使之摆脱帝国主义控制，走上真正独立之路，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真诚信任和合作。

　　20世纪60年代以后，周恩来反复强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197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及王后的宴会时说:“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应该平等相待。我们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从60年代开始，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新独立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全面而无私的援助。

　　在政治上，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1956-1965年间，在非洲摆脱殖民控制取得独立的国家达30个，中国对这些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都给予了支持。毛泽东先后会见数百位来自亚、非、拉的各阶层人士。刘少奇、周恩来等出访许多非洲国家。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和声明，公开支持亚非拉民族国家独立解放、反帝反殖反霸、维护主权的斗争。1955-1964年，中国同26个亚非国家建交。到1964年，同中国建交的49个国家中民族主义国家已占绝大多数，计30个国家。

　　新中国不仅给予被侵略国家以巨大的物质援助，而且不惜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曼德拉领导的南非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得到中国热情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复电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表示支持南非人民争取权力、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斗争。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亲美政权。但随即面临美国武装干涉的威胁，毛泽东对古巴大使表示：“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2]1970年3月美国侵入柬埔寨、中国支持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流亡政府，热情接待受到冷遇的西哈努克，发表声明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3]。”

　　中国根据自身情况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与条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并提供援助。20世纪60年代，中国先后与13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70年代，中国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同类协定。自1963年起，中国还向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4]。毛泽东还亲自拍板援建“坦赞铁路”，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

　　中国坚持在援助的同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期间，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核心是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此后，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积极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工业基础，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

　　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5、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6、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据国际市场价格议价，如有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保证退换。

　　7、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8、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既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也是基于共同的国际利益。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的旗帜，是经济利益和道义责任的统一。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中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受援国数量迅速增加。自1973年起，中国开始向联合国多边发展机构提供捐款[5]。

　　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时，就因为坚持道义责任，成为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的一面旗帜。直到今天，很多非洲人见到中国人，会发自内心的亲近。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离不开当年留下的外交遗产。

　　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自身遇到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都要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使得中国获得了超出其经济地位的政治地位，以穷国成为政治大国。这些政治资源和外交资源，在不久之后的70年代就获得了回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美外交关系的突破。

　　中国在整个六十年代，反对的最多的是美国，几乎所有被美国侵略、制裁的国家，都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但是，结果却是7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高的情况下，美国主动谋求和中国改善关系。这充分说明，在国际关系中，“义”和“利”是相通的，中国坚持国际正义，坚持道义责任，最终也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个民族只有自尊、自重、自强、自立，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世界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正是全球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高峰期，而且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的做法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公平化。

　　20世纪50年代面临的全球体系，是19世纪末的延续，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大了全球的南北差距，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殖民体系，缩小了南北差距，大量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这个时期是近代以来唯一的一段南北差距缩小的时期，也是唯一的一段主要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缩小的时期。这表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确实促进了南北的平等。

　　2013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的理念。他指出：

　　“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6]。

　　当前，世界上的一大主要矛盾，是少数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发展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迟迟难以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也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让发达国家占有过度的资本和资源，导致金融泡沫、产业空心化、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最终产生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是要缩小这种不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今天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让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人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使命，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可能做出巨大贡献的方向。

　　而要真正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就应该超越那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观，真正树立起平等的国际秩序观。一方面，面对比我们强大的国家，不妄自菲薄，像毛主席批评的贾桂那样：“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而另一方面，面对比我们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更不应该有高高在上的心态，幻想别人应该像有的中国人仰视美国那样，仰视和依附自己。

　　一个小品能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很好的。

　　[6]王毅. 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N].人民日报,2013-09-10(007).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共和国经济史”。江宇，察网专栏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