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默杀》票房大卖折射的社会心理
“电影于是就变成了纯粹的娱乐，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功能，就像是一种令我们兴奋的药物，药力发作时，有强烈欣快感，但药劲退了之后，除了有点头痛，什么也没有剩下，也没有营养。”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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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杀》，一部在马来西亚取景的韩影风的华语片，成年人看了，会产生一种又爽又恶心的观影体验，孩子们看了……，嗯，虽然现在是暑期档，但我建议最好不要带孩子看，因为过于血腥和暴力。
也许，中国应该认真考虑电影分级制了。
导演柯汶利似乎不太介意逻辑的缜密，只是以校园霸凌为由头，展开一场又一场残忍的仇杀——你们害死了我的女儿，我就把你们全杀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默杀》当然是一个“中国故事”，但导演却把背景放在了一个虚构的太平洋岛国，以至于故事发生地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华人殖民地：警长、校长等主流社会的人，都是华人，讲普通话，南太平洋土著的黑色面孔很少，并且只能做一些保安、保洁之类的边缘化工作。
从“唐人街探案”系列开始，把犯罪故事放在国外，似乎成了一个趋势，如《误杀》《失踪的她》《涉过愤怒的海》等等，都是如此。
这样的安排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顺带欣赏一下异域风情，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割断了罪案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与本土的联系，观众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与我们无关。
电影于是就变成了纯粹的娱乐，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功能，就像是一种令我们兴奋的药物，药力发作时，有强烈欣快感，但药劲退了之后，除了有点头痛，什么也没有剩下，也没有营养。
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些日本的罪案电影，如《砂器》《人证》等。
这些电影，都通过犯罪事件，讨论了一些严肃的社会问题，如《砂器》引出了对麻风病人歧视的社会现象，也含蓄地批判了日本社会的封建性；《人证》则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军占领日本期间，美军士兵（包括黑人士兵）与日本女性生下了很多混血儿，这些混血儿日后成了日本社会的一道伤口。
《默杀》是以校园霸凌为切入点的。
这些年，中国的校园霸凌问题也很严重，今年三月，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一位13岁同学，并埋尸蔬菜大棚一案，震惊了全国。如果《默杀》以国内某个城市为背景，不是更有促进反思与改善的意义吗？
02
《默杀》在气质上很像《周处除三害》。
简言之，就是用直截了当的以暴易暴，取代追寻真相，取代通过法律渠道实现正义。
在这两部电影中，体制、秩序的力量都处于一种比较边缘的状态，社会好像又回到了血亲复仇的时代，警察距离真相总是差一个街角，并且总是在为时过晚的时候才赶到现场。
这两部电影，在国内市场都非常受追捧。
《周处除三害》正式在大陆上映前，票房预测不过千万级别，因为这部影片去年10月在中国台湾上映时，票房仅为5000多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100万元，在香港上映时票房仅有200万元。导演黄精甫本人都认为这部影片是“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能大卖的作品”，所以对大陆票房，发行方设定的目标仅仅是“保5000万，争取破亿”。
但结果令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的最终票房是6.65亿，成为院线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
《默杀》的票房，目前看势头也非常猛，连续创造了单日破亿的成绩，上映六天，票房已接近5亿，最终伊于胡底，还很难说。
观众为什么喜欢看这种“把他们全杀光然后独自归来”的电影？
也许，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生活压力增大，“卷”得喘不过气来，人们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出口？
也许，是因为观众对既存秩序和法律是否代表了正义在潜意识里出现了怀疑。
无论如何，这种静水深流的社会心理很值得深思。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