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戒烟、戒酒、戒吃辣椒运动”

　　中央苏区有一段颇有意思的“三戒运动”史——戒烟、戒酒、戒辣椒，从中央到地方，从红军指战员到广大军民，这场运动曾广泛推行。彼时苏区条件艰苦，鸦片挤占粮田、烟酒辣损害军民健康且影响战斗力，“三戒”既是节省运动，更是卫生运动。为推行禁令，周恩来编《戒酒歌》、朱德当众焚鸦片，毛泽东朱德带头戒辣，妇女当“戒酒侦探”、儿童团参与监督，形成了全民动员。这场运动不仅革新了苏区社会风气，更凝聚了力量支援革命战争。

　　翻阅史料时，笔者注意到曾在中革军委二局工作的邹毕兆有这样一段回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还号召戒烟、戒酒、戒吃辣椒的‘三戒运动’。”随后我又发掘出很多类似信息。可见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三戒”是个普遍情况，其具体的规定有时单独讲，有时两个并列，更多的时候是三者同时限定;从对象上看，有时指定青年，有时针对红军指战员，而更多的时候适用于广大军民。果然，历史缝隙中常常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循着这个线索，我通过一番考证，发现了一段颇有意思却被人忽视的历史。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号召

　　在中央苏区时期，烟主要指的是卷烟或纸烟。如《红星》报于1932年3月21日刊文《实行戒吸纸烟运动》，号召“有烟瘾者努力禁戒!无烟瘾者切莫学吸!”另外，对于鸦片烟也采取了高压态势，严禁吸食、种植鸦片。如《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新编第二号》(1930年7月18日)写道，本政府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对于鸦片作出禁令：“各县接此通告后，希即布告通令所属各区乡政府，一律严行禁止，是为至要!”

　　苏区中央局工作人员

　　对于酒，就更加明确，指民间比较流行喝的水酒。《卫生讲话》(1933年9月17日)提出：“不要吃水酒!”中革军委在1932年10月10日发布《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做到“禁止吃辣椒、水酒”。辣椒也成为禁止食用的特定对象。红一军团自查1933年7月和8月期间卫生工作存在的不足，如吃辣椒在一师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这是应该立刻注意纠正的”。对烟、酒、辣的同时禁令，则经常出现在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种文件中。如1932年9月21日通过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决议案》写道：个人卫生方面，“烟酒宜戒”“辣椒公家及私人均宜禁食”。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号召每个红军青年，“要做到不吃酒、不吃烟、不吃辣椒”。由于发现“三戒运动”暂时没有深入儿童团中，在《中央苏区儿童干部会议决议案》(1932年8月)专门提出：“儿童团员要不吸烟，不吃酒，不吃辣椒。”

　　保证战斗力是根本

　　《红星》报号召，如果能将吸纸烟的钱节省下来，用于正当的开支、捐为革命战争经费，或救济灾区群众和罢工工友，那将对革命有莫大的帮助。1932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十三号布告，特别从粮食的角度指出了禁种鸦片的理由，“种了鸦片，即妨碍种杂粮，且妨碍明年的春耕，即减少了粮食的来源，妨害了革命战争，所以我们全苏区内，今年绝对不准再种鸦片，要改种杂粮”。《福建省各县区土地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案》(1933年2月28日)对节省粮食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有“禁止青米做酒”。可见，对于烟、酒的禁止，是为了保证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和前方战士的粮食供给;另外，它们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明显的。“烟酒都有刺激性，最容易伤害身体，大烟上瘾了，就使身体衰弱，不能做事，纸烟吸多了，能使肺部生毛病;酒吃多了，不但使精神错乱，举动失当，妨害工作，且更能伤害身体。”

　　辣椒会挤占基本农作物的生长空间，所以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倡议“减少辣椒的种植，多种棉树，以增加棉花的生产”。不过，禁止吃辣椒更多的是出于对红军指战员卫生和身体健康的考虑。这是因为“辣椒刺激肠胃，使肠胃发炎，易发痢疾，故不可吃”。吃辣椒等刺激性食物是引发痢疾的重要诱因，加之医疗条件有限，致使发病率高且较难医治。痢疾也称赤痢，是中央苏区重点防治的四种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已经严重危及广大军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死亡率极高。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统计，仅1933年10月，“病员死亡数中，赤痢竟占全病人数百分之六十五，就是说一百牺牲的人，有六十五个是因赤痢死的”。

　　喝酒虽然能让血管扩张，但这只是一时性的，短时过后体温容易散失，所以冬天行军时绝不可喝酒。同样，随着天气的逐渐变热，在长途行军中为防止口渴，要注意“不要吃辣东西，以免发热出汗”。因此，禁止吃辣椒又是保证部队战斗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全民总动员

　　“三戒”的有关规定颁布后，为了使特定群体乃至广大军民积极认同与自觉遵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采取了具体的宣传教育形式，如通过红军指战员的日常思想教育，借助书籍、报刊、传单和标语等。同时写进中央苏区的儿童识字教材，如1933年版的《共产儿童读本》(第三册)的“共产儿童团”条目中写道：“要注意卫生，不要吃酒，不要吃烟，不要吃辣椒。”一次在龙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当众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万磅鸦片全部烧掉，以表明禁烟的决心。周恩来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部部长李坚贞一起编了《戒酒歌》，歌词中有“劝郎哥，要留心，眷恋酒碗尽庸人，男儿立志真好汉，死为酒鬼留罪名”。这首歌被配上山歌的曲调后，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戒酒令便满天飞。

　　坐落于瑞金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1932年1月21日，红三军、四军、十二军、三军团共同订立了竞赛条约，其中规定“每个团员要不吃辣椒、不抽烟、不喝酒”。《宁都县各区儿童局两个月工作竞赛条例》(1932年6月20日)指出：“儿童团员要不吃酒，不吃烟，不吃辣椒。”一时间，在儿童、青年群体中展开了竞赛，进一步增强了相互之间的约束与监督。妇女们也毫不示弱，她们唱着《戒酒歌》监督自己的丈夫，有人还大胆提出：“再不戒酒，我就要同你离婚!”并时常在路边饭庄酒店当“戒酒侦探”。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凡吃食鸦片者一律清洗出党，今后加入共产党的条件之一是不吃鸦片。

　　曾在红九军团七团任卫生长的刘良栋回忆，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宣传吸烟、喝酒、吃辣子的弊病，要求25岁以下的青年都不准吸烟、喝酒。为了保证大家不吃辣子，他还争取到各级首长的支持。当时红三师的每个营都有一位负责卫生工作的卫生员，他的权力很大，事实证明这有利于禁令的推行。不论师长、政委还是团长，只要偷吃了辣椒，卫生员一经发现就会当面批评，并把饭碗给端走倒掉。

　　在禁止吸食鸦片方面，还有不少惩戒规定和举措。如1930年中革军委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第五条写道：“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其中有明文禁烟的法律规定。永丰县潭头乡的儿童团见到吃鸦片的人就捉到乡公所去戒烟，最多的戒15天，最少的也戒7天。放回家时要罚钱，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否则就要加倍罚款并戴高帽子游街，不讲情面。他们有时还会到烟馆里去，看见吃烟的东西就没收，把烟枪打烂，如再卖烟，处以罚款并罚苦工。

　　毛泽东和朱德带头

　　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在1932年2月至4月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一般青年戒烟酒、辣椒，以戒烟酒成绩为最好，吃辣椒还是有的，这是江西的特点，一下子戒掉还是办不到”，不过经团省委努力，“结果，还得到相当的效果”。《青年实话》周刊于1933年8月20日发文，第三医院第二所卫生突击队经检查发现，“在青年中最近消灭了吃辣椒的现象，连成年人都不吃了”。当时红军队伍中有不少赣、湘、川籍的战士，饮食习惯偏辣。而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红军主要领导人，一个是湖南人，另一个是四川人，虽然习惯吃辣椒，但都带头遵守纪律，发挥了官兵一致、率先垂范的作用。曾担任红军后勤保障领导工作的赵镕回忆，在中央苏区时，生活上有3条纪律：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这原来是卫生部门对伤病员的要求，后来变成全军普遍遵守的生活纪律。结果，长征爬雪山的时候，中革军委通知大家准备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一下子又筹备不到那么多。

　　中央苏区在实行“三戒运动”的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机械执行、搞一刀切等，从而引发了一些不满情绪。随着运动的深入，推行比较顺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采取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办法，将规章制度、宣传解释、说服教育、奖励惩罚等相结合，通过耐心细致的不懈努力，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它可以使粮食增产增收，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大局，又能使身心健康得到明显的改善，便逐渐在理解信任的基础上予以拥护与支持。“三戒运动”既是节省运动又是卫生运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并使社会风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