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柳青诞辰110周年】丁玲：柳青《铜墙铁壁》版本修改中的“一”与”众”难题

　　原编者按

　　柳青小说《铜墙铁壁》的版本修改，是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中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症候性”现象。在今日推文中，丁玲同志对1951年第1版与1976年第2版《铜墙铁壁》进行了细致对读，并借助阿里克斯·沃洛克的“人物空间”和 “人物系统” 概念，揭示了修改所蕴含的深层美学困境：在“人民战争”的叙事框架下，如何同时完成“一个”英雄人物的塑造与“众多”历史主体的书写？文章指出，修改过程中石得富的英雄化升华，以压缩村干部和普通群众等人物的“叙事空间”、削减对其的注意力分配为代价，原本具有对称性结构的人物系统由此失衡，人民作为“铜墙铁壁”的集体力量，其呈现也随之弱化。这一发现不仅触及了柳青小说创作中“人物为经”理念与书写“人民战争”题材之间的内在矛盾，更彰显出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在文学表征层面构成的普遍难题。本文的探讨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史诗品格”并非源于对英雄个体的孤立拔高，而是建立在对“人民”内部复杂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之上。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4年第2期，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在人民书写和人物塑造的两难之间——论柳青《铜墙铁壁》的版本修改

　　文｜丁玲

　　《铜墙铁壁》是柳青的写作计划——书写陕北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的实现。 1948 年，柳青为了这一写作计划从大连辗转回到他更加熟悉的陕北，在途中，受到了陆定一的激励，又从当时在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处受到启发（ “粮食问题是陕北战争中最突出的问题”）。[1]到达米脂后，他做了一系列细致的调研和采访工作——访谈对象包括县干部、沙家店粮站站长折得富（故事主人公石得富的原型之一）、粮站会计以及许多对粮站情况有所了解的老百姓、亲历战争的民兵战斗英雄、村干部等，还走访了五个区的领导机关，到葭县的乌龙堡、镇川堡，下小馆和人们交谈，获得了数万字访谈内容。然而出乎柳青意料的是，扎实的调研并没有带来顺畅的写作，他常为改不出自己满意的细节而感到“才思枯竭”，因为他的采访对象们都是农民，不善于讲述细节，所以他只能描写战争的过程，却无法描写出人物的心理和情绪[2]。 这一写作困境甚至将他 “逼迫”到头疼欲裂，在医生的建议下中断写作。一番摸索之后，他选择了一个保守的策略——跟随当时文艺界 “平铺直叙” 的潮流， 把小说写成故事。 [3]同时在初稿的修改过程中，柳青看到了上海作家座谈《种谷记》的会议记录，评论家们对《种谷记》的否定让柳青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也影响到了他修改《铜墙铁壁》的状态，他觉得小说里的 “众多人物， 出场，相互关系，言谈取舍，用笔多寡” 都存在不少问题，只能以一种裁缝式的方式笨拙地拆补缝改着小说。 [4]直到1951年3月3 日，柳青终于将小说完成， 并于同年 9 月出版。

　　▴柳青：《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第1版

　　《铜墙铁壁》选取了1947 年沙家店战役这一历史背景，以主人公石得富带领群众兴办支前粮站等活动为主要线索，描写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的故事，并试图呈现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小说出版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其获得的诸多评价中，李枫1951年发表的《评柳青的〈铜墙铁壁〉》是较早的重要评论之一，此文对《铜墙铁壁》臧否各半，认为其思想内容具有积极意义，但艺术形象不够生动。[5]而王瑶、 巴人、冯牧、黄秋耘等论者则对这部小说一致做出整体性的高度肯定。[6]不过，柳青本人的判断可能反而更靠近李枫的评论，也就是有所 “不满”。他曾多次公开坦言《铜墙铁壁》是一部不成熟的小说，是 “多少年不敢再看一遍的东西”[7] “很可惜，这部小说的素材让我给浪费了，我没有参加这次战争，没有亲身体会，写出来的细节不生动，人物不丰满，有公式化 、概念化的毛病”[8]。 直到 1971 年， “激进革命”走向常态化，各期刊和出版社活动开始恢复正常，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考虑社里再版的第一批书籍安排时，将《铜墙铁壁》列入其中。在作家和作品都经历了严格的审查后，《铜墙铁壁》获得再版的资格，柳青也由此得到了修改作品的机会。此时距小说初版已过去二十余年，在这期间，柳青已经写出了《创业史》，也在文艺思想上有了更为成熟和系统化的思考（以《柳青随笔录》为代表[9]），再加上在1970 年代，不管是作品的出版和重版都非常难得， 连当时与柳青比较熟悉的一些作家都对《铜墙铁壁》的再版感到 “摸不着头脑”[10]，柳青自己则觉得《铜墙铁壁》的再版可能意味着其将会 “流传颇广 ”。 因此对小说的修改，他自然寄予了颇多希望。不过，从刘可风的叙述可知，经过大量修改后的《铜墙铁壁》却仍然并不尽如人意，“ 刚修改完，父亲轻松的脸上透出满意的神色。再读几遍后，他又深表遗憾地说: ‘那时打的底子，现在想让它有大的改观，很困难。’”[11]如此复杂的态度似乎重复了他长期以来对《铜墙铁壁》的自省式不满，但又夹杂着更多的情绪在其中。柳青为何会对《铜墙铁壁》修改本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自我否定？他对其满意在何处？又因何种困难而抱憾？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评价是否意味着在柳青的审美尺度上，《铜墙铁壁》的不成熟并不全然因为他 “没有参与战争和亲身体会”，而是暗示着他的理论性追求在革命战争的写作实践中遭遇了某种难以克服的难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也是本文希望能够通过《铜墙铁壁》两版本的比较和辨析深入讨论的核心议题。

　　▴沙家店战役（1947.8.18-20）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陕北战局的转折点

　　《铜墙铁壁》的修改由出版社和作家本人共同促成，出版方的修改意见一部分出自文学表达方面的考虑，另一部分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柳青很大程度接受了这些意见。 [12]虽然在柳青本人看来修订 “并未改变主要情节， 人物没有删减，只是作文字上的修饰和细节上的删改。”[13]但有学者曾统计，1976 年第 2 版与 1951 年的第1版本相比，实际“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修订的地方，大大小小有 “630 处左右，替换、删改、补充了许多内容”，标点改动也有 “600 处左右”。 [14]编辑何启治将之总结为九类：

　　一、文字上的修饰、连缀、润色。二、骂人的粗话。三、删去有损金树旺形象的一些文字。四、删去石永公害怕敌人的心理活动描写。五、删去石得富被敌俘获受到严刑拷打后想一死了之的一些所谓 “消极 ” 的描写,增加对他住家环境的带着亮色的描写(通过金树旺的观察),增加对他英雄行为的赞颂等等。六、在文字上注意表现石得富和银凤正确对待爱情生活，处理好革命利益和个人私情的关系。七、在文字上注意表现以石得富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积极备战,坚决支持我野战军反对胡宗南军队入侵边区的战争。 八 、删去一些啰嗦、多余的话：如删去原第五章关于筹备粮站人员配置的第一、第二种意见，直接把第三种意见作为区上的意见提出来； 又如第十二章开头删去兰英 、银凤向石得富、金树旺请示撤退路线(牵涉到陕北许多怪地名)的一大段交代性文字； 还删去一些关于战争形势的近乎概念的分析文字，等等。九、删去了每一章的标题。[15]

　　《铜墙铁壁》修改处颇多，所以对比阅读需要抓住一个源于文本自身的 “核心 ”。1952年，柳青在西北文联作报告时曾说有一位匈牙利读者给他来信，批评他书中的主人翁石得富的性格从始至终没有发展。柳青觉得这位读者的意见十分深刻，对他正在构思的长篇（指《创业史》）启发很大。 [16]不难推测，在修改《铜墙铁壁》时，如何赋予石得富成长性，让人物更加丰满，必然是柳青重点处理的问题。且纵观《柳青随笔录》，在写于 1958 年到 1964 年一百一十多条颇具理论强度的随笔里， 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在讨论小说人物， [17]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 “人物是作品的纲，纲张目明，纲张目明， 以纲为领，来处理题材，决定素材的取舍，才是第一重要之事。 ”、 “人物为经，情节为纬 ”等论见， [18]可见人物塑造是柳青小说创作的重心也是他关注的理论要点。 因此可以说， “人物 ”正是打开柳青写作秘密的核心要素，《铜墙铁壁》亦莫能外。

　　▴柳青：《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2月第2版

　　《铜墙铁壁》的人物网络建构并不复杂，明确提及并赋予姓名的共计 50 余人。而石得富在小说中出现的频次高达 800 余次，远超其他人物，是小说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依照政治身份和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其他人物则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党内领导干部，有毛主席、葛专员、区长曹安本、区委书记金树旺等；另一类是与他共同经营沙家店粮站的成员包括负责管粮帐的石永公、负责过斗的复员战士石永凯（外号疤虎）、行政主任石永义（外号二木匠）、合作社会计陈老汉和伙计张明正等人；还有一类是以银凤和兰英为代表的群众。第一类形象作为战争行动的策略者和直接参与者，同时处在石得富的领导者和教育者位置；第二类形象，可以将他们归类为村干部，他们既与石得富一同分担革命工作，又与石得富一样长期处于同一乡村共同体之内，是战争状态下乡民们能够依赖的政党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结合体，也是人民群众和党的主要连接点之一；第三类形象，她们既是石得富们行动的支持者，也因为在支军拥前的任务中占据着灵活的位置，是普通人民群众的代表。在每一类人物中，柳青都选定了一位人物进行较为充分的刻画，分别是金树旺、石永公和银凤 。区委书记金树旺代表党，他对石得富从怀疑到信任再到赞扬的过程，形成了英雄形象确立的几个节点；通过写粮站成员石永公胆小怕事的性格，强调了石得富的负责和敢于担当；通过写与银凤的恋爱，将石得富放置在个人恋爱与革命事业的矛盾冲突中，突出他的因公忘私。看得出，石得富成为诸多社会关系的交汇点，在故事的发展中，其他几类人物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他行动，这一规律也反向支配、限制着他们作为人物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因此，笔者将依次从中心人物和其他三类人物的改动情况分别展开讨论。

　　一 关于各类人物的修改情况

　　（一）关于中心人物的修改

　　《铜墙铁壁》里的石得富是柳青将三个人糅合而成的形象， “其中三个人都在四十岁上下，互相离几十里。他的模特儿（年纪、个性、外表特征和有类似的恋爱故事）是柳青（在米脂） 当文书的那个乡的民兵队长，事件发生时他已参军二年，听说已经当了排长。在沙家店办粮站的折得富[引用者按：另一个模特儿]有老婆和孩子，性格暴躁，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但是对敌斗争顽强得很。” [19]通过整理小说中的多处线索，石得富给笔者留下了如下的印象：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没读过书，揽长工长大；参过军，在军中领导过担架排，立过功，成了模范；如今在沙家店负责民兵工作， 正直到有股 “二杆子 ”劲儿，被推选为沙家店支前粮站站长。可以看出，他与任何一个原型都存在显著差异。再结合柳青曾谈过的《铜墙铁壁》的创作经验： “第一次听到一个村干部办粮站的故事，就被抓住了。乃至第一天接触到这个人，听了他讲自己的故事，冲动到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动笔，但接触了更多的实际，就改变了主意，写了《铜墙铁壁》。”那么，与其说石得富是虚构出来的，毋宁说是柳青调用 “米脂三年 ”经验把沙家店粮站的折得富发展成了包含更多社会生活内容的石得富，这样的人物才在情感、思想等方面更符合柳青对英雄人物的想象。

　　▴1954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出品的电影《沙家店粮站》的宣传海报，改编自小说《铜墙铁壁》

　　前面已提到，关于石得富，出版方提出的意见是 “主要英雄形象石得富还不够高大,光有朴素阶级感情,缺乏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觉悟” ，从版本对读可知，柳青对这一意见作了两种处理。一是改写石得富的情感机制，将可能妨害到其英雄气质的一些情绪剥离，如修改版第 223 页的“石得富看着连长那严厉的眼光，觉得同志批评的对,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样心急的心情 ”是由 “石得富有点怯乎连长那严厉的眼光，他只好又去拣起棍子”改动而来，将石得富的身体感性反应 “怯”上升为一种带有政治反省意味的直面批评和理性行动。二是为人物增补了几处心理层面的细节描写。在小说中，石得富因独自留下来处理剩余的粮食耽误了转移的时间，被敌人抓走，开启了成为英雄的关键阶段——个人冒险。石得富遭受严刑拷打这一情节，初版本是这样表述的：“他的背部和臀部已经麻木了。 只是心里明白：他这短短的一辈子要结束了。” [20]而在修改本里，柳青则突出了他的心理活动：

　　他的背部和臀部也有点麻木了。任敌人抽打吧!他死也不肯呻吟一声。 他心里明白:残酷的人身折磨，现在是他死以前必经的过程;因为他现在丧失了和敌人做斗争的一切手段，连想跳崖自尽也办不到了。他决心使他这短短一生的最后一天，和他入党以后的几年完全一致。他绝不在临死的时候给伟大的党丢脸。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思维范围。除此以外，他再连什么也想不起。 [21]

　　在表现石得富性命垂危这一情节时，初版本也采取了比较朴素和实际的言语：石得富在那片黑豆地里趴了一后晌。 “野战军什时才动手呢？”他时不时地看着大漠以北的的山里。 [22]而在修改版里，柳青则让肉体遭受极端痛苦后的石得富由什么都不想，消极期待野战军到来的普通民兵，变成肉身遇难但仍然积极在精神上制造 “胜利” 的英雄， 此段照录如下：

　　石得富在那片黑豆地里趴了一后晌。 这一后晌，石得富肉体疼痛,意识却清楚。青山、 绿水、 蓝天、 黄土, 以至于头顶上空掠过的飞鸟,他看得一清二楚,毫不模糊。他心里平静, 因为他在死前感到问心无愧, 用尽力了。 他很想继续给革命卖点劲;但敌人不让他活下去了。他在心里向需要告别的人，告别了生他的娘,爱他的银凤,亲他的得贵, 赏识他的葛专员,教育他的金书记。他们将活着,看见胜利。遗憾的是自己不能和他们在一块为革命的胜利尽更多的力。 … …[23]

　　结合《柳青随笔录》中的创作理念看来，此处的改动并不仅仅是对外界的批评作出回应。柳青多次在随笔里表示了他对人物心理描写的思考， “文学家剖析人的精神结构 ”、 “文学作品同时又是显微镜。生活中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细察的东西—人的精神活动的细微变化，被作者加以放大，展示人物的心灵状态 。”有了以上几处改动，石得富的心灵深度尤其是在革命意识这一层面上明显与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物区分开来，也使他的独特性得以彰显 。同时，石得富的政治身份在小说里也有了改变，他从 “党和人民的好榜样！”[24]变为了 “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25]虽然在当代小说表述里，干部的范围非常广泛， 并不仅仅指国家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中担任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但在这个语境里，称谓的变化则让石得富与其他人物的距离有了微妙的改变，即当作者在意义层面上让主要人物的身份认同更加靠近第一类人物时，形式上的叙事焦点从第二类人物和第三类人物中拉远也会同时发生，从而破坏原有的对称结构。此处所指的 “对称性”如难以理解，不妨采用一种数学的方式使其具象化，我们可在前述的人物分类原则上将小说的人物系统/框架—— “党和军队、 区干部—村干部—人民群众”——类比为一个等边三角形，把三类人物分别视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叙事网络的边缘即三角形的三条边，将主要人物定位在三角形的中心点/重心点，主要人物与三类人物都保持着相同的距离，且位于注意力的中心。在此基础上，人物结构设计蕴含的对称性及其改变、运动的过程也便可以加以勾勒了。

　　（二）关于第一类人物的修改

　　第一类人物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不仅是人物系统里必不可少的一类，还传递着作者总体的价值框架——通过在他们的对话言谈中插入大段政见和政治争论来予以落实。不过从前述可知柳青修改作品的核心动因并非是为了规避政治敏感因素，且他在修改中遇到的主要矛盾是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问题”[26]。因此，对这一类人物的讨论，笔者有所取舍：比如关于区委书记金树旺和区长曹安本政治性争论的删改、以及出于政治考虑对毛主席相关内容的处理，均溢出本文的讨论范畴；相较之下，同属此类人物的葛专员的相关修改，更值得关注。葛专员在小说的思想框架里也担任着党的代表等重要角色，且在叙事结构里有两种作用，他既是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个人物，还是主人公石得富的 “发现者”。

　　初版本第一章 “北线上 ”主要内容是葛专员去往沙家店指导工作，路遇运粮民工和敌人飞机袭扰，在民兵石得富的有力指挥下，众人脱离危险。此章的第一处重要修改是小说开头叙述视角的变换， “从作者叙述的角度变成了人物行动的角度” ， [27]如由 “顺着无定河东岸的咸榆公路上去，从绥德到镇川堡不过百十里路程。要是在平时，老葛同志骑上那匹大骡马 ……”改成 “早饭后，老葛同志从村东头一个砖瓦大门出来 ……”，这既可视为是柳青对李枫批评 “有些事情和道理，不是很好地从人物形象体现出来，而主要是靠着作者直接的讲述 ”的处理，也是他多次阐述过的 “对象化 ”理念的实践。柳青认为 “作品要感动人，作者必须在作品中把自己变成这个人物”[28] “不仅作家的五官感觉对象化，而且包括精神感觉对象化的功夫，决定艺术形象化的程度”。 [29]他将之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思想感情的变化”“大众化”作同一解释， [30]可见柳青意义上的 “对象化”确实并不单纯是形式化的“角度”问题，而与“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问题——‘作家的对象化’相关联”。 [31]值得一提的是，葛专员骑着骡子去沙家店主持工作这一情节，与柳青个人记忆里自己骑着骡子翻山越岭去沙家店收集采访材料的经历形成了虚构与现实的对应。柳青对骡子也印象深刻，还曾反省当时对它产生的感情让自己差点陷入物欲享受的陷阱里。 [32]由此，可以推断的一点是柳青结合了他自己的经历去写葛专员，所以在修改时，他将自己变成了葛专员，通过 “带有人物特定视角的描写”[33]代替了叙述者的描述。此种创作方法的顺畅运用不仅基于理论的自觉，还同时得益于作家已有的工作经验。因此，关于 “对象化 ”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技巧层面，还需延伸至意义系统进行探究，才能对有关葛专员这一人物的所有修改给予整体性的解释。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第一章围绕着葛专员发生了三组叙事，分别是他与通信员吴忠、与偶遇的农民和民工、与石得富，删改集中在前两组。吴忠只是一个表意型人物，他依附于葛专员存在于叙事之中，写他是为了塑造葛专员的人物形象，所以相关修改也是出于同样的意识。柳青将 “可是老葛同志制止通信员插嘴 “改成 “可是老葛同志很注意群众关系 ”、将 “而他（通信员）的想法却常常不合首长的意 ”改为 “ 因此他俩在这一点上经常不一致 ”。这几处改动删除了带有权力意味的 “制止” ，削减了两人之间的层级感，突出葛专员平等待人的品质。关于葛专员和民众的叙事，也有颇值得注意的几处修改：柳青多处把 “老葛同志 ”改成 “老葛”，但这一改动并不是笼统为之，而是有所选择，譬如将 “老葛同志沿路一处又一处和妇女拉罢话”中的 “ 同志 ”删掉是第一处，也就是当这个外来的专员身处群众之中并和群众互动时，他的身份才由 “老葛同志”变成了 “老葛”， 因为 “ 同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话语，指涉着人物的政治属性，相对来说， “老葛 ”则是更具民间日常生活气息的交流语言。这一细节修改与此章节里另外一处改动——将 “黄土路上踏起的灰尘里带着牲口粪便的气味，老葛同志用手帕蒙住他的鼻子，拍拍身边一个赶驴汉缀补丁的肩膀”中的 “用手帕蒙住他的鼻子”这一动作删掉——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即既突出葛专员这一人物遵循 “注意群众关系”的工作方法，又进一步表明其已然将此认知内化。柳青特意删掉了葛专员对牲口粪便味道的察觉和躲避，因为这意味着葛专员仍与农民对生活中的事物有认知上的区别和间隔。这些修改也让路遇敌军袭扰后，葛专员愿意和众人一起服从执行一位民兵的 “命令”与调遣也就是他 “发现”石得富的过程更具说服性。这几处微小但引人注目的修改意在完善葛专员的形象，必然受到了1973 年的 “平等 ”政治话语和气候影响，不过它们却也有力地表征出柳青 “对象化”理论的情感向度：在思考、讨论共同面对的战争时，农民们向葛专员打听，老葛也向民工们提问，任何一方都不因占有信息或知识而存在优越感， “首长—群众”之间的政治身份差距被搁置被忽略，因此葛专员的平等意识并不仅是源于既有政治观念的指导和某种看似“自然而然”的亲切感，还在于群众们在 “人民战争 ”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赢得了他发自内心的敬重。

　　葛专员与柳青同为沙家店的外来者，分享了相似的叙事位置，所以这一人物的塑造在柳青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思考后有了更好的处理。但在这篇以 “人民 战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里，在修改第二类人物和第三类人物时，柳青面临着的是一个更复杂的挑战，即在 “人民”内部，如何达成塑造 “一”个成长性主人公和书写 “众”多次要人物之间的平衡。

　　（三）关于第二类人物的修改

　　在小说的人物系统中，从社会功能来看，石得富本属于第二类人物，那么，他在叙事位置上被塑造成为中心人物，也意味着他从第二类人物中 “脱颖而出 ”。换言之，在第二类人物的叙事场域里，蕴含着英雄如何 “诞生”的过程，即寓意着他和这一类人物有质的不同的显现过程。石得富的主要经历围绕着主持沙家店支前粮站工作展开，起点是他成为粮站站长。这一情节在文中对应的是第五章，此章初版时名为 “和群众商量”。章节名中省略掉的主语是以区委书记金树旺为代表的党组织， “群众 ”意指沙家店粮站的工作人员，同时将石得富和第二类人物包含在内， “商量”的事宜是粮站的人员配置和任务分工。在初版本中，这里出现了四个方案（见《铜墙铁壁》1951年版，76-80 页）。首先由老陈向金树旺问询，金树旺则说明区里有两个意见，意见分歧在于石永公和石得富谁负责粮站，谁负责草站（小说在前文已经释放过一个信息：粮站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工作）。接着在石永公的推辞和众人夹杂着戏谑和玩笑话、沉默的一番商量后，由老陈（此处点明老陈在旧社会人家办婚丧事时常被请去当总管，在事务礼节安排上很会谋划）分析了六个人当下原来负责的事项情况，提出第三个意见（由曾有过领导担架排经验的石得富负责粮站，有肚疼病的石永公管粮账，疤虎过斗，草站委托给合作社由他和张明正负责，还有村里行政工作的二木匠则帮下忙），金树旺则对石得富能否担起粮站职责以及区里是否会同意这种安排颇感忧虑，石永公也怕自己管不好账多番推脱，老陈盘算之后又提出第四个方案（前几天由老陈带着石永公学习管理粮站的账目，石得富、石永义、张明正办草站，等石永公学好后，再由石得富去换下老陈）。 [34]修改本将众人商量的情节悉数删去，老陈的第三个意见被金树旺作为区里的意见直接提出。

　　如前所述，柳青对这一改动的解释是，删去第五章关于筹备粮站人员配置的第一、二种意见,直接把第三种意见作为区上的意见提出来，是为了删掉一些多余的、啰嗦的话。然而这三处删改却完全改变了第五章的情节基本面貌，初版本里提出粮站人员配置方案的是老陈，在修改本里变成了是从区上下达的决策。初版本中对于“石永公能不能拿下粮站的账续 ”最先发出疑问的是金树旺，改动后则变成了石永公自己的发问。也就是说在初版本里，富有地方经验、了解民情和彼此的群众不仅有高度参与权，而且还有提议权、决定权，在自下而上的互动和商量实现了群策群力。但在修改本里，石得富担任站长这一结果也从一个结合众人特点多方考虑之后的较优选择， 变成了更高层级组织的直接安排， 虽然给予了石得富使命感，却让群众在决策 “ 由谁负责领导粮站 ”这一事件上的参与作 “伪 ”，随着 “商量 ”被取消，群众的叙事空间也被挤压。

　　此外，在选举粮站站长情节中， 表面上石永公有能力和石得富构成 “竞争 ”关系， 实际上，石永公是作为石得富的对比人物而存在。前者家庭观念重 、胆小 、怕事、肚疼病会因为前线的战事情况时好时坏，这让其同时被赋予了消极性格和喜剧色彩。而他的性格与石得富积极、负责品质的比对也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处。呼应小说开头葛专员在路上偶遇镇静指挥民众躲避空袭的情节，柳青在尾声安排了石得富与领导者金树旺在路上重逢，在这次人物互动中，金树旺有了明确的情感倾向，表达了对石得富不顾个人安危保护粮食的肯定以及对石永公因为害怕而半路逃跑至他乡的不满。至此，在石永公从一个软弱但有喜感可理解的人物被彻底奚落为 “丑角 ” 的同时，石得富则作为英雄形象得到了党的肯定，标志着主人公的塑造最终完成。而在修改版里，在抬高英雄的同时，叙述者对丑角的态度也变得更加 “苛刻”，当石永公担忧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胜任工作，金树旺对他的回应直接变成了一句粗鲁简短强硬的“你要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员！”[35]，删掉了初版本里金树旺除了强调石永公的政治身份，还以 “万一合作社需要坚壁和转移物资的时光，粮站还结束不了，按眼前几个人看，还是只好用老陈先生的办法解决，到时候，我们不能把群众的财产撇开不管啊！”劝说动员，结合小说里金树旺的人物性格来看，初版本里他的反应是更符合常情逻辑的。也许正是因为章中改动后的内容与初版本的标题所指已相去甚远，柳青直接取消了所有章节名的设置，这种意识在第六章关于银凤的修改中更为突出。

　　（四）关于第三类人物的修改

　　柳青曾提及他发现古典名著会运用一个共同的手法，即每个章节从一个人物的角度来发展情节和描写细节，他也从《种谷记》就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方法。[36]因此，从《铜墙铁壁》初版本里的章节名设置——仅有两个章节以人物命名，第四章名为 “石得富 ”，第六章名为 “银凤 ”——可以看出银凤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重要人物。此处的 “创造 ”指的是银凤不同于葛专员、石得富等，她没有现实原型。这也导致沙家店的群众听了小说后，尤其觉得银凤这个人物“莫名其妙”。 [37]因此，在分析《铜墙铁壁》的人物塑造时，首先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要创造银凤。

　　▴电影《沙家店粮站》片段

　　银凤在第三章里先后实现了第一次出场和第二次出场。第一次出场是作为代表来区公署交军鞋的两个年轻妇女之一；第二次出场是在区长曹安本和区委书记金树旺商量讨论领导粮站的人选时，银凤成了曹安本口中与主人公石得富有私情的某女子——因为双方父母皆不同意，所以这段恋爱就变成了两人 “群众影响”不好的原因，——这也导致了曹安本对石得富产生了不信任之心，不想让他担任粮站领导人。银凤在第一次出场时和兰英一样，是两个无名者，是她们交上来的鞋和鞋底写的 “勇敢杀敌”、 “石王氏、刘桂花、尚素贞”等信息传递着她们的身份信息（属于拥军支前的群众，但似乎无需交待具体）。银凤先于兰英以一个特定的人物出现，即她的名字和身世在叙事中得以说明，并不是因为她在某一方面优越于兰英，而是出于服务于主要人物石得富的需要。第三章的核心情节是领导考虑粮站站长的人选，有两个候选人：行政主任石永公和民兵队长石得富，石永公的缺点是胆小、家庭观念重，石得富的缺点是年轻、领导经验不足，以及在双方父母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和银凤谈恋爱，导致群众影响不好。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银凤的身份、性格 、个人史经过他人的叙述得以详细呈现，换而言之，柳青需要通过矛盾来写石得富，就像他在《创业史》里为了写梁生宝而写改霞一样，因此从小说要接近尾声时，银凤才有了较为清晰的面貌特征—一张紫棠色的脸（石得富听了，脑里浮起她可爱的紫棠色的脸庞，幸福地笑了）[38]， 但这并不意味着银凤仅仅是一个派生角色，第六章专门以 “银凤”命名就足以表明在柳青意识中这一人物的重要性与主题的相关性。银凤和石得富的恋爱构成了小说中的一组矛盾，不过在银凤形象塑造这一议题上，矛盾的症结点并不在于两人的父母不同意两人的关系，而在于其他人（尤其是第一类人物和第二类人物）对两人关系的评价。矛盾的解决路径是因为银凤多次热情参加工作，区长曹安本、石永公等人对她的误会逐渐解除，随着银凤从矛盾中 “解脱”，她的真实形象也得以 “澄清”。这个过程原从初版本的多个章节都可以找到一些草蛇灰线。第六章主要情节是兰英和银凤接受区里命令，帮忙联络区里妇女收集鸡蛋水果、办水站慰劳从榆林前线下来经过沙家店的伤员，此章最大的改动是有三段被悉数删去，第一段是二木匠去告知两人任务时，他看到银凤时的一些心理活动，第二段是二木匠向区委书记讲述慰劳品苹果的原委（多由银凤爬自家果树摘来）,第三段是第 六章的结尾大战将临时群众们各自分工的场面刻画，其中前两段都涉及到了银凤，分别是对她的个性描写和对她热情参加支前工作的侧面表现。初版里的第七章写 “银凤有些害怕曹区长，不愿到二乡去，兰英去了；她到四乡给金书记去送（信）。”[39]呼应的是前文中的 “曹区长不喜欢银凤，认为是银凤让石得富影响不好” 。到了第十二章，在沙家店粮站首次遭遇敌人袭击的危急关头，兰英和银凤主动提出要带领村里的妇女在战争中参加工作，她们的革命热情打动了众人，石永公也因此逐渐消除了银凤是为恋爱而革命的猜疑，这段情节描写在初版本里长达三四页（193-196 页）。而在修改本里，第七章和十二章的这几个片段都悉数被删掉。如果凭借这些删改立论柳青有意 “削弱”他特意创造出来的银凤稍显武断，那么联系柳青在修改中也强调了石得富对银凤的 “遗忘”，也许可以更全面地探析柳青的用意。

　　第四章里，当区委书记金树旺想和石得富谈谈银凤时，柳青写石得富的反应，在初版里是 “石得富看见区委书记竟然并不生硬地反对他和银风的关系 ”，而在修订本里则变成了 “石得富显然没想到区委书记竟这样关心他自己的事”，主人公将注意力集中至 “他自己” 的背后，从而也有意无意地收拢了读者的注意力。在第十章里，写石得富去打探消息回来，向大家宣讲葛专员告诉他的消息时，银凤托兰英递给了石得富揩汗的手巾，对这一场景初版是这么写的：“他揩了一把汗， 漫不经心地把手巾还给兰英，似乎并不知道这是银凤给他的。”修订时 “似乎”一词被删掉。不难发现，在修改的过程中，不仅在结构上，叙述者主动将一些关于银凤的必要情节 “遗忘”，还在意义层面上刻意拒绝让银凤占据石得富的注意力，以凸显主人公在战争状态下，对革命事业有超出常人的专注，以 “忘私”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革命事业。但以上改动，同时也让银凤在人物系统里趋于扁平化，从作为个体的人物被削弱为抽象的服务于中心人物性格发展的功能性人物，政党再发现 、再认识群众政治参与的过程也被碎片化。

　　总言之，柳青对《铜墙铁壁》的修改，实际早已溢出了 “使得文气顺畅明达 ”的艺术范畴，触及到了小说思想主题的呈现，也让他创作中的政治—历史意味以及一些颇为缠绕的美学难题彰显。

　　二 “一 ”与 “众 ”：

　　柳青人物书写的美学难题

　　《铜墙铁壁》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敏锐地选择了将革命中国的重要创造—— “人民战争 ”这一政治过程——作为写作对象。 “人民战争 ”是在 20 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萌芽并逐步发展、调整、完善的，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念，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将其作为概念正式提出，具体内涵为 “人民军队的力量不仅来源于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本身，而且来源于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的群众武装组织的支持，来源于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配合，来源于解放区人民对军队全方位的支援 ”。[40] “人民战争”包含着广阔的历史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同时也还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柳青的写作既是受到理念召唤的结果，也是参与文化过程的行动。《铜墙铁壁》也曾被称为 “柳青探求史诗效果的最初尝试”，不过这位评论家同时也说 “但他选择了富有史诗性质的题材，然而并没有写出真正具备史诗效果的作品” 。[41]这一评论颇为恰切，1973 年柳青回忆最初写《铜墙铁壁》时，也说 “想用写《创业史》的手法，虽然尽心竭力，就是达不到。”[42]柳青所说的 “作家到生活里去发掘的是事物的本质， 而不是搜集事物的数量或去求平均数 ”“搜集材料的作家生活方式之所以不行， 因为它没有丝毫美学理论根据。”[43]应该就是对这次不太成功的创作实验的总结与反思，柳青意识在对本质的挖掘中，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而且是以生活深入作家为尺度 。因此他落户皇甫村，与皇甫村的人民群众一同生活，将自己创作道路的未来和他们的生存道路的探索扭结在一起，克服了语言系统的转述障碍，写出了具有史诗品格的小说《创业史》，也对社会主义美学理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不过值得追问的是， 修改于 1973 年的《铜墙铁壁》从在《创业史》时期形成的美学理论中获得了哪些启示， 又为何仍成为柳青的抱憾之作。

　　▴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单行本

　　《创业史》出版时，柳青特意加了一个 “出版说明”。《铜墙铁壁》再版时，柳青也开宗名义，增添了 “ 内容说明”，指出小说 “反映了毛主席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体现了 ‘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一英明论断 ”，将在初版本里还分散在细节之中的对主题的呈现明确提出，如 “他（葛专员）举出参军、担架、运输 、民兵等等的活动，来说明这个战争的人民性，胜利不是光靠军队来争取的……”[44]。从一些叙述视角突然跳跃成 “叙述者 ”和 “感知者 ”合二为一的全知叙述，比如由“这一夜大雨中的平静不过是酝酿着更紧张的行动 ”改为 “酝酿着历史性的行动 ”[45]。 可以看出受《创业史》的影响，柳青对《铜墙铁壁》的历史性甚至史诗性有了更强烈的追求，而石得富也确实被赋予了一些属于梁生宝的特质。比如在《创业史》中，柳青将梁生宝描写成党的忠实的儿子，在《铜墙铁壁》修改本里，他增加了类似的表述，并安排石得富来实现： “金书记，”石得富深沉地说， “我总觉着咱们这军队和人民，真是亲骨肉一般的关系呵。”[46] 在修订时，柳青还大量删减了石得富和他人争论的场面，凸显石得富不是一个好辩论的人物，而是一个 “行动者 ”，在此之前，柳青对梁生宝这一形象也作过类似的评述。[47] 但也不能因此就把《铜墙铁壁》的修改判定为皆是受《创业史》影响所致，如在《铜墙铁壁》初版本接近尾声处，银凤对石得富的心理认知是 “ 即使他和她成了亲，他也不是她独有的，他属于人民！”, 而在《创业史》第一部的最后一章里，在改霞审视分析她和梁生宝的关系时，第一句就是 “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 ”。可以见得，两个版本的《铜墙铁壁》和《创业史》三者之间存在着的多处互文，并不是简单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单向关系，而是因为它们都处在柳青 “探索新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 ”（《柳青随笔录》第 11 条）的创作谱系上。

　　▴柳青和皇甫村村民在一起

　　落户皇甫村时期，漫长的《创业史》写作和错节盘根的基层工作扭结在一起，成为柳青生活的全部，对于蛤蟆滩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柳青同时处在领导者（村民心中的柳书记）、观察者（将文学作为党的事业的作家）、参与者（皇甫村合作化运动的现实情况也决定着《创业史》能否写出来）的位置。在这多重力量交织的位置上，柳青找到了 “当代英雄人物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 ”，这思考的结果并不是源于既有理论的推演，而是在现实作用力下的凸显。虽然在柳青构思《创业史》时，已然意识到《铜墙铁壁》的不成熟与石得富的性格没有发展相关，但柳青却并没有以成长性人物的逻辑塑造梁生宝，正如李杨所言，梁生宝的 “新质 ”几乎是 “天生 ”和 “ 内在 ”的，也是 “反成长”的，[48]他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的获得，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 “天启 ”式的 、反进化论的。 [49]在柳青看来， 梁生宝是 “党的忠实的儿子 ” ， 而不是 “尼采的超人 ” ，所以他不需要成长、超越。 同时，就《创业史》而言，柳青既是作者，也是叙述者，还藏在小说人物的经历与性格之中—— “《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50] “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 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51]， 梁生宝这一人物，对柳青来说，不仅是主观的艺术和思想上双重 “对象化 ”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其原型王家斌也是在柳青的教育、指导下逐渐成长的农村干部，在某些关键时刻，他的行动来自于柳青的教导。小说内外，虚实之间，人物和作家的灵魂相互依存、鉴照、支撑，实现了柳青创作中前所未有的主体性的高度融合。[52]在此意义上， 《创业史》也是柳青的革命 “抒情诗 ”。此外，《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演变，因此小说虽具有回溯视角，但写作过程却与现实呈现出胶着和 “交锋 ” 的状况， 如柳青 1956 年开始既对高级社的具体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但同时也因皇甫村胜利社获得大面积丰收大喜中断《创业史》写作， 写下散文《邻居琐事》等[53]。 柳青对形势的发展把握不准，这使得他对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和农民命运的判断亦有暧昧不明之处。柳青说他将 “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放在次要人物身上 ”，毋宁说与梁生宝构成差异的次要人物如梁三老汉也承载着柳青思想中的不稳定，这一 “ 中间人物 ”因其思想中的矛盾和变化以及摇摆同样吸引了同时代读者的注意力，如在严家炎看来， “真正成功地把精神状态从发展中显现得惟妙惟肖的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对此，何翔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见解，即当柳青试图通过《创业史》为他的时代建立起一种整体性叙事时，他就既要塑造史诗英雄和他所象征的固定价值，又要面对人物画廊里那些 “内心钟摆的巨大摆动” ，《创业史》也由此具有了史诗和小说的形式张力。 [54]经验让柳青无法忽略这些次要人物，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次要人物的存在、那些梁生宝 “缺席的一些重要时刻”协调了小说与史诗的矛盾。 但对坚定地相信新会胜旧的柳青而言，超越心灵的摇摆，在忠实的状态之中，书写历史的必然，才构成被他视为 “党的事业”的社会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意义。这一意识深入小说的构造，则经由塑造一个强有力的英雄人物加以实现，因此尽管柳青承认梁生宝 “也有时候达到天真的程度 ”[55]， 但不管是在叙事构造的内部，还是在对严家炎等人的反批评中，他都毫不掩饰对梁生宝的爱护之情。 柳青 “探索新英雄人物”和 “人物为经/为纲/为轴”的双重理论追求的实践结果（《柳青随笔录》第 39、40 条）就是梁生宝，因此在修改《铜墙铁壁》时，他也聚焦到了同样作为英雄人物的石得富这一人物上，但小说内容的特殊性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却随之凸显了出来。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矛盾？在此引入和借助阿里克斯·沃洛克的“人物空间”和 “人物系统” 概念， 也许会对思考柳青的难题有所裨益。

　▴Alex Woloch，The One vs. the Many：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在《一个与众多：长篇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和主人公空间》（The One vs. the Many: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 中，沃洛克尝试构造一个解释人物生成（即想象性的人类之文学表征） 的新框架来解释大量 19 世纪小说的设计与意味。其阐释方法首先在于：将两种叙事学范畴整合起来，一个是人物-空间（个别人物与一个特定的空间以及位置之间特殊而引发剧烈情感的相遇），另一个是人物-系统（将多种多样的相互区别的人物-空间的安排组织——区别开来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操控，组织进一个统一的叙事结构中）。其中，特别凸显的一个要点是：分配注意力的重要性。沃洛克希望以下述分配基座/母体来重新定义文学人物生成：具体而特殊的个体的分散性表征，是如何与叙事持续性的划分注意力活动相关联的。[56] 正如沃洛克所言， “人物—系统是一种对于注意力加以分配的场域，作为个体的人物与作为结构之一部分的人物之间的对立在此框架中就瓦解了，因为，分配依赖指涉物，却需经由结构来发生。并且由此，赋予叙事形态一种内在的社会向度。”[57]这一小说设计的惯性导致了小说内部 “一”与 “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本质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 如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将伊丽莎白和仆人以及班纳特姐妹们置于了一种不对称的结构之中，但同时伊丽莎白的独特性又取决于后者的渺小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构成了此种叙事形式的来源和终点，因而侵扰了小说的史诗美感。[58]在沃洛克看来，虽然 20 世纪的叙事将自己定义在与 19 世纪现实主义规范相对立的位置，但 20 世纪小说实际上却在不断回归、 阐述和改造 19 世纪人物空间的问题，19 世纪人物系统的动态性持续影响着现代虚构小说的发展。 [59]沃洛克的这一结论看似有些冒险和绝对， 不过笔者却在柳青这里发现了相似的判断： “有些人，别人一指责作品缺乏艺术，就向十九世纪古典大师求救 。”同时，柳青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我也被人指责缺乏艺术，我要向群众生活和实际斗争求救。技巧主要是从生活产生的。” （《柳青随笔录》第 30 条） 富有意味的是， 从《铜墙铁壁》的修改来看，柳青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铜墙铁壁》里也有一个人物系统，但它与西方小说的 “发散式 ”[60]人物系统在视觉形式上不一样， 它是一个相互连接的 “等边三角形”，因为小说三类人物和中心人物在社会维度上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即战争。所以这一人物系统的关系缔结并不是松散的而是有组织性的，即没有处在三角形重心的中心人物存在，这一人物系统仍然可以以故事的形态成立，中心人物只是三边力量的交汇点，而不是作为小说黏合剂的中心装置。在我们希望作者能够构建一种分散的注意力模式，从而在解释历史时尽可能地做到叙述 “公平”时——这亦是沃洛克所关注的问题——这一点恰恰构成对 19 世纪小说人物空间的扩展和改变。而柳青以石得富为中心的修改，虽然促成了《铜墙铁壁》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稳定， 却也收缩了这种扩展性。

　　“人民战争”作为一种独特的 “政治范畴”，它以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军关系、党群关系为中轴，是创造新的有自觉政治意志的集体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个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 [61]不管是在人民还是在战争的向度上，其内在逻辑皆指涉着对集体叙事的追求和承诺即它预设了小说 “多主体” 的塑造，这与柳青以单一个体的主要人物/英雄人物为中心的理念并不契合甚至相悖，所以作家在组织叙事时必须做出某种妥协，柳青在共和国初期创作《铜墙铁壁》时遇到的处理材料的困难与形式的痛苦，其深层原因或许便正是与此悖论正面遭遇的精神表现。在修改过程中，柳青试图赋予石得富成长性来弥补艺术上的缺憾——需要一提的是，19 世纪以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形成的文学惯性之一就是在人物领域中，建立一个布尔乔亚成长式的主体作为主人公——因此将情节作为性格发展的历史，通过情节的再安排去表现理想人物的成长过程， [62]不仅为石得富增补具有心理深度的表达，也将叙事空间和注意力尽可能地转移、分配给石得富。从开篇关于葛专员的修改中，足见柳青已经意识到将作为社会生活伦理的 “平等”赋予小说并作为基调的重要性，然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他通过压缩作为 “众多 ”人物的叙事空间来将线索聚焦至石得富完全实现英雄化的过程，对主人公的 “偏爱 ”使得小说的人物系统变成了类似于沃洛克意义上的 “不对称人物体系 ”[63]，促使了小说结构性的不平等。 此种处理不仅造成 “众多”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缺失，部分情节在起承转合上的断裂，小说生活世界的延展性被限制等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在 “一个 ”理想人物的挤压下， “众多”—作为从人民战争中诞生的新的政治主体——失去有机性和主体性，被“驱逐”到叙事意义中心场域之外，这也反向影响了 “人民战争” 的内容表达。至此，《铜墙铁壁》两个版本的殊异之处以及修改逻辑已然清晰，柳青在刚改完《铜墙铁壁》和读过几遍后产生不同感受的矛盾所在也便不难理解了。

　　结论

　　“在文艺界看来，柳青同志是作家；在长安县人看来，柳青同志是政治家”。而柳青自己则觉得 “作家不能只是宣传家， 而且必须是思想家”。 [64]在柳青追求文学的道路上，虽有多重身份意识的自我引导、规定、形塑，但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抱负却是一以贯之的存在。《铜墙铁壁》初版本将 “人民战争”这一理念演绎成故事性小说，有志于把握时代本质的柳青，并不满足于将其呈现流于情节的形式， 因此，在《创业史》 “诗史”兼具的小说写法的启发下，柳青在修改《铜墙铁壁》时通过加强对主要人物的塑造转换了叙事结构重心。但在柳青看来的以主人公为中心所做的必要的情节删减 、修改，虽让故事被规整成了小说，用他的话来说是 “终于改成了一本书的样子”[65]， 却影响了人物和情节之间的匀称、和谐，让作为集体主体的众多人物更加单薄， “一个 ”与 “众多”的矛盾成为了小说新的症结所在，也由此限制了 “人民战争”的意蕴表现。将两版《铜墙铁壁》《创业史》和《柳青随笔录》联系起来对读，可以看到柳青人物理论在创作实践时的普遍性及其依赖作家现实经验的特殊性的两面。而当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小说人物设计的暗影是如何徘徊在柳青左支右绌的修改过程中并发挥作用时，我们也会对包括 “人民战争”在内的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以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者试图处理这些经验时所怀抱的愿景和面临的挑战，形成更为具体的理解。

　　注释

　　1 、2 刘可风 ：《柳青传》，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第 95 页 ；第 101 -102 页。

　　3 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 年，第 14 页。

　　4 刘可风 ：《柳青传》，第 104 页。

　　5《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97 页。

　　6 对王瑶等评述的概括，得论于学者罗成论文所提到的史料，在此不再作赘述，见罗成 ：《 “安心 ”的战争——作为建国史诗的〈铜墙铁壁》及其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

　　7 何启治 ：《文学编辑四十年》，第 4 页。

　　8 刘可风 ：《柳青传》，第 340 页。

　　9 刘可风 ：《柳青随笔录（1958— 1964）》，《现代中文学刊》2018 年第 2 期。

　　10 阎纲 ：《四访柳青》，载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大写的人》，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第 140 页。

　　11 刘可风 ：《柳青传》，第 341 页。

　　12、 13、 15 何启治 ：《文学编辑四十年》，第 5 页 ； 第 6 页 。 第 8 页。

　　14 龚奎林 ：《论柳青〈铜墙铁壁〉的版本修改及意义阐释》，《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

　　16 贺抒玉 ：《柳青和〈延河〉》，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大写的人》，第 154-155 页。

　　17 何翔 ：《从〈柳青随笔录〉再谈〈创业史〉里的爱情故事》，《长安学术》 2018 年第 1 期。

　　18 刘可风：《柳青随笔录（1958— 1964 年）》，《现代中文学刊》2018 年第2 期。

　　19 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第 24-25 页。

　　20、21、22 柳青 ：《铜墙铁壁》，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第 262页 ； 第 182-183 页 ； 第 267 页。

　　23 柳青 ：《铜墙铁壁》，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第 186 页。

　　24 、25 柳青 ：《铜墙铁壁》， 1951 年，第 328 页 ； 第 231 页。

　　26 蒙万夫、 王晓鹏 ：《柳青传略》， 西安 ： 陕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9 页。

　　27 、28 刘可风 ：《柳青传》，第 341 页 ； 第 179-181 页。

　　29、30 蒙万夫、王晓鹏 ：《柳青写作生涯》，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84 页 ； 第 84 页。

　　31 朱羽 ：《柳青的 “抵抗 ” 》，《长安学术》2018 年第 1 期。

　　32 、33 刘可风 ：《柳青传》，第 100 页 ； 第 160 页。

　　34 柳青 ：《铜墙铁壁》， 1951 年，第 75-76 页。

　　35 柳青 ：《铜墙铁壁》， 1976 年，第 55 页。

　　36 刘可风 ：《柳青传》， 160-161 页。

　　37 据柳青所言， 负责《铜墙铁壁》改编电影剧本的工作人员曾把小说念给沙家店的人听，他们大吃一惊，说绝大部分人和事都是没有过的。他们对银凤这个人更莫名其妙，说这本书 “酸 ”啦。见蒙万夫、王晓鹏 ：《柳青写作生涯》，1985年，第 37 -38 页。

　　38 柳青 ：《铜墙铁壁》， 1976 年，第 216 页。

　　39 柳青 ：《铜墙铁壁》， 1951 年，第 99 页。

　　40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038 -1041 页。

　　41 何文轩 ：《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第 413页。

　　42 刘可风 ：《柳青传》，第 341 页。

　　43 蒙万夫、 王晓鹏 ：《柳青传略》， 1988 年，第 15 页。

　　44 柳青 ：《铜墙铁壁》， 1951 年，第 44、 52 页。

　　45 、46 柳青 ：《铜墙铁壁》， 1976 年，第 126 页 ； 第 125 页。

　　47 在谈到《创业史》的人物发展时，柳青曾说 ： “梁生宝把他的全部精力和能力用在改造社会上，而不是在争吵、辩论、斗嘴上 ”，见刘可风 ：《柳青传》， 2016 年，第 407 页。

　　48 李杨 ：《50— 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52 -164 页。

　　49 张帆 ：《工业题材、 农村题材及其 “新人 ”想象的谱系——从〈百炼成钢〉 〈乘风破浪〉到〈创业史〉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 年第 1 期。

　　50 邢小利、邢之美 ：《柳青年谱》，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74页。

　　51 柳青 ：《永远听党的话》，《人民日报》， 1960 年 1 月 7 日。

　　52 关于此一观点，程凯已有文章得出相似结论。 程文通过社会史视野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梁生宝的 “理想性 ”关涉到现实生活中重柳青对于原型王家斌的 “培养 ”与提升， 本文此处则重在结合柳青自述等史料，在 “对象化 ”理论基础上探讨作者与人物生成与塑造之间的情感关系。 见程凯 ：《 “理想人物 ”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 “梁生宝 ”形象的再审视》，《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 年第 3 期。

　　53 洪子诚 ：《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文艺争鸣》2018 年第 1 期。

　　54 何翔 ：《 再读〈 创业史 〉： “ 史诗 — 小说 ” 的文体难题和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谱系》，《长安学术》2016 年第 2 期。

　　55 蒙万夫、 王晓鹏 ：《柳青写作生涯》， 1985年，第 95-96 页。

　　56 、 57 、 58 、 59 Alex Woloch，The One vs. the Many：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3; p.17; pp.43 -124; pp.43 -124.

　　60 见赵薇 ：《 网络分析与人物理论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 年第 2 期。

　　61 汪晖、罗岗等 ：《20 世纪中国革命与作为政治过程的 “人民战争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62 柳青 ：《理想人物及其他》，蒙万夫、王晓鹏 ：《柳青写作生涯》，第 100-102 页。

　　63 Alex Woloch ，The One vs. the Many ：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p.321.

　　64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大写的人》，第 138 、46 页。

　　65 何启治 ：《文学编辑四十年》，2001 年，第 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