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从医疗改革谈起 ——我为什么写中国道路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必须正确地解读历史。

　　本书聚焦中国发展70年的重大节点、重要事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今天的道路、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改革开放何以成功、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21世纪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等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并根据历史经验分析了全球大变局的成因，解读了新时代的历史逻辑和依据，展望了中国下一个三十年伟大斗争的前景。

　　我为什么写中国道路

　　经过五年的写作和修改，《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终于同读者见面了。研究和写作中国道路是我长期的心愿，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庄严历史时刻，我愿把这本书献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写历史特别是现代史，是非常严肃也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并非历史专业研究人员，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首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出身，读书时也曾信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迷信西方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对党史国史和基层实践的了解，我逐步体会到，西方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早的动因。

　　这种体会最初来自对医疗改革的研究。2004年起，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李玲教授是中国最早倡导公益性医改的专家，她为中国医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付出，是我的榜样和楷模。

　　我在最初学习西方经济学时，也相信在医疗领域可以让市场起主导作用。然而，对基层的调研扭转了我的观点。在一些实施全盘私有化医改的地方调研时发现，我亲眼看到破败的农村卫生体系，看到医院为盈利不择手段，侵害患者利益。同时令我深受启发的是，在调研中，我见到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1965年毛泽东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由此带来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普及。由此挖掘史料，我又了解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创造了人民健康大幅度跃升的世界奇迹，而这同西方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是不同的。

　　以这些思考为起点，加上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关于医疗卫生改革的思路，主张医疗卫生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走公益性的道路，不能搞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医改。

　　形成这样的观点之后，我却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我发现，要纠正在医疗领域已经形成的对西方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迷信非常困难。

　　一方面，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对于消费、投资、价格、金融、货币等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有许多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其只能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约束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