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毛泽民的结发妻子，毛主席却亲切地称她“四嫂”，为革命两次被捕入狱

　　被毛泽东称为“四嫂”的女人叫王淑兰。她是大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1896年2月5日出生于湘乡金石团田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她虽然比毛泽东小3岁，但毛泽东一直亲切地称她“四嫂”，这不仅因为毛泽民排行第四，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品行高尚女性的敬重。

　　王淑兰5岁就被缠足，也没有上过学。这样一位山村里的“小脚女人”走进毛家之后，却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出生入死，无私奉献，成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与毛家为革命牺牲的六位亲人一样，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同毛泽东的交往与情谊，在革命岁月里谱写了一段段感人的篇章。

　　王淑兰嫁入毛家时，毛泽东已去长沙读书，从婆婆的夸赞中认识了不一般的大哥

　　毛顺生、文素勤夫妇因常年身体多病，家中急需一个能干的儿媳操持家务。尽管长子毛泽东还未成家，他们还是在1913年先为17岁的二儿子毛泽民完婚，将王淑兰娶进了毛家。

　　王淑兰说，经常听婆婆在她面前夸赞自己的大儿：“你伯爷子（丈夫的哥哥）七岁就发蒙读书，读书的学堂就在南岸，发蒙的老师是邹春培。邹春培是个老读书人，他对我说，‘五十婶子，你家这个学生有些特别。我要给他点书，他就对我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难费累。我就讲，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哩（怎么）要得？他就讲，你不点，我背就是。他就是天分好，填红蒙字他也不填，要自己写，比一般的学生照着填还要好一些。由于他天分高，会读书，大家就给他起个浑名，叫省教员。我叫他做文章，做得蛮好。’邹春培说他口气大，不敢教了。”

　　王淑兰与后人。

　　婆婆说起毛泽东小时候的聪慧机灵，读书的勤奋刻苦，以及帮助穷苦人的许多故事，充满着对儿子的喜爱，骄傲与自豪溢于言表，也在王淑兰心中勾勒出一个不一般的大哥形象。虽然那时她还未与毛泽东有太多直接接触，但从婆婆的话语中，对这位大哥充满了好奇与钦佩。

　　毛泽东寒暑假从长沙回来，每次都要带来许多新消息，什么省城里发生抢米事件啦，长沙和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抵制日货、焚烧日货啦……王淑兰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他们讲：在我国北面有一个国家革命胜利了，工人和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建立的那个新社会好得很，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剥削，老百姓人人有饭吃，有工作做，妇女也都解放了，将来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

　　王淑兰与毛泽东接触多了以后，发现他比其他男人有志向，在不断寻求解救穷人的道路，心中的敬意更增添了几分。她开始关注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聆听他的每一次讲话，内心深处渐渐被毛泽东的精神所感染。

　　毛泽东动员弟妹外出革命，王淑兰的一席话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冬至1920年春，毛泽东的母亲和父亲相继病逝。而此时的毛泽东已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1920年冬，他与何叔衡、彭璜等组织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节，毛泽东与小弟毛泽覃等从长沙回韶山。正月初八，是母亲的冥寿。晚上，他和弟妹及两个表兄弟给母亲拜祭过后，围坐在火塘边，边烤火边亲切交谈。

　　毛泽东对毛泽民夫妇辛勤劳动、艰苦持家表示了感谢，并对自己出门在外、没尽长兄之责表示歉意。毛泽民则对哥哥讲了些家庭的遭遇与困难。毛泽东耐心地听取了弟弟的倾诉，然后说：“你讲的都是实情。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大家都在受苦，国乱民不安生嘛！”他见大家点头称是，接着说：“我的意见，把屋里收拾一下，田也不要作了，我在学校里找个安生的地方。泽民小时就在家搞劳动，没读多少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

　　大哥的这一打算大大出乎毛泽民的意外，因为善于持家的他正准备在家大干一番。据王淑兰说，那时家里积了些钱，他预备买下桥头湾周学初家里的一些田，扩大家业。

　　毛泽东对弟弟想发财的思想很不满意，把为国为民的道理又讲了一通。毛泽民对去长沙工作有了点兴趣，但还有些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的。”

　　毛泽东说：“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说着，他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因为王淑兰是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了。毛泽东既感激她对父母的孝顺，又很欣赏她的品德与理家能力，对她十分敬重，于是诚恳地征求她的意见：“四嫂，你想不想得通呢？”

　　王淑兰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胸襟宽阔，很有主见，她深知大哥见多识广，是一个做大事而且靠得住的人。所以，她毫不犹豫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家里的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毛泽民见自己妻子都想得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毛家兄妹很快离开韶山到了长沙。毛泽民在毛泽东任主事的省立一师附小当庶务。王淑兰除料理家务外，还协助丈夫工作。毛泽东和杨开慧经常来看望他们夫妇，热心帮助王淑兰学习文化，指点工作，使她逐渐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为她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底，毛泽民被党组织派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第二年夏，王淑兰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远志回了韶山。

　　毛泽东、杨开慧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王淑兰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借请假回湘疗养的机会，偕杨开慧带着儿子岸英、岸青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年前从安源回到长沙做阑尾手术的毛泽民也陪同回家。

　　兄弟俩顾不了养病，几乎每天都忙于接待来访的乡亲和朋友。王淑兰烧茶煮饭，端茶递烟，忙个不停。家里人客一多，一个叫毛新田的就天天采些野菌子来卖。多了吃不完，王淑兰不想再买了。毛泽东说：“要，要。怎么不要？”王淑兰说：“称多了会烂掉。”毛泽东却说：“烂也称。你不买他的，他就没法量到一升米，吃么子？”毛新田临走时，他还说：“明天你还送菌子来，我们还要呢！”王淑兰急了：“再要真会烂！”毛泽东说：“烂就放在那里烂吧！”王淑兰十分感慨：大哥真是菩萨心肠，事事处处为穷苦人着想。

　　毛泽东、杨开慧在韶山开办了农民夜校。王淑兰亲自去听课，在他们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引领下，逐渐接触了革命理念，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与自己息息相关，开始自觉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她串家走户，动员妇女参加夜校学习，带头加入雪耻会和秘密农协。毛泽东为建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自家屋子举行秘密会议时，王淑兰为他们放哨。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地主劣绅的极度恐慌。当地团防局长成胥生、汤峻岩互相勾结，密报湖南省长、湘军总司令赵恒惕，谓毛泽东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8月28日，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总局“迅速出兵”，将毛泽东“就地正法”，幸被在湘潭县政府当议员的韶山开明绅士郭麓宾发现密令，立即派在县府当炊事员的侄儿回韶山送信。

　　王淑兰得信后，马上派人去通知在十多里外的谭家冲开会的大哥，并冷静沉着地为他借来13块光洋作盘缠，还雇好了一顶轿子。毛泽东回来后，王淑兰让他吃了点开水泡饭，匆匆请他上轿，并叮嘱轿夫：若有人查问，就说抬的郎中先生，有急病要看。

　　毛泽东在大家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县、区团防派来的兵分三路包围上屋场时扑了个空，王淑兰后来说“只开支了些钱就了事”。

　　在安全转移毛泽东后，王淑兰又让杨开慧母子躲藏至土地冲李家村家，直至9月初才在韶山党组织的掩护下平安转移至长沙。

　　毛泽民为保全家人，决定与王淑兰“离婚”，毛泽东说：“四嫂，你就住在上屋场吧，你是我们毛家的人！”

　　毛泽民回韶山后不久，党组织又交给他新的任务。离家前，他思考再三，觉得自己走出韶山以后，就把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在长沙和江西安源等地参与领导工人运动，深刻体会到革命是要流血甚至掉脑壳的，为了她们娘俩的安全，还是离婚为好。

　　王淑兰深知丈夫作出这个决定的无奈。她了解丈夫的为人，结婚12年来，他们感情一直很好。她也理解，自己一双小脚不可能跟随丈夫四处奔波。所以她表示：“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干革命吧，我会把远志带好的。”

　　毛泽东知道后，对她说：“四嫂，你就住在上屋场吧，你是我们毛家的人！”大哥的这一承诺，给她精神极大支持与安慰，让她明白自己是毛家的一员，也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要坚强面对生活和革命中的困难。

　　丈夫离开后，王淑兰的革命热忱没有丝毫消减。1926年，她担任了湘潭特别区女界联合会副委员长，在郭氏墓庐、老屋湾等处开办女子职业学校，带领妇女学习文化、政治与缝纫技术。她高喊妇女要解放的口号，率领姐妹们冲进毛震公祠，一起吃祭祠酒。同年，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毛泽东回乡考察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在毛震公祠为他接风洗尘，来了很多妇女。毛泽东笑着说：过去妇女进祠堂喝酒，被视为犯族规。今天农民运动起来了，妇女也翻了身，我看，我们不妨再犯一次族规，让四嫂她们坐头席怎么样？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一片叫好声。于是，王淑兰大大方方坐在首席上，心中充满了对大哥的感激与敬佩，在场的妇女们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尊重。

　　不出毛泽民所料，大革命失败后，王淑兰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她被当作共党的亲属抓了起来。韶山的乡亲联名为她写了一份字据，证明她已与毛泽民离婚，把她保了出来。出狱后，王淑兰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她带着女儿转移到长沙，继续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王淑兰再次被捕入狱，关进国民党长沙陆军监狱。毛家亲戚与族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花了不少银两。据毛家《清抵簿》记入账本的就有“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在监狱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淑兰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牢友成立临时党支部，她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当时和王淑兰同一牢房的还有浏阳女革命家罗醒。她俩都带着孩子坐牢，见不时有人被拉出去枪毙，便约定：无论将来谁牺牲了，活着的负责抚养留下的后代。

　　1930年7月26日晚，趁红3军团攻打长沙之机，王淑兰等成功越狱。8月初，红军撤离长沙，罗醒去追赶队伍，将儿子托付给王淑兰。王淑兰带着两个孩子由地下交通员孔福生送到长沙东乡榔梨隐蔽。不久，罗醒因在浏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再次被捕牺牲，王淑兰将她的儿子王华初改名毛华初。

　　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远志和华初去上海找他们的父亲毛泽民，但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破坏，毛泽民已于半年前转移至中央苏区。母子三人返回长沙后也寻不到组织，只好一路乞讨去投靠从韶山逃难到华容的毛泽民二姑的儿子贺晓秋。在华容那段日子里，王淑兰不想拖累亲戚，曾给大户人家做佣人，缝补衣服赚取生活费。毛华初给人放牛、砍柴，还做过长工。女儿毛远志甚至送去沅江做了童养媳。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王淑兰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毛泽民也来信让远志去延安读书。但当女儿于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时，毛泽民却于两个月前去了新疆。毛泽东在侄女抵达的当天晚上，就亲切地接见了她。吃着王淑兰带给他的两斤云片糕，毛泽东连声说：“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过家乡的东西了。”他关切地问远志：“你妈妈现在怎么样？”远志回答：“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去了。”毛泽东说：“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接着，毛泽东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说罢，两人都笑了起来。远志告诉伯伯：“临行前，妈妈一再嘱咐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不要打搅您。小孩子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

　　后来，帅孟奇从湖南去延安，王淑兰托她带口信给毛泽东和远志。毛泽东同样关心着王淑兰，得知她“现在很苦，仍是以讨米为生干革命”后，通过党组织给她寄去20元钱。

　　1938年初，王淑兰回到韶山，协助邹祖培恢复中共韶山支部。在收到毛泽东要求韶山派爱国进步青年去延安的来信后，她动员养子毛华初也去延安，跟着伯伯干革命。王淑兰认真叮嘱儿子：“见到毛主席一定要叫大伯，要给他鞠躬。”

　　送走儿女后，王淑兰一门心思扑在党的事业上。她对大哥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充满胜利的信心。1939年，她在湘潭朱家圫以纺纱为掩护，担任中共湘宁中心县委和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的联络工作，1940年11月，随省委机关迁往双峰街埠头隐蔽。省委代理书记文士桢（化名熊永藩）与延安派来的发报员朱春芝（化名李月娥）装扮假夫妻，王淑兰则化名“熊一娘”作为“熊家”的嫂子。他们共组“家庭”，以做桐油生意为职业掩护，进行地下活动。1942年，王淑兰调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4年后，在衡阳、临武等地，以做小生意、当保姆等作掩护，发动群众，坚持秘密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让她和中共衡（阳）安（仁）耒（阳）工委书记范卓假扮夫妻在桂阳建立地下交通站。她再三申明：“我是毛家人！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坚决完成，但假戏真做我可不干！”她对毛泽民和毛家忠贞不二，终身未嫁。三年里，她和范卓在桂阳一带发展党的组织，组建革命武装，曾为游击队和解放军筹集军粮2万多斤。

　　解放后，王淑兰来到北京看望大哥，毛泽东却让她回韶山接待来客

　　1950年，南下来到江西的毛远志生病住院。王淑兰从湖南赶去看望。在南昌，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毛泽东亲自回信，叫王淑兰带着女儿、女婿来北京。刚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把她接到家里。久别重逢，彼此关怀，相谈很久。王淑兰带去一个没有盖的瓷杯，毛泽东非常高兴地收下这件朴素的礼物，并回赠皮衣一件。

　　1951年9月4日，毛主席和家乡人合影，左一为王淑兰。

　　在北京的日子里，凡是韶山来了亲友，毛泽东都把王淑兰接到中南海，与他们见面和聚餐。养子毛华初的爱人去北京治病，她也带着儿媳去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在招待所住久了，便向组织请求工作，但很久没安排好。幸好毛泽东给她找了一个事做。一天，他把王淑兰接到家里商量，说：“四嫂，听说我们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王淑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我会！”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

　　临别时，王淑兰吐露了一个心愿，就是想把丈夫毛泽民的墓从新疆迁回韶山老家。毛泽东说：“我的钱要买飞机大炮的。”王淑兰虽然是准备自费迁葬，并未要求毛泽东或公家出钱，但她不再作任何解释。她完全理解她的大哥，因为他早就有“埋骨何须桑梓地”的思想，更何况当时正值紧张的抗美援朝。

　　王淑兰高高兴兴地告别京城，回到了韶山，每天热情地陪着来参观的客人，向他们讲述毛泽东及其家人的革命故事，成为最受欢迎的讲解员。

　　王淑兰还参加了毛泽东故居的复原陈列工作，并积极收集毛家失散的家具、农具等旧物。那些承载着毛家历史的物件，在她和毛月初等人的努力下被妥善保存。像毛家的老账簿《清抵簿》，就被她细心地收藏于故居的阁楼上，簿中夹的纸条上写着“王淑兰从著名烈士毛新梅儿子毛汉章家里收来”。这本旧账簿是在1921年毛泽东动员弟妹外出革命后，毛泽民因长沙方面催着上班而拜托舅舅与族人处理一些来不及处理的家庭不动产，大家认为毛家兄弟虽然外出工作，但田土房屋应予保留，议决由毛震公祠代管，收取田租，建账设簿。《清抵簿》非常详细地记载着毛家很多年的来往账目。从这一老账本里，可以看到毛家财产演变的过程及如何从富裕走向贫穷的原因。老账本还让我们发现，毛泽东不仅动员弟妹舍小家为大家、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而且用自己的家产支持革命事业，许多用于革命方面的支出，项次和金额惊人，极具史料价值。

　　毛主席送给王淑兰的照片，亲笔签名“王淑兰同志”。

　　当韶山毛泽东故居正式建立起接待机构后，王淑兰便到长沙同养子毛华初一起生活，带带孙子，享天伦之乐。她也不再去打扰忙于国家事务的大哥，但经常通过在京工作的女儿、女婿和去北京开会的儿子、儿媳捎去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也始终牵挂着他的这位“四嫂”，多次向进京人员询问她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并亲笔签下“王淑兰同志”的照片供她留念，叮嘱毛华初夫妇要照顾好妈妈。

　　1959年，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韶山，刚住下，就打听“四嫂在不在家”？公社书记毛继生告诉已经派人去长沙接。毛泽东说：“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接待客人了。”这次，王淑兰因为身体不好，未能回韶山，但毛泽东返回长沙后，她带着毛华初、韩瑾行夫妇到蓉园宾馆看望了他。

　　1962年，王淑兰最后一次回到韶山，在亲属和接待处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故居参观并与大家合影留念，然后感慨地说，这里永远是她的家。

　　此后，王淑兰身体每况愈下，原来她患了骨髓癌。1964年7月6日，王淑兰病逝于长沙，享年68岁。弥留之际，她留下遗愿，希望能回到韶山。根据她的愿望，将她埋葬在上屋场对面的象鼻山上，让她守护着曾经生活过的家园，每天凝望着络绎不绝前来故居追寻毛泽东革命足迹的中外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