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忠泰：1951年《毛泽东之歌》骤然停播

　　1941年，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创作了《毛泽东之歌》(卢肃作曲)。这首歌问世后，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时。1951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所作的“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三位。由张春桥作词、卢肃谱曲的“献给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是一首优秀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边区传唱开来。曲作形象地概括了抗战的艰苦，深情地歌颂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此后，这首颂歌在各解放区和一些国统区的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

　　《毛泽东之歌》的内容：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张春桥的文采斐然，由此可见一斑。公正而论，张春桥是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文人政治家。

　　1951年2月11日，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在《人民日报》发表《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

　　周巍峙在文中指出：“用诗和歌曲来歌颂和赞美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描绘领袖的英雄形象，表达人民对领袖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感情，这是很光荣的但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文艺创作的内容方面，周巍峙指出歌曲对毛主席的歌颂，必须正确认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严肃批评了只见领袖、不见人民的现象。

　　周巍峙说：“我看了二十几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毛主席衷心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领袖的伟大就依靠于他是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领导群众在十分艰巨与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人民对领袖的情感，善于选择某一侧面、某一角落来描绘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热爱领袖的情绪。”

　　二十几首歌唱毛主席的歌曲，不会都是仅仅为了歌功颂德。周巍峙否定那二十几首歌曲，毛主席只会支持而不会反对周巍峙。开国领袖的胸怀，就是这么宽广。

　　周巍峙还举例：“陕北民间诗人孙万福曾用‘高楼大厦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这两句话歌颂毛主席，‘蟠龙卧虎’要依靠‘高山’，‘高楼大厦’要从‘平地’建起。这样他就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了，而不是把领袖写成了‘超人’与‘救世主’。”

　　周巍峙文章指出：“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同时，文章还插入曲谱图，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指出其“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分”。

　　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春桥的答复。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可以看出，张春桥不仅“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并立即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当时已经是《解放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张春桥，对和自己职务大体相当的周巍峙的公开批评，并未恼羞成怒，也未辩解，而且态度诚恳，言辞周全。

　　张春桥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当淡定成熟的。可谓谦虚谨慎，思维缜密。

　　对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还写了编者按：“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周巍峙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不会毫无缘由。如果他出自公正，那么就是非常可贵的事情。头年秋季，周巍峙曾经推广了东北边防军炮1师5连政治指导员麻扶摇负责草拟的出征誓词《中国人民志愿军赞歌》。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样，五四运动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人民领袖毛泽东，自己心里总是装着人民。9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51年4月20日，上海音乐家协会就曾经召开关于歌颂领袖的歌曲创作座谈会，讨论《毛泽东之歌》。

　　195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发表吕骥写的《为创作更多更好的群众歌曲而努力——谈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毛泽东之歌》再次被当作“靶子”受到批评。不过，这一次有更负盛名的《解放区的天》“陪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歌曲，其实不一定都是抒情歌曲，确实有些不健康的成分，是以个人的、陈旧的、轻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乐观的、健康的人民情绪。曾经广泛流行过的《解放区的天》《毛泽东之歌》就是明显的例子。固然缺乏分析地随便给某些歌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不恰当的，但是因此放弃对于有严重缺点的作品的批评，同样是有害的;那样要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及各种庸俗的思想情绪就会得到发育的温床，抒情歌曲就有走向灰色的、颓废的道路的可能。”由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深明大义，文艺界民主气氛才会这么浓厚。在毛泽东时代，吕骥和周巍峙一样，可以心情舒畅地发表自己的文艺观点，没有顾虑。

　　《毛泽东之歌》早已停播，而《解放区的天》至今却保留着。这种情况比较耐人寻味，然而大家认真思索就能恍然大悟其中原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不是个人崇拜。那时候吕骥和周巍峙都可以自由发表个人观点，批评《毛泽东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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