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五卷 谁主沉浮 第220章

作者: 东方直心 日期: 2018-09-12 来源: 红歌会网

220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

  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

  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话说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的家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丰泽园里(关于毛泽东搬家一事,众说纷纭:有说在5月间,有说在6月;李敏说是在7月,吴冷西说是在9月中;卫士周福明说在8月23日,姑且采用多数叙事中的地点经过说,即9月21日说)。

  原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整修,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叶剑英等了几天,见没有回音,就专门到双清别墅去找毛泽东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意见。他见叶剑英走了,就对周恩来说:“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

  周恩来含笑说道: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有原因,这个地方连个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无奈,便说:

  “好,不谈就不谈。”

  他见自己无法说服毛泽东,就只好去搬援兵了。

  这一时期的情况是:刘少奇一进北平,就到天津去参观访问,拜亲访友,忙作一团;接着又去苏联多时,才刚刚回到北平。朱德一直忙于参观、游览、访问、谈话。任弼时因病魔缠身,完全脱离工作休养,不多出门活动。只有周恩来一人几乎每天进城办公,与各方联络,处理问题。毛泽东每天除了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外,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和处理前方战事问题,经常往来于香山与城内之间,工作很不方便。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设在中南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是设在中南海里。他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是为了工作方便,减少从香山到城里路上的往来时间,更主要的还是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中南海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

  周恩来请朱德一起来同毛泽东谈搬迁的问题,他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老总啊,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朱德说:

  “是啊!否则,我们现在就造办公大楼也来不及呀。”

  毛泽东当然也不愿意大兴土木再为党中央新建办公楼房,他听朱德如此说,就只好说:

  “这样看来,我还得少数服从多数啊!”

  中南海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诸朝,作为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御苑,已有800余年的历史。

  中南海坐落在北京故宫的西侧,在文津街北海大桥以南。它有中海、南海之分,合称中南海。明清时期,中南海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太液池。总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约700亩。

  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建筑群叫丰泽园。丰泽园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秀丽而幽静。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

  丰泽园的正门是一座楠木大门,大门上方横挂着一块棕黑漆底的大匾,上面刻着“丰泽园”3个金色的欧体汉字。横匾上方正中有一块乾隆皇帝的大方印印迹。

  在丰泽园大院内,又分为一些小的建筑群,如颐年堂、菊香书屋、春藕斋等建筑,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内,除了毛泽东一家外,还居住着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各家,住着许多工作人员和战士。在丰泽园大院之外,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一家;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一家。

  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内。

  最初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位领导人是林伯渠,他住在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也在这里临时休息,毛泽东在东屋,周恩来在南屋。他们的办公地点则在颐年堂。毛泽东是下午进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饭,晚上8点多返回双清别墅。周恩来比较了中南海的各处房屋,他觉得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综合条件比较好一些,就和林伯渠一起腾出来,让毛泽东一家居住。

  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地方只是一个过厅,就是菊香书屋的前门,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的湖水,穿过这个过厅才是菊香书屋的院落。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坐北朝南标准古朴的长方形四合院。进入院内,呈现在眼前的是几株百年松柏,金黄色的琉璃瓦房顶掩映在绿荫丛中;地面上有南北东西两条小径,交叉成十字,把院里的草坪自然的变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的布局很严谨: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5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 房屋高大,跨度也大,显得非常宽敞。正中挂有“紫云轩”匾额的一间,是个过厅。东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寝室。不过,她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南房。另一间与西厢房北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也就是书房。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又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有一墙之隔了。

  东厢房5间,中间是过厅,毛泽东和全家人在这里吃饭。毛泽东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里。北侧两间相通,且与过厅相通,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南边两间不通过厅,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把门开在东厢房背后的夹道内,是一个储藏室。

  西厢房5间,正中一间是挂“菊香书屋”的穿堂过道,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北侧两间相通,且与北房的藏书室相通,是毛泽东的书房。南侧两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做活动场所,乒乓球室。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5间。正中是穿堂,南可去南院,北可回菊香书屋院内。南房东侧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穿堂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洗漱室;西侧两间,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曾分别住过。

  南院的东房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宿舍,后来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霞,她是照顾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住在里屋。李敏、李讷和刘思齐也曾住在这里。毛岸青、毛远新也曾住在南院。

  叶子龙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住在一个叫含和堂的院子里,和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紧相连。

  毛泽东的书房,简朴而雅致。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10英尺高的地方。房间里放着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罩着台布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大木板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书,另一边是痰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或休息时,常去照料他种的蔬菜。

  在刚整理书屋的时候,因为书房里的一个大沙发要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于是由李银桥指挥着几个卫士来搬沙发。由于沙发太大,门却比较小,李银桥他们几个试来试去,就是搬不出这道门,没有办法,只好又将沙发搬回了原处。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

  “怎么没有搬出去?”

  一名卫士说:

  “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了看卫士,在沙发边来回踱步,他时而望望沙发,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脚步,慢条斯理的问道:

  “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卫士们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

  李银桥招呼一声,大家又干了起来。卫士们这一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终于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时,不时笑着望望卫士们。他一见把沙发搬出了门,便走过去问道:

  “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一名卫士说:

  “没错,是先盖起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

  此时的菊香书屋,还摆着许多盆鲜花。毛泽东对阎长林说:

  “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便布置,我不干涉。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儿了,少摆几盆花,再摆一点松柏树就行了。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们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地方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效仿,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

  阎长林马上指挥人搬走了鲜花,在院内的十字路口处,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凉台上放了两盆绿草。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不是很好嘛。我不是不喜欢花,现在摆得太多了不太合适。”

  一切都整理布置好了,唯有厕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毛泽东的办公室和住室附近,都没有厕所。现在的厕所在后园里,毛泽东要到厕所去,要走上很长一段路;况且来开会的人和来访的客人上厕所也不方便。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们一起研究后,就在毛泽东办公室后窗的地方按卫生间的标准盖了一间平房,再把办公室的墙开了一个口装上门,与卫生间相通,这就方便多了。毛泽东高兴地问: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

  阎长林说:

  “这是我们和修缮队一块研究的。”

  毛泽东说:

  “这样就方便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香书屋院里的房子,以前是烧地炉子取暖的,因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为了用热水和冬天取暖,修缮队在各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片,又在靠近毛泽东办公室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一个小锅炉房。这一天,阎长林正在行政科领东西,一个卫士慌慌忙忙找到他,把他拉到屋外,紧张地说:

  “主席发脾气了,哨兵被罚站,正在院子里站着呢。”

  阎长林一听就说:

  “我回去看看。”

  “现在你先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了,你也要被罚站的。”

  “我不能不回去,罚站也得回去。”

  阎长林回到菊香书屋,见值班哨兵果然直挺挺地在院子里立正站着,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回到卧室休息;哨兵让修锅炉的工人停工,可工人说:“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谁知他一不小心,将一个水管砸在了洗澡盆上,“当啷”一声,把毛泽东惊醒了。毛泽东穿着睡衣走到院子里,怒气冲冲的对哨兵说:

  “你知道我睡觉了,你们还用这么大的声音把我惊醒,你给我立正站着!”

  哨兵见毛泽东发脾气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好立正站着。毛泽东见他这样,又说:

  “好吧,你就在这里站着,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

  毛泽东回到屋里,回头往外看了看,见哨兵还在院子里站着,就改口说道:

  “你不要站着了,回去吧。你要写检讨,为什么知道我睡觉了,还弄这么大的声音?”

  阎长林赶紧走到哨兵跟前,说:

  “走吧,再站着主席又该生气了。”

  阎长林带走了哨兵后,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王敬先做了汇报,又召集警卫班开了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完会,阎长林等毛泽东起床了,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

  “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有意见了。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工作中有缺点,改了就好,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后来,小锅炉建好了,毛泽东洗澡也很方便,他说: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用脸盆端水,擦完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从卧室到办公室,必须经过院子中心。阎长林向毛泽东提议说:

  “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一到刮风下雨,行走就很不方便了;将来到了冬季,冰冻路滑也得从这里经过;如果搞一个走廊是最好不过了,既方便又安全。”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没有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相符了。”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门柱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漏出来了,工人们搭好脚手架,正准备重新油漆,毛泽东看见了,他说:

  “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就这样,菊香书屋基本上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寓所。菊香书屋尽管布局严谨,却也有两大不便:一是由于院内松柏的阴影,加上古建筑的飞檐,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暗,一到秋末、冬季、春季,即使在白天,也须借助灯光照明;二是毛泽东外出开会乘车或接待特殊客人,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一直喜欢这所典型的居民大院式房屋,不愿有任何改动。

  9月21日19时,经过政协筹委会3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怀仁堂过去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作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成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也在这里办公,在这里做过皇帝梦,他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解放军入城后,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在周恩来主持下,和美术家张仃一块儿,重新设计装饰一新。

  怀仁堂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两位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两边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其中有毛泽东的老校长符定一和老师黎锦熙,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每个代表胸前都戴着红缎子条条,上面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金色大字。

  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具有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来到了怀仁堂,首先接见了全体代表。他在与茅以升等科学家亲切握手时说:

  “你们都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这是茅以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当晚就将毛泽东的话写进了日记里。

  且说是日晚7时整,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出席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和大会日程。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政协筹委会主任、大会主席毛泽东,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代表徽章,面带微笑,从主席台正中的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宣布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响《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响礼炮在场外轰鸣,代表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

  毛泽东满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用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致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简短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接下来,刘少奇和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张澜、解放军代表高岗及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中华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分别发表了演讲。

  司徒美堂在演讲中说:

  “现在我们大家来共同协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这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来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祝贺。”

  陈明仁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

  陈明仁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陈明仁,毛泽东亲切的对他说:

  “你顺利的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陈明仁沉思片刻,继续说:“不过,我那个部队还叫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据官兵反映,老百姓见了这个符号,就当是国民党的兵,大家感到不光彩,还是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1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还会很多,要有思想准备。”毛泽东递给陈明仁一支香烟,问道:“你有什么条件吗?只管说罢!”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的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地方。”

  陈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毛主席让我提条件,我怎么说一个条件也没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条件,他要求打仗,他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好的。”

  再说9月21日晚,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在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示,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这天下午3时许,正是毛泽东一天工作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工作日的“早晨”。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马上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房的台阶。王鹤滨见北房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身穿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灯都在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的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嘴里吸着。王鹤滨以前虽然已经和毛泽东见了3次面,但他和毛泽东单独相处,这还是平生第1次,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王鹤滨全神贯注的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一副又拘束又认真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就提高了声调,粗犷而又嬉戏地说:

  “王医生,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失声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王鹤滨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骂人的话没有听过没有说过,如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竟然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他听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毛泽东是故意用这些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和自己交谈,用以活跃气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速成”亲切法。

  再说此时,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奉调广州任副市长,他借南行之际来到北平看望朱德。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光曾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兼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春,又调任129师宣传部部长,与朱德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

  次日清晨,朱光正与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远处的毛泽东信步走来,一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他就似笑非笑地指着朱光问道:

  “你,你是哪一个?”

  朱光马上进入戏剧角色,拉长声调说:

  “我——朱光是也!”

  “好,好你个朱光,你还认得我吗?”

  “哪个不认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朱总司令而不看我?”

  “因为我和朱总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头。”

  “你既然把我划为外人,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朱光的回答,令毛泽东想起12年前这位小友“抢书”的事儿,二人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朱光自知“理亏”,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书房,一见那琳琅满目的书籍,心里免不了一阵痒痒的。毛泽东看他的神情,便开玩笑说:

  “你这个朱光,还想夺走哪几本书呢?”

  朱光连忙赔笑说:

  “岂敢,岂敢。”

  二人侃侃而谈,毛泽东一时高兴,挥毫书写了一幅草书《七律.长征》,并书:“附赠征人”,送给朱光。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了一首诗: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处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看罢,提笔将落款中的“法”改为“癖”,将“府”改为“家”。朱光见了不以为然,说道:

  “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或者是这个‘家’,那个‘家’;也不是说以‘府’称‘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党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罢,提笔又为即将南行的战友写下了一幅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朱光同志!

  毛泽东

  朱光听了毛泽东的话,看着这幅赠言,不禁为之动容。

  9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在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有关起义人员。在圈定被邀请人员名单时,毛泽东说:

  “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请了五六桌客,被邀请者大多是军方代表。在宴会开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

  “你说吧。”

  张治中问: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

  “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激动地说: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色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一番议论,沉吟着说:

  “哦,这倒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五颗星一条黄河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9月23日夜,毛泽东亲自拟出了给包尔汉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包主席鼎力促成,望联络各方爱国人士,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接着,他又就沈雁冰请他为《人民文学》书写刊名并题词一事,给沈雁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沈雁冰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展读之余,又打开随信附来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写的是: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第二天,沈雁冰拿着这一题词来找周扬,他高兴的对周扬说:

  “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呵!”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1师师长韩有文

  整编78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钟祖荫  李祖唐  田子梅  韩荣福

  郭全梁  朱鳴刚  罗汝正 刘抡才

  杨廷英  马平林  同叩

  张治中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了这一电文非常高兴,他后来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9月25日晚,按照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徽、国歌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黄河。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对五颗星一条黄河旗的意见,然后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代表们默默思量着最理想的方案。田汉端详着第32号由上海一名普通市民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对毛泽东说:

  “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说:

  “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德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与会者将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在大家讨论对5颗星的书面解释时,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环绕的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敏捷地说: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经先后在1950年和建国30周年,非常荣幸的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

  座谈会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了场。的确,国歌既要有庄严性,又要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一时还真不容易寻找这种适合多方面要求的词曲。著名画家徐悲鸿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提议说:

  “苏联在成立之初,曾以《国际歌》代国歌,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马叙伦也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恩来说:

  “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合还是朋友间都唱。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按它本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希望能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有的委员也说:

  “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还有人说:

  “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周恩来主张用原来的歌词,他说:

  “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说: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毛泽东的结论一出,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尔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曲激荡人心的代国歌声中结束了座谈会。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尔汉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

  此时,在国名问题上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起因是因为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于是,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最后说:

  “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

  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围绕着提案,进行了热烈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

  9月26日,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请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务请出席。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之一,在午宴上开宗明义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发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清末进士周致祥,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说越激动: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体在座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也顾不上满桌的丰盛菜肴了,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说: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说:

  “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的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能因噎废食。何况,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儒说:

  “有些群众还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陈嘉庚也说:

  “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

  “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参考,由主席团作出最后决定。”

  就这样,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谈,午餐用完了,意见也基本趋向一致。

  欲知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能否被主席团常委接受,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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