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源、郭松民、袁庾华谈郑州思想沙龙
李宪源、郭松民、袁庾华谈郑州思想沙龙
玩太极拳推手者，常有双方玩过后都觉自己赢了、对方输了的感觉和争议。最典型的，有陈家沟太极拳高手陈小旺和台湾廖白的推手视频，双方拥趸在网上为此吵得不亦乐乎。日本人拍的那个视频，所涉双方是否也有相似情形？但我以局外毛派的眼光看，真看不出那些意味深长的场面解释和阶级立场鲜明的“画外音”，传递了多少正面涵义。我的解读可能有误，你不妨可把整套解说词用文字形式发到网上，请更多毛派同志分析判断。如果资产阶级媒体真有斯诺类良知正义人士，自然应该争取。但就你散发的视频和报道用词细加审视，到底是谁利用谁啊？
来信说，越来越多的毛派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一切的开始。目前，只有先共同争得民主（尽管对民主有不同的要求），这也算是取得了一点“共识”。按照毛主席“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之重要判断，对照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就不可能享有真正民主自由的东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这种非常符合中外资本势力胃口的“共识”，跟真正“毛派”立场相去何其之遥远？跟曾被张春桥同志著文揭露痛斥的源远流长的“（党内）民主派”立场，有何本质区别？
对以上质疑追问，你和跟离伯恩斯坦主义很近、离毛泽东思想甚远的王晓川（以及公开为叶利钦倒行逆施拍手叫好的郑现莉）等，当然可以提出一百条争辩理由来。但如果我要逐一反驳时，却会蓦然发现，此类被驳斥的理由，其实是信奉西方“假民主、真专制”那套货色之李锐、茅于轼们，30年来不遗余力兜售的“变形金刚”。吊诡而又滑稽的是，在赵晟东和你老袁操办的“思想沙龙”话语体系中，却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毛派”愿意接受的“共识”；而我要批驳这一“共识”，倒有背叛“毛派”之嫌疑了。敌、我、友的关系，就这样发生了新的奇妙组合。为实现这一所谓的“民主共识”，极端仇视恨毒文革大民主理论实践的敌人，成了你们的“统一战线”盟友；昔日“同一条思想战壕”里战友，却无形中成为你们需要合伙克服的“民主障碍”。
我在此唠叨，绝无逼迫他人承认毛泽东之民主立场更正确、伯恩斯坦蒲鲁东就不能后继有人的意思。但既然在此类关键问题上，你们已跟沙龙的反毛右派“共识”上了，单从“名至所归”之社会诚信要求看，干脆去掉“毛派”称号、改成“沙龙左翼民主派”啥的，岂不更名副其实？
李宪源
宪源:：
不知你是否看了日本nhk纪录片《毛泽东遗产激辩——两极化》，激辩座谈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还有郑州五一公园潮水般毛派群众的强烈表达、紫荆山广场记念毛主席诞辰119年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以及底层毛派人物的劳动、屈辱生活。如此大的场面和纪录片中几个人单调的反毛讲话形成鲜明对比，连我也认为不够平衡。这个纪录片1月19日播出后应海外广大观众的要求又重播了二次，尤其是日本的毛派和进步学者特别高兴、感受鼓舞。去年11月1日日本《读卖新闻》（日报发行量二千万份，全球第一）在通拦大标题“毛泽东信仰，农村侵透”下报道了南阳“毛热”和我这个左派的观点。去年12月主席诞辰119年前夕，香港目前很热的刊物《阳光时务》在“去毛困境”、“走不下神坛的毛泽东”的拦目中发表了几十位著名学者的反毛文章，仅有我的“我是毛主席的战士”一篇不同观点的专访也引起香港读者的关注和对流行观点的质疑。这个九期《凤凰周刊》，在“左派思想家和郑州思想沙龙”文章前还有一长篇报道：“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是叙述洛阳毛派群众的斗争和遭遇（尽管青年记者的话语和我们不同）。《凤凰网》转载二文的第一天点击就50多万，还有《凤凰周刊》在大陆广泛的发行量，上述这一切，恐怕不都是“只赔不赚”、“对中国工农阶级”完全不利嘛？这几十年来在中共当局的纵容下反毛宣传铺天盖地，我们的阵地和宣传的力度太小太小了！我们也不能总是停留在自己那个很小很小的圈子里，只看着几个精英人物。要对国内外最广泛社会宣传我们的东西，主席就极其重视借助资产阶级媒体的作用。上述海外媒体帮我们的宣传（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包括我能有机会去一百多所高校向成千上万年轻人宣传毛泽东主义和文革，也得益于和自由派等方面的广泛交往，而上述这些机会，很多是我参与这个沙龙的活动才有的。
这个沙龙，“是近18年来中国民间唯一有左、中、右各种思潮经常直接交流的平台”，并非只是为了“思想交锋与斗争”，无论左中右，很多学者都高度肯定这一点。有“阶级斗争”就会有“阶级合作”，不解决主要矛盾问题，不搞“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揭露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壮大革命派”。网上躬云山文章《有这样一个毛派朋友》中说：“有次回郑州，发现沙龙里已经不再是（除老袁外的）清一色自由派了，年轻的毛派朋友也加入其中。他们自己还有一个“进步青年读书小组””这就是王晓川的“黄河青年读书会”中的一个小组，晓川把自己定位是“新左翼”。郑现莉是“三农”战线上的左翼青年，他不是沙龙的。他们都做的很好，认识上有差异是正常的。“激辩毛泽东”后，我和日本导演总结说，有趣的是，座谈会和人们的印象完全相反：这次发言反毛的全是年纪大的，并多从个人恩怨出发。拥毛发言的的，则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是从理论上讲的很好。上述纪录片中，还有一场左中右都批“十八大”的座谈会，近年，越来越多的自由派愿意不纠缠所谓“毛泽东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毛派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一切的开始。目前，只有先共同争得民主（尽管对民主有不同的要求），这也算是取得了一点“共识”。几年来，我跑了四百多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交流，在沙龙活动太少，觉得对不住沙龙的朋友们，今后应该多参加些。
至于什么“十个左派带路党（原词。“伪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是不是有人觉得原词太没有水平）”，很多人都在猜、问是谁写的，我说，是谁？包括这个说法（无非是从阴沟里射来的暗箭）值得一提吗！它对我的活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就是目前和我观点不同的网站群体内的大多数同志对我是了解的，我们也经常交流。不久前，日本一媒体驻北京负责人对我和小张说，北京张XX和他吃饭时质问他们：“你们日本共同社报道说袁庾华是中国著名的毛派代表人物，有什么根据？他是个右派！”我听后连笑都懒得笑一声。前年，不是有文章说我这个 “职业革命家”成年在外“骗吃骗喝”，住豪华宾馆、火车，“花钱如流水”。各地看到这篇文章的熟人都笑了。好的是，我的所有社会活动，包括讲座、文章都是公开的，不需要别人来介绍，也不担心别人误解。
就谈这一点吗，我还是基本不会打字。祝好！
你的信，如要发到网上，也请附上我的这封回信，
袁庾华 2013.04.11 在 2013-04-10 02:28:28，"XyLi" <<A href="mailto:li9xianyuan@gmail.com" target=_blank _listener="695">li9xianyuan@gmail.com> 写道：
请老袁及更多郑州左翼朋友细想一下：从日本媒体到香港凤凰周刊刻意宣扬的，恐怕不大可能是对中国工农阶级很有利、而对中国资产阶级不利的情况。经常看到你们跟赵晟东等搞的“左右对话记录”，不妨审视一下，多少年过去了，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上，双方除了反反复复地“老调重唱”外，可曾获得任何思想认识方面的进展？产生过足以证明这类对话交流确有成效的政治“共识”？如果是我看漏了请予提醒，因为我内心其实也希望，你老袁的沙龙实践，能像当年网络交锋一样把数学、决战等右翼大将争取过来。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真正的革命者从不害怕和回避跟反革命阵营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锋与斗争，但交锋斗争的目的，是为揭露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壮大革命派。而以我跟热衷“郑州思想沙龙”对话的左翼朋友交往经历看，其结果似乎正好相反。像汪晓川、郑现莉等那样较有代表性的左翼思想青年骨干，经过“沙龙”这些年的熏陶，是离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了？你老袁离得近，对此应该看得很清楚。
而你本人有一段时间，竟也被很多左派同志（并不恰当地）列入“伪左带路党”十大人士名单；尽管“沙龙”重未产生共识，要说相互受到“思想牵引”在所难免，到底谁受谁的牵引了？
个人觉得，如果通过“沙龙”郑州左右思想朋友能保持一种沟通，未必就是坏事（我本人就跟国内一些右翼思想朋友保持联系）。但如果资产阶级媒体有意要向公众吹吹打打宣扬这类使郑州左派似乎“只赔不赚”的“左右沟通”，而且明显带有以“阶级合作”取代“阶级斗争”的舆论导向意图，就该十分警惕了！当然了，如果这些年的沙龙活动，不是把左翼青年“右倾化”了，而是把右翼青年“左倾化”了，我会对资产阶级媒体大力宣传你们沙龙拍手叫好。
一点朋友式的提醒和担忧；不当处有请海涵。
李宪源 谨上
2013/4/9 yuanyuhua <<A href="mailto:laoshi46@126.com" target=_blank _listener="696">laoshi46@126.com>
宪源、葛大姐、袁老师好：
看了你们的通信，有这样几点想法：
一、沙龙的时代似已过去，至少应该下降为辅助性手段，因为左翼已经完成了左翼的自我启蒙，右翼也完成了右翼的自我启蒙，各自都解决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和理论、目标问题，现在要进入实际斗争阶段了；
二、对话是要有基础的，从左翼，尤其是毛左翼的角度来说，对话的对象必须承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否则就不值得和他对话；对右翼来说，他们要求的对话基础是普世价值。双方找不到对话基础，如何对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人与人之间可以对话，鸡与鸡之间也可以对话，但人和鸡如何对话？
郑州沙龙，就有人鸡对话的感觉，呵呵。
所以毛主席从来不笼统说民主，而只说人民民主，原因盖源于此。
三、左派各个山头要以团结为重。因为目前各个山头的理论、主张，都没有真正经过政治实践的检验，因此都不能说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左翼内部同志式交流，不互相为敌，不搞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政治实践中，则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互相声援，最终谁是谁非，让人民群众和历史去做评判。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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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 13年4月11日，周四, Xy Li <<A href="mailto:li9xianyuan@gmail.com">li9xianyuan@gmail.com> 写道：
发件人: Xy Li <<A href="mailto:li9xianyuan@gmail.com">li9xianyuan@gmail.com>
主题: Re: Re: 左派思想家和郑州“思想沙龙”
收件人: "葛黎英" <<A href="mailto:geliying51@126.com">geliying51@126.com>
日期: 2013年4月11日,周四,上午1:09
等有了老袁的回应，再一起发到“红歌网”和红色中国网上去吧。
前者我不熟悉要请葛大姐帮忙，后者就拜托民骐了。
2009年去郑州，第一个晚上跟左翼朋友见面畅谈，讲好第二天下午要跟“思想沙龙”右翼朋友座谈。如约到场后，才发现人家把预定座谈会取消了，就赵、梁两君，后来又来了老袁，始终不得要领地东拉西扯闲聊。凭那天切身经历，就发现赵晟东为首的郑州右派群体，既缺乏沟通交流诚意，又缺乏当面交锋的自信勇气。
《凤凰周刊》树立这样的“交流样板”，除了暗示“民间自由派”执掌大权后，可给左派足够“对话空间”外，是否还想灌输其它使人神而往之的米汤？
2013/4/10 葛黎英 <<A href="mailto:geliying51@126.com">geliying51@126.com>
很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是否能发到红歌会网上。
在 2013-04-10 02:28:28，"Xy Li" <<A href="mailto:li9xianyuan@gmail.com">li9xianyuan@gmail.com> 写道：
请老袁及更多郑州左翼朋友细想一下：从日本媒体到香港凤凰周刊刻意宣扬的，恐怕不大可能是对中国工农阶级很有利、而对中国资产阶级不利的情况。经常看到你们跟赵晟东等搞的“左右对话记录”，不妨审视一下，多少年过去了，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上，双方除了反反复复地“老调重唱”外，可曾获得任何思想认识方面的进展？产生过足以证明这类对话交流确有成效的政治“共识”？如果是我看漏了请予提醒，因为我内心其实也希望，你老袁的沙龙实践，能像当年网络交锋一样把数学、决战等右翼大将争取过来。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真正的革命者从不害怕和回避跟反革命阵营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锋与斗争，但交锋斗争的目的，是为揭露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壮大革命派。而以我跟热衷“ 郑州思想沙龙”对话的左翼朋友交往经历看，其结果似乎正好相反。像汪晓川、郑现莉等那样较有代表性的左翼思想青年骨干，经过“沙龙”这些年的熏陶，是离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了？你老袁离得近，对此应该看得很清楚。
而你本人有一段时间，竟也被很多左派同志（并不恰当地）列入“伪左带路党”十大人士名单；尽管“沙龙”重未产生共识，要说相互受到“思想牵引”在所难免，到底谁受谁的牵引了？
个人觉得，如果通过“沙龙”郑州左右思想朋友能保持一种沟通，未必就是坏事（我本人就跟国内一些右翼思想朋友保持联系）。但如果资产阶级媒体有意要向公众吹吹打打宣扬这类使郑州左派似乎“只赔不赚”的“左右沟通”，而且明显带有以“阶级合作”取代“阶级斗争”的舆论导向意图，就该十分警惕了！当然了，如果这些年的沙龙活动，不是把左翼青年“右倾化”了，而是把右翼青年“左倾化”了，我会对资产阶级媒体大力宣传你们沙龙拍手叫好。
一点朋友式的提醒和担忧；不当处有请海涵。
李宪源
附：左派思想家和郑州“思想沙龙”
（原载《凤凰周刊》2013年第9期。凤凰网转载，2013年04月08日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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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桐
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分化呈现出可忧的撕裂与对立，对骂、约架、泼粪不一而足。而河南郑州的民间思想沙龙却是一个异数，至少它呈现出思想观念对立的人们长期在一起和谐讨论的可能。
郑州的思想沙龙其实是在官方默许下、普通人对表达评议公共事务能力和规范的自我训练。对比网上网下的粗口与约架，思想沙龙恰恰说明，只要有面对面交流碰撞的机会，中国人也能适应价值观念不同者的存在，以及培养起对对方的尊重。
1月19日，NHK播出了题为《毛泽东的遗产》的纪录片，这个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用50分钟的时长，展示了一群活跃在河南郑州的民间人士。节目中，毛派人士和反毛人士共处一室激烈辩论，面红耳赤地加入论战的还有30多名老中青年人。
稍早前，这群对社会、文化、政治等有着浓厚兴趣的民间人士，还围坐在一起讨论过“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和“重庆事件”等热点话题，他们将这种聚会形式称之为郑州思想沙龙。这个已经存在18年之久的民间沙龙，由自称“永远做毛主席的战士”的袁庾华和“要为中国探寻未来之路”的邵晟东等发起，如今已经成为在中国民间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论坛。
在中国的民间思想派系中，类似的“思想沙龙”和“读书会”是80年代的一大特色，这类活动几乎是“右派”的专利，但郑州思想沙龙却似乎是一个“左右共存”的例外。
“文革干将”的新事业
在袁庾华的人生中，“文革”是一个重要时期。他曾几度作为极左代表被投入监狱。也是文革中河南三大群众组织（十大总部、二七、河造总）之一“二七公社”的主要骨干。其“造反”生涯足可用“叱咤风云”形容。袁自称率全国之先提出了“文攻武卫”，“以保卫造反派的言论、结社等民主权利。”后来袁庾华担任肉联厂一把手。
如今67岁的袁庾华身体已经略显发福，他习惯戴一个大框眼镜，爱穿牛仔裤配运动鞋，夏天常常短裤、拖鞋参加会议。2002年他在一家五星级宾馆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时，也穿一双拖鞋,就是去高校演讲从不穿西装，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几乎永远蓬乱。记者去年夏天采访袁庾华时，他最初说话慢声细语，但回忆到忘情处，便语速飞快，分贝极高，两只手交替挥舞，常常习惯性地把上衣撩到肚脐以上，露出白晃晃的肚腩来。
袁庾华祖籍湖南湘乡，父亲袁澄文曾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岩石力学专家，袁庾华1954年随父母来到郑州，入读一所贫民小学，节俭的母亲和贫民出身的同学，让他“和穷人产生了阶级感情”。
袁庾华自称上课调皮，一直未入少先队，毕业那天，就买了条红领巾糊弄父母。但他像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喜欢演义小说，在小学三、四年级便读完说岳、水浒、三国、西游等古典小说，五、六年级开始读红楼和苏俄文学。及至初中大读西方文学、哲学”。当然，最感兴趣的是马列毛理论，会把《资本论》大段摘抄。
初中后，袁庾华进入郑州肉联厂当了一名学徒工。袁庾华还经常在星期天跑河南省图书馆看书，认识了一批在各个厂矿、机关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中午经常聚到一块讨论政治、文学话题，并时常展开辩论。
“文革”开始后，一向热衷时事的袁庾华因在《光明日报》发起的《海瑞罢官》大讨论中发表过“豆腐块”。不久后他便成立只有三个人参加的厂造反组织，并在全省一场事后未被中央承认的“夺权”行动中当过几天河南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由此开始了叱咤风云的“文革”生涯。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袁庾华进了监狱，出狱之后成为河南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袁庾华自称他倡导集体民主管理模式，让每个普通工人“轮流当官”管理公司。
1995年11月，袁庾华的木材公司走上了下坡路，他将原因归结于当时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木材公司此时采取职工分流措施，收入只剩下货场租金一项。
袁庾华和沙龙的另一个组织者邵晟东第一次见面，是在邵晟东家里。其时是1995年。二人相识当天却聊了整整一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甚至截然相反。
邵晟东有和袁庾华截然不同的出身，他的父亲邵文杰曾先后担任洛阳地委书记和河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等职，其母亲姐弟几个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干部”。“文革”开始时，邵晟东所在的学校出现了“五红小组”，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加入，而邵晟东却带头反对“血统论”。不久，因父亲受冲击，埋头读书的邵晟东成了彻底的“逍遥派”。
“文革”当中，肉联厂职工袁庾华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漩祸中。而高干子弟邵晟东则越来越边缘化。“上山下乡”运动来临，邵晟东把箱子里塞满了书，搭上运输知青的卡车去了河南南部的固始县。在固始，邵晟东还悄悄了解了饿死百万农民的“信阳事件”。固始是信阳地区的一个县，邵晟东每次去县城，40公里的路程，都选择步行而不坐车，有机会就找人问，“三年自然灾害你们村饿死了多少人？”在他的调查中，固始乡村1/10的农民死于那场大饥荒，与后来出版的固始县志中的统计数字一致。
邵晟东说，尽管他一开始就不赞成老袁的观点，但老袁有一点打动了他，就是老袁说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副业，主业是研究中国往何处去，这方面他们的目标很一致。
大鸣大放“大民主”
此后，袁庾华、邵晟东相互介绍各自的朋友加入论战，约定每个周六下午到邵晟东家里聚会，讨论时事和对政治的看法，晚上吃完饭继续，有时甚至一直持续到次日早上，一起吃完早餐后再散去。
早期陆续加入的圈子的成员以社科学者和大学教授为主，河南省社科院的有哲学所副所长刘怀玉（现任教南京大学）、历史学者耿瑞玲、研究清真女寺的学者水静君，搞鲁迅文艺评论的郑州大学教授张宁等成为最早的一批活跃者。以后也有不少民间人士，比如工人、职员、小企业主和律师等参加。
信奉毛泽东的袁庾华在这个圈子中属于少数派。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问题只有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来解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整是里通外国。另外的争议焦点还包括“文革”的是非对错和“大跃进”是否饿死两三千万人上。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将袁庾华作为“老左派”的代表之一，并介绍了袁庾华的主要主张：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发动了“文革”，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今后中国民主的希望，就在拥护“文革”的群众运动身上，靠大字报才能有大突破。
到了1999年秋，郑州另一个读书会活动，被称为“中国唯一一个民间学术讲座”的“越秀讲坛”已经在郑州举办了100多场，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超了袁庾华他们的聚会。越秀酒家是郑州著名的高档酒店之一，三联书店在这家酒店内设有一家分店。
这个讲坛的发起者，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厉以宁、丁聪、费孝通、余秋雨、朱学勤、徐友渔、秦晖、樊刚、王蒙等学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先后来这里开讲。
越秀讲坛的每次讲座，袁庾华、邵晟东所在的圈子成员都来参加，讲座虽然免费，但入场要凭邀请函。参加过几次讲座以后，袁庾华提出越秀讲坛不能只请“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来讲，应搞多元文化，让左派的代表人物也来讲。
这时候，越秀讲坛要请曾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来开讲座的消息已经经媒体报道，作为毛泽东的拥趸，袁庾华决定联合其他毛派，共同声讨李锐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论。袁庾华本人就是郑州毛派的代表人物，在郑州，还活跃着一群有“文革”造反派经历、对改革开放持质疑态度、希望回到毛时代的人物。其代表人物有后来被称为“四君子”中的葛丽英、张振耀夫妇。
李锐的讲座当天，袁庾华提前带着几十个毛派人物来到了越秀酒家，除他之外的人都没有邀请函，袁庾华就说是自己带来的，他们入场后先占据了听众席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
袁庾华选择在李锐演讲结束的提问环节进行发难，现场毛派递上了一大堆条子，第一张条子是葛丽英的，她责难李锐是小人用的是无耻手段。袁庾华则提出庐山会议的背景是彭德怀里通外国，要发动政变。这次毛派搅场事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但关于事实的表述不尽一致，毛派的说法是重挫了李锐，但也有人说，这次讲座中“李锐被围攻”的印象，是从现实到网上的不断被言说而强化的。
两周后，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李慎之也来到越秀讲坛，遭遇了同样的场景。而郑州思想沙龙的场地则又变回了王宏川家中。
北戴河滨的通宵争吵
2001年春节，在王宏川家的聚会中，众人商定在北戴河找来两套房子作为会场，于当年的7月份召开一场民间的北戴河会唔。由袁庾华负责请人，邵晟东负责具体事务，内勤则由王宏川负责。
袁庾华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自由主义、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和民族主义的20多位代表人物（因为当时有约定，名单不对外公布）讨论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郑州方面去了10余个人，加上20多位学者，两套房子根本住不下，好多人打地铺，连厨房内都睡有人，其他人只好到外边找宾馆。
海外许多媒体报道了这次会议，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中国自有现代知识分子以来仅有的一次尝试。
这次北戴河之旅的初衷是把思想界各派人物聚到一起，以便面对分歧达成共识。整个会议由袁庾华主持，开的很平和。会外晚上却跑到海边激烈争论，邵晟东记得，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听到同一房间的两个不同思潮的学者在激烈争吵。
但这次被称为中国思想界各派人物首次聚会的会议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袁庾华说开会时大家已经达成了不做发言记录的一致意见。实际上，在这之前郑州思想沙龙的内部活动中，许多发言者也不愿意被拍照和录音，担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003年，北京学者公羊、祝东力编辑了一本介绍中国当代思想流派的书籍《思潮》，这本书由报人马云龙推荐在圈内讨论，郑州圈子也决定编一本中国当代思潮百家争鸣的丛书，这本书被命名为《路在何方》，由王宏川负责编辑。她开始在北京长住了近半年时间，频频走访各派专家，并从报刊、网络收集近千篇文章，进行分类整理、编辑，并制成光盘拿给公羊、祝东力看，被认为较全面反映中国当代各家思想。但《路在何方》因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终未能出版。2012年马立诚的《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出版后，这个群体又多次展开专题讨论，他们对“思潮”二字格外敏感。
如今，袁庾华作为左派民间学者经常受邀到各地演讲他“两个四大”理论：一是政治上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二是经济上的四大，免费医疗、免费基本教育、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养老条件保障。
而沙龙的另一个组织者邵晟东还在坚持自己的“探路工程”，他认为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深刻的认识，大的方向弄不明白，就治理不好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