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从医疗改革谈起 ——我为什么写中国道路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必须正确地解读历史。

　　本书聚焦中国发展70年的重大节点、重要事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今天的道路、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改革开放何以成功、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21世纪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等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并根据历史经验分析了全球大变局的成因，解读了新时代的历史逻辑和依据，展望了中国下一个三十年伟大斗争的前景。

　　我为什么写中国道路

　　经过五年的写作和修改，《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终于同读者见面了。研究和写作中国道路是我长期的心愿，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庄严历史时刻，我愿把这本书献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写历史特别是现代史，是非常严肃也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并非历史专业研究人员，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首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出身，读书时也曾信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迷信西方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对党史国史和基层实践的了解，我逐步体会到，西方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早的动因。

　　这种体会最初来自对医疗改革的研究。2004年起，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李玲教授是中国最早倡导公益性医改的专家，她为中国医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付出，是我的榜样和楷模。

　　我在最初学习西方经济学时，也相信在医疗领域可以让市场起主导作用。然而，对基层的调研扭转了我的观点。在一些实施全盘私有化医改的地方调研时发现，我亲眼看到破败的农村卫生体系，看到医院为盈利不择手段，侵害患者利益。同时令我深受启发的是，在调研中，我见到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1965年毛泽东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由此带来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普及。由此挖掘史料，我又了解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创造了人民健康大幅度跃升的世界奇迹，而这同西方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是不同的。

　　以这些思考为起点，加上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关于医疗卫生改革的思路，主张医疗卫生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走公益性的道路，不能搞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医改。

　　形成这样的观点之后，我却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我发现，要纠正在医疗领域已经形成的对西方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迷信非常困难。

　　一方面，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对于消费、投资、价格、金融、货币等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有许多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其只能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约束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西方的卫生经济学就没有完整地解读公立医院的理论，美国的医改只能在私有制的环境下做一些有限的微观调整，而不可能像我国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对改革进行全盘的顶层设计。推而广之，西方也不可能提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因为西方并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实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许多经济学者仍然是市场万能主义的信奉者，这就对中国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困扰。我国医疗改革之所以遇到很多复杂情况，在理论上的混乱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很多具体问题的分歧，背后的认识根源都离不开对历史的总体认识。例如，一旦我们提出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建议，就会有“专家”反驳道：“你们年轻人不懂历史，当年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人民公社吃不饱饭，而包产到户之后，一放开，马上就吃饱饭了。”这种观点十分普遍。为了验证这种观点，我就去研究新中国的农业史，结果发现“一放开搞活就吃饱饭了”的观点失之片面。改革开放之后的粮食丰收，不仅得益于“分地”，也离不开改革开放前奠定的水利、土壤、化肥、良种等方面的基础。因此，农业改革远远不是“一私就灵”，更不用说更加复杂的医疗改革了。

　　以对医改的研究为基础，我又把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读书期间，我曾经协助国务院参事、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陈全训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调研中，我到过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国有企业，深切体会到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突破重工业和战略性产业的短板，才能让中国跃出贫困陷阱。这和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也是不一样的。在课堂上曾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违反了“比较优势”，导致经济发展效率低下。“比较优势论”套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却脱离了中国的历史环境。相应地，实行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生活资料配给制等特殊政策，在微观激励机制上有不足，但却是为实现工业化必要的制度安排，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不能简单地用改革开放之后的做法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不能简单地说成私有化、自由化的成功，最近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兴芯片之争等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的观点了。

　　上述零散的观点，逐步汇聚成系统的思考。我带着问题阅读了大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件、文稿、回忆录等，并强烈地感受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当代中国历史的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重大政治和现实问题。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套，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说不通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就是割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缺乏依据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必须正确地解读历史，这使我萌发写一本中国道路方面的书籍的想法。

　　吸引我研究中国道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舆论界特别是网络上的各种观点争论。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有的用前者否定后者，有的用后者否定前者;在十八大之前，有些错误观点的流行，导致今天的人们也对未来缺乏信心……这些讨论让我感到，是中国道路还是西方道路，是创造中国学派还是迷信西方学派，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十分关键、十分紧迫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增强人们的“四个自信”，首先要靠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整顿，同时也要用科学的观点解读中国道路，通过对历史的阐述，让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和坚持中国道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经过几百年才形成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搞了几十年。毛泽东同志说过，将来要写一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比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家底更厚了，经验和教训更多了，更有条件认识和探索中国道路。因此，系统地解读中国道路，是时代向全中国知识界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