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公社书记老周

　　公社书记姓周，大家都叫他老周，很少有人喊他周书记。记忆里，老周中上等个子，平头，花白头发，时常喜欢穿一身不新不旧的黑色衣服，身材魁梧，背稍微有点驼。

　　他是哪一年到我们公社当书记的，问了很多人，都说不怎么清楚，反正他是我们这里书记任上干得最长的一个，大概有十年左右吧。老周人随和，没官架子，早早晚晚见了谁，都是一副微笑面孔，一点也不像个官。

　　关于他的经历，大家有一个很一致的说法。老周早年当过兵，打过仗，曾跟一位级别不低的部队首长当过警卫员。后来老周一再要求下连队当战士，首长无奈，只得依了他。他在基层部队里干的职务也不高，在被提拔为排长后没长时间，国内战事就完全结束了，他便转业到了地方。

　　老周原来跟的那位首长，后来担任过我们省里主要领导。人们传说首长无论啥时候见了老周，都关切地问他：小周啊，工作干得咋样啊？老周在首长面前，总是有点不那么伸展，常常是局促了半天，才吭吭吃吃看了一眼首长，小声说道：还可以，没有给首长丢脸。首长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你呀，小周，都是一方一把手了，咋还跟个姑娘似的，说句话那样害羞？

　　老周从不在人面前说他的首长，也没借首长位高权重为自己谋取过私利。人们私下里传说的关于他和他首长之间的事情，都来自老周当年的那些战友们。

　　老周的老婆一直在农村，几个孩子也和老婆一样都是农村户口，靠挣工分吃饭，和一般农家没啥两样。

　　七十年代初，为南水北调，我们公社和邻近一个公社被划归到丹江口库区所在县。社员们初一听，咋着都不愿意。那些日子，大家一有空闲就到街上去，围着公社干部不愿走。问他们：为啥我们祖祖辈辈都是D县的，咋就一下子划到了XC县？公社干部也多为D县人，他们其实打心里也不愿意划到XC。可他们到底是干部，觉悟比一般社员高得多。见大家不停地询问，便耐心解释，极力劝说大家要服从国家大局。可不管咋解释，大家就是解不开心结，一个劲儿围着干部们不走。无奈，公社干部只好说：社会员同志们，直白给你们说吧，我们划到XC是中央的决策，毛主席都点头同意了。一说到毛主席，大家激烈的情绪一下子平复了不少，不再大声吆喝了。可说到底心，里还是别扭，谁也不愿离去，一直叽叽喳喳嘟囔个不停，反正还是不愿划到陌生的XC去。

　　一连几天，到街上的人你来我往，从未间断过。几个负责劝解的公社干部该解释的都解释了，就是驱不散大家心头的郁闷。无奈之下，老周亲自出马了。

　　老周一走到大家面前，场面立刻静寂了不少。他笑眯眯的，一点生气烦躁的样子都没有。面对大家的疑问，老周温声说道：大家不愿划到XC，我也不愿啊，就连咱们D县的领导也不愿啊。你们都听说了吧？前几天，咱各大队的支书不是集体去北京了吗？他们见了中央领导。领导们说，南水北调是国家战略。啥是国家战略？说白了吧，就是国家通盘考虑的大事情。领导们说，不是万不得已，国家咋着也不会费真大事把咱们划到XC去。既然中央决定要划，既然毛主席都点头同意的事情，看来还真不是小事情，还真是不划不行。再说了，在D县也好，划到XC也罢，不都还在咱们中国，还在咱们NY？天还是咱们的天，地还是咱们的地，咱们该咋生活，还咋生活，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再想想，我们总比那些为了国家建设搬迁到远离家乡几百上千里地方的移民们强得多吧。

　　老周说话的时候，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他，好像他是一个功夫了得的演员，在表演大家喜爱的节目，黑压压的人群静悄悄的，连谁大声咳嗽一声都没有。

　　老周说完了，大家还沉浸在他刚才的讲话之中，停了老半天，才恍然大悟过来，叽喳声再次响起。不过这时人群发出的声响明显低了不少，原来的喊叫与愤懑声变成了相互间的窃窃细语声。听着人群里偶尔飞出的零星话语，老周欣慰地笑了，他听出了自己讲话所期望的那个效果。人群里的抱怨声没有了，质疑声没有了，全是相互间的解劝声。

　　这次区域划置工作，虽小有起伏，但很快就平息了，收到了大大超出上级领导预想的效果。作为一种奖励，上级有关部门特批，老周在农村的老婆被招进供销社做临时工。老周老婆识字不多，在研究做什么工作时，供销社领导也算人尽其才，将老周老婆安排到国营食堂卖油条。老周老婆二话没说，就走马上任了。这样，老周一家终于团聚在一起。

　　老周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很少在机关里闲坐，喜欢步行下乡。天冷了，一身与农民毫无二致的棉衣棉裤；天热了，穿一件白布衫，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戴一顶半旧草帽，老远看去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农民。七十年代初期，化肥还很稀缺，农田里最多的肥力都来自土肥。老周下乡的时候，总爱左肩挎一个粪厝箕，右手拎一张铁锨，一边走，一边看庄稼长势，一边把散拉在道旁沟边的人或牲畜粪便捡拾到厝箕里。捡拾得多了，路过村庄的时候，便把厝箕里的粪便倒在生产队的土粪堆上或者集体茅坑里。

　　我刚上初中那年，放暑假，没事做，和几个同村的伙伴在村子北边我们家原来的那片果林里玩耍，果林东边的路边是生产队修建的集体厕所。大家玩兴正浓时，不知谁小声喊了一句：看，支书过来了。我抬头一看，果然看到我们大队支书和一个戴着旧草帽的老头，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朝我们走来。老头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白汗褂，右手拿着铁锨，左肩挎着粪厝箕。我心里正纳罕这老头是谁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我们面前。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那老头竟是公社书记老周。老周看到队里的厕所，便走了过去，弯腰把厝箕里的粪便倒进厕所后边的粪池里。

　　我们村子距离街上很近，顶多三里地远。站在村子西头，便可看见街东头比邻着的公社大院和粮管所大院。上街赶集，是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做的事情。在街上玩耍时，要是遇到公社开大会，也爱在会场附近转一会儿，公社几个主要领导我们都很面熟。老周是书记，坐在主席台中间，每次都要做较长时间讲话，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老周倒完粪，抬起头看到我们远远看着他，微微一笑，对我们说道：这娃子们，星期天了光知道玩，也不帮帮家里大人干点活？我们一听，相互间瞅了一眼，不好意思一笑。紧跟着，便边回头看着老周和支书，边飞也似的跑向远处去。老周见状，瞅着支书笑了笑，两个人继续朝着街上走去。

　　七十年代，我们那里和全国各地一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迭起，热火朝天。每年冬春之交，地里没活干，社员们多闲居在家。这时候，全公社各生产大、小队便按照公社的统一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开工前，公社都要在大剧院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安排布置工程任务，号召大家坚决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分配的任务。

　　公社动员会议完毕后，各大队召开全大队社员会议，按照公社分配的任务，一一分解到各生产队去。那时的动员会，形式活泼，场面动人。会场四周红旗招展，大字标语醒目动人。大队支书作动员报告，生产队代表登台表决心，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相互发起挑战和迎战。

　　工程开始的时候，全公社的人或者某几个大队的人集中在一起干活，整个工地绵延好几里远，宛如长龙一般。场面宏阔热闹，气氛浓郁热烈。工地上有政工组，专门负责搜集各大队、生产队涌现出来的模范事迹，即刻写成新闻稿件在工地上的高音喇叭里反复广播。工地上，红旗招展，标语成行，群情振奋，车来人往，喊声如潮，洋溢着勃勃生气。每天收工之前，指挥部就会派质检验收小组巡回检查验收，各大队、生产队的工程进度与工程质量一天一汇总，一天一总结，第二天便以板报和广播形式传播得人人皆知。公社、大队领导也没闲着，他们在自己分管的辖区工地上一边巡回检查督导，一边抽空沉下身子与大家一起干活。

　　作为全公社的书记，老周是工地上最忙的人。每天都要召开会议，对上一天汇总上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及时把发现的问题和纠正的办法一一说给大家。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说，老周很虚心，不搞一言堂，每次说完自己的意见后，再一一征询大家的意见，等到所有人发表完意见后，再集思广益，取长补短，达成共识。

　　老周没有也不愿坐在指挥部里遥控指挥，时常带着几个人在工地上到处巡游。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现场纠正。有时候，他们随身带着简易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跟社员们一起干一阵子。遇到休息的时候，和大家一样随便散座在地上，不管哪个社员递过来的旱烟袋，接过来在烟袋锅里塞满烟末，打火机或者火柴一点着，便香滋滋抽上一袋。有时候也会凑在哪个社员面前，从他们随身带的烟袋子里取出一张卷烟纸，再捏一攥儿碎烟末，拧一支喇叭筒烟，美美地抽起来。

　　那几年，我们公社的农田水利工程面铺得广，网织得细，活干得实。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全公社的水利干支渠全部联网，纵横交错，覆盖各个角落，二级三级提灌站星罗棋布。天旱的时候，渠首闸门一开启，干支渠里便清水流淌，经过各提灌站接力，渠水可以到达所有地方，大部分庄稼地都能及时得到浇灌。同时，干涸的沟塘里也借机储满清水，大家的生活用水也有了保障。农田水利建设彻底解决了从前靠天吃饭的困局，旱涝都能保丰收。

　　那时候，各县都建了化肥厂，化肥的大量生产与使用，大大提高了庄稼的产量，人们的温饱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老周的目光不仅仅盯着干支渠的修建，他还盯紧了能大量蓄水的水坝建设。就在修建干支渠的同时，公社的几个库容量很大的水库也同步进行。跟着公社的步伐，各大队、生产队也开始逐个村子开挖大中型池塘。仅仅一两年时间，全公社各生产队都有了容量可观的大池塘，基本解决了过去由于坑塘较小生活用水过于紧张的问题。

　　今天，当年惠及地方百姓多年的水利干支渠早已毁坏殆尽，而那些大型水库和新开挖的坑塘依然继续造福着一方百姓。每当天旱缺水的时候，老一辈人便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起老周的好处来。

　　老周一家搬到我们这里后，公社开展的所有工程都少不了他家里人的身影。每年水利工程开工后，公社都要号召各单位干部职工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老周一家不仅大人参加，孩子们也一个不拉都参加。据说开始的时候他的几个孩子很有意见，老周便耐心做他们思想工作。他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让刚从苏联回来的大儿子毛岸英不要呆在机关，要他虚心拜农民为师，学习种地。难道你们比毛主席的儿子还金贵？不应该参加劳动锻炼？孩子们心里虽然别扭，到底还是接受了爸爸的建议，全部投身到火热的劳动中去了。

　　有一年大年初一，村里不少人正凑在一起取乐。忽然，一个人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公社老周一家今儿去七里河拉沙了。正在玩耍的大人小孩立刻停止了玩耍，齐刷刷扭头看着说话的人，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说话人看到大家都看着自己，似乎有了劲头儿，说话声音瞬间大了许多：刚才我去北队完，他们队里有个人去东面亲戚家有事，路过十里庙大坡的时候，看到一家大小五六个人正拉着一车沙低着头往坡上上。他很好奇，大过年的，所有人都在家里过年，谁家这么积极，还在拉沙？走近一看，竟是公社书记老周一家。老周架着车把，他老婆在一边打捎，几个孩子围在车旁车后用力推，一个个面红耳赤，汗津津的。

　　话说到这里，在场所有人都一个劲儿啊啊起来，那样子像是吃惊，也像是感动。有个别年岁大的人小声嘟哝说：哎，这个老周，过年也不让一家人安生。他不知道大骡子大马过年也要歇上三天？

　　有人听了这话，就开始反驳：你咋说这话？人家是书记，还不是给大家树个榜样？看以后干活的时候，谁还再说三道四的？

　　七里河距离我们那里二三十里远，当时的道路很差，不要说拉一车沙，就是空手来回五六十里走一遭也是很费力气的。老周一家去七里河拉沙，绝不是偶尔作作秀，而是实实在在在给全公社人树立榜样。听人说，他们不是今年偶尔为之，而是年年如此。我们那时候虽然小，节假日星期天也总会跟着大人去远处拉沙拉石头，也真碰到老周一家过。有时候碰不到，也会从别人那里听他们说自己碰到老周一家了。

　　老周人朴实，作风更朴实。作为公社党委书记，那时候真看不到他有啥特殊之处。他的孩子们与我年级不相上下，高中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高我一级，他的大儿子低我一级。他的孩子们和父亲一样朴实，身上绝没有一般干部子弟的特殊样子。衣着打扮和所有人几无二致，说话做事也很低调。那时的学校领导，常在学生大会上表扬老周的两个孩子。

　　老周对人宽厚，从不记人既往过错。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文革中曾在街上刷过批判老周的大字标语，写过批判老周的文章。文革结束后，我的那位老师还是民办老师。他有水平，会教学，在乡下算是个人才。在揭批四人帮那段时间，公社里几个出名的造反派理所当然都在揭批之列。据人说，那段时间，老师情绪低沉迷茫，私下里懊丧得流了泪。他对人说：我这一生算是完了，再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了。老师那时候三十左右，背负了造反派之名，前途咋着都会受些影响。谁知，老周并未计较此事，他只是在一个特殊场合里轻描淡写地对老师说了几句：你们那时说我的其他错误，我承认确实存在。可你们说我破坏教育革命，真是冤枉我了。咱公社的高中不是我在县里竭力争取建立的？我要是存心破坏教育革命，会那样做吗？不过，你放心。你还年轻，运动头上，谁也不知道哪样做对，哪样做不对。教你的学吧，在咱这里你算是个人才，我不会为这点小事埋没你的。就这样，老师的事便一了百了了。老师后来果然表现不凡，八零年首次民师招教，他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师专，毕业后在一所高中任教。

　　老周是七十年代末调到县里去的，担任县农委副主任，级别还是正科。再后来，老周调回了老家D县，担任了某局局长。此后工作再无变动，他也是从这个位置上退休的。退休那年，老周还是正科，几十年如一日，职务再未升迁过。许多人为他惋惜，都说，论实干，论贡献，论德行，论能力，论关系，他的职务都该更高一些。

　　老周之后，我们这里从公社到乡镇不知经历了几任书记。但论给人的美好印象，论对一方所做的实际贡献看，没有谁能出老周之右的。

　　我常在心里想，老周才真像共产党的书记。

　　我还想，一直在我们这里生活的人，一定都和我想的一样吧？

　　2022·1·7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