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我们能否理解浩然？

　　浩然先生去世之后，不少报刊发了文章。但这些文章除了怀旧（怀念浩然，或者怀念他们阅读浩然作品的感受等），基本上对浩然的评价还停留在80年代初的水平上，一般会认为浩然是个好人，或者对《艳阳天》、《苍生》有较高的评价，在肯定《艳阳天》时一般会认为其中对农村日常生活的描绘艺术价值较高，而“阶级斗争”理论则对之造成了伤害，等等——这基本上是80年代以来的“定论”了，但现在看来，这些似乎远远不够了，一些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触及到。在我看来，浩然现在所得到评价远低于他所应有的，而评价浩然，也需要农村研究、文革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等各方面的推进，而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评价《艳阳天》在“十七年文学”或“合作化小说”中的地位，我认为现在的研究还不深入，而这部作品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理论、文学生产方式等方面都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如何重新认识《金光大道》，浩然曾几次说过《金光大道》是他最喜欢的作品，这似乎不应该仅仅被视作是一种戏言或愤激之言，而应该理解并加以探讨；如何评价《苍生》与“自传体三部曲”的文学价值，这些作品很少被纳入到捌玖十年代文学的讨论之中，但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只有在以上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才能够整体上认识浩然，包括他的成就与不足，并由此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的透视与反思。

　　1、评价浩然的前提

　　评价浩然，并不只是简单地评价评价一个作家，而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学的重新认识，因为浩然与“工农兵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作品也与农村合作化的历史相交织，而同时这也涉及到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性等理论命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第一个问题，文学跟历史之间的关系。

　　我们评价《艳阳天》《金光大道》必然牵扯到怎么来评价农村合作化道路的问题。现在一些人对《艳阳天》、《金光大道》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历史上的“合作化”基本上是否定的。

　　但在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新时期以后党在政策上从未否定“合作化”，相反我们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建立在“合作化”基础之上的，而并不是单干或私有化，只是组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面临当前农村中的社会问题，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做小规模的“合作化”，重新组织起来，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以及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很难想象原子化的农民在市场中会有竞争力，只有组织起来 他们才可能与市场中的其他主体进行博弈，现在农村中出现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在保护农民利益与焕发其主体性方面越来越显示出积极性，就是一个证明。当然我们不否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体制存在一些弊端与问题，但从大的战略来说，“合作化”可以说是中国农民唯一的出路。所以对“合作化”的否定是毫无道理的，以此对浩然的作品加以批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此外，一项社会运动的成败，并不意味着反映这一运动的作品的成败，即使“合作化”失败了，那么《艳阳天》等作品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吗？似乎也没有这么简单，也并不是这么直接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