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章流：小队往事——记原榜圩紫塘第14队

　　小队往事

　　——记原榜圩紫塘第14队

　　陆章流

　　一

　　六十年代生的一代人，经历并参与了热火朝天的集体经济年代的生产劳动。

　　我的青少年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六七十年代度过。那时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精神焕发、积极向上，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农村年轻人即使说没有立志出乡关的信心，但仰往外面世界的梦想还是有的，然而那是多么飘渺的希望，也不太现实。因为那时招工招干参军（政审）等都是由小队评选推荐的，不是说你学习成绩好、劳动积极就能评上，跟我同龄人中有好多是党员队干军烈属家庭的子女和兄弟姐妹，评选他们当然都是占优先权了，轮到如我等平民子女的几率很低。虽然我家的阶级成份也是贫农，但因家庭生活贫困，父亲利用农闲时节倒卖一些土特农产品，以改善家庭生活，却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我们自然成为投机倒把分子的子女了，这在讲政治的年代备受人歧视。时势在不断的变化发展，我上高中那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这给学子们带来了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的新希望。高中毕业后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通过了高考，命运从此转机。

　　我的家乡榜圩镇紫塘村塘岜屯地处平果市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在农村出生长大，对那个年代生产小队集体经营模式有着特别的记忆。出集体工挣工分分配口粮，白天劳动晚上集中开会学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生产劳动都得听队长的指挥。集体行动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社员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冲天的干劲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在这样环境下，农民的孩子不可能不想干农活，上初中后每逢节假日和星期天，我积极参加小队集体劳动挣半个劳力的工分，耙田插秧除草刹虫挑肥砍柴放牛挖土等所有重农活我都干过，因而，对小队集体经济时代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有着特别的体验和感受，这也为我的人生磨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队作为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的载体，它印证了一段历史的印痕，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也是农民难以忘怀的记忆。而今自己退休赋闲在家，回顾生产队时期，多少往事涌上心头。那种挖山不止、开路不停的劳动场面；那种战天斗地、不畏艰险的雄心壮志；那种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冲天干劲；那种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那种同甘共苦、万众一心的集体精神，像放映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实行集体经济生产管理模式，即公社、大队、小队三级集体经济体制，各级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分别归属人民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集体所有，以小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实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一个小队就像一个大家庭，队长是家长，社员就是劳动主力，每天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做工，一起劳动、统一记工分、年终按人口分配口粮，按工分分红，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多劳多得和团结协作的优越性。

　　小队组成是由大队根据各自然屯片区的实际情况划分，多是以自然屯组队为主，一个标准的小队约为30户200人口左右，太多太少都不便管理，所以组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一般来说，小的自然屯15户以上、人口80以上就可组成一个独立的小队，少于的则归到临近的片区组队，大的自然屯则按情况分为多个小队。比如，我们紫塘大队13个自然屯分为15个生产小队。那时，我们塘岜屯有100多户600多人口，分为三个小队，编号为第12、13、14队。全屯沿着山脚呈东西走向，我家处在屯东边的那岜片，因为大队部是在屯的西边上头，组队便从西边起编号，因而那岜片被编在第13队之后。全队38户220多人口，耕地面积260多亩，其中水田160多亩，旱坡地80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一亩多。那时很少有其它产业可做，耕地是小队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全队所有劳动力都围绕这些耕地日复一日不停地翻耕种植，努力从中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以维持全队几百号人的生活需求，同时还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公购粮任务。所以，常见书里说农民常年拿着锄头在土地里刨吃，这话在那个年代一点不夸张。播种前反复犁耙，真正做到了精耕细作，秋收后又犁翻碎土晒田，年年岁岁，如此循环往复。

　　小队是直接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基层最小单位，是推动农业生产生活正常开展的主要力量，在壮大集体经济、努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自主修建水库、机耕道路等农田基本建设、实现集体资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实际行动教育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互助意识。农活是天底下公认的最苦最累的体力劳动，但社员在集体劳动中得到了锻炼和积累丰富的经验，觉悟性、积极性都比较高，出工积极，干活卖力，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也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那时农民种田可不像现在这样从种到收基本上是机耕、机收、机运，有化肥、农药施放，耙田、犁地、播种、插秧、收割、脱粒、运输、除草、杀虫、挑粪等工序，全都是靠农民手工体力劳动，肩挑背扛，常年匍匐在土地上艰辛劳作。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来记叙农民劳动场面非常形象，也是六七十年代农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记忆中，小队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说小队是一个小的社会经济组织，不如说人民公社下的小队是一个集体大家庭。集体生产经济的生活方式是，统一集中耕种田地、养殖畜牧，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那个年代物质虽然不丰富，生活清苦，但劳动人民精神焕发，热情高涨，团结互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个个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

　　二

　　小队成立领导班子，简称队干。由队长（是党员的也称为指导员）、副队长、记分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妇女主任、贫协主席等人员组成，负责本队的生产、劳动、财务、分配管理等事务，还要时常抓紧社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各项生产的发展。那是大讲政治的年代，群众思想觉悟高，讲奉献精神。领导班子成员中除了队长和记分员全脱产外，其余的只有职务上的职责和荣誉，都要参加劳动计工取酬，没有额外职级报酬，准确地说是兼职义务工，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效益。但能进入领导班子成员的都是根正苗红的积极先进分子，在开展农业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中处处以身作则，真正发挥带头人作用。还有专职管水员、饲养员等，但不是领导班子成员。其实小队就是一个大家庭，领导班子管家，队长是家长，社员是家庭主力成员。小队里所有的生产计划、工作安排、群众生活管理都是由领导班子计划制定实施。但最终的决定、分配和推荐权都集中掌握在队长一个人的手中。作为一队之主，队长说一不二，是队里绝对的权威人物，不容任何人质疑或挑战，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纪律要求。

　　队干、党员都要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各项政策，还有“自来红”家属等自然享有优先权。诸如在国家招工招干、推荐当民办教师、参军入伍等指标名额分配到小队时，推荐、政审第一关都是由队长一锤定音，一般都是优先推荐那些党员队干、革命军属的子女和兄弟姐妹，这是许多普通家庭子女所不能企及的，能安排到普通社员家族成员的很少，地主富农等阶级成分高的子女更没有资格了，所以能进入队干成员是多少青年农民的追求和理想了。

　　我们14队的队长（有段时间凡是党员又是队长的改称为指导员）是陆天辉，从他的履历中可看出，在那个年代他是个有名的人物，那是参加土改工作积极，表现突出，在工作岗位上前线提拔入党，被公社树立为先进积极分子代表。解放初期党员少，政治荣誉、社会地位都很高，土改完成后原先是派他到公社当干部的，但由于他是个地道的文盲，只会讲土话，不会讲、听不懂普通话，只好自愿回到大队任党支部书记。过后不久，也因不识字开会不会记录，传达上级指示有些困难，因而再次辞掉大队党支部书记，回本小队任队长，一直任职到分田到户止。队长虽没有文化，但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加上经历过土改工作，经验丰富，所以带领我们队的社员群众搞集体生产风生水起，队长连年获得嘉奖，小队也被树为集体先进典型代表。

　　那时，县、公社还派工作人员驻队指导生产和督促政治学习，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劳动、同吃饭、同居住），一般安排在队干家食宿，住户就是他的东家，一进驻就是一二年以上。吃饭要交粮票和菜金，住哪家就是哪家的一家人了。每天都要与农民一起参加小队劳动，有事离开小队要向队长请假批准才能成行。每天收工后要与住户一起干家务活，砍柴、挑水、种菜、喂猪等，样样都要干，如果不干或偷懒不但被东家嫌弃，还被社员瞧不起，到收队回单位时，社员也不会给好的鉴定意见，那样会对个人的政治前途影响相当大。不过那时的干部干活卖劲，赃累农活样样都能干，有的甚至比农民体力还强壮，遇上这样的干部，都惹得邻居眼红，并质问队长：我家也有空房间，怎么不安排到我家来住？那时农村信息闭塞、文化落后，驻队干部讲的城镇里的事都是农村人喜闻乐见的新闻，带来一二本的连环画、或是一叠旧报纸，都是农村人抢先看的读物。驻队干部不时还给东家买一二包面条，或带来几件旧衣服，这都让别家临居嫉妒几分，从而产生为何不安排在我家住的质问？

　　当时的干部工作虽然积极、纪律严格，但是，工作方法却是生搬硬套，甚至死板，缺少灵活机动，搞瞎指挥。比如，当时上级指示小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生产队要求农户的自留地也要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如若种植其它经济作物的，就被定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那时农村经济来源少，我们队每家每户都划出部分自留地种植烟苗（晒烟。当时国家实行烟叶自由买卖）经济作物，农户一年的油盐费用都希望在这几把烟叶了。但当时驻队干部廖b生发出号令，要在两天内把农户所种植的烟苗即“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割掉。而此时烟苗已长出三四叶龄了，再过四五十天就成熟收割了，且当时离春耕生产还有近两个月时间，不影响春耕生产，从而群众要求到早稻插秧前再铲除，并保证往后不再种植了。因而群众坚决不同意拔苗，而廖干部一点都不听取群众意见，要求必须要把烟苗拔掉。有的队干也站在群众一边提意见，廖干部却不依不饶，立即召开队干、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要求他们作带头，并规定群众谁家不拔除就不安排出工。在强大的攻心和政治号令下，谁都不敢违抗了，当天下午几个队干、党员只好拔除自家的烟苗了。队干、党员都拔了，迫于压力，第二天群众也只能跟着拔掉自家生机勃发的幼苗了。自古以来，杀青苗是农民的大忌，有几个农户拔着拔着腿都摊软下来坐在田埂上——心痛啊。拔青苗不但造成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也伤害了群众的心，政府的光辉形象在群众心目中陡然变暗。

　　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真正培养出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公社不时还要召开大队长、小队长会议，然后再层层传达到群众，公社则不定期召开群众大会，小队时常利用晚上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以及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农村政策。因而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是小队的重要活动之一。那时没有通电，晚上集中开会学习都是点煤油灯的，听取队长传达上级会议或文件精神，即使没有上级文件传达，隔三差五也要召集社员开会讨论学习，或是讲当前形势政治新闻，或读一些毛主席语录，最后布置当前生产劳动任务。说实话，当时群众的文化基础不高，文盲几乎占八九成以上，但经过反复的政治宣传和学习活动，在潜移默化中群众的思想觉悟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主要表现为热爱祖国、维护集体利益、积极劳动、团结协作形成了风气。

　　小队没有会议室，开会就在仓库前比篮球场稍大的晒谷场上召开。晒谷场是泥地板，下雨天泥泞不堪，无法集中开会，晚上刮风也不能开，因为无法点煤油灯照明。一到开会，就见队长一手提一只马灯，一手提一只小板凳向会场走来，到场地的中点坐下，社员各自也是拿小板凳和一只小煤油灯陆续到场，按场地形状的边缘围坐下来。开会前社员有说有笑，小孩子们或围绕父母身边，或穿梭在会场的中间嬉戏，当跑过大人面前时都被喝一声：不得碰翻煤油灯。我父亲怕煤油灯被碰翻，也为了节省油耗，干脆把它熄灭后放在板凳下保存起来，散会后再点亮照路回家。会议都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为主题，还有就是与社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会议首先是队长讲话，或是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抓革命”，主要内容是要批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把社员思想统一到讲政治的高度上。“促生产”就是按季节部署生产规划和任务，主要是活学活用“农业学大寨”的精神，要大力造田造地。

　　那时，上级开会都要求社员要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老三篇”，队长就靠死记硬背《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的题目，以便组织群众学习。为配合搞好学习、提高效果，小队给每个农户都发放一套毛主席著作一至四卷，红色封面（我家的还保留至今），但当时农民文化低，不能独立阅读文字，除了那些为数不多的有孩子上高中的农户外，几乎没有人读过一整遍原文，因而学习“老三篇”只是口口相传三篇文章的题目和每篇里的一句话，很少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在这里没有一点贬低的意味，而是实话实说。我们队队长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识字不多，但记性好。一到开会学习，队长倒过来先讲第三篇《愚公移山》，而讲到第一、二篇时，一般只能讲出题目，再说不出更多的内容了，或是将其往后推，或是讲第三篇完就散会。因为第三篇愚公干的事业与当地发扬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和情景是相似的，所以按葫芦画瓢可以展开讲下去。队长说，古时有个老人家住在山区里，家门口被一座大山挡住，就带领全家人挖山开路不曾停过，从老人的上辈起，到他这一辈天天挖石头开路，还交待子孙后代一直开挖下去，直到挖出一条道路来……队长讲得有头有尾，社员也听得津津有味。队长或许就不知道第一篇是讲一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士治病救人的生动故事；更不知道第二篇讲的是，张思德同志为军队烧木炭而牺牲的一个普通战士……后来，队长只负责主讲《愚公移山》，第一、二篇就由驻队干部带领社员学习。这问题又来了，驻队干部是外地人，只讲普通话，不会说土话，社员听的也是不太懂。

　　但是，从这三篇文章里每篇单独整理摘抄出的三句话，通过反复领读背诵，让大家都能倒背如流。特别是第三句还谱成歌曲传唱开来，如搬运石头、挑重担时大家就不约而同齐声高唱起来，当着劳动号子。

　　第一句：“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二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

　　第三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

　　忆苦思甜。每年定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一两次。第一次定在开春时节，结合防治流行性脑膜炎病开展忆苦思甜大会。先由老贫农讲述过去跟地主打长工的苦难经历，他没讲出什么实例，好像经过统一培训了，凡上台演讲的都是说：过去我跟地主打长工吃的是剩菜，干的是苦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今天我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同时派人到山上采割几捆当地野生的桉树叶和几篮野生苦麦菜，洗净后一边熬制桉树叶汁浓浆，加些土糖片；一边煮几大锅的野菜粥，不放食油，只放些盐巴，越苦越好。散会后各自回家叫家里的小孩和老人齐出动，每人先喝一小半碗桉树浆水，说这样可以防治脑膜炎病的发生。然后又舀野菜粥吃，要求每人吃一大碗以上，这样才能体感到吃苦味道。年景好的话，晚上宰猪加餐，每人分到约两指厚的三四块猪肉，这叫做思甜。

　　根据上级的要求，小队不时还召开批斗“四类分子”群众大会。批斗“四类分子”总称为斗地主。那年代是以讲政治为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四类分子”列为管制对象。根据上级部署，生产队不时也要开斗地主大会。我们队“四类分子”家庭不多，才是三四户。这几户“四类分子”都是同屯同姓人氏，讲来没有多大的阶级仇恨，只是过去他们顾请穷人帮打工，被定为剥削劳苦大众的血汗的罪证，这就是被批斗地主的主要原因了。划阶级成分初期，凡是被划为地主阶级的，家庭财产及房屋都得没收分发给最贫苦的农民。按照上级政策规定，我们队有两户被划为地主阶级成分，直接把他们住的一大排七八间砖瓦两层木楼大房子没收分给几户雇农（比贫农进一级），再让地主到分得房子的两个原住户低矮茅屋去住。而队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我们队没有地主阶级，最高成分只有富农，连最具有权威性的陆大乐在世时也是这么说，他七十年代初期就任紫塘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话应不容质疑。但是，笔者曾当面反问：如果没有地主阶级，那两户的房子为什么又被没收？说到这点陆大乐又无法解释得清了。为了弄清这个历史真相，笔者曾多次打听有关人员，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最后，在一次不经意间跟一户地主的大儿子聊到这个问题时，真相才得以解开。原来，刚划分阶级成分时，大家都认为那两户雇请过长、短工，住房条件好，生活比大家富裕，完全符合地主成分的划分条件，从而一致表决同意划为地主阶级。过后不久，也许是小队领导再次认真复核，觉得当时群众情绪是有点过于激进了，就把已没收了的两个大树归还地主，又把阶级成分降为富农。即使成分降了一级，但房子已被人瓜分居住了，往后召开的批斗大会仍然被列为批斗对象，按理说是有点冤啊。但历史的潮流个人是无法抵挡的。开批斗会时，“四类分子”跪着被围在中间，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一般都是以文斗为主。但也有特殊的时候，我们曾见过一两次，有一两个年轻人激动了的时候用木鞋底敲击过“四类分子”的头，还有每逢公社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时，怕“四类分子”在家谋乱，以此为理由，要求各大小队派民兵把本队的“四类分子”反绑双手后，押送到街头山脚下静候，等群众大会散会后又才押送他们回家，松开绑绳。这种情况一年可能出现一二次。我们屯的地主挨批斗的也少，因为人家掌握传承的人工孵鸭苗、制土糖片、制土洒曲等手工技艺，他们可干农活，但社员就无法干他们的工艺活了。在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的日子里，社员天天顶风雨、冒严寒、战酷暑在野外干重体力农活，地主却能在室内孵鸭苗、制糖片、制酒曲等轻活。

　　看电影。当时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极其缺少，看电影是广大群众最为期盼的文化“大餐”，能看一场电影比过节日还要热闹活跃。公社组有放映队，负责巡回全公社10个大队100多个自然屯放映，一般一个大队30天左右能轮到放映二三场，一轮到我们屯放映，生产队下午就不安排出工了，在家煮吃等候看电影。太阳刚落山，各家小孩就拿板凳去抢占地方，临近村屯的人来只能站在操场的四周观看了，把操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的电影都是革命战斗片，诸如《闪闪红星》《智取威虎山》《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红灯记》《白毛女》《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没有故事片，更没有搂抱谈情说爱的，有的影片反复多次放映，但观众真的百看不厌，场场暴满，有的台词和插曲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在可随口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冲啊！”还有，放少量的外国影片，诸如，南斯拉夫《桥》，阿尔巴尼亚《宁死不屈》，朝鲜的《卖花姑娘》等。

　　三

　　当时队长是以吹哨子为“号令”。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队长就吹响三四遍的哨子声，不管谁家的事务怎么的急办，一听到那长短不一的或绵长或急促的哨子声，社员统统放下手中的活儿，正端着碗吃饭的也得放下，手一抹嘴巴就匆忙出门，小跑到晒谷场听取队长分工安排工种。我们队有两户人家，一户是在屯里山脚的背后，一户是在屯对面七八百米远的对面山脚下，哨子声吹不到，这两户要么前一天收晚工时提前跟队长打听明天该安排做些什么工种，要么就是每早提早派一人到晒谷场等候。住在背后山脚的那一户，出行要翻越约二百米的岩刁山坳，当时山坳还没有开挖降坡，也没有路基，都是攀爬石头缝隙通行的，为了不误工，他家常派一个人提早爬到山坳上坐等，当听到这边山脚下的哨子响，立即返回叫家人出工。对面山脚的那一户也是如此的闹心，很是怕误工。误工挣不到工分也就算了，但连续不参加小队劳动多次，就被戴上耽误集体经济生产的消极分子帽子。这在走集体经济年代，是个极不光彩甚至被人歧视的行为。

　　安排工种男女有别，之前小队根据各人体力把全队的劳动力分为几个组，分别为男人组、妇女组、老年组和半劳力组。其中半劳力组是指在校初中、高中生利用假期和星期日参加劳动的，每天记半个工值5分；其余三组不论男女组或老年组，出工一天统一记工分10分。因为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都还是下田干农活的，这些老年人工效当然比不上中青年劳力，但给他们记正劳力相同工值，是鼓励老年人参加集体劳动，这叫自吃其力。你看连五保户、病残无劳力户，不用做工都还由小队承担其生活费用，况且人都有老的一天，这不但是优待老人的一种表现，也是体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共同走向致富道路的优越性。工种分重、轻、缓三种：一般的耙田、犁地、打谷、打石头造田造地等重活，大都安排男劳力组和女青年；播种、拨秧、割稻、挑担、杀虫、耘田、运泥填土等则安排妇女组；剥叶剪枝、培土、除草、施肥、碎土等则安排老人组和半劳力组。让人人都有工做，个个都出力。

　　小队一年都有做不完的工，从春耕春播开始，到田间管理、到夏种夏收，到秋播秋收，接着又犁田晒冬和冬播冬种，还有制肥积肥，一年连轴转个不停。平时小队一天分上午下午两个出工段，早晨七点左右出早工，到中午十一点收工吃中午饭，下午一点多出下午工，到六点收工。但春耕、“三夏”、秋收三个农忙时节，每天从天亮起到天黑天天连续作战，一刻都不能停下，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用农民的话说“吃饭后连抹嘴巴的时间都顾不及。”特别是夏收、夏种和夏粮入库（简称“三夏”）大忙，全队三四百亩田地，从夏至末开始收割早稻和播晚稻秧，接着犁耙田地沤田，到立秋前插完晚稻秧苗，要在短短的三十多天内完成，真正的是时间紧、任务重、劳动强度大。每进入农忙时节，全队不分男女老人组，上百的劳力一起上工。那时还没有条件推广农业机械化，犁田耙地插秧收割，全是人工双手双肩完成。为便于耕种，小队时期，田地都是小块并大块。犁耙田地时，三四十个壮汉，一人使役一头牛，齐整地在一大块田地里打转翻耕田地。插秧收割时，数百人从田头排到田尾，个个甩开膀子干活，颇有千军万马之阵势。时值高温酷暑，农民顶着火辣的太阳收割早稻、玉米，接着犁地耙田种植晚稻和晚玉米，同时又要兼顾晒干稻谷按时按量完成上缴公购粮任务。夏季大西南地区正值汛期，天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雨水频发，收割的稻谷和玉米若不及时翻晒极易发芽霉烂，给收晒稻谷带来很大的难度。而且，那时农村都是泥巴地板，没有一寸的水泥地板，又缺乏晒谷场地，都是用二三平米宽的竹席一箩筐一箩筐地轮番摊晒，加上农家养的猪鸡鸭都是室外散养，还有成群结队的飞鸟偷吃，晒谷场必须有人在旁边守护，禽畜来赶走，雨来抢收。

　　有人说集体时代懒人多，说这话的人不是歪曲或脑筋乱，就是动物思维。集体劳动上百人出工，场面浩大，干活基本上也是定量的，相当于在大庭广众面前比能力比速度，看谁干得快又好，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譬如，插秧、割稻、收玉米等，都是从田边排队每人面对六列（行），谁偷懒谁落后，再说偷懒也是你的工，得做到尽头为止，所以个个奋力争先。又如，挑塘泥放田，每人一天要挑相同的二三十担，走同一线路，谁又能偷懒呢？倒是出集体工，相当于运动员在众目睽睽的比赛场上表现自我，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谁不争先恐后，谁敢拖后腿？

　　每到小队收获玉米、花生、红薯时节，也是小孩们最高兴的时候了。队长一宣布今天收玉米，明天收花生，小孩们就奔走活跃起来，那高兴状无以言表，大人脸上也写满了丰收的喜悦，队里像过年一样热闹。因为那时粮食紧缺，更谈不上有什么零食了，只有一年中两季作物收获季才有玉米棒烤、有红薯炖、有花生米吃。这些随收随吃的作物果实是一年中我们最盼望的季节了。虽然是当天收获当晚分发，但小孩们等不及了，社员收过后，一群小孩就尾随在后捡漏，把一株株玉米杆从头到尾重新察看，把一畦畦花生地重翻一遍，意在小队还未分发前先尝尝鲜啊。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一年分农忙和农闲两个时节。农忙是指春耕、“三夏”和秋收三个生产季节，共约经历八九十天，与之相对的其余时间为农闲时节。农忙期间农民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天天到田间劳作，用累死累活形容一点不夸张。有人说秋收一过农村便进入农闲时节，农民就悠闲了，这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其实，农民从没有悠闲的日子，所谓的农闲只是相对于农忙而言，还得照常干活，只是做些较轻松的农活，不用起早摸黑，时间要求可缓可急。诸如，秋收过后紧接着就要进行冬种作物生产，播种三角麦、油菜、绿肥等，还要及时翻犁农田改良土壤，积肥造肥，修建水利渠道和农田基本建设，等等。在那个温饱还不解决的年代，农民日夜奔波，脚步从没有停下过，总有做不完的农活等着呢，只有到了春节农民才能停下繁忙的脚步享受几天悠闲欢乐时光，过了初五又进入春耕生产农忙时节了。

　　“学大寨赶昔阳”是那时农业生产叫得最响的口号，也是生产队的奋斗目标。学大寨的实质是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大寨人的实践经验。最初阶段是先写标语宣传发动，接着开荒造田造地，翻耕改良土壤，修建水利灌溉渠道，防止水土流失等。

　　省道s208线经我们屯后山巴峦背面山脚，公社要求在公路沿线的可视面都要写标语，我们14队就在巴峦上半山腰上写一幅很大的“农业学大寨”标语，一个字占1.8×1.8米，山壁又是不规则的石头，要写这么一幅大字，没有一定的砌石工艺是难完成的。我的堂九叔有高小文化，又会砌砖瓦手艺，队长就安排九叔带领五个壮劳力上山开劈石头垒砌标语，然后用石灰浆粉刷，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一幅醒目的大标语挂在半山腰上，路过的人抬头一望无不啧啧称道。此外，还在房屋的墙壁、山脚大石头、桥墩等能写字的地方都要求写上标语，诸如，“学大寨赶昔阳”“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节约闹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这些小标语都是由学校孙明达老师利用星期日或放晚学之后负责写。说小也不小，一个字一般都有草帽大，每写一处孙老师都是按地方的大小比例确定字体大小，一律采用正楷方方正正地涂写，端庄又醒目，就是不识字的老人或小孩，只要看过一遍、听人读过一次就能记住了。

　　我们队地处大石山区，耕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只有一亩左右，没地方造梯田，只能造梯地，一进农闲时节，生产队就组织社员选在山脚缓坡砌起石坝，然后到别处挖土填土成梯地。造一亩梯地耗费很大的劳力，由于新造地力差，种玉米红薯产量低，短期内好像得不偿失，但年年秋后队里都得造田地，现在数得出的过去造的梯地也不过十来亩，倒是推行坟墓上山时生产队造出近百亩的旱地。不知是哪个年代立的，我们屯后山巴峦山脚下都是坟头，一坟占地约一平方、高约1.5米，大小差不多，一座接一座连成一大片，数百座老坟头占地近百亩。我们壮族习俗每年在三月三或清明节扫墓，但那片老坟不曾见有人扫墓过，屯里也没有一户人认为是自己的祖坟。小时候，我们怕新坟里有鬼而退避三舍，却不怕老坟，经常放牛穿越其间吃草，还在里面捉迷藏。七十年代初，上级下文实行坟墓上山还田还地，队里出公告一周后无人回应，最后当作无主坟全部挖掉。开挖时大部分只有坟头没有遗骸，少量见到像拳头大的小塘瓷就放到山洞里。现今巴峦山下近百亩旱地都是那时开挖而成。

　　那时化肥还没有大力推广应用，土地肥力不足，只能采取用牛力多次来回犁耙田地，增加耕作层深度，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和提高土地肥力，从而达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目的。春播之前田地都要翻犁两遍以上，秋播也是一样，秋收后还要进行犁翻晒田。其次，低洼田都要开挖排水沟，实现涝能排旱能灌的目的。一年种植两季水稻和玉米，每块田地一年都要翻犁六七遍以上，只可惜人力牛力有限，虽多次轮番耕作，但耕作层仍不达到深度要求，加上肥力不足，产量徘徊不前。

　　农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尿素、钾肥、复合肥等化学肥料还没有普及推广，也缺乏资金购买，小队用肥主要是靠农民自行解决。比如，挖塘泥、铲田埂草皮泥烧土皮灰，制造土杂肥、集聚堆沤猪牛栏粪便等。秋收后农民的主要劳动量就是大力拾肥造肥，为翌年的粮食生产用肥作准备。拾肥造肥途径：一是捡拾野外的牛马粪便，二是收集堆沤猪牛栏粪便，三是储蓄厕所粪肥，不让其渗漏或外流，四是烧草皮泥和上山割青叶堆沤，五是挖水沟、池塘肥泥。这些混合土杂肥就是平时所说的农家有机肥了。我们队规定，每年每亩田地要施15担塘泥、5担熟土皮灰、3担经沤熟了的猪牛栏粪便。其中，熟土皮灰和猪牛栏粪便任务分配到农户，以劳动力定任务。

　　四

　　我们队始终遵照毛主席教导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示，一直都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好田平地都是种植粮食作物，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也划出部分旱坡地来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实行多种经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不断改善社员的生活水平，这符合“全面发展”的要求，多年受到上级的表扬。

　　我们屯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区，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口多、耕地少是小队最突出的问题，加上当时农业生产技术还是比较落后，又缺乏资金，对农业生产投入少，生产效益不怎么高，粮食紧缺，温饱问题一直制约农民的生活，时值毛主席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示，小队所有的耕地都是以种植双季水稻、双季玉米等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比如，一些边角旱坡地则安排种植黄豆、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特别是划定一定的面积种植红薯，因为红薯易种易长，是饥饿年代最好的粮食替代杂粮。

　　我们队常年种植10多亩甘蔗，产五六十吨甘蔗，主要是用作榨汁加工制作土糖片、熬糖泡食用酒精。所产的一千多斤糖片交售给供销社。尾糖水用来熬糖泡酒精，头酿的高度酒精也是交售给供销社，尾酒可冲水勾兑到28度左右就能饮用，对外敞开供应。但它比米酒的酒劲大，喝多了容易上头甚至晕醉。米酒好喝，但当时农村粮食紧缺，那有米来酿酒喝啊？能喝一斤八九分钱的糖泡酒就已算不错了。

　　那时我们队压榨甘蔗是采用正宗的古法制土糖片法。柱起两个比卡轮油桶稍大的木轮，斜插一根拉杆，牛力拉着转动，人工把一条条甘蔗插入两个木轮间，瞬间被压榨粉碎，蔗汁汩汩流入桶内，一天最多能压榨一二吨，产一二百公斤糖片，那才是真正的原生态食品。

　　队里还建有一个人工鸭苗孵化室，常年配合养殖三四群种鸭，每群七八十只，一群安排一个老人专养，记一个劳动力的全勤工分。那时动植物养殖不喂饲料，更没有催化剂和激素，田间少用化肥、农药，水源无污染，都是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在自然状态下生长。鸭群散养于野外，微生物生长多，种鸭蛋质量高。种鸭一年只有两个产蛋期，每个产蛋期约30天，第一期约在开春后三月初开始产蛋，队里三四群种鸭一天产二百多枚种蛋，一边产一边孵化，对外销售，是小队一条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农户家家户户也都养鸭，一户30到50只左右，养多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喂。那时养鸭主要目的是为每年农村盛大的农历七月十四“鬼节”作物质准备，所以第一期鸭俗称为七月鸭。而且都是跟随早晚稻的种植来安排养殖期，全是散养在水稻田、河沟里。一般是4月初开始孵化出第一批鸭苗，此时正是早稻返青期，苗期全天散养到稻田里扑食害虫和小动物，以减少虫害发生，且成群结队的鸭群在不停的游动中还能增加耕作层的氧气，可促进禾苗健壮生长，直到禾苗含胎期改放养到池塘河沟里捕食小鱼虾和水草。待到育肥期正好又是稻田收割期，收割后可放养到田间让其觅食散落在田间的谷粒，不用喂吃粮食饲料。第二期产蛋是在农历六月间，七月间孵化鸭苗，到8月初就停止。也是赶在晚稻返青期后散养田间，收割时放养觅食掉落田间谷粒直到成熟，所以叫十月（农历）鸭。十月鸭的命运跟七月鸭不同，七月鸭大多都是在七月十一到十六日过节，农户自家连续宰杀食用，而十月鸭只过十月初十一天的节日，所以十月鸭大多都是拿上街出售。

　　自建砖瓦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有部分农户住着茅草房，小队顺应建了土窑烧制砖瓦供应农户建房。烧砖瓦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宜的粘性泥土，肯定是不能挖耕地的泥土了，只好在灵跳（地名）水潭边挖取，加上制作工艺水平不成熟，烧制的砖瓦不太成形，砖头半生半熟的，瓦片却耐不了雨水冲刷，社员要盖房子只好到外边去购买瓦片，砖瓦窑没有产生多少经济效益。

　　养猪是小队的主要副业，但小队养猪颇有微词。记得队里曾尝多次养殖母猪进行自繁自养肉猪，但效果却不尽人意。那时粮食紧缺，养猪都是以喂青饲料为主。队里专门划出几亩地种植红薯，割藤作猪饲料。或许是没有多少粮食喂养，都是长僵猪的多，甚至半途死去剩下无几。记得有一年队里养殖三头母猪和一头公猪，按每头母猪每年产两窝仔，每窝八九只，一年可繁殖饲养50多头猪仔。可这只是计划数量，而结果却差强人意。种猪不能像肉猪那样以青饲料为主，还得掺杂喂一些粮食，至少也得用米糠喂，但不知怎的到中途就染病死掉一头母猪，剩下两头最后每头产五六只小仔，共十多头小仔全部饲养为肉猪。那时农村养猪的自然生长期为一年，才到二三个月，那些猪仔又生病死了几头，能活下来的就是七八头。或许都是以青饲料为主，加上猪疾病防治技术落后，猪苗即使不染病死亡，也是只长毛发不长膘，几乎都是停滞僵化状态，养一年很少长到百斤重。不仅是我们队是这样，临近的其他小队也是走不出这个快圈，因而社会上流传一句俚语：小队养的猪一年长几斤，越养越伤心。即便如此，那时养猪不仅只是希望长膘，同时也能获得猪粪便施放农田，所以“不长肉也积得肥料。”是小队坚持养猪的理由了。

　　尽管如此，我们队靠上述几种副业创收，每年底结算工值都排在全公社前列，一个工日值达到二毛五分钱以上，比周边的小队工值多出五六分，年年获得公社的表彰。

　　那年代把牛当作农家之宝，一直保护着。养牛不属副业和创收，而是专门用来犁田耙地，是小队不可或缺的主要生产力群体。因而牛不能自由买卖、也不得任意宰杀，只有自然衰老不能使役，或跌山伤残后才能宰杀交易，且必须执有大队证明，否则构成违法，视为破坏集体生产的犯罪行为。我们小队养有30多头水牛，全队的耕地犁耙翻土全靠这些牛力了。其中20头左右能使役，其余的是小牛犊。都是分发到农户饲养，领养1头的记半个劳力工分（5分/天），2头算一个劳力全勤工分。我家领养了两头犍牛，平时都是我妈放养，到节假日和星期日，我就替我妈放牛，春耕夏种时只能牵牛在山脚或田埂啃草，因为早晚要使役，不能赶到远山放。那时放牛还要兼捡肥或砍柴草，每次放牛我们就佩带柴刀，挑上泥箕。秋收后我们就把牛放在田野上，或赶进山里让其自由觅食，然后就砍柴草，或去捡拾牛粪，到傍晚就挑着担赶着牛回栏。

　　自繁自育选留种子。七十年代中期杂交水稻已研制成功，但制种技术还跟不上，只是在小范围内制种和种植，到八十年代才普及推广应用。记得我们小队也成立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小组，在公社技术员指导下进行制种，坚持了五六年，但成功率低，所以仍然是以种植常规老品种为主。水稻种植“广选”“包胎矮”“珍珠矮”“桂朝”“团结一号”“包选”等，这些老品种都是由小队自行繁殖留种，有的品种已连续种植十多年，品质衰退严重，产量低。种子繁殖留种是个技术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要具备小学毕业以上才能加入，队里选定几个经验丰富的劳动力负责种子选取和保存，我大哥初中毕业就直接进入繁殖留种小组。稻田一进入成熟期，小组就深入田间实地逐块查看，看哪块稻株长得粗壮，颗粒饱满的就做好标记作留种用。常规品种亩留种子量30左右，用种量大。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杂交水稻制种已成功，亩用种子量才三四斤，但价格比常规品种高十倍，亩产量也提高三四成。小队成立制种小组，公社派技术员现场指导，但由于技术还不成熟，制种产量低，推广种植面积少，进入八十年代初，杂交水稻才逐步推开。

　　五

　　自留地政策效果好，但步子太小。集体经济年代实行的自留田地政策是探索“双层”（即集体经济和个人经济并行）经营最有效的途径，既可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减轻小队工多、任务重、顾不及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只可惜当时人们思想受束缚严重，认为自留田地多了是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苗头，只是象征性地实行，每个人口才分给一分左右的田地当作自留田地。如果当时能把小队三分之一的田地按人口平均分给农户作自留田地耕种，这样既能保证集体经济主导地位，又能激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那真是天人合作之美了，可惜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如果。

　　我家八口人，分得自留田地一亩多。因为父母要参加小队劳动挣工分，所以家里的自留地从种到收都是我们几兄弟耕种的。父亲只是做好种植规划，种菜、种粮、种经济作物的样样都得顾及，之后就由我们于星期日或放学之后，或假期去翻耕、碎土、播种、种植。这一亩多田地为我家解决了很大的实际问题：四五分水田铁打不变种植水稻，几分旱地划分为几块，不但要饱，“温”还排在前头呢。因而固定划出三四分种植棉花，温暖着全家人，其余分别种植蔬菜、红薯、甘蔗、烟苗（晒烟）等。各家自留地都是精耕细作，同等面积比小队种植产出的效益多一倍以上。

　　如今，在一些城镇包括农村的一些孩子，不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饭来都不开口、衣来都不伸手，过着古代纨绔子弟唯我独尊的腐朽糜烂生活。而我们那个年代，按照毛主席“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从小就开始训练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上三四年级后就干些轻农活，到初高中每逢节假日，甚至放午学都得参加小队集体劳动挣工分，记半个劳力工值（5分/天）。那时，学校的学习任务轻松，一天上午下午各两节课，15分钟的早读和下午娱乐活动节，几乎不安排家庭作业，下午四点多就放学。加上交通条件和无电照明，初中也不用上晚自习节，课余时间较充裕。每年除两个固定的寒暑假外，还有“春耕”“三夏”“秋收”三个农忙假，每个假期一至二周，每逢假期和星期日，学生放学回家就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初中高中生就要参加集体劳动，放牛、锄地、耙田、挑粪、插秧、割稻、打谷、砍柴等所有繁重农活我都干过。农耕劳作又脏又苦又累，曾给多少农家孩子留下苦涩的记忆，但劳动最能磨练意志和人生成长的历练，也是我们面对各种艰难困苦从不言弃的动力源泉。

　　那个年代农民从没有过什么的节假日，倒是在农村集市日不安排农活，让社员上街自由买卖，比如卖鸡蛋、青菜、晒烟叶等自家产的产品，换取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这里要说清楚的是，上街摆卖必须是自家产的农产品，倒卖别人的产品就被定为投机倒把行为，轻则挨批斗，重则判罪（那个年代只有量罪没有罚款）。那时家家户户本来粮食都不够吃，有时得勒紧腰带卖些口粮，以缓解日常开支之急。那时农村圩集都是统一逢五逢十定为圩日，农业学大寨期间，为了集中劳动力投入农田建设生产，定星期日为圩日。不是圩日街道只见居民活动，很少摆有买卖。也不像现今三天为一圩日，且周边圩集轮流转，变成了天天是圩集。

　　最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是：我家八口人，才有父母两个劳动力，连年超支，又无其它经济收入来源，生活极为困难。父亲利用农闲时节挑着担连夜赶到周边县马山永州、都安江南等圩集，倒购一些农具或土特产品等货源，待下一个圩日再挑去榜圩街摆卖，赚取些差价。当时同一产品在两地有不同的价格，那是交通不便造成的，也可以说那差价纯粹是人工挑担的运输费啊，最后却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在那个以政治挂帅的年代，备受人歧视。

　　六

　　那时农民负担沉重，但那是一种集体荣誉感，从无怨言。最繁重的负担是公购粮任务和“三提五统”等。农民文化虽然不高，但认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道理，大家都觉得“种皇田交皇粮”是天经地义的事，那就是保证先交国家，留足集体，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历史书上也有“良民”一词之说，估计皇帝也有恻隐之心，这应该是古时候对农民群体少见的褒扬。

　　可以说，集体经济年代，用“无私奉献”来比喻农民对国家的支援一点不为过。农民不但承担沉重的公购粮和“三提五统”任务，还要义务参与农村学校、公路、水库等公共基础建设。此外，对国家规划建设的公共设施，图纸规划过哪里就无偿提供土地到哪里，从没有异议，也不收过一分钱。

　　公购粮任务一般是按种植面积和田地水肥条件确定基数，也就是水田多交，旱地少交；水肥条件好的多交，贫瘠土地少交。首先，公社组织工作队对各大队的耕地进行实地评估分类：按水田、旱地、坡地分为一、二、三类，然后制定统一的比率上缴公购粮任务，再结合当年的气候条件等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丰收的多交，受灾的少交。按当时的标准，一亩水田公粮（干稻谷）80斤，派购粮120斤；旱地公粮（玉米）60斤，派购粮100斤；余粮不限（爱国粮）。而当时农业生产缺乏资金投入，科技含量少，且都是种植常规老品种，产量低，正常气候条件下，水田平均单产500斤左右，旱地400斤上下。也就是说公、购粮任务几乎占去近一半。

　　公购粮是个统称名词，分为公粮、派购粮和余粮（也称爱国粮）三种。公粮是时代赋予的一个高大上名词，其实就是农业税，是硬性收缴指标，得必须完成。公购粮交售价格不同。公粮是纳税，无偿上缴国家，但农民每上缴百斤干谷公粮国家平价供应尿素10斤（平价0.21元/斤，供销社销售价0.27元/斤）、氯化钾5斤作为奖励和补偿，磷肥敞开供应。派购粮是国家以比集市上略低（每斤低3到5分）的价格收购小队的粮食，又叫平价粮，也是按田亩下达任务指标，任务量比公粮任务量多一些，也是要求必须完成。派购粮任务是综合考虑年度的收成，若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度就按之前所定的基数上缴任务，若是歉收的年度就适当减少，灾荒年份免交。所以，每到收获季，小队就自行测评估产上报。那时群众的觉悟性较高，办事都是实事求是，从没有故意少报或多提留的现象，一般都是采纳小队上报的数据。如若上报数变动大，大队就组织各队干部进行实地再评估验收，最后以大队评估数为准。爱国粮完全是自愿原则，不定任务指标，有余粮的就交，没有的就不交。爱国粮收购价格与派购粮相同，区别是，一个是自愿，一个是指派任务。

　　集体年代群众的自觉性高，宁可节减自己的口粮，也要争优创先，积极上缴爱国粮。我们第14小队一般都在夏收后，首先完成公粮和派购粮任务，以及预发农户部分口粮，到秋收后结算才足额补足，有余粮的就作为爱国粮全部上缴国家。那个年代填肚子都不饱，哪有什么余粮？然而，农民真是勒紧腰带都要选最饱满最金黄的稻谷作公购粮上缴后，为了荣誉，队里又要挤出一些出来冠以“余粮”的名称再交售。我们第14队队不但连年都能做到按时按质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而且年年有“余粮”交售，因而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成为全公社的先进典型代表，队长也是多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上级的表彰。

　　上缴公购粮先是由小队晒干，再由社员挑担到粮所上缴。那时农村还没有通车路，都是走田埂泥巴路和崎岖的盘山路，货物运输全是靠人工肩挑背扛，公路沿线的几个村屯有少量的用马车或是踩自行车运输，其余大部分都是肩挑。因为交公购粮都是集中在夏收后进行，此时正值夏收夏种夏粮入库同时进行的农忙时节，俗称“三夏”大忙。我们第14小队是处在榜圩公社的东大门，距公社粮所有十余里路，全是走田埂泥巴路，中间要跨过平治河，河岸上又没有桥梁，只能走巴圩水利渡槽。渡槽是水利渠道，是我们那一段河岸上唯一一条连通两岸的通道，渠道长约300米，离河面20多米，两边渠边各宽约40厘米，用石头砌制，凹凸不平，没有盖面，两条赤条条平行线连接两岸，恐高症的人都不敢走过，幼年人只有等到秋收后水利停止放水走过槽里才能通过，社员就是常年挑着上百斤的重担走过那一线长的“桥”，很惊险。

　　全公社10个大队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交粮，粮所又拥挤，从早上到深夜凌晨开门收购，采取“直线入库”办法。即由各小队先把关谷子质量的干燥度、杂质等标准，认为达到粮所收购要求后，过秤造册登记，每担都把数量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担到粮所排好队列，由检验员先清点人数（一人一担），接着抽样检查三担（次）。主要是检查干燥度（湿度）、杂质（含秕谷量）等，符合要求的过秤得出重量，再与小队记录的对照，这三担没有大的误差（重量每担正负误差一斤以内，杂质少于0.5%以内）就按小队所记录的数量结算，那批次就可以一次性入库。如湿度不达到要求的全部退回返工，重新晒干，剔除杂质。如若被返工，不但非常麻烦辛苦，而且还受到其他队员的笑话，所以各小队一般都把关湿度和杂质很严，很少出现返工现象。我们小队离粮所有十多里路程，一半走田埂小道，一半走砂石公路，挑100斤公购粮上缴记一天工值10分。我参加挑粮只能挑六七十斤，而且每次都顺利过关，没有被返工过。

　　除了完成公购粮任务外，还要承担沉重的“三提五统”费用。“三提五统”中的三提是指农户上交给大队（现村委）一级经济组织的三项提留费用，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基层行政管理费。也就是说，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用于大队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五统是指农民上交给公社（现乡镇）一级行政组织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当时的计划生育只提倡“一好二合三多”的生育观，不强制实行，党员队干带头节育。因为，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一切，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等。当时农村中小学校的民办老师编制额约占一半。上述费用说明中，五统筹集的经费已包括用于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雇用民办教师、五保户等费用了，但各大队的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民办老师工资仍由各大队抽调各小队义务投工投劳建设和承担。其次，各自然屯办的一到三年级小学校，则由受益的小队自行建校自行请民办老师，老师在哪个小队的由该小队记工分分配口粮。此外，小队内的除军烈属优抚外，残疾人、无劳力户、孤寡老人等五保户也是由各小队自行承担。而这些费用已包括在“三提五统”里了，显然是双重甚至三重负担，即便如此，广大群众也毫无怨言。我们大队南面“录本”（地名）有几千亩泥岭山集体林木，常年要派人种植和护理，也是由各小队派一名劳力常年驻站，回本小队取酬。本来，上述各项费用理应由国家承担支付的，但由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只能把这个沉重的担子撂给小队（农民）了。当然，农民有时也会发牢骚：一税（公粮）轻，二税（派购粮）重，三税（三提五统）无底洞。这牢骚话听着是有点太盛了，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民的艰辛。

　　特别指出的是，生产队时期真正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财富的年代。现今有人说生产队走集体经济农民吃不饱，是造成贫穷的根源，这是睁眼说瞎话！那时小队负担的公购粮任务和“三提五统”等费用，加上义务修建水库、公路、学校等劳动工值，几乎占去生产队年产值的三分之一还多，如果能免除这些费用，农民自己生产自己享用，粮食不但吃不完，而且还有余粮卖，日子会更好。

　　而现今有的公知却说集体经济已达到崩溃边缘了。事实胜于雄辩。第一，生产队时期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实行免费上学，这里不仅只是义务教育阶段，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中小学生国家发放助学金，大中专院校学生还有生活补助费；第二，当时国家虽然粮食紧缺，但从不进口一斤粮食或半斤食品，真真正正是农民养活了全国所有人，人们端着的饭碗里，都是装着农民生产的粮食，且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优质产品；第三，医疗保障，卫生院、合作医疗遍布乡村，医疗费用低，却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经济濒临崩溃了，那1979年去哪里要钱来对越南进行反击战？那场反击战花多少资金，笔者没有查到权威确切数据，但据资料记载及测算，一个国家对外发动一场战争，经济至少倒退一二十年。还有，平反右派分子补发的巨额资金去哪里拿？这些资金都是生产队时期全体劳动人民以集体主义精神一砖一瓦、一锄一镐堆出来，甚至是从牙缝里抠下来的。第四，国家虽然困难，但没有卖过一寸土地或资源。可以说，集体经济积累下来的资金一直支撑经济运行到1989年，家底基本被掏空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行为，由此开始大量发行国债、出卖土地（上海蒲东开头）、出卖各种资源、实行教育收费、大学毕业不包分配、收缴社会抚养费、住房商品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收费名目应运而生，甚至进厕所都要交费。集体经济何来崩溃之说？

　　那时尽管物质匮乏，但小队一直都按生物自然生长规律进行农作物种植管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不搞激素催化等添加化学元素的生产模式，就连化肥农药都少使用，以农家有机肥为主，也不提倡种植反季节作物，保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防止植物细胞基因突变而影响到食用者的身心健康安全。比如，投喂同样的谷物，土鸭生长期120天才长到四五斤重，而当时引进的樱桃谷鸭新品种，才四五十天就长有五六斤以上，量产比差距明显。当时又缺乏油料，本应大力推广养殖，但小队从不养殖樱桃谷鸭，仍然以养土鸭为主，农户也很少有人养，养了也少食用，大多是出售。

　　分田到户后，农民只承担公粮任务，其余的派购粮、爱国粮和“三提五统”等费用同时减免，直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不用交公粮）。而国家机器要运行，一刻都不能停摆，生产生活要继续，这些费用是不能少的，代而以之的是，用生产队时期农民为国家积累下来的资金（财政）开支。此后，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改为代课老师，其工资由财政统一支付，农民参加修建校舍、水库、公路等公共设施，由义务变为按劳取酬了。

　　七

　　生产队的一切生产工作任务都是围绕粮食生产，保障农户口粮供给，严防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每年小队在保证公购粮上缴任务的基础上，再按人口定额分配口粮给农户。而分给农户的都是当天收割当晚分发，由农户自行晒干，这就涉及折干度的问题。一般由保管员亲自晒一百斤从田里刚收上的湿谷，剔除秕谷干净，晒出多少斤干谷就是打多少折。有时由于收的稻谷因天气干湿度不同，刚由保管员晒一两次试验还不够准确，就抽检三四个农户上报的折干率，然后由队干评估折中确定。一般队里折干大多都在八成到八成五，而社员自报的多是七成五到八成之间，如果是丰年的，就取两端最高的平均数，歉收年的则取两端最低的平均数。无劳动力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等列为五保户的，队里免费承担发放口粮和物品，且安排邻居上门服务。这种互助互帮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那个年代最温暖人心的善行，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传统美德都应发扬光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的文章把那个年代农村分配口粮说是按工分值分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至少我们队不是这样。在那个缺粮的年代，为了保障人人有饭吃，不论是公职人员（包括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人口，国家统一实行定额供给口粮制，分配指标人人平等。非农业人口有钱也不能多买；农业户口挣的工分多也不能多占工分少的农户口粮指标，就连被人民民主专政对象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还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旧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党员），以及遣返回乡的右派分子，口粮指标一斤不少。为体现多劳多得，年底结算按工分值抵扣，工分值超过所分配的粮食价值，就发放现金，即分红；工分值不够抵扣所分配的粮食价值，叫超支，农户要补交现金。也就是说工分多的农户也不能多购买工分值不够抵扣的农户的粮食指标，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记得小队是按大人组（5岁及以上）和童年组（4岁及以下）两档定额分配口粮。大人组每年定额供给干谷600斤，童年组420斤，折合成大米分别为420斤/年、300斤/年，大人组平均每天1.1斤，童年组每天0.8斤。这是正常年份的分配指标。如丰收年份，足额分配农户口粮后，剩下的当作余粮全部上缴国家；若遇上灾害天气造成减产，粮食总量不够分配，前提是保证完成公粮任务的基础上按比例统一降低分配指标。那个年代玉米也是列为主粮范围，但队里旱地少，产量不多，每年每人分到约100斤鲜玉米棒，队里不把玉米列入粮食产量统计内，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瞒报，但我们队年年按时按质完成或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甚至有余粮上缴，因而没有被追究。重灾年就得向上级如实汇报，到三四月荒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按实际情况发放救济粮，但数量极其有限，甚至杯水车薪，只是体现上级的关怀而已。也有的地方则以“人口七工分三”的比例进行分配口粮，即按人口分配口粮的占七成，工分值分配的占三成。

　　这种平等分配口粮的做法，原本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后来却被蔑扣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从上面的数目看，农民的口粮指标好像比职工每年（包括非农业户口人均一天一斤，年365斤左右）多出四五十斤。是的，那为什么又说农民年年缺粮？原来，那时缺乏油料，加上劳动强度大，人的饭量大得惊人，成人一餐需要一斤大米才能吃饱，一天三餐，至少二斤半大米才基本够填肚子，一年365天，需要八九百斤左右才够吃。再是指标只限高不保低，一旦遇上灾荒一律按比例调低，难以保障供应每人一天一斤米指标。另外，农户经济来源少，买日常生活用品还得“条条道路通米缸”——拿米去换钱，因而农民常常是节衣缩食过日子，基本上都是吃稀粥，有时一天只是吃两餐，每到三四月荒青黄不接的时候，普遍缺粮三四十天。农村五六十年代生的这一代人，谁不吃过木薯、红薯、猫豆、野菜等充饥？！

　　农民不仅要搞好生产，还要承担国家就业任务。毛主席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级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目的，分派知青、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下到农村插队，参加生产队劳动锻炼，分口粮。而农村最不缺的恰恰是劳动力，有力无处使，缺少的正是土地资源，知青、城镇居民下乡显然是去分享（说不好听是争抢）农民本来就稀少的土地资源和生产成果。但是，中国农民具有“多一人吃饭就多加一瓢水”的古朴情怀，接纳知青、城镇居民插队是农民宽广胸怀的体现，这份功劳应记在农民身上。知青们感谢都来不及，哪还有什么消磨青春年华、累死累活、虚度时光等之说？说句大实话，知青下到土地资源丰富的大西北如北大荒、大型农场等是非常正确的决策，而按任务分派到耕地本来就少的西南山区农村就存在很大的异议了，若不是响应上级号召，农民心里是不太情愿的。比如，我们第14队人口多，耕地少，有时真的有力无处使，但上级下放榜圩街道居民两户9人到我们队插队落户，队里还得无条件接收欢迎，划出地皮为他们搭建住房，落实知青回城政策后，有一户返回，一户（原籍在本队）索性留下不回了。反过来说，接收安排知青、城镇居民插队是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贡献，直白地说是缓解当时城镇居民和知青一时难以就业的大问题。不得不说，最值得敬佩的还是广大勤劳朴素的农民群体了，他们任由天命，累死累活，常年风雨无阻躬耕于广阔的田野上，从土地里艰辛刨出一颗颗金黄饱满的粮食来供人们享用，从不怨天尤人，默默地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改革开放初，为了找到一个宣传出口的说词，许多文人纷纷随着时势在各种媒体发表了一波接一波的“伤痕文学”“知青日记”等文章，故意夸大其词，甚至刻意歪曲内容，把知青插队描述为“消磨青春”“虚度时光”“劳动改造”“住牛棚”等人生苦难经历。当农民听到这些话时，就直摇头说：这群知识分子不懂感恩就算了，倒是故意找茬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本末，把插队生活说得一无是处。当然这只是部分知青的说词了，其他大部分知青还是明事理的。大家想想看，连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若按封建朝代他俩称为公主，在皇宫里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与大多数知青一样插过队，从未发过牢骚。李讷曾感慨说，如果没有插队经历，1976年之后的那段艰难晦涩的日子如何渡过是难以想象的。又如，80年代许多回城知青自主结伴回原插队访问农民，感谢农民过去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现最突出的应是到贵州高原修文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叶辛了，他把插队当成第二故乡，年年回访农户，写的文章也基于生活事实来源而艺术化，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再说，知青插队只是一时半会之事，而农民世代都得生活在农村，住的是低矮的茅屋，走的是崎岖山路，都没有一句怨言，知青还有什么话可说？

　　时代在飞速发展，随着局势的变化，1981年全国开始实行分田到户之后，不几年，人民公社体制随之轰然倒塌，集体经济也走向了尽头。记忆中的生产小队已然成为历史的一个音符，它曾奏出了一曲曲集体力量战天斗地的悲壮战歌，更承载着那个时代农民艰苦创业洒下的汗水和厚重情怀的记忆，并已载入了史册。

　　回望历史，感慨万端。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平果榜圩人，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散文、杂谈、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零的突破》《父亲年年写春联》《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千古一师毛泽东》等；在省部级科技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代表作有《探析导致土壤污染直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实用甘蔗生产技术指导》等。长期以来一直在基层生产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文/陆章流，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