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要紧，人命更要紧”：工厂法背后的历史辩证法

　　工人患肺结核病及其他肺病，乃是资本的生存条件之一。

　　——《资本论》

　　本文是《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三章（机械与大工业）第IX节（工厂法（卫生条款与教育条款）及其在英国的普遍化）的读书笔记，在本节中马老师以十九世纪英国工厂立法的制定、执行与扩展为具体考察对象，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这一节虽以卫生条款与教育条款为切入点，但其论述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了法律条文本身，直指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在这种矛盾的激烈运动中新社会要素如何被迫地、扭曲地孕育而生。

　　马老师首先指出，社会对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形态最早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反应，便是工厂法的制定。它与棉纱、自动机、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然而，法律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境遇的立刻改善，相反，它首先以一种极其贫弱和虚伪的面貌出现。所谓的卫生条款，字义笼统，内容贫乏，无非规定墙壁应当粉白、空气应当流通、机械危险应当稍加防范。即便只是这些“只要出少数钱即能保障工人肢体”的最起码要求，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曾进行过狂热的反对。马老师在此辛辣地讽刺了自由贸易主义的信条，即“在利益冲突的社会中，各人寻求各人利益便能自然增进公众福祉”。他以爱尔兰打麻工厂的惨状为例，揭示了这一信条的彻底破产。在一千八百所打麻工厂中，不熟习机械的妇女与少年男女被吸入工厂从事危险的投料劳动，由此引发的灾害在机械史上空前绝后。仅在考克附近的一个工厂，数年间便发生六次死亡和六十次残废。而防止这些惨剧的设备，往往只需花费数先令。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维持清洁与卫生的最简单设备，也非得由国家制定法律强制实行不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明白地表征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征呢？

　　即便法律作出了强制规定，资本的逐利本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超越一定的限度去进行合理的改良。英国医生一致声明，在持续工作的场所，每人至少应占有五百立方尺的空间。然而，工厂法一旦触及这一真正保障工人健康的底线，便立刻无路可走了。因为强制规定足够的空间，将直接剥夺成千上万小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权利”，从而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根本。因此，五百立方尺空气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雷池，尽管卫生官员和调查员反复强调其必要性，资本却断然拒绝接受·工人患肺结核病及其他肺病，乃是资本的生存条件之一。这不仅是一句控诉，更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精准剖析。

　　如果说卫生条款暴露了资本对工人肉体的漠视，那么教育条款则在贫弱的规定中意外地撞开了未来的一线曙光。工厂法将初等教育规定为雇佣童工的强制条件，这一举措的成功第一次证明了，以教育和体操结合于筋肉劳动是可能的，反之亦然。工厂视察员在审问教师时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些只接受半日教育的工厂儿童，其学业成绩竟与全日制学生相当，甚至往往更多。马老师解释道，这种现象十分单纯，半日劳动与半日受教的制度，使得工作与教育互为休息和安慰，儿童的心情始终活泼新鲜，远比终日困坐教室的儿童更具竞争力。正是在这种被迫的结合中，马老师看到了欧文所详细说明的未来教育的种子——那种把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从而塑造健全人类的唯一方法。这种革命的种子，竟是从最不人道的工厂制度中被迫发芽的。

　　紧接着，马老师将笔触转向大工业内部最深刻的矛盾。制造业（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将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吞并于一个部分工作，大工业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本应废止这种分工，然而其资本主义形态却以一种更为可怕的样式再生产了它。在真正的工厂里，劳动者沦为部分机械的有意识的附属物；而在其他领域，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及不熟练劳动被用作分工的新基础。这种矛盾在印刷业中表现得尤为触目惊心。随着印刷机的采用，旧制度下由学徒逐步训练为完全印刷工人的路径被彻底切断。印刷机只需要两种人：少数照应机械的成年工人，以及大量十一岁至十七岁的少年工人。这些少年每周从事单调的送纸取纸工作长达十四至十六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他们大多目不识丁，粗野变态，而一旦年岁增长不再适合此项简单劳动，便被无情解雇，流落街头，成为犯罪者的补充队。大工业一方面要求劳动的变更和劳动者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却又在资本主义形态下凝固了旧式分工的僵死特性，这种绝对的矛盾不断夺去工人生活的安定与安全，造成劳动力的无限浪费。

　　这种矛盾不仅限于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在手工业时代，职业的形态由一代传至一代，数千年不生变化，各种特制职业都被包裹在“秘诀”的神秘帷幕之中。大工业撕开了这幅帷幕，将各生产过程分解为自然科学有意识、有计划的系统应用。近世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它绝不视生产过程的现存形态为最终形态。然而，这种革命性在资本手里却转化为对工人的无尽摧残。马老师在此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名句来说明资产阶级时代与以往一切时代的区别：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断扰乱，永久的不安和变动。这种变动在消极方面引起了劳动阶级的不断牺牲，但在积极方面，它又作为一个无可克服的自然律，提出了一个存亡攸关的问题：劳动的变更与劳动者的尽可能最大的多方面性，必须被承认是一般的社会生产法则。仅仅从事社会某一部分机能的部分个人，必须被那种能够交替从事各种社会机能的发展完全的个人所代替。正是在这里，工业学校、农业学校以及职业学校作为大工业自然发生的革命要素出现了。

　　工厂法的普遍化进程，同样充满了斗争与妥协。它最初只是专为纺织业而设的例外法律，但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种例外必须转化为取缔一切社会生产的一般法律。原因有二：其一，资本若在社会范围内某一处受到限制，必会在另一处变本加厉地寻求补偿；其二，资本家自身为了竞争条件的平等，也不得不要求对劳动的榨取施加同等的限制。那些实施工厂法的大制造商抱怨说，附近不受法律取缔的小工作场所不仅在竞争中占了便宜，还夺走了他们的劳动力供给。于是，法律的触角被迫延伸，从大规模经营的工厂，一步步伸向制造业、手工业，直至最后伸入那个被视为父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家内劳动。胆怯的英国国会起初不敢干涉“亲权”，但事实的威力迫使其承认，大工业在摧毁旧家庭组织的经济基础时，也连带推翻了旧的家庭关系。父母在资本的压力下，将自己的幼弱儿女变作榨取工资的机械。因此，儿童有权向立法机关请求保护，以免在亲权的滥用下遭受体力和道德的毁灭。但与此同时，马老师深刻地指出，并非亲权的滥用导致了资本对儿童劳动的榨取，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的榨取方法扫除了父权的经济基础，才使得父权的滥用成为普遍现象。尽管旧家庭组织在资本制度内的瓦解显得可怕且可厌，但大工业在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为妇女和少年儿童开辟了重要位置，这又为未来家庭及两性关系的高级形态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在论及工厂法向矿业的扩展时，马老师以大量篇幅摘录了英国议会矿山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将资本辩护人的虚伪与矿工的血泪控诉并置，构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卷。在那些冗长而滑稽的问答中，我们看到十岁以上的儿童如何在黑暗的坑道里每天劳作十四五个小时，像关在牢里一样。我们看到矿工们如何渴望强迫教育的法律，而雇主却决不愿为上学缩短工时。我们看到女工们穿着男子的服装，浑身墨黑地在坑边从事着强壮男子的工作，每天担煤十吨，她们的道德与社会地位如何被彻底摧毁。而当资本家压低工资的秘密——“女工日薪一先令，男工则需二先令六便士”——被无情揭穿时，资产者审问官们对贫困矿工家庭的所谓“同情心”也就真相大白了。此外，关于验尸陪审制度的不公、度量衡的欺诈、矿山监督的形同虚设，矿工们的供述无不指向同一个事实：在自由竞争的旗帜下，资本为了利润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人命。一位矿工面对“费用要紧还是人命要紧”的质问时，回答得简单而有力：“费用固然要紧，人命更要紧。”然而，在全英国三千多个煤坑仅配备十二名监督专员的现实面前，这种人命的呐喊显得如此微弱。马老师以一句冷峻的讽刺作结：

　　“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点，就在此！”

　　最终，马老师将所有这些具体的历史分析上升到了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工厂法的普遍化虽然只是工人阶级从资本手里挖得的最初的贫弱让步，但它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也在为新的世界准备着物质条件和革命要素。它破坏了局部隐蔽资本支配的古代形态，代之以资本直接的、公然的支配，从而使得反抗这种支配的斗争也普遍化了。它在各个工作场所内厉行划一性、规律性与节约，却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激变。它摧毁了过剩人口最后的避难所，却也因此迫使社会不得不面对那个根本问题：是用时时变化的资本榨取欲来支配贫穷的劳动人口，还是用发展的完全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的个人。当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结合因工厂法的普遍化而趋于成熟时，其资本主义形态所包含的矛盾与对立，以及那构成新社会基石的革命要素，也就一同成熟了。这正是马老师从英国工厂法的琐碎条文中剥离出的宏大历史图景，一条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驱动的、痛苦而唯一的、通向新形态的历史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