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胡适：所争者主义，而非私人
他们曾经是师生，他们曾经是朋友。
他们曾经为改造中国并肩战斗。
他们因理念而结交，他们因理念而殊途。
毛主席与胡适之，一个时代的风流人物，他们的故事是时代的故事，是历史的故事，是国家的故事。
毛主席生于1893年12月26日;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
他们相差两岁。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这一年，毛主席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阅读一些中外历史、地理书籍和报刊，特别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读了又读，甚至能够背诵下来，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11年春天，毛主席又到了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了半年书，在那里，他又读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接受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分不清这些革命的新领袖与康梁的区别，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他的政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3年，毛主席入湖南省师范学校读书。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毛主席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的工作。
1917年4月1日，毛主席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撰写的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
毛主席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那个时候的毛主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想脉络，各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交织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湖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师范毕业前夕，毛主席与朋友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创立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1918年6月，毛主席在迷茫中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这年8月，他陪同赴法工读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到了北京，通过老师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图书佐理员的工作，每月8块大洋的工资。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这段日子，他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中拜访求教，组织在京的学会会员到北大文科大楼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
但他仍在彷徨，仍在“找出路”。他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还跟一个北大学生常常探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对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了，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政治活动上，他的思想追随的仍然是胡适这些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他出版《湘江评论》，成立文化书社，组织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组织平民通讯社，组织湖南建设协会，意在用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改造思想和社会。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杂志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倡导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19年7月14日，由毛主席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他在创刊宣言里也表示反对急烈的改造社会的方法，而主张“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他对于湖南本着输入世界新思潮和共同研究问题的目的而成立的健学会很是赞赏，认为它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
他为北京大学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总则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他洋洋洒洒列出七十一大项应该研究的问题，包罗教育、女子、国语、孔子、东西文明会合、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国家制度、宗教制度、民族制度、劳动、海洋自由、军备、国际、人种、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等等。虽然这份章程只是一种拟划中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实施，但它也是呼应了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倡导的。
他计划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改造社会，建设新村，起到一种模范作用，他对此充满了憧憬：
“吾人于南通县之自治教育，亦艳称之，则又所谓‘模范地方’也。所以然者，效验既呈，风树乃树，世人耳目，咸集注之。诚欲转移风化，自宜养成一种势力，而此种势力，宜抟控而切忌涣散。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为了办好学校，他还专门去拜访了胡适，向他请教办学的目的与计划，根据胡适‘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了自修大学章程，请胡适审定改正。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1920年，是毛主席思想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
那一年，他组织驱张运动，参加湖南各代表团联合请愿行动，作为与政府谈判的六位代表之一，赴京请愿。之后，他给胡适寄了一张明信片：
“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那一年，他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
那一年，他创办文化书社，在“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书之重要者”名列中不仅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幄欧洲文学史”，还有“胡适短篇小说”，书社销售的书目里，还有胡适的《尝试集》，胡适在毛主席心中，占有着很大的份量;
那一年，他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共产主义的书籍，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他说“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一年，他付出极大的热情搞“湖南自治”，结果却不甚理想，这让他看到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那一年，他的思想倾向了社会主义，将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那一年，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毛主席在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回顾了他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说：
“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 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 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 、一九二一年的事情。”
中国的思想界在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初期处于风云激荡的大变动时期，东西文化交会融合而产生的新思潮在孕育、在萌动、在酝酿、在躁动、在分裂、在组合、在重整，处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因观念的分野在重新找寻自己新的阵营和战友，一些思想的盟友在分化瓦解，渐行渐远;另一些思想联盟在聚合，蓬勃生长。
1922年5月14日，胡适在《努力周报》联名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一个“好政府”，建议有正当的机关监督政府，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1923年4月10日，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主席在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杂志创刊号发表文章《外力、军阀与革命》，对中国国内各派进行分析，他说：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 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 ，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 。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显然，毛主席已经把胡适划入不革命的那一派了，毛主席的眼里，胡适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适了，不再是那个“我的模范”了，他们已在不同的路上疾走了。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开始了人权运动;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1930年4月，他在《新月》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提出所谓“五鬼闹中华”，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此文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辩护，被鲁迅斥之为“出卖灵魂”，更因后来胡适表示“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被鲁迅指名叫骂：“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鲁迅与胡适这对曾经的新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走上了唇枪舌剑，奔上了对立的战壕。
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武装革命的道路好奔跑，正在进行井冈山的斗争，正在建立苏维埃政府，正在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枪杆子的殊死较量。他无暇参与国统区的文化论战，又或许，他仍然把胡适当成那非革命的研究派吧，即便在提到胡适的时候，也主要倾向于善意的揭露和轻度的批判。
1936年9月22日，毛主席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 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他意欲联合一众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
他统此致讯的名单里面，还有胡适之先生。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到群众中去，他说：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 ，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
毛主席在这里所提到的胡适之的八不主义，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滥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 ;不避俗话俗字 。
1939年2月，毛主席就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 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说 明 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 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他论及文化偏向问题时说：
“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欧美派的文化人”虽然没有明指，但说的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希望文艺界工作者喜欢看群众的东西，他说：
“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 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专门家中有这种观点的多。胡适之的书，我们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墙报、 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出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 那就是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
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要求老干部要关心新干部，团结新干部，他引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一句话说：
“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抗战胜利后，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主席发过一封电报，希望毛主席“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中共作为第二大党参加选举，电报末句“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的胡适，已经完全倒向了国民党一边，充当起了蒋介石的说客，在他看来，如果中共不放弃武力，必然导致毁灭的命运。从此，胡适彻底走上了毛主席的反面，他已经不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了，已经成了跟蒋介石一样的反动派了。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在“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电报中，要求拘捕战争罪犯，他说：“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 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
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中国大陆前往美国，之后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创办《自由中国》。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在文章里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一直标榜自由、民主的胡适，也曾为自由、民主而振臂高呼的胡适，最终以反动派的帮凶的名声仓惶地逃之夭夭，他为什么会从一个革命者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人?这与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对他的分析和研究非常准确，即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 也是形而上学”，它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他对美国、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包括他对社会的观察，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是个人的自由与民主，不是大众的自由与民主，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当他认为一种思潮或一种制度会影响自己个人的自由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自然的抗拒，投向更有利于自己个人主义的一方。毛主席曾经说这些欧美派学者“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正是揭开了胡适这些文化名人的画皮，揭示了他们的精神本质，这种本质进而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政治选择、立场选择，在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的时候，毛主席仍想最后挽留胡适一把，传话让他仍当北大校长或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还是执拗地走了，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1954年10月开始，毛主席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身在美国的胡适也比较关注对自己的批判，他收集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比较认真地做了批注。有人说，这场批判运动的起因是胡适在某一场合说当初按照毛主席的水平是考不上北大的，于是毛主席便非常决断地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胡运动。这样的说法考察问题的角度，显然也是受了胡适哲学思想的害的，是一种庸俗的形而上学。
早在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而胡适的思想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就绕不过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因为胡适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就连陈伯达这样的中共宣传工作者在自己的哲学文章里都要引用胡适的论述，其影响之广、之深，由此可见，毛主席本人也曾长期视胡适为学习的模范嘛。
1949年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都显示，美国将会一直对中国进行“捣乱”，他们依靠的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胡适又恰恰是“民主个人主义”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话都说这样的份上了，怎么能不让人警惕?批胡，也是出于防范美国“捣乱”、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
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发出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两个年轻人李 希凡、蓝翎写的《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 红楼梦研究〉》两篇文 章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在信中说：“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 。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 》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 山东大学的老师 ，获得了支持 ，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 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 ，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 ，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给以反对 ，不能实现 ;结果成立妥协 ，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嗣后，《光明 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 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954年12月28日，毛主席在给哲学家李达的信中，对李达的两篇文章《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给予了肯定，他说：“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七届六次全会上介绍了反唯心论的斗争，他指出这个斗争“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他说：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末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7年2 月 16 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他说：“我们有些同志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间生长出来，只能从对敌斗争中，并从对立面中吸收合理的部分，才能生长和发展。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莺齐飞’”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发动叛乱，宣布西藏独立。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 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 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 。他讲，据他看，这个‘ 革命军’( 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 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 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 并不‘ 小心求证’，只有‘ 大胆假设’。”
1959年4月28，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在这份稿件中，毛主席再次批驳了胡适的不当言论：
“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地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 ，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
从毛主席留下的文稿看，从西藏平叛对胡适的谬论进行批驳之后，毛主席就很少提到胡适这个名字了，他的“大胆假设”已经让他堕落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了，他的思想不仅没有任何地步，反而是在在大踏步地后退了。而毛主席的思想却在不断实现超越，他在思考着人类的未来。他们思想的差距愈来愈大，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价值和可能性了。
1921年1月28日，毛主席在致友人彭璜的信中，表露了自己做人的原则：
“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主席与胡适之争，即是主义之争，所争者主义，而非私人。那些认为毛主席因为一句话而发起对胡适批判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站位太低，他们无法企及毛主席的高度，只能用这种庸俗的论调来大胆假设，看起来是在贬低毛主席，其实贬低的却是他们自己。用句时髦的话讲，就是太LOW了。
从历史上看，胡适的思想是有其合理的成份的，毛主席也并不否定，要不然胡适不可能成为青年毛主席的模范，对于全面抹杀胡适的做法，毛主席也并不赞同，还表示要写一两篇文章来补救一下，但其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也是与人类的民主与自由不相融的，它必然会滑进反动的泥潭，投靠强权，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霸权统治的思想工具。多少年来，胡适这面大旗又被一些人扛起来了，这与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陷入低潮的大环境有关，此消彼长，这是规律。同时，也必然与美国寄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这一历史旧梦有关，别忘了毛主席曾经的警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毛主席与胡适，表面上两个人的恩怨，潜行其中的是主义之争，是道路之争，是中国的方向之争，尽管胡适活着的时候到处说什么“少谈些主义”,其实他也是最讲主义的，他只是不喜欢共产主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