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别被“美国创新源于市场自发”的谎言迷惑了
近些年，针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攻击性评论中，“举国体制”一词常被一些美国媒体拿来作为攻击点。然而，美国二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恰恰来自于自身的“举国体制”。
一、美国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举国体制”
与单一国有制和计划体制下“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不同，如何建立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这一问题是决定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另一关键是“市场重于技术”）。值得说明的是，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在二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来自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1957年10月，苏联先后将“伴侣号”等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标志着苏联航天技术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经超越美国，美国以核武器优势抵消苏联常规军队和武器优势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正式失败。美国为之举国震惊，朝野陷入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改组其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不仅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也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这种军民融合的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纳入了“国家安全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美国的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就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来说，如何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举国体制、军事与民用、基础科研与创新商业化三大关系问题，是建立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但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国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马祖卡托的畅销书《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和布洛克主编的英文著作《国家创新：美国政府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有力地破除了这些误区。
目前，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两者在创新方面的作用上存在许多神话。例如，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公共部门是低效、迟滞的，私人部门是富有活力的，企业是创新主体。但前述两本英文著作的研究却揭示出，苹果手机背后的任何一项关键技术都是获得了政府资助的，虽然近年美国苹果公司在各类“全球最具创新精神企业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布洛克的书揭示，1971年至2006年间，在被《研发杂志》的年度奖选中的88项最重要的创新之中，有77项——或者说其中的88%——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提供的研究支持。此外，生物制药产业75%的新发明出自依靠公共资金维持运行的实验室。又如，另一个流行的神话则是风险资本是创新的开拓者，但前述两本英文著作却揭示出：风险资本经常是在政府投资并承担创新的主要风险之后才进入的。奥尔斯瓦尔德和布兰斯科姆的研究证实：政府为发展初期的技术企业提供的融资相当于“创业天使”的全部投资，而且是私人风险资本投资额的2~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