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喜林：人生档案（四章）

生不逢时

　　我出生在1958年3月，却让我寒冷得比冬天还要冷。

　　因为我的父亲于1957年被错划为大右派，我是右派的崽子，自然不在人们的爱慕之列。58年大家吃饭都吃大灶，母亲从工厂下班后抱着我却打不到饭吃，厨师说我们是右派家属，领导不让给右派家属打饭。还是母亲多次去找领导理论，我们才有了饭吃。

　　1959年春天，因为组织上让我父亲到农村劳动改造，于是我们一家人由城市人变成了农村人。

　　在山西晋城西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我们一家六口人卷缩在既黑又暗的两间土坯屋里，开始过农家生活，和老乡一样干农活。

　　到上高中时，村里干部不让我上高中，说我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子弟。我初中的老师为之生气，樊校长在村干部面前把好话说尽无济于事。所以，我初中毕业只能当农民。又矮、又瘦、又黑的我，每天忍饥挨饿，和农民们在太阳下修理着漫山遍野的梯田。

柳暗花明

　　1978年，我在晋城县城里拉大平车，从煤矿往火电厂运煤，给生产队里挣钱搞副业，一车拉一吨多，上坡时全凭拉车人相互助推，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叫。一天要拉十来趟，收工回到驻地已是全身乏力，黑糊糊的一身像下煤窑出来的，没法洗澡，只能用脸盆里的半盆水简单擦洗一下。

　　那年夏天刚过完，觉得好长时间没见父母，就抽空步行九十华里回家看了看。这才知道父亲已去河南新乡落实政策了，听说中央有文件，能给57年错划右派的人摘帽子、平反。不知怎么回事，当时我总不太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并且还担心父亲这一去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母亲时，她说不会有什么事，还说我爸在新乡有很多熟人，又不是什么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常常挨批斗，所以我始终对父亲的新乡之行担心。也许，母亲看出我放心不下父亲，怕我不进城给队里搞副业挣不到工分，母亲便一再催我走。

　　然而，担心归担心，但也真心期盼着父亲在政治上能得到解放。因此，每天拉煤收工回到驻地，就盼着早点得到父亲的好消息。说也奇怪，那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做梦，既有好的又有坏的。白天和同伴在一起拉车也在心中默默地为父亲祈祷，希望他老人家能摆脱二十年所受的精神折磨与枷锁。

　　当后来得知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落实时，我的心中又特别的平静，感觉父亲本来就是好人，本来就不该把他打成右派。所以，我当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欣喜若狂的兴奋感。

城市人改变不了农村习惯

　　1978年9月中旬，父亲在新乡办好了父亲、母亲、我和弟弟的户口迁移手续。从此意味着我们又将成为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