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对杀医案反思的再“反思”

　　北京民航医院杀医案发生之后，媒体特别网上上文章铺天盖地，众说纷纭。从开始指责凶手发展到指责医院。最后大多数矛头都指向了现有医疗体制。特别是昆仑策网站1月1日刊载了李光满同志的《关于医疗市场化的十八个反思》。他把《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著名心学管专家胡大一教授的采访谈话归结为十八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杀医案本身是个案，但这个个案表现出来的医患矛盾确是普遍现象。但医患矛盾的根源既不是医生、医院，也不是患者，而是现有的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正如胡教授本人所说：“医患冲突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这几十年的医疗体制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采取的是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而近30年的变化，我认为是不恰当地把医院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后，就出现了很多巨无霸医院对医疗资源的垄断。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

　　胡教授1970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线从事医疗工作，亲眼目睹了40多年医疗改革的全过程。他把医疗战线改革内容、过程及前后变化、后果讲得清清楚楚。李光满同志概括为《十八个反思》。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反映医疗战线几十年改革的一个真实过程。笔者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职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此做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正如毛主席所说，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你就有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的越多，你的成就就越大。因此，笔者在《十八个反思》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反思”。

　　一、从“十八个反思”反思“医疗改革”的本质

　　医疗市场化改革之前的状况和医疗价值观念

　　《十八个反思》及访谈录中从杀医案引发的医疗改革问题。既然是“改革”，那么就涉及到医疗战线“改革”前的医疗状况。《十八个反思》提到医疗改革之前的状况是：

　　“在工作的早期，医疗设备是最简陋、最落后的，药品是非常匮乏的，但是医疗体制的模式是最先进的。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分级医疗，那时候就拥有最好的分级医疗。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从人员到设备，分级医疗合理。设备配置清晰，人员分配也清晰。回忆起当时，觉得很有幸福感和成就感。那时候的这套制度太先进了!现在这些反而成了我们对未来的追求。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药，但是医患之间非常和谐。病人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哪儿会有医患矛盾啊!”

　　“在头三十年我经历了非常美好的当医生的经历，那个时候的很多东西依然经典”。

　　那个年代“医学看的是人，是有病痛的人，而不是病变。”

　　医疗改革之前的医生价值观念：

　　第一是“工作上患者健康至上”。第二是“医学的目的不能变，必须要预防为主”;第三是“医学的社会责任不能变。”“医疗服务不是办大医院，为了让干部、富人能看好病;医疗是让人人能看得起病，实现公平可及。”

　　“胡教授母亲认为，患者是衣食父母，医生所有的价值感都体现在为病人的服务中，你的学习也是在患者身上进行的。她开处方，永远不开那些没有用的检查，她的原则是有效，在有效的前提下要便宜，她不想愧对自己良心。看病的时候，首先会想他不需要啥，不会将不需要的东西开给病人。”

　　第二，近几十年医疗如何改革的呢?主要表现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的具体内容

　　其一是改变医疗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属性：首先改变了患者健康为上的原则，变为医院赚钱为上的原则;其次改变甚至完全抛弃了了“预防为主”的医学目的，把“治病为主”作为医学目的，而且希望患者越多越好，病情越重越好，没病看成有病，小病看成大病。“过度医疗”就是这种医学目的的典型表现;再次改变了医学的社会责任，让少数干部、有钱人看得起病，让大多数人和穷人看不起病。完全失去了医疗社会“公平”原则。

　　其二是把计划经济经济的免费医疗制度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以赚钱为主要目的产业性质的医疗体制。“近三十年来将医院的发展推向市场，导致许多巨无霸医院对医疗资源垄断。医院是靠从患者身上赚钱来增加经营收入、买设备、盖房子、发奖金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希望将来医生可以获得有尊严的收入。”“医生的本职就是看病，应该让越会看病的医生收入越高。”

　　第三，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具体结果：

　　一是把医疗服务变成完全的商业模式后，导致医患双方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

　　二是整个医疗体制只有技术，没有服务。最终推动了少数医院对医疗资源的高度垄断。

　　三是大医院绑架了其他医院，所有的医院不得不在这种一赚钱为主要目的的体制上狂奔。

　　四是这种体制把所有的医生妖魔化，也都成为受害者或者牺牲品。

　　五是现在医院天天想赚钱，医院和患者不是医患关系而是商业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医疗的三个属性，医疗服务被异化了。

　　六是产生过度医疗现象。

　　七是医生不可能“预防为主”，帮助病人做行为的改变——去告诉别人怎么戒烟、怎么运动，这个是没有费用的。甚至有的院长说：“胡教授，你让病人前面预防，后面康复，我们还怎么能够赚到钱呢?”

　　八是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医疗只注重生物技术的干预，不重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心理社会因素，必然走向对生物技术的过度迷信、崇拜。技术崇拜、科学主义成为现代医学的弊病，医学本身的先天不足就成为过度医疗的一个巨大推手。

　　九是导致患者普遍抱怨，每个病人就诊时间只有三到五分钟，从门诊到手术台，整个过程就像生产机器的流水线，人完全是生产线上的一个东西，没有情感，和医生也没有时间进行交流。医患矛盾越多，矛盾越来越激烈。

　　十是导致会使用先进技术的医生越来越多，医生技能越来越高超。但医生却忘记三个回归，即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医学的人文没有了，医生把医疗只是当一个技术活来做。大家也不再重视临床。要在病人床前度过足够的不眠之夜，足够的时间才能学会看病。医生的基本功有很多方面，首先就是问诊，问诊是看病的基础，不仅是询问病情，更是情感的交流，让患者觉得你这个人可信、可靠。

　　十一是丢弃了医疗的服务性质的本质。做医生就是要热爱医疗，我觉得医生也不需要叫苦叫累，当你回归到服务者的角色的时候，你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与此同时，得到的报偿也是理所应当的。在这个大环境下，我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服务，使我的患者不被过度医疗，这是非常大的幸福感。做医生，不替患者说话和考虑，你当医生干啥?

　　十二是导致医患双方的无奈与悲哀，甚至激化，导致杀医事件发生。杀医事件有偶然性，但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是医患矛盾无奈、悲哀甚至激化的典型表现，同时也导致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对杀医事件的扭曲认识，反过来把本是同根生的医患两个群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医闹’这个词的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激化对立情绪的词汇，而且非常不严谨。这样的词被频频使用以后，不是在和解，而是在激化医患矛盾。”“动不动就严打‘医闹’，警察也进了医院，不但没有看到事情平息，而且越演越烈。”

　　十三导致医患双方观点和心态的扭曲变化。胡教授母亲认为，患者是衣食父母，医生所有的价值感都体现在为病人的服务中，你的学习也是在患者身上进行的。她开处方，永远不开那些没有用的检查，她的原则是有效，在有效的前提下要便宜，她不想愧对自己良心。看病的时候，首先会想他不需要啥，不会将不需要的东西开给病人。胡教授母亲特别强调随访患者，患者随访必须要成为医生的职业习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一次看好病，这样才能有好的医患关系。看病是一个过程，必须要随诊。不成熟的医生知道干什么，成熟的医生才知道不干什么。我敢跟患者说“你不用做支架”，因为这是我随访的结果。但现有医疗体制下，这些正确的观念和方法都丢弃和改变了。

　　最后，《十八个反思》又把胡教授采访谈话提炼摘要简化为三点：“一是医疗市场化给整个医疗体制和医疗行业带来的异化，二是医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丢了服务这个根本。三是医患是同根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寻找医生救疾，一个是为病人救死扶伤。解决以上三个根本问题，回归医患关系的本质，医生以服务者的心态去救死扶伤，患者因为获得救治而对医生感恩，这才是根本，至于医疗市场化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我们对待普通老百姓的态度问题，是医疗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医疗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不要说医患关系会越来越激化，而且整个社会矛盾也会越来越激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从《十八个反思》反映的“医疗市场化改革”的三个方面的实践的改革内容、过程及结果究竟检验出社会主义的免费的医疗体制是真理，还是现有市场化的的医疗体制是真理呢?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近几十年出版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上都这样解读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含义，即在原有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改革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不适应的方面。但从《十八个反思》一文中揭示的改革之前的医疗战线的基本状况是基本好的，医疗价值观念也基本是正确的。当然也存在较多问题，如毛主席揭露老爷卫生部问题。毛主席时代就开始了医疗改革。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医疗改革的具体表现。但近几十年的医疗改革不是在原有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医疗体制进一步推向前进、进一步完善化，而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医疗价值观念和医疗体制，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免费医疗制度改变为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市场经济特征的医疗体制。六·二六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等前三十年医疗改革的新生事物和积极成果全部抛弃和枪毙了。由此造成了《十八个反思》中揭露出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实际生活上，这种“医疗改革”的严重后果比《反思》中揭露的还要严重。我想任何一个到医院就医过的人都能够切身体会这种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及其恶果。这是社会主义的“医疗改革”吗?这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社会主义的“改制”，是以“改革”为名把“为人民服务”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医疗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为名实则以赚钱为少数人服务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的医疗体制。这是倒退，是复辟，而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前进。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医疗改革”是彻底失败的实践，失败的实践证明了其“医疗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和改革内容、过程完全是错误的。同时也从反面证明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及改革的一系列思想和措施才是正确的千真万确的客观真理。

　　面临这种“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恶果，个别当政者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认识问题的真正根源和探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而是提出一个极其荒谬的理论“改革中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本身是“改革”中造成的，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指导思想、思路、方法改革下去，岂不是问题上再加问题，积重更加难返了吗?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念，实质是把中国的“改革”继续引向邪路、歪路、直至彻底毁灭、死亡。表明这个当政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气味，没有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完完全全、地地道道是一个典型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二、从“医疗改革”本质反思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

　　“医疗改革”是几十年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从杀医事件折射的医患矛盾的深层次的根源即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的医疗体制状况的严重后果的实践过程，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医疗改革”是失败的改革，其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和过程、结果都是错误的。那么其它各行各业的改革呢?

　　老百姓意见最大的方面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把这三项改革称之为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医疗改革”失败，教育改革呢?住房改革呢?同样也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把计划经济时代的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彻底推向市场。其后果笔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网络和部分有良知的媒体揭露的相当之多了。老百姓的感受也太深了。普京讲过，如果一个政府把医疗、教育、住房当做产业作为拉动社会GDP增长的措施、手段，是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政府。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复辟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还在实行免费医疗、教育和住房。而我们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把这三个领域彻底推向市场，不要说是否有“党心”，究竟是否还有“良心”吗?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彻底市场化，而且私有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树立“分田到户”的小岗村的所谓“改革典型”开始的。这种“改革”的前提就是原有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养懒汉，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没有生产效率。小岗村土地一分，产量上去了，吃饱饭了。但几十年小岗村始终没有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如果说，小岗村改革前，吃饭靠吃国家的返销粮。改革开放后，小岗村发展仍然依靠国家的大力扶持和送钱送物，至今其本性未改。而当时当政者把全国几乎所有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强行解散，只有少数村庄在坚定的头脑极其清醒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抵制下，保留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典型的华西村、周家庄等。也有在分田单干后短短几后就意识到单干之路是农民的死亡之路，迅速又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之路，如南街村等。全国有1000多个村庄至今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其近几年，许多农村已经开始纷纷组织农业合作社。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充分证明小岗村为代表的私有化改革是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完全是一条农民致富的光明之路。城市改革也是从私有化、市场化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仅引进大量外资企业，而且把几乎中小城市的国有企业卖个光。某些原国有企业的书记、厂长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实则资本家。甚至某些地区还卖医院、卖学校，如那个原宿迁地区的仇和书记就成为以卖国有企业、国有医院、国有学校出了大名的“改革典型”。同时各种国有企业大量裁减工人，90年代的“工人下岗”潮流就是那个时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的一道风景线。虽然当今还存在某些国有的大型企业，一是其比例远远比不上私有企业。二是这种企业的生产也完全纳入到市场化的道路上，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赚钱为主要目的。三是企业内部管理已经完全抛弃了毛主席时代的“鞍钢宪法”和大庆管理经验。工人已经从主人翁地位完全沦为雇佣受剥削受压迫地位。四是企业内部已经不主要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权分配、按资分配，按与领导关系等分配方式。分配差距完全拉大。五是某些国企还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实则还是进一步私有化改革。实践也已经完全证明，农村和企业的所有改革也是失败的改革。也是以“改革”为名，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中国当今社会出现的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污染严重、道德沦丧、人格扭曲等所有社会问题其深层次根源几乎都是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但当时的大讨论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是他们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歪曲为“唯一”标准，完全否认已经被实践检验正确的科学真理在说明和论证新的真理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科学含义，用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唯心史观解读“实践”。由此把这个扭曲的真理标准思想作为他们“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解放思想”不是从被科学的实践检验的错误理论中解放出来，而是从被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毛主席晚年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由此必然对改革开放前的“客观现状”做出歪曲的理解。如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前，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人民温饱得不到解决，百业待兴。这实质就是根本否定了毛主席时代的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如同否定那个时代医疗卫生战线的巨大成就一样。同时，他们的“改革”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不是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而是直接间接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形形色色的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拿来。这样的“改革”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吗?如同“医疗改革”一样，是“改制”，是复辟，是倒退。而我们的某些当政者却把这种荒谬的“改革”理论与实践称之为“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它同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如此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荒谬论断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我们党不忘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吗?

　　2020年元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