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红歌会网编者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是俄罗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比较知名的“巴枯宁主义”，就是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巴枯宁主义的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它否认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否定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陷于破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具有疯狂性和冒险性，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危害。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导师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我们转载编发巴枯宁的著作，也是为了广大读者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巴枯宁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我们要搞清楚马列主义，不仅要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要读一读巴枯宁、拉萨尔的著作，读一读费尔巴哈、康德的著作。这对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是大有帮助的。

　　第一部

　　诞生不过九年的国际工人协会对整个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实际发展已经产生重大的影响，以致任何一个政论家和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都再也不能不给予十分严重的注意，而且往往感到惊恐不安。官方和半官方人士以及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即剥削普通工人劳动的幸运者的世界，都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它，感觉到有一种还模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但已经迫在眉睫的危险即将来临。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怪物，认为假若欧洲各国同时采取一系列坚决措施还不能遏制它的迅速成功，它就一定会把整个社会制度、国家经济制度吞噬掉。

　　众所周知，最近一次战争摧毁了法国在欧洲的历史性优势，代之而起的是更加令人可恨的、更加危险的泛日耳曼主义国家的优势，这次战争结束后，反对“国际”的措施已成为各国政府之间谈判中所喜欢的话题。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本质上彼此对立和根本不可调和的各个国家，除了合伙奴役人民群众一-它们存在的共同基础和目的以外，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找到别的联合依据。当然，俾斯麦公爵过去和现在都是这种新的神圣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但并不是他带着自己的建议首先登场的。他把提出这种倡议的令人怀疑的荣誉让给了刚刚被他击败的法兰西国家受屈辱的政府。

　　臭名昭著的演说家茹尔·法夫尔高兴地扮演了恶毒诽谤者和告密者的角色。他是冒牌人民政权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货真价卖的叛徒，然而却是耶稣会士的忠实朋友和卫士，上帝的信徒。他蔑视人类，同时也被人民事业的一切真诚维护者所蔑视。作为所有律师的典型，他也许只比甘必大先生一人稍为逊色。在所谓“国防”政府成员中，他无疑是最卖力促使国民防御解体并公然把巴黎出卖给目空一切、骄横跋扈、残酷无情的战胜者的人物之一。俾斯麦公爵愚弄了他，并在全世界面前臭骂了他。可是，茹尔·法夫尔先生对于蒙受的双重的耻辱（有他本人的耻辱，也有忠实的法国或者说是被他出卖了的法国的耻辱）仿佛还引以为荣。他既想讨好侮辱过他的战胜者德意志帝国的大首相，又对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巴黎工人群众怀有刻骨的仇恨。在这种讨好的愿望和刻骨的仇恨同时驱使之下，茹尔·法夫尔先生以正式告密的手段来反对“国际”七大时在法国的“国际”成员站在工人群众的最前列，曾试图发动全民起义，既反对德国侵略者，也反对国内的剥削者、统治者和卖国贼。官方的法国，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法国，当然认为这是严重罪行，要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惩罚人民的法国。

　　这样，法国在遭受可怕而又可耻的失败后的第二天发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最无耻的反动调言。

　　有谁没有读过茹尔·法夫尔的令人难忘的通告呢？在通告中暴露出这个共和党卖国贼的卑鄙虚伪和极端愚昧无知，尤其是他的色厉内荏和居心不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垂死的嚎叫，而是整个资产阶级文明的绝望的哀鸣，因为这种文明在世界上已经奄奄一息，面临山穷水尽，注定要走向死亡。它感觉到末日的来临已经不可避免，所以拼命挣扎，抓住一切凡是能够延续其罪恶存在的东西，乞灵于早先被自己推倒的一切往日的偶象一一上帝、教会、教皇和宗法制度，更多的是乞灵于警察庇护和军事独裁，作为最可靠的救命手段，即使是普鲁士的军事独裁也罢，只要这种独裁制度能够保护所谓“老实人”不受社会革命的可怕威胁。

　　茹尔·法夫尔先生的通告，在你们也许想象得到的地方——西班牙得到了响应！西班牙短命国王阿马德奥的短命大臣萨加斯塔先生也想讨好俾斯麦公爵，又想留名千古。他也对“国际”发动了十字军远征，而且由于不满足于那些软弱无力的、没有结果的、只会引起西班牙无产阶级耻笑的措施，还起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外变通告。通告发表后，虽然无疑得到了俾斯麦公爵及其伙计茹尔·法夫尔的赞赏，却遭到了更加稳重的、比较谨慎的大不列颠政府的应有的斥责。几个月以后，萨加斯塔先生垮台了。

　　萨加斯塔先生的通告虽然好象是在为西班牙说话，其实却是在意大利，在阅历丰富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就是那位不走运的阿马德奥的走运的父亲直接指导下构想出来的，如果不是在那里写成的话。

　　在意大利，对“国际”的压制是从三个不同方面挑起的。首先是教皇本人咒骂它，这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他采取的方式最为特别，把“国际”的全体成员同互济会员、雅各宾党人、唯理论者、自然神论者和自由派天主教徒统统混在一起咒骂。按照这位教宗的定义，凡是不盲目听从他的神灵说教的人，都属于这个被唾弃的社会。二十六年前有一位普鲁士将军正是这样给共产主义下定义的。他对自己的士兵们说：“你们道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违背国王陛下至高至尊的思想和意志进行思考和行动。

　　但是，并非只有一个罗马天主教教皇在咒骂国际工人协会。著名的革命家朱泽培·马志尼，他在俄国作为一个意大利的爱国者、造反者和鼓动家，比他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自然神论者和意大利新教会的创始人，名气要大得多。然而正是这个马志尼，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正当野蛮的凡尔赛命令的野蛮的执行者成千上万地枪杀被解除武装的公社社员的时候，竟然认为用自己的似乎爱国的和革命的而实质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同时又是神学的诅咒来附和罗马天主教的辱骂和警察国家的迫害，乃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他原想他的话语一出，就要以消除掉意大利国内对巴黎公社的一切同情，并把刚刚成立的“国际”支部扼杀在萌芽之中。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再没有什么别的东酉比他的郑重其事的大声咒骂更能促进这种同情的增长和“国际”支部的发展同教皇敌对的，而同马志尼更加敌对的意大利政府本身也没有睡大觉。起初，意大利政府还不明白“国际”不仅在意大利城市甚至在乡村也迅速发展对它的危险性。它认为这个新团体只不过同马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宣传的成就相对抗而已。它在这一点上并没有看错。但它很快就体会到，在被政府逼得贫困不堪、走投无路而情绪愤激的居民中宣传社会革命的原则，其危险性较之于马志尼的一切政治鼓动和行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位意大利伟大爱国者在他暴怒地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以后不久去世，使意大利政府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马志尼党从此群龙无首，对于政府再也没有丝毫危险了。这个党已经明显地开始瓦解。因为它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全部成员都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它无疑也显示出当今一切资产阶级事业因而失败的那种虚弱的特征。

　　“国际”在意大利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则是另一种情况。“国际”的工作完全宜接面向普通工人群众。在意大利也象在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一样，这些工人群众集中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全部生活、力量和未来。从资产阶级阵营中投身到工人中来的，只是少数从内心痛恨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背叛了他们出身的阶级而完全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但因此就非常宝贵，当然，只是在他们憎恶一般资产阶级谋求统治的欲望、并且消除了自己身上的个人功名心的最后残余的时候才宝贵。我重复一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真正是宝贵的。人民给予他们生活、基本力量和立足点，而作为交换，他们给人民带来了有用的知识、抽象和分析的习惯、组织和建立社团的本领，而这种社团又会创造出一种为争取胜利所不可或缺的自觉的战斗力。

　　意大利也象俄国一样，这样的青年人相当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但是，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存在着庞大的天赋聪慧而多数没有文化和普遍贫困的无产阶级，其中包括二、三百万城市产业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近二千万非私有主农民。如上所述，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人民群众在自由派国王一一意大利土地的解放者和集中者的统治下，被上层阶级压制性的、盗贼般的政权弄到了绝望的境地，以致现政权最积极的维护者和参与者也都开始在议会里和官方报刊上承认并大声疾呼再也不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必须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以免发生毁灭一切的人民暴动。

　　的确，任何地方都可能不象意大利那样更接近于社会革命，甚至西班牙也不例外，尽管在西班牙已经发生正式革命，而在意大利却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在意大利，全体人民都在期待着社会变革，而且每天都在自觉地争取社会变革。可以设想，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直到现在是多么广泛、多么真诚、多么热烈地接受“国际”的纲领。意大利也象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工人阶层：由于工资相当优厚而已经或多或少特权化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炫耀自己的文化修养，而头脑里的资产阶级的原则、要求和虚荣心已经严重到使得这个阶层的工人同资产阶级人物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地位，而根本不在于思想倾向。尤其是在德国和瑞士，这种工人是很多的。相反，在意大利这种工人却很少，少到在群众中一点也不惹人注目的地步。在意大利，赤贫的无产阶级占着优势。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追随他们的整个德国社会民主派，都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来评论这个赤贫的无产阶级的，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是在上述那种工人中的资产阶级阶层身上，蕴藏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

　　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要作详细说明，现在只作出下述结论：正因为赤贫无产阶级在意大利占有这种绝对优势，国际工人协会在这个国家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就具有极强烈的和真正的人民性；也正因为如此，“国际”的工作就不限于城市，很快地扩展到农村居民中去。

　　意大利政府现在完全明白这个运动的危险性，想要倾其全力扑灭它，但是枉费心机。意大利政府没有发布声势吓人的、冠冕堂皇的通告，却象警察当局所做的那样，悄悄行动，采取不解释、不声张的擢残手段。政府违反一切法律，一个接一个地将所有的工人团体全都封闭掉，只有那些请亲王、大臣、地方长官和各种知名人士当名誉会员的工人团体除外。政府对其他所有的工人团体残酷地加以迫害，抢走它们的文件和钱财，不经审判，甚至不经侦讯就把这些团体的成员整月整月地关押在肮脏的监狱里。

　　勿庸置疑，意大利政府这样干不单单是出于自己的智谋，同时也是按照德国大首相的意旨和指示行事，正象从前听从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行事一样。意大利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按照人口和面积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大国，但就其实际力量来说则是一个四分五裂、组织涣散、尽管作出一切努力仍然是纪律败坏、而且为人民群众甚至小资产阶级所憎恶的国家，勉勉强强可以算是一个二等强国。因此，它需要保护人，即在意大利境外的统治者。一切都很自然，在拿破仑三世垮台后，俾斯麦公爵就接替了这个君主国的必要同盟者的位置。这个君主国是在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爱国行动和功绩所准备好的基础上通过皮埃蒙特的谋划建立起来的。

　　但是，德意志帝国大首相的手，现在已经伸到了整个欧洲，也许只有英国以及西班牙除外，就是英国也在惴惴不安地注视着这个新兴的强大势力，而西班牙由于国内的革命和地理位置至少会在目前肯定要同德国的反动势力对抗。新帝国的威势是由于它对法国的惊人胜利造成的。任何人都承认，这个帝国就其地位、就其掠夺到的大量资源及其内部组织来说，今天在欧洲各大国中显然是首屈一指的，能够使每个大国都感觉到它的优势。而它的作用则必然是反动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目前这个样子的德国，是俾斯麦公爵用巧妙的爱国主义的骗术〔骗术在政界也象在上层金融界一样，被认为是高尚行为。〕联合起来的。它一方面依靠其军队的良好组织和纪律，这支军队已经作好准备，只要皇帝兼国王一声令下，就去摧毁和扼杀世界上的一切，不惜在国内外犯各种各样的罪行，另一方面依靠忠君爱国思想、无限的民族虚荣心、以及历史悠久的、同样是无限的对政权俯首听命和敬若神明的心理，这些思想直到今天都是德意志贵族、德意志小市民、德意志官僚、德意志教会和整个德意志学者行会所具有的特点，而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往往连德意志人民身上也具有这些特点，呜呼！我要说，德国以其专制君主和统治者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强大威力引为自豪，它本身完全体现了当代社会政治运动的两极之一，即国家制度、国家、反动的一极。

　　德国基本上就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和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的法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现今仍然存在的普鲁士那样的国家。自从腓特烈二世最终建立普鲁士国家以来，就出现了谁并吞谁的问题：是德意志并吞普鲁士，还是普鲁士并吞德意志？结果是普鲁士吃掉了德意志。这就是说，只要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冒牌自由主义形式，立宪形式，民主形式，甚至社会民主主义形式，它都必然是欧洲一切可能出现的专制制度的头号的、主要的代表和经常的策源地。

　　的确，自从历史上形成新的国家制度以来，即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德意志加上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帝国，实际上从来就是欧洲一切反动运动的主要中心，甚至在那位已经加冕登基的伟大的自由思想家腓特烈二世同伏尔泰通信时期也不例外。腓特烈二世作为一个聪明的国务活动家，马基雅维利的学生和俾斯麦的老师，咒骂了一切——咒骂上帝，也咒骂凡人，自然就连同自己有书牍往来的哲学家们也没有放过。他只相信自己的“国家理智”，而这种“国家理智”永远是依靠“庞大军队的神力”（他说上帝总是站在强大军队方面的），并且依靠经济和尽可能健全的内政管理，自然是机械的和专制的管理。按照他的意见，也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国家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而一切别的东西都纯粹是装饰，其目的在于欺骗那些不能认识严酷真理而一味温情脉脉的人们。

　　腓特烈二世改进并最终建成了由他的祖先作了准备的，由他的祖父和父亲建立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在他的够格的继承人俾斯麦公爵手里，巳经成了征服欧洲并使欧洲尽可能普鲁士德意志化的工具。

　　我们说过，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德意志就一直是欧洲一切反动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到1815年，这种反动运动的策动者是奥地利；从1815年到1866年，则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别担任策动者的侑色，但是在奥地利由老梅特涅公爵执政时期，即在1848年以前，主要是奥地利。从1815年起，参加这个纯德意志反动势力神圣同盟的，还有我们鞑靼-德意志的全俄罗斯皇帝的鞭子，他是作为一个商人，而且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狩猎者参加的。

　　德意志人出于想推卸自己对神圣同盟的各种卑劣行径的严重责任的自然愿望，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俄国是这些卑劣行径的主谋者。我们并不想为俄罗斯帝国辩护，正是因为我们深深热爱俄国人民，正是因为我们热切希望他们有最充分的繁荣和自由，任何一个德意志人都不可能象我们这样痛恨这个极端可恶的全俄罗斯帝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把建立泛日耳曼国家作为首要的目的，同他们相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首先力图彻底擢毁我们的国家，坚信只要存在着国家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都必然压迫我国人民，人民就必然是一贫如洗的奴隶。这并不是要为彼得堡内阁的政策辩护，而是要维护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真理。我们对德意志人的答复是：

　　事实是，俄罗斯帝国通过它的两个皇帝，即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对欧洲内部事务进行十分积极的干预：亚历山大来回奔波，忙碌异常，吵嚷不休；尼古拉皱眉蹙额，盛气凌人。但是一切都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一事无成。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有所作为，而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朋友，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人不让他们有所作为。他们只能扮演稻草人般的荣誉角色，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是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在它们指挥下并得到它们允许行事的法国波旁王朝（对付西班牙）。

　　全俄罗斯帝国只有一次派兵越出国境，那是在1849年，而且仅仅是为了援救被匈牙利暴动所困扰的奥地利帝国。在本世纪内俄国曾两次扼杀了波兰革命，而且两次都得到普鲁士的帮助，因为普鲁上同俄国一样希望保持波兰的被奴役地位。我所说的自然是沙皇的俄罗斯。没有波兰的独立和自由，就难以想象有人民的俄罗斯。

　　就其本质来说，俄罗斯帝国对欧洲除了起极端罪恶的反自由的作用外，不可能起别的作用。任何一件新的国家暴行和得逞一时的镇压活动，任何一件新的将人民暴动淹没在人民血泊之中的屠杀行为，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都总是得到俄罗斯帝国的最热烈的赞许。对此有谁能够怀疑呢？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它的实际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它在智谋、实力和财富方面是否在欧洲占有那种能够发号施令、决定问题的优势地位。

　　只要看一看最近六十年的历史和我们的鞍靶——德意志式帝国的本身实质，就足以作出否定的答复。俄国远不是一个强国，远不是象我们那些酸溜溜的爱国分子好夸大的想象力，西欧和东南欧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幼稚的想象力，以及卑躬屈节的欧洲自由派（他们准备拜倒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任何军事独裁面前，只要这种军事独裁能够保护他们避免来自本国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由于老朽和恐惧而已经胡涂了的想象力所喜欢描绘的那样。谁要是不为梦想和恐惧所支配清醒地观察彼得堡帝国的实际状况，他就会知道这个帝国无论是站在西欧方面还是反对西欧，如果没有应某个西欧大国之召而去同这个大国结成紧密的联盟，自己从来没有主动地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它的整个政策向来就是这样或那样地附和别国的倡议。众所周知，腓特烈二世曾策划强盗式地瓜分波兰，他还建议叶卡特琳娜二世同样地去瓜分瑞典。自从瓜分波兰以来，普鲁士就一直是向俄罗斯帝国提供这种帮助的西欧大国。

　　对于欧洲的革命运动，俄国在普鲁士国务活动家们手中起着稻草人的作用，往往还起着帷幕的作用，他们利用这块帷幕十分巧妙地把自己的侵略和反动行径掩盖起来。在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在法国取得一系列惊人胜利以后，在彻底推翻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并代之以泛日耳曼主义的霸权以后，就不再需要这块帷幕了。实现了德意志爱国主义梦寐以求的宿愿的新兴帝国，耀武扬威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侵略实力和一贯的反动积极性。

　　的确，柏林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一切实际存在的真正反动势力的有目共睹的首脑和中心，俾斯麦公爵则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主要领导人和首相。我所说的是实际存在的真正的反动势力，而不是腐朽的反动势力。腐朽的或衰颓的反动势力，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反动势力，它象一个凶恶的、但已经无能为力的幽灵还在罗马、凡尔赛，而且多多少少还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游荡。另一个是执鞭者彼得堡反动势力，仍在全俄罗斯帝国境内胡作非为。我们姑且不把它称作幽灵，但它也已经失去意义和发展前途。然而，实际存在的、有谋略的、有真正实力的反动势力，从现在起集中在柏林，并从这个由俾斯麦公爵的国家主义的因而是极端反人民的天才所掌握的新德意志帝国，向欧洲所有国家扩张。

　　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别的，正是反人民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彻底实现，而这种现代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资本的利益组织对人民劳动进行最广泛的剥削。这意味着犹太人王国、银行寡头在国库供养的官僚警察政权的强大保护下，取得了胜利。这种官僚警察政权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是专制主义的，但同时又披着虚伪的立宪制议会的外衣。

　　现代资本生产和银行投机为了自己进一步的和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巨大的国家集权制，只有这种集权制才能迫使千百万普通人民群众受它们的剥削。由下而上的工人协作社、联社、公社、乡直至区域和民族的联合组织，是争取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这种联合组织同国家集权制的本质是如此对立，如同任何经济自治都同它们不相容一样。可是，国家集权制却同所谓代议制民主融洽相处，因为这种现代国家形式，是建立在由虚假的人民代表在虚假的人民议会上似乎表达出来的虚假民意的虚假统治基础之上的，把它们获得成功所必需的两个主要条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实行国家集权制，迫使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必定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

　　当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一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纲领时，我们将会有机会详细探讨和阐明这个实际的真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对人民劳动的任何剥削，无论用什么样的虚假的人民当家和虚假的人民自由的政治形式给它镀上黄金色彩，对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这就是说，任何人，不管天性多么温顺，不管具有多么听从于当局的习惯，也不会甘心情愿地服从：要让人们服从，就必须有经常性的强制和暴力，也就是必须有警察监视和军事力量。

　　现代的国家，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必然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的国家也就必然会成为侵略性的国家。如果它自己不侵略，它就必然被侵略，原因很简单：哪里有武力，那里就必然要炫耀或者运用这种武力。由此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的国家必然要成为强大有力的国家，这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

　　就象资本生产以及最终会把这种生产本身也吞噬掉的银行投机事业一样，就象它们由于唯恐破产而必然要损害正在被它们吃掉的小投机事业和小生产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要竭力使自己变成唯二的、包罗一切的全世界性的生产和投机事业一样，现代的国家必然是军事的国家，它本身就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要求成为全世界性的国家。但是，全世界性的国家——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有一个；两个这样的国家同时并存是绝对不可能的。

　　霸权只不过是每个国家所固有的那种不能实现的欲望的委婉而又可能的表现而已；霸权的首要条件，至少是周围的一切国家都相对衰弱和听命服从。例如在法国称霸的时候，这种霸权是以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国势衰弱为前提的。因此，法国的国务活动家，其中自然首先是梯也尔先生，至今不能宽恕拿破仑三世让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和联合起来。

　　现在，法国让位了，德意志国家取而代之。我们确信，它是目前欧洲唯一真正的国家。

　　法国人民无疑还将在历史上发挥伟大的作用，但法兰西的国运已经告终。凡是多少了解法国人性格的人，都会象我们一样指出，既然法国过去能够长期是一个首屈一指的强国，那末，它决不会甘居于二等国家的地位，甚至也不愿意同其他国家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法兰西作为国家，而且由国务活动家们治理，无论是由梯也尔先生，还是由甘必大先生，或者甚至是由奥尔良家族的公爵们治理，它都不会忍受自己的屈辱地位，而要准备新的战争，报仇雪耻，重执牛耳。

　　法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绝对不能。这有许多原因。我们可以指出两个主要原因。最近的事件证明，爱国主义这种高尚的国家美德，这种国家力量的灵魂，在法国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在上等阶层中，爱国主义只不过是民族虚荣心的一种表现。但是，就连这种虚荣心，也已经由于追求实际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理想的利益的资产阶级需要和习惯，而从根本上遭到削弱和损害，致使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间，它甚至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使店铺老板、生意人、交易所投机者、军官、将军、官僚、资本家、财主和耶稣会士教育出来的贵族成为奋不顾身的英雄和爱国者，哪怕是暂时的也罢。大家都胆法了，大家都变心了，大家只忙于抢救自己的财产，大家都在利用法兰西遭受不幸的机会进行反对法兰西的阴谋活功；大家都厚颜无耻地、争先恐后地向残酷的、蛮横的、主宰法兰西命运的战胜者献媚；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一致宣扬屈服、顺从，祈祷和平……而现在，所有这些堕落的饶舌鬼又侈谈起爱国来了，唱起高调来了。但是，不值钱的英雄们这种可笑的、令人作呕的叫喊，并不能抹掉他们昨天那些过分喧闹的卑鄙行径。

　　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在法国农村居民中，爱国主义甚至连一点影子也都没有了。的确，同一般的预料相反，法国的庄稼汉一旦成为私有主，就不再是爱国者了。在贞德[1]时代，庄稼汉单独承担起法国的责任。在1792年以及以后的时期，他们保卫了法国，击退整个欧洲的军事联盟。然而当时是另一种情况：由于廉价拍卖教会和贵族的地产，庄稼汉成了他们从前作为奴隶进行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他们确实担心一旦失败，流亡国外的贵族会跟着德国军队回来，重新夺走他们刚刚到手的财产。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种担心，因而对于自己亲爱的祖国战败的耻辱完全无动于衷。在法国整个中部，农民赶走了为拯救法国而武装起来的法国志愿军和外国志愿军，拒绝给予他们一切帮助，甚至常常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人，而相反却非常殷勤地欢迎德国人；例外的是亚尔萨斯和洛林，在那里奇怪得很，好象是为了嘲笑那些坚持认为这两个地方纯粹是德国行省的德意志人，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精神。

　　可以完全正确地说，爱国主义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保留了下来。

　　在巴黎以及在法国的其他各个省份和城市，只有无产阶级愿意并且要求全民武装，决一死战。而奇怪的是，各个有产阶级却正因为这一点便把全部仇恨都倾泻到了无产阶级身上，他们似乎感到难堪：“小兄弟”（甘必大先生的用语）竟然比老大哥表现出更多的美德和爱国忠忱！

　　不过，有产阶级有一点是对的。鼓舞城市无产阶级的，已经不是古代狭义的纯粹爱国主义了。现今的爱国主义自然是一种十分值得尊敬的感惜，但同时也是狭隘的、排他性的、反人类的、往往简直是兽性的感情。只有那种人，他们满怀热情地强烈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一切，而且同时又义愤填膺地憎恨外国的一切，地地道道象我们斯拉夫主义者那样，才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而在法国的城市无产阶级身上，甚至连这种仇恨的影子都没有了。相反，近几十年来，可以说从1848年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兄弟般地对待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态度，在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却对所谓法国的尊严和荣誉完全无动于衷。法国工人反对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战争，他们在这次战争前夕就通过“国际”的巴黎成员所签署的宣言，响亮地声称自己对德国工人持真诚的兄弟般的态度，当德国军队开进法国的时候，他们开始武装起来，但不是反对德国人民，而是反对德国的军事专制。

　　这次战争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正好过了六年，它的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只过了四年的时候开始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国际”通过宣传不仅在法国无产阶级中，而且还在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拉丁族的工人中间成功地开拓出了一种崭新而非常广阔的观念、见解和感情的境界，培育出一种共同的国际主义激情，从而消除了爱国主义或地方主义激情所具有的几乎一切偏见和狭隘性。

　　这种新的世界观已经在1868年的一次人民大会上作出了庄严的表述。你们想想在哪个国家呢？在奥地利，在维也纳，当时德意志南部和奥地利的市民民主派先生们共同向维也纳工人提出一系列政治的和爱国主义的建议，希望正式承认并宣布成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祖国。新的世界观就是答复这些建议时表述的。当时他们十分惊讶地听到了下述回答：“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德意志祖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是被剥削的、永远受你们欺骗和压迫的工人，所有的工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都是我们的兄弟；而所有的资产者、压迫者、统治者、监管者、剥削者，都是我们的敌人。国际工人阵营——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祖国；国际剥削者世界，就是和我们势不两立的敌对国家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话的诚意，维也纳工人当时就向“作为全世界工人解放的先锋的巴黎兄弟们”发出了致敬电。

　　维也纳工人这种直接发自人民本能的、不顾一切政治偏见的答复，当时在德国引起了许多风波，吓坏了所有的市民民主派—包括这个党可敬的元老和领柚约翰·雅科比博士，不仅伤害了他们的爱国心，而且伤害了拉萨尔和马克思学派的国家信仰。现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脑之一，但当时还是市民民主党（寿终正寝的人民党）党员的李卜克内西先生，大概是遵照马克思的意见，立即从莱比锡赶到维也纳同维也纳工人进行谈判。维也纳工人“在政治上的没有分寸”，为这种丢脸的事情造成了借口。应当为李卜克内西先生说句公道话，他的活动相当成功。过了几个月，即在1868年8月，在德意志工人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全体代表，都毫无异议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纲领上签了字。

　　但是，这本身就暴露出社会民主党的多少有点学问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政治方向同德意志的或者至少是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诚然，在德国和奥地利，由于党的政治性多于社会革命性的宣传，这种人民的本能便受到压制，并不断离开它的当前的目的，因而从1868年以来很少向前发展，未能转化为人民的意识；而在拉丁族各国，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特别是在法国，人民的本能没有受到这种压制和经常的腐蚀，得到了充分自由地广泛发展，并真正转化成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没有疑间，只是谋求自身解放或改善自身命运的英国工人，他们的努力必然会给全人类带来好处，但是，英国人不懂得也不追求这一点，相反，法国人则懂得而且在追求这一点。在我们看来，这种重大区别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从而使他们的一切革命运动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和性质。〕

　　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包罗万象的杜会革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意识，在英国工人中间还是很少的，在法国无产阶级中间则早已形成。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明白，为自身的平等和为自身的自由而斗争，也就是在解放全人类。

　　这种在今天往往当作老生常谈，而在当时则是感情真挚而热情奔放的豪言壮语一全人类自由、平等、博爱，在那个时代被谱进了所有的革命歌曲。它们成了法国工人新的社会信仰和社会革命激情的基础，也可以说成了他们的本性，甚至可以不管他们的意识和意志如何，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的方向。任何一个法国工人，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都完全相信，干革命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全世界，并且更多的是为全世界，而不是为自己。甘必大先生之流的政治实证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在枉费心机地竭力设法使法国无产阶级离开世界主义的方向，使他们相信他们应当考虑安排自己本身的事务，即同法兰西国家的尊严·荣誉和政治优势这些有关爱国观念的纯粹国内事务，保障自身在法兰西国家内的自由和福利，而不是去梦想全人类、即整个世界的解放。他们的努力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却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本性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梦想已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本性，并且把国家爱国主义的最后残余从他们的想象和心灵中驱逐出去了。

　　1870——1871年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是，在法国的所有城市，无产阶级都要求实行全民武装和建立义勇军以反对德国人。可是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畏意恐惧和卑鄙变节，宁愿一千次向普鲁士人投降也不肯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国防政府”在巴黎和外省有计划地进行反动的破坏活动，以及独裁者、爱国者甘必大采取同样的反人民的反对立场，从而使无产阶级失掉活动能力，如果不是这样，无产阶级无疑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的。

　　但是，法国工人在要武装起来（就当时的情况看这是可能的）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时候，坚决相信这场斗争既是为了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也是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法兰酉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是要由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手中用来奴役他们的工具一一可恨的军事力量。他们所以憎恨德国军队，并不是因为它是德国的，而是因为它是军队。梯也尔先生用来反对巴黎公社的军队纯粹是法国的军队，但它在几天之内的遑凶作恶和犯罪行为比德国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所干的还要严重。如今任何军队，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是同无产阶级敌对的。法国工人们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的义勇军决不是爱国主义的义勇军。

　　巴黎工人在仍然包围着巴黎的德国军队面前发动的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和反对祖国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充分显示出和说明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激情。对于法国无产阶级来说，从今以后，除了社会革命的事业、目标和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事业、别的目标和别的战争。

　　这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为什么凡尔赛的执政者和代表人物如此暴跳如雷，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直接指挥和纵容下对失败了的公社社员干出了那么严重的空前暴行。的确，从国家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巴黎工人是犯下了滔夭罪行：德国军队刚刚击败了祖国，摧毁了它的民族威望和尊严，深深伤害了民族荣誉，而且仍然包围着巴黎，在这样的德国军队面前，巴黎工人受到野蛮的世界主义的社会革命激情的支配，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废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兰西国家统一。德意志人只是缩小了他们政治祖国的疆土和力量，而巴黎工人却想把它彻底消灭，似乎是为了显示这种叛逆性的目的，并且把作为法国往日荣誉的雄伟见证的旺多姆圆柱也毁为废墟！

　　从政治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看，有什么样的罪行能够同这种前所未闻的亵渎神灵的行动相比呢！请记拄，巴黎无产阶级采取这种行动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行动既不是处于某些蛊惑家的影响之下，也不是在每个民族、特别是法兰西民族历史上常见的、一时狂热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那样，这一次巴黎工人是沉着而自觉地采取行动的。这种对国家爱国主义的实际否定，当然是强烈的人民激情的表现。但这并不是一种瞬息即逝的激情，而是深刻的·可以说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已经变成了人民意识的激情。它好象突然在惊恐的世界面前挖开万丈深渊，要吞噬掉整个现存社会制度及其一切设施、优惠和特权以及整个文明……

　　这里极其明显地、无庸置疑地表明，粗野的、饥饿的无产阶级满怀社会革命激情，勇往直前地力求根据人类真理、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一在上流社会中除非作为修辞学作业的幼稚习题才能容忍的原则一建立另一个世界，而开明的、有教养的特权阶级的世界则拼命地维护国家的、法律的、形而上学的、神学的和军事警察的制度，作为现在保护经济剥削的宝贵特权的最后堡垒；在它们之间，我说，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在普通的工人群众和众所周知集一切优点、美德与善行于己身的有教养的社会之间，从今以后任何调和都是不可能的了。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是在一个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这场战争只能以一方的彻底胜利和另一方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要么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世界扑灭和制服起来暴动的人民自发势力，以便用刺刀、鞭子或棍棒——当然是某个什么上帝所恩赐的、经过科学合理地解释的刺刀、鞭子或棍棒，去迫使普通工人群众象以往一样地干活，从而直接导致按照现今唯一可能的、赤裸裸的形式，即军事独裁或皇权专制的形式完全恢复国家，要么是工人群众彻底挣脱千百年来的可恶桎梏，从根本上摧毁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建立在这种剥削制度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文明，而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的胜利和一切称之为国家的东西的毁灭。

　　总之，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这就是两极，它们之间的对抗是整个欧洲当前社会生活的真正实质，而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够觉察出来。包括整个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小市民化的贵族在内的政界，在凡尔赛找到了自己的集结地、最后的旅难所，并且得到了最后的保障。社会革命在巴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决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被战胜。它现在象往常任何时候一样，拥有整个城市产业无产阶级，而且已经通过不倦的宣传工作开始把农村居民争取过来至少在法国南部是如此，在那里这种宣传正以十分广泛的规模在进行和扩展着。所以说，这两个从今以后不可调和的世界的敌视对立，是使法国决不可能重新成为首屈一指的、占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

　　没有疑问，法国社会的所有特权阶层都希望自己的相国重新拥有这种威严辉煌的地位；但是，同时他们却如此严重地浸透着发财致富的欲望，也就势所必然地反对爱国主义，而热衷于利己主义。诚然，为了实现爱国主义的目的，他们准备牺牲无产阶级的财产、生命和自由，但是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而且宁肯遭受异族的压迫，也不愿意让出自己的财产或者赞成财产平等和权利平等。

　　现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梯也尔先生的政府向凡尔赛议会正式宣布已经同柏林内阁签订了最后条约，因此德国军队将在九月从所占领的法国各省撤走的时候，代表法国各个特权阶级联盟的议会大多数便垂头丧气起来；更实际、更具体体现他们利益的法国各种有价证券，象发生了国难以后那样，行市下跌……原来，战胜者德国军队的到来，对法兰西来说是可恨的、难堪的和可耻的，而对于享有特权的法国爱国者、资产阶级的豪情和资产阶级的文明的代表来说，竟是一种安慰、支持和拯救，德军即将撤退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判处死刑。

　　可见，法国资产阶级的古怪的爱国主义是让祖国可耻地屈服来谋求自救之道。谁要对此还有怀疑，我们可以随便给他指出任何一种法国的保守派报纸来作证。众所周知，对于巴罗德先生在巴黎当选为议员，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动政党、波拿巴主义者、正统派分子、奥尔良分子，是何等惊恐，何等焦急和愤怒。然而这个巴罗德究竟是谁呢？他是甘必大先生那个党中的无数庸夫俗子中的一个，就其地位、本能和倾向来说是个保守分子，只不过会唱一些民主和共和的高调，而这种高调对于目前执行最反动的措施绝对没有妨碍，相反倒是大有帮助。一句话，他是一个同革命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人。他在1870年和1871年，还是里昂资产阶级秩序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但是，他现在象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爱国者一样，认为在甘必大先生的绝非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活动对自己是有利的。因此，巴黎才特意把他选出献给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和统治着凡尔赛的君主制的伪国民议会。而选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竟然使整个保守党惊恐不安！你们知道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吗？就是因为德意志人！

　　打开任何一种报纸，你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用俾斯麦公爵和他的皇帝理所当然的愤怒来威胁法国无产阶级的，这是什么爱国主义！事实上，他们简直是在呼唤德意志人来帮助他们反对威胁着他们的法国社会革命。出于自己的愚蠢的恐惧，他们竟然把无辜的巴罗德当作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法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情绪使法国很少有希望借助于特权阶级的爱国主义来恢复国家实力和优势。

　　法国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也不能提供多大希望。他们祖国的疆界已经扩大到了把现今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包括进去的地步，而同整个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法国资产阶级相对抗。巴黎公社的声明在这方面是坚决的。法国工人对西班牙革命的同情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法国南部，在那里表现出了无产阶级要求同西班牙无产阶级实现兄弟联合的明显意愿，甚至要同西班牙无产阶级在解放了的劳动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结成人民联邦。我说尽管有民族差别和国家的界限，这种同情和意愿证明，无论是对法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还是对特权阶级来说，国家爱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法国社会各个阶层如此缺乏爱国主义的情纨下，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今已经公开的、不可调和的战争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恢复强大国家呢？所以，年迈的共和国总统的一切治国安邦本领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他为了政治祖国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牺牲，例如惨无人道地屠杀成千上万的巴黎公社社员以及妇女和儿童，同样惨无人道地将成千上万人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无疑都是无谓的牺牲。

　　梯也尔先生竭力想恢复法国的信贷事业、国内安定、原有秩序和军事力量，都是徒劳的。本来已经受到震撼的，而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又不停地从根基上受到震撼的国家大厦，正在动摇和解体，每时每刻都有倒塌的危险。这样一个衰老的、病入膏肓的国家，怎么能够同年轻的、至今仍然强壮的德意志国家相抗衡呢？

　　我再重复一遍，从今以后，法国作为头等强国的作用，巳经告终。它的政治强盛时代，正象它的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古典文艺时代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家的一切旧有的基础从根本上腐朽了，梯也尔竭力要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保守共和国，即挂着虚假的共和制的新招牌的君主制旧国家，’那是徒劳的。而现在的激进党首领、梯也尔先生的明显继承人甘必大先生许诺建立新的国家，似乎是建立在新基础上的真正共和制和民主制的国家，也同样是徒劳的，因为这种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现在，真正强大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军事和官僚的集权制。君主国和最民主的共和国之间，只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在君主国里，官吏集团压迫和掠夺人民，为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谋取丰厚的利益，并且中饱私囊，用的是君主的名义；而在共和国里，官僚集团压迫和掠夺人民，同样是为了那些人的私囊和那些阶级，只不过用的是人民意志的名义。在共和国里，似乎是由国家代表的虚假的人民、合法的人民，现在在摧残，将来还要摧残活生生的人民，真正的人民。但是，把用来打人民的棍棒称之为人民的棍棒，决不会使人民好受多少。

　　社会问题，社会革命的激情，现在掌握了法国无产阶级。必须是满足这种激情，或者遏止和压制它：但是，要使这种激情得到满足，只有在国家暴力这个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后支柱被摧毁的时候方才可能。这就是说，任何国家，无论其形式多么民主，哪怕是最好的政治共和国，也不过是所谓人民代表制的虚假的人民共和国，不能给人民所需的东西——在没有任何来自上面的干预、监视和暴力的情况下谋取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因为任何国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国家，甚至马克思先生所设想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识的因而有特权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众。

　　总之，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决不可能满足人民的激情和人民的要求；因此只有一种工具，即国家暴力，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就是借助在可能的情况下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撕下伪装、真相毕露的暴力的统治。但是，甘必大先生同梯也尔先生本人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同梯也尔一样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中产阶级的绝对统治，而可能的话再加上只占法国整个无产阶级很小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他同梯也尔先生的全部差别在于，受自己时代的成见和偏见所支配的梯也尔，只在非常富有的资产阶级中间寻求支持和出路，而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小资产阶级中的和上面提到的追求资产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中新出现的数以万计甚或数以十万计的希望参与管理的人；而受到至今仍然专权统治着法国的上等阶级排斥的甘必大先生，则恰恰是想要依靠至今仍然得不到国家管理的利益和荣誉的真正资产阶级的多数，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自己的民主共和专政。

　　他相信——我们也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只有他能够在这个多数的帮助下掌握政权，这些富有的阶级，银行家、大地产主、商人和实业家，一句话，所有依靠人民的劳动而比别人更富有的大投机分子，都将靠近他，承认他，并企求得到他的合作和友情。他自己当然不会拒绝，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国家，特别是强大的国家，没有他们的合作和友情是不能存在的。

　　这就是说，甘必大的国家，对于人民来说，象一切比它更露骨的、但并不比它更富有强制性的他以前的国家一样，也是压迫性的和有害的。而正因为它披上了各种堂皇的民主形式的外衣，它将更加有力、更加可靠地保障强盗般的少数富人可以放心地大事剥削人民的劳动。

　　作为现代派的国务活动家，甘必大先生丝毫也不害怕最广泛的民主形式和普选制。他比谁都懂得，采取广泛的民主形式和实行普选制对于人民来说是多么没有保障，相反地，对于剥削人民的人和阶级来说又是多么有保障。他懂得，政府的专制，还从来没有象依靠虚假民意的虚假的代议制那样可怕和那样有力。

　　这样，如果法国无产阶级被这个醉心功名的律师的诺言所迷惑，如果甘必大先生终于使不安分的无产阶级躺在他的民主共和国的普罗克鲁斯特床上[2]，那么，没有疑问，他将成功地使法兰西国家恢复它往日的一切威严和优势。

　　然而问题就在于，这种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没有一种政治的或宗教的手段，能够扼杀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国无产阶级争取经济解放和社会平等的意愿。无论甘必大采取什么办法，用刺刀威胁，还是用言语抚慰，他都无法对付今天蕴藏在这种意愿中的无比巨大的力量，而且他永远也不能象以往那样把普通工人群众套在漂亮的国家马车上。他无论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都不能填平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绝然分开的深渊，不能结束他们之间的殊死搏斗。这场搏斗将要求使用国家的全部资财和力量，这样，法兰西国家要在欧洲各国之间维持自己的表面优势，势必既无资财，又无力量。它怎么能同俾斯麦的帝国争雄！，

　　法兰西的国家爱国主义者们最好是不要空谈，不要吹牛了。法兰西作为国家，从今以后注定只能占一个不显眼的、相当次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它将必须服从德意志帝国的最高领导，服从它的友好的保护势力，正如1870年以前意大利国家服从法兰西帝国的政策一样。

　　看来，对于在世界市场得到颇大安慰的法国投机家来说，情况是相当有利的，但从法兰西国家的爱国主义者所怀的那种民族虚荣心来看，情况就绝不令人满意了。在1870年以前，可以认为这种虚荣心是非常强烈的，以致只要能够使法国免于被德意志人战败和降服的耻辱，它可以驱使资产阶级特权的最积极、最坚决的拥护者投身于社会革命。但是，在1870年以后，任何人都不会再指望他们这样做了，所有的人都已清楚，他们宁愿蒙受任何耻辱，甚至屈服于德国保护之下，也不肯放弃自己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有利可图的统治。

　　法兰西国家已经永远不可能恢复它从前的强盛地位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但这是不是说，法兰西的世界作用，以及至少是它的先进作用就此结束了呢？绝对不是。这只是说，法兰西作为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它的尊严，但它应当在社会革命中找到新的尊严。

　　但是，如果不是法国，那么欧洲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同新的德意志帝国争雄呢？

　　当然不是大不列颠。首先，英国本身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即不是军事的、警察的和官僚的集权制意义上的国家。英国更象是一种各种特权利益的联邦，一个自治社会，在那里起初是土地贵族占优势，而现在则是货币贵族，同土地贵族一起占优势；在那里，虽然形式有某些不同，但也象法国一样，无产阶级明确而威严地在争取经济地位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

　　当然，英国对欧洲大陆政治事务的影响一向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一向更多地是以财力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组织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众所周知，这种影响现在大大缩小了。如在三十年以前，它还不会这样无动于衷地容忍德意志人占领莱茵河各省，任令俄国人在黑海恢复优势和对希瓦的进军。英国这种一系列的让步，肯定无疑地证明了它在政治上的不景气与日俱增。而这种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同样是普通工人世界同剥削的、政洽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对抗。

　　在英国，社会革命的到来要比人们想象的早得多，而且它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英国那样凶猛，因为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象在英国那样组织严密的负隅顽抗。

　　关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永远不会成为有威胁性的国家，甚至不会成为强大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物质力量，而是因为它们的人民精神把这两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上去了。

　　西班牙因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狂信天主教和专制统治而走入歧途，它不是依靠人民的劳动而是依靠美洲的银矿和金矿而突然发了大财。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曾经试图谋取以暴力建立世界帝国这种不能令人羡慕的声誉。它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它的强盛之时正是它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物质上是下坡路的开始。西班牙曾经在短暂的时间内不自然地施展出浑身解数，使整个欧洲都觉得西班牙是可怕的和可憎的，甚至在一瞬间，而且仅仅在一瞬间，使欧洲社会的进步运动停顿下来，但是在这以后，西班牙仿佛突然筋疲力竭，变得极度愚钝、衰弱和消沉，而且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最后遭到波旁王朝残暴而昏庸的统治的凌辱，直到拿破仑一世强盗式地侵入它的国境，才把它从两个世纪的沉睡中唤醒。

　　原来，西班牙并没有死去。它以真正的人民起义摆脱了外国的统治，并且证明，愚昧无知的、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只要发奋图强，万众一心，就能够抗击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不但如此，它甚至还证明对于维护人民的自由、力量和激情来说，即使是愚昧无知也胜过资产阶级的文明。

　　德意志人夸耀自己的1812年和1813年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根本不是人民起义），并把它同西班牙起义相提并论，这是徒然的。无力自卫的西班牙人抗击了在此之前是不可战胜的征服者的强大部队，而德意志人只是当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才起来反抗的。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任何一个德国村庄或者任何一个德国城市敢于对所向无敌的法国军队进行哪怕是很少的抵抗。德意志人是那样习惯于俯首听命这种国家第一美德，以致认为战胜者的意志是神圣的他们很快就在实际上把这种意志当作国内当局的意志接受下来了。普鲁士的将军们在亲自放弃一个又一个堡垒、最坚固的阵地和首府时，一再重复当时柏林城防司令那句令人难忘而且已经成了谚语的话，“保持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时只有一个提罗尔是例外。在提罗尔，拿破仑遇到了真正的人民反抗。但是大家知道，提罗尔是德国最落后和文化最不发达的地方，德国文化发达的地区，没有一个效法提罗尔的榜样。

　　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它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作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因为他们只有很少一点财产，或者根本没有财产，他们不会守财丧志。为了防卫和胜利的需要，他们会不惜毁掉自己的村庄和城市。因为大部分财产是别人的，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破坏热情。要上升到革命事业的高度，光有这种否定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热情，革命事业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广泛的和剧烈的破坏，没有求生性的和有效的破坏，就不会有革命，因为正是从破坏中，而且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孕育和产生新的世界。

　　这种破坏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同资产阶级的文明是彼此不相容的，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是以对财产的狂热崇拜为基础的。市民或资产阶级宁肯交出生命、自由和荣誉，也决不肯让出自己的财产。侵犯财产、破坏财产的想法本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从不赞成毁掉自己的城市和家园，哪怕是为了保卫国土也罢。正因为如此，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在1870年，德国市民阶级在1813年以前那样轻易地向幸运的征服者屈服了。我们已经看到，拥有财产就足以使法国农民丧失骨气，并且扑灭掉他们心中最后一点爱国主义的火星。

　　这样，为了对所谓德国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起义作出结论，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第一，起义只是在拿破仑军队溃退出俄国不久前还是拿破仑军队的组成部分的普鲁士军团以及德意志其他国家的军团倒向俄军方面的时候才开始的，第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在德国也没有真正普遍的人民起义，城市和乡村平静如故，只不过组织了一些青年志愿军，成员多半是大学生，这些队伍很快被编入正规军，这同人民起义的方法和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一句话，在德国，年轻的公民们，或者确切些说，那些被自己的哲学家们的热烈的说教所唤醒的、被自己的诗人们的歌声鼓动的忠实臣民们，曾经武装起来保卫和复兴德意志国家，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在德国产生了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然而，西班牙人民个个奋起，则是为了反对蛮横而强大的掠夺者，捍卫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生活的独立。

　　从那时起，西班牙没有再睡下来，它为了给自己寻找新形式的新生活，经受了六十年的磨难。可怜的西班牙呀，它什么没有尝试过！从两度恢复的君主专制到伊萨培拉女王的宪政，从埃斯帕特罗到纳瓦艾斯，从纳瓦艾斯到普里姆，以及从普里姆到阿马德奥国王、萨加斯塔和索里利亚，各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它都想试一试，但全都对它显得不合适、有害和行不通。现在，保守的共和制，即投机家、财主和银行家在共和形式下的统治，又证明是行不通的。瑞士式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联邦，也将很快证明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

　　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真的控制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农民既没有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就夺取了并且还在继续夺取以前的地主的土地。加塔洛尼亚和它的首府巴塞罗那，大声宣布自己的独立和自治。马德里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同意革命活动受制宪议会未来的法令约束。在似乎受卡洛斯反动政权控制的北方各省，社会革命方兴未艾：宣布地区和市镇实行自治特权和独立，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政的文书。在整个西班牙，军队同人民友好合作，把自己的军官赶走。社会经济革命的第一个条件——公共和私人的普遍破产开始了。

　　一句话，就是毁灭和彻底的垮台，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瓦解的，是因为自身的腐朽而破灭和崩溃的。再也没有财政、军队、法院、警察，没有国家势力，没有国家；只有目前被统一的社会革命激情所激励的强大的、朝气勃勃的人民。在“国际”和杜会革命者联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正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准备在崩溃了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解放了的工人的世界。

　　意大利也和西班牙一样，已经十分临近社会革命，在那里，尽管君主立宪派作了各种努力，尽管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也作了英勇的、但是徒劳无益的努力，国家制度的观念同样没有被人们接受，而且永远也不会被接受，因为它违反无数城乡无产阶级当前的精神和他们现代的、本能的一切意愿和物质要求。

　　意大利也和西班牙一样，早就抛弃了，而且主要的是永远抛弃了古罗马的集权制的或专制的传统。这种传统虽然保留在但丁、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和现代政治书刊中，但决没有保留在人民的现实记忆中。我是说，意大利只保留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绝对自治传统，即不仅省区而且市镇也实行绝对自治。还可以把历史上形成的各省在风俗文化方面的多样性，纳入这个确实存在于民间的唯一政治概念中。各省操着极不相同的方言，以致一个省的人很难懂得外省人说的话，有时根本不懂。可以理解，意大利还远远不能实现国家统一的现代政治理想。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意大利从社会意义上讲是四分五裂的。相反地，尽管在方言、风习和道德方面存在种种差异，但还是有一种共同的意大利性格和类型，根据这种性格和类型，可以立即把意大利人同任何其他部族、甚至南欧部族的人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物质利益上的真正一致，道德和精神要求的惊人相同，则把意大利所有各省互相最紧密地联合和团结起来。但是，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利益以及所有这些要求，正好都反对强制性的政治统一，而相反地都倾向于建立社会的统一。可以从意大利的当前生活中举出无数事实，指出和证明强制性的政治统一或国家统一，结果会造成社会分裂，因此，破坏现代的意大利国家，结果必然会出现意大利的自由社会的联合。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与人民群众有关，因为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上层中，也象在其他国家一样，随着国家的统一，享有特权的、剥削人民劳动的剥削者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就形成了，并且现在正在日益发展和扩大。

　　这个阶级目前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界和军界，警界和司法界；整个大财主、工厂主、商人和银行界，整个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以及整个议会。目前，议会的右翼享受着管理权的全部好处，而左翼则力图要把这种管理权夺到自己手中。

　　因此，在意大利也象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存在着一个由强盗组成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界，这些强盗以国家的名义吮吸全国的血汗，以谋求国家最大利益的名义把国家拖到极端贫困和绝望的境地。

　　但是，最可怕的贫困，甚至在这种贫困袭击着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也还不是发生革命的充分保证。人天生具有一种惊人的、有时竟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性。当一个人处在前所未闻的艰难困苦和被缓慢饿死的贫困境地时，鬼才晓得他有什么东西不能忍受。人还具有思想迟饨、感情麻木、对自己的权利缺乏任何了解和逆来顺受、俯首听命的习性。在世界各民族中，东印第安人和德意志人在这些方面尤其突出。这种人总是沉睡不醒，宁死也不起来造反。

　　但是，他们到了绝望的时候，就较有可能起来暴动了。绝望是一种极端强烈的感情。它能够把人从麻木的、半昏睡的痛苦中唤醒，使他多少清楚地认识到要取得他刚才还不敢向往得到的更好处境是可能的。

　　最后，谁也不能在绝望中长久地呆下去，绝望会迅速地或者使人走向死亡，或者使人做出事业。做出什么事业呢？当然是争取解放和争得良好生存条件的事业。甚至德意志人在绝望中也不再是好发议论的人了，不过他们要经受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凌辱、压迫、苦难和灾祸，才会陷于绝望。

　　但是，贫困和绝望也还不足以引起社会革命。它们可以引起个别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暴动，但还不足以唤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还必须有一个始终是从人民的本能（这种本能是通过一系列突出的事件和惨痛的教训才培养、发展和明确起来的）深处历史地形成的全民理想，即需要一个关于自身权利的共同观念和对这种权利的深刻的、最强烈的信仰，可以说是宗教式的信仰。当人民的这种理想和这种信仰同使人民陷入绝望境地的贫困遇到一起的时候，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就迫近了，而且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了。

　　意大利人民正处在这种状况。贫困和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是可怕的，并不亚于折磨着俄国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但与此同时，意大利无产阶级热烈的革命意识的发展程度要比我国无产阶级大得多，这种革命意识在他们身上日益明显和强烈地确立起来。天赋聪明而热情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终于开始明白，为了完全的和普遍的解放，他们需要什么和应当要什么。在这方面，“国际”在最近两年才进行的有力而广泛的宣传，给了他们巨大的帮助。“国际”的宣传给予他们的，或者确切些说，在他们身上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由他们的深奥本能形成了大致轮廓的理想。我们说过，没有这种理想，不管人民的苦难多么深重，都绝不可能发生人民起义。“国际”的宣传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们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他们指出了组织人民力量的途径和方法。

　　这种理想在人民看来，自然首先意味着贫穷和困苦的结束，以及通过一切人必须参加的和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集体劳动的途径充分满足一切人的物质需要；其次意味着老爷们和任何统治的结束，以及根据人民的需要，不是象在国家中那样自上而下地，而是自下而上地，撇开一切政府和议会，由人民自己自由地组织人民的生活，意味着农业和工业工人协作社、公社、区域和民族的自由联盟；最后，意味着在较远的将来，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胜利地实现全人类的博爱。

　　真奇怪，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纲领，在意大利也象在西班牙一样很不走运，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烈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纲领，这个纲领向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按照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决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因此，不可能设想，无论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会采取侵略政策，相反地，倒是应当期待它们在近期内发生社会革命。

　　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和瑞典这些小国，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主要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所以并不威胁任何人，相反地，它们却有许多理由担心来自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侵略。

　　剩下的便是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德国。提到奥地利，岂不是谈论一个不可救药的、正在迅速走向死亡的病人吗？这个帝国是靠王室关系和军事暴力建立起来的，由四个互相对立的、彼此不和的种族组成，占优势的是受到其他三个种族一致悄恨的德意志种族，其人数仅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斯拉夫人则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斯拉夫人要求自治，最近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即马扎尔·斯拉夫国家和德意志-斯拉夫国家。我们说，奥地利这样的帝国，只有当军事警察专制在那里占优势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在近二十五年期间，它遭到了三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失败是1848年革命带来的，这次革命结束了旧制度和梅特涅公爵的统治。从那时起，它就依靠大胆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替换办法苟延残喘。1849年，尼古拉皇帝救了奥地利帝国，它在傲慢的寡头执政者施瓦尔岑堡公爵和亲斯拉夫的耶稣会士、对罗马教廷的条约的起草人图恩伯爵的统治下，急于谋求出路，便在教权和政治方面实行猖狂的反动政策，并在所有地区不顾一切民族差别建立全面的和最残酷的集权制。但是，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使它遭到第二次失败，这证明军事官僚集权制救不了它的命。

　　从此，帝国处于自由主义状态。它把俾斯麦公爵（当时还是伯爵）的无能而又倒霉的对手博伊斯特男爵从萨克森请来，开始竭力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但是，它一面让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同时又想谋取国家的统一，就是要解决简直无法解决的任务。

　　必须使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四个主要部族，即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瓦拉几亚人〔在三千六百万居民中，这些部族的人口是，斯拉夫人约一千六百五十万（其中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五百万，其他北方斯拉夫人，即捷克人、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七百二十五万，南方斯拉夫人四百二十五万），马扎尔人约五百五十万，罗马尼亚人二百九十万，意大利人六十万，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九百万，其他部族约一百五十万。〕同时得到满足。他们不仅在天性、语言以及各种性格和文化程度方面极不相同，而且甚至大都互相敌对；所以，过去和现在，都只有采用政府的强制手段，才能把他们控制在国家关系内。

　　必须使德意志人得到满足，他们大多数人力图争取最自由民主的宪法，同时又吵吵嚷嚷地坚持要求保留他们在奥地利帝国由来已久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虽然他们连犹太人一起仅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这难道不是再次证明我们坚持不懈地维护的真理吗？我们确信，只有普遍了解这个真理，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尽快得到解决，这个真理就是；国家，任何一种国家，哪怕用最自由最民主的形式装饰起来，都必然是建立在控制、统治、暴力即专制的基础上的，专制可以是隐蔽的，但那就更加危险了。

　　德意志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一方面以自己虚构的文化优势作为自己的野心的依据。我们在本导论的末尾还会有机会说明，他们的这种野心膨胀得有多远。而现在我们只谈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虽然要区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野心和一般德意志人的野心是很困难的。

　　近年来，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已经明白，他们至少必须首先放弃对马扎尔人的统治，并且终于承认了马扎尔人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当然很不愿意。在居住在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各部族中，除德意志人外，马扎尔人是最具有国家观念的民族。尽管奥地利政府在从1850年到1859年这九年期间通过极其残酷的迫害和最严厉的措施，竭力想摧垮他们的顽强精神，但他们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独立，而且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他们认为同样是历史的权利，即对和他们一起居住在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其他各个部族进行国家统治的权利，虽然他们只占整个王国人口三分之一强。〔匈牙利王国共有一千五百万人，其中马扎尔人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五百万，罗马尼亚人二百七十万，犹太人和总意志人一百八十万，其他部装的人约五十万。〕

　　这样，不幸的奥地利帝国便分成了两个只不过被一顶皇冠联合起来的、力量几乎相等的国家，一个是拥有二千零五十万人口（其中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七百二十万，斯拉夫人一千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和其他族人约一百八十万）的息斯来塔尼亚国家，或斯拉夫-德意志人国家，一个是德兰斯来塔尼亚国家，或匈牙利国家，或马扎尔-斯拉夫-罗马尼亚-德意志人国家。

　　值得指出的是，就其内部组成来说，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能够形成现实力量、甚至未来力量的任何保证。

　　在匈牙利王国，尽管立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尽管马扎尔人统治者手脆相当灵活，但是，种族斗争这个奥地利帝国的痼疾一点也没有消除。马扎尔人统治下的居民大多数都不喜欢马扎尔人，从不甘心情愿忍受马扎尔人的压迫。因此，在他们和马扎尔人之间便不断发生斗争，而且斯拉夫人依靠土耳其斯拉夫人的支持，罗马尼亚人则依靠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同族居民的支持；仅占居民三分之一的马扎尔人不得不寻求维也纳的支持和保护。而帝国的维也纳极其厌恶马扎尔人脱离帝国的倾向，它同一切老朽的、没落的王朝政府一样，暗中希望一旦出现奇迹以恢复已经丧失的权势，因此对于这些使匈牙利王国不得安宁的内哄感到非常高兴，并秘密地煽动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反对马扎尔人的情绪。马扎尔的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了解这一点，为了进行报复，便同俾斯麦公爵保持着秘密的联系。而俾斯麦预见到同这个注定要灭亡的奥地利帝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便向马扎尔人频送秋波。

　　息斯来塔尼亚国家，即德意志-斯拉夫人国家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在那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七百万多一点的德意志人，声明要对一千一百五十万斯拉夫人进行统治。

　　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侵占斯拉夫人的土地，对斯拉夫人进行掠夺、征服和开化，也就是使他们德意志化和小市民化，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德意志人的历史任务。由此便在这两个部族之间，产生了历史深远的、由双方的各自特定地位造成的相互仇恨。

　　斯拉夫人憎恨德意志人，就象被征服而不肯顺从、不肯屈服的人民憎恨一切战胜者一样。德意志人憎恨斯拉夫人，就象老爷通常憎恨自己的奴隶一样：他们憎恨斯拉夫人是因为斯拉夫人憎恨他们（他们德意志人是本来应当受到斯拉夫人憎恨的）；他们憎恨斯拉夫人还因为斯拉夫人的扑不灭的争取解放的思想和希望在他们身上经常引起油然而生的恐惧。

　　德意志人象一切侵占别国领土、征服别国人民的人一样，他们完全不公正地憎恨斯拉夫人，而同时又鄙视斯拉夫人。他们为什么憎恨斯拉夫人，我们已经说过；而他们鄙视斯拉夫人则是因为斯拉夫人不会也不愿意德意志化。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的德意志人之所以十分严厉而沉痛地指责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并且指责奥地利政府无异于背叛，是因为他们未能使斯拉夫人德意志化。在他们看来，这就构成了对全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利益、对泛日耳曼主义的滔天罪行，事实上也是如此。

　　被这种可恨的泛日耳曼主义所威胁，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已经处处受到这种泛日耳曼主义迫害、但还没有完全被压倒的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除了波兰人以外，都提出了与泛日耳曼主义相对立的另一个同样令人厌恶的荒谬东西，同样反对自由、残害人民的理想——泛斯拉夫主义。〔我们既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彻底反对者，也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彻底反对者。我们打算以后写一本书用专文论述这个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想说，我们认为俄国革命青年的刻不容缓的神圣职费是竭尽全力和采取各种办法抵制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这种宜传是由政府官方的和自由斯拉夫派的或俄国官方的代理人在俄国、并且主要是在斯拉夫人地区进行的。他们竭力使不幸的斯拉夫人相信，对斯拉夫兄第们充满着热烈的慈父之爱的彼得堡斯拉夫沙皇和卑鄙的、仇视人民、残害人民的全俄罗斯帝国（它扼杀了小俄罗斯和波兰，甚至把波兰的一部分出卖给了德意志人），能够并愿意把各个斯拉夫国家从德意志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这种宣传正是在彼得堡内阁公然要把整个波希米亚连同摩拉维亚出卖给伸斯麦公爵，以酬劳他答应在东方给予俄国援助的时候进行的。〕

　　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甚至不算波兰人，会信仰这种既荒谬又危险的理想。顺便指出，虽然俄国代理人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中间不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但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对这种理想却很少有好感，然而确定无疑的是，期望得到彼得堡的拯救，认为彼得堡是救星的想法，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间相当流行。极端的憎恨，我们应当补充说，完全合乎情理的憎恨，使他们丧失理智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忘掉或者说不了解立陶宛、波兰、小俄罗斯、甚至大俄罗斯人民本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专制制度下所遭受的各种灾难，他们竟然开始期望我们的全俄罗斯沙皇的鞭子去拯救他们！

　　对于这种荒谬的期望能够在斯拉夫群众中滋长，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他们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俄国内部情况，他们只是听说，为了嘲笑和对抗德意志人，建立了强大得足以使可恨的德意志人在它面前发抖的，似乎是纯斯拉夫人的大帝国。既然德意志人怕得发抖，那末斯拉夫人就应该高兴；既然德意志人憎恨，那末斯拉夫人就应该热爱。

　　所有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但是，令人奇怪、可悲而又不可宽恕的是，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在有教养的阶级中间竟然成立了一个组织完备的政党，它的首脑人物是一些有经验的、聪明的和通晓事物的人，他们公然宣扬泛斯拉夫主义，或者说，按照有些人的意思，至少是要通过俄罗斯帝国的强有力的干预去解放各个斯拉夫部族，而按照另一些人的意思，甚至要在俄国沙皇的最高政权下建立大斯拉夫王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可恶的德意志文明，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文明，已经多么严重地侵蚀了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他们生长在德意志化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在德意志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里求学，习惯于按照德意志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表达愿望，如果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反德意志的目的的话，那末他们就完全成了德意志人了；他们希望和设想通过德意志的道路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意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受的是德意志的教育，所以只知道通过成立几个斯拉夫人国家或者成立统一的强大的斯拉夫人国家的方法谋求解放，不懂得还有别的方法。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意志式的，因为类似新德意志帝国或全俄罗斯帝国的那种集权制的、官僚的、军事-警察的现代国家，乃是纯粹德意志的产物；在俄国，它以前夹杂有鞑靼人的因素，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德国现在事情也不会因为鞑靼人的盛情而延搁下来。

　　斯拉夫人按其全部本性和全部实质来说，决不是一个政治性的部族，即决不是国家主义的部族。捷克人缅怀自己的大摩拉维亚王国，塞尔维亚人缅怀杜善王国，都是徒然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现象或者是古代的传说。可信的事实是，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本身都没有建立过国家。

　　波兰君主共和国，是在农民（农奴）遭到彻底失败并且奴隶般地屈服于波兰贵族的统治之后，在日耳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根据许多波兰历史学家和作家（其中如密茨凯维支）的证明和意见，波兰贵族甚至不是斯拉夫族的后裔。

　　波希米亚王国或捷克王国，完全是按照德意志的模型和样式，在德意志人的直接影响下撮合成的。因此，波希米亚很早就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有机成员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至于说大俄罗斯帝国建立的历史，大家都是知道的：鞑靼的鞭子、拜占庭式的祝福、德意志式的官僚军事的和警察的教育，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可怜的大俄罗斯人民，以及被归并于大俄罗斯的小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等其他各族人民，都根本没有参与。

　　可见，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建立国家，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侵略性的部族。只有侵略性的民族才建立国家，而且建立国家必然是为了自己获利而损害被征服的民族。

　　斯拉夫人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农业的部族。他们没有那种激励着德意志部族的尚武精神，因此也没有那种在德意志人身上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来的建立国家的强烈愿望。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村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村社按照宗法制的习惯，由根据选举原则产生的长者进行管理，人人都同样地使用村社的土地，他们没有而且也不知道有贵族，甚至没有自己的祭司等级，大家彼此一律平等，诚然还只是以宗法制的、因而是很不完善的形式实现人类博爱思想。在各个村社之间没有经常性的政治联系。但是，当发生共同的危险，例如有别的部族来侵犯时，它们便临时组成防御同盟，而危险一旦消失，这种政治联合的影子也就随之消失。这就是说，没有也不可能有斯拉夫人的国家。但是，在非常好客的各个斯拉夫部族之间有着社会的、兄弟般的联系。

　　很自然，在这样的组织中，斯拉夫人对于好战的部族，特别是力图到处扩大其统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和侵略，必然是无力自卫的。……斯拉夫人有一部分被消灭了，而大部分则被土耳其人、鞑靼人、马扎尔人，主要是德意志人征服了。

　　从十世纪下半叶起，他们受奴役的苦难历史开始了，但这不仅仅是苦难的历史，同时也是英勇的历史。在许多世纪不断地、顽强地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他们为了自己乡土的自由流了很多血。在十一世纪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两桩事实：居住在奥得河、易北河和波罗的海一带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反对德意志骑士和教士的总起义，波兰农奴反对波兰贵族统治的暴动，这两次斗争都是非常著名的。此后，西斯拉夫人反对德意志人、南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人、东北斯拉夫人反对鞑靼人的小规模的不引人注目的然而是连绵不断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

　　在十五世纪，我们看到了捷克胡斯党人伟大的、而且一度获得胜利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我们且把他们的宗教原则放在一边，只不过顺便指出，这种原则要比天主教的原则及其后来的新教原则，无可比拟地更接近于人类博爱和人民自由的原则；我们注意到这次革命的纯社会性质和反国家性质。这是斯拉夫村社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暴动。

　　在十七世纪，由于半德意志化了的布拉格小市民的一系列叛变行为，胡斯党人遭到了彻底失败。几乎有一半捷克居民被消灭，而土地则交给了来自德国的殖民者。德意志人以及同他们一起的耶稣会士获得了胜利。在这次流血失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西斯拉夫世界在天主教会和得胜的日耳曼主义的压迫下，一直停滞不前。同时，南斯拉夫人在马扎尔部族的统治下或在土耳其的压迫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是，为了维护上述人民村社的原则，在东北方却爆发了斯拉夫人的暴动。

　　我们不谈十六世纪大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其他各省反对莫斯科沙皇的殊死斗争，也不谈十七世纪初大俄罗斯地区反对波兰国王、耶稣会士、莫斯科贵族和普遍反对莫斯科统治的联合武装斗争，我们只回顾一下小俄罗斯人民和立陶宛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著名起义，以及在此之后发生的斯捷潘·拉辛领导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农民的更加坚决的起义，最后，还有过了一百年之后发生的同样著名的普加乔夫暴动。在所有这些真正的人民运动、起义和暴动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那种对国家的憎恨，那种对建立自由村社的农民社会的向往。

　　最后，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斯拉夫部族普遍觉醒的世纪。关于波兰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从来也没有入睡。因为自从被强盗般地夺去了自由（诚然不是人民的自由，而是贵族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以来，自从被三个强盗国家瓜分以来，它就没有停止过斗争。不管穆拉维约夫之流和俾斯麦之流作什么，只要波兰还没有得到自由，它就会永远造反下去。对于波兰说来不幸的是，它的各个领导政党——至今还主要是贵族的政党——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主义的纲领，它们不是通过社会革命去谋求解放和复兴自己的祖国，而是固执古老的成见，有时通过什么拿破仑的庇护，有时又同耶稣会士和奥地利封建主结成同盟，去谋求这种解放和复兴。

　　但是，在本世纪，西方斯拉夫人和南方斯拉夫人也已经觉醒了。尽管德意志人在政治，警察和推行殖民文化方面作了一切努力，波希米亚在三个世纪的沉睡之后，仍然作为一个纯粹斯拉夫人的地区重新觉醒了，而且成了整个西方斯拉夫运动的自然中心。土耳其的塞尔维亚则成了南方斯拉夫运动的自然中心。

　　在各个斯拉夫部族复兴的同时，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决定命运的问题。

　　应该怎样完成这一场斯拉夫复兴运动？是通过古老的国家统治的道路呢，还是通过把世界各国人民，至少是欧洲各国人民，把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从一切压迫、首先是从国家的压迫下真正解放出来的道路呢？

　　斯拉夫人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摆脱异族的、主要是他们所最憎恨的德意志人的压迫呢？他们自己是采取德意志人的方法，即用征服、侵略并强制被征服的人民群众服从于他们所憎恨的、以前是德意志人的统治而现在则是斯拉夫人的统治那种方法呢，还是只通过全欧洲无产阶级的一致起义，即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呢？

　　斯拉夫人的整个未来都取决于他们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哪一条。他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呢？

　　按照我们的信念，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与所罗门王富有哲理的格言相反，过去的东西是永远不会重新出现的。刚刚充分实现了古老的统治思想（正象基督教实现了最新形式的神学信仰或宗教奴役制一样）的现代国家，这个根据自身内在需要竭力进行侵略、征服、扼杀周围存在、生存和活动着的一切的官僚的、军事警察的集权制国家，这个在泛日耳曼帝国中得到了最新体现的国家，现在已经过时了。它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各国人民都期望着随着它的垮台而使自己彻底得到拯救。

　　难道斯拉夫人一定要重复人类憎恨的、人民憎恨的、现在已经受到历史审判的结果吗？而这是为了什么？不会有任何荣誉，相反地这是犯罪，是耻辱，并且要被当代人和后代人咒骂。斯拉夫人是不是由于德意志人受到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憎恨而心怀羡慕呢？他们是不是喜欢全世界的上帝这个角色呢？如果斯拉夫人在长期被奴役、受折磨并保持沉默之后，还要给人类带来新的枷锁，那就让所有的斯拉夫人连同他们的整个军事前途都见鬼去吧！

　　对斯拉夫人会有什么好处呢？建立大斯拉夫国家对斯拉夫的人民群众会有什么好处呢？在这样的国家里好处肯定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对千百万无产者有好处，而是对享有特权的少数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有好处，或者说是对少数知识分子有好处，即对那些凭借自己享有的丰富知识和虚假的智力优越而自命为治人者的少数人有好处，是对无产阶级的几千个压迫者、刽子手和剥削者有好处。对于无产阶级本身来说，对于普通的工人群众来说，则是国家越大，枷锁就越沉重，监狱就越拥挤。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并证明过，如果一个社会不变成侵略国家，那末它就不可能作为国家而继续存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会使大资本、大工厂、大地产和大商行把小的、甚至中等的资本、工厂、地产和商行消灭和吞并掉，同样地，这种竞争也会使帝国把中小国家消灭和并吞掉。从今以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不想仅仅存在于纸上，也不是依靠邻国的恩典而存在（邻国只是在愿意时才容许它存在），而是真正地独立自主地存在，那末，一定会成为侵略国家。

　　但是，成为侵略国家，就意味着强制千百万异族人民屈服于暴力。为此就必须发展庞大的军事力量。而凡是军事力量取得胜利的地方，那里就要失去自由！特别是要失去工人群众的意志和幸福。由此可见，建立大斯拉夫国家无非是建立庞大的斯拉夫人民的奴役制。

　　斯拉夫的国家主义者回答我们说：“我们并不想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国家，我们只想建立几个中等的纯斯拉夫人的国家，作为各斯拉夫民族独立的必要保证。”但是，这种意见是违背逻辑和历史事实的，是违背事物的力量的；现在，任何中等国家都不能独立存在。这就是说，或者是不要斯拉夫国家，或者要一个庞大的、囊括一切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鞭子的、圣彼得堡的国家。

　　而如果斯拉夫国家本身并不那么庞大和不那么强盛，它能够同新兴的泛日耳曼帝国的强大力量抗衡吗？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由共同利益联系起来的许多个单独国家的一致行动。因为：第一，各种不同的组织和力量的联合，即使是在数量上同对方的力量相等，甚至超过，也仍然比对方的力量弱，因为对方的力量是统一的，它的服从于一个思想和一个意志的组织，是比较坚强和比较简单的；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许多国家能够一致行动，即使在它们的本身利益要求结成这种同盟的时候也是一样。国家的统治者也和普通人一样，大多犯盲目性，这使他们为了一时的利益和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看不清他们本身的根本要求。

　　1863年，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地利的直接利益是要求它们支持波兰反对俄国，但是谁也没有这样做。1864年，更加直接的利益要求英国、法国，特别是瑞典甚至俄国去支持受到普鲁士-奥地利侵略，而实质上是受到普鲁士-德意志侵略威胁的丹麦，但仍然没有人这样做。最后在1870年，英国、俄国、奥地利，不用说还有北欧几个小国，从它们的明显利益来看，应该去制止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对法国的胜利入侵，当时已经逼近巴黎城下，甚至几乎深入到最南部，可是，这一次依然没有人出来干预，直到新的威胁着一切国家的德意志强大势力形成以后，各国才明白过来，它们应该进行干预，但是为时已晚。

　　可见，不应该指望邻国政府的理智，而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至少应该相当于敌人的力量。因此，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都没有力量单独地抗拒泛日耳曼帝国的压力。

　　然而，泛斯拉夫联邦，即类似北美联邦和瑞士联邦那样的由各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或邦结成的联盟，能不能同泛日耳曼的中央集权制相抗衡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否定的回答。

　　第一，为了使某种联盟能够成立，就必须使俄罗斯帝国垮台，使它分解成许多彼此独立的、仅仅在联邦关系上相互保持联系的国家，因为在有如此庞大的帝国参加的联盟中，要尊重小的甚至中等的斯拉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甚至设想，彼得堡帝国分裂为若干个自由邦，而作为独立国家的波兰、波希米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同这些新的俄罗斯自由邦组成大斯拉夫联邦。我们可以断言，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联邦也不能同泛日耳曼的中央集权制相抗衡，道理很简单，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优势将总是在中央集权制一方。

　　由各个邦组成的联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资产阶级的自由，但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军事力量，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联邦，国家力量要求必须实行集权制。有人给我们举出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但是，瑞士正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现在正明显地力图实现集权制；而联邦制至今所以能在北美存在，只是因为在美洲大陆，在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近旁没有一个象俄国、德国或法国那样强大的集权制国家。

　　因此，为了对抗正在国家或政治领域内获得胜利的泛日耳曼主义，就只有一种办法——建立泛斯拉夫国家。这种办法在其他一切方面对斯拉夫人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它必然导致全俄罗斯鞭子下的普遍的斯拉夫奴役制。但是，采取这种办法至少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推翻日耳曼势力，使德意志人屈服于泛斯拉夫的即彼得堡皇帝的统治方面有没有把握呢？

　　没有，这种办法不仅没有把握，而且甚至必然无济于事。诚然，德意志人在欧洲总共只有五千零五十万人（当然，九百万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也算在内）。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得到彻底实现，那末，比利时的整个佛来米部分、荷兰、德意志人的瑞士、整个丹麦、甚至瑞典和挪威，总共一千五百多万人口将归入日耳曼帝国的版图。情况将会是怎样呢？那时德意志人在欧洲至多至多是六千六百万，而斯拉夫人约近九千万。这就是说，在数量方面斯拉夫人超过了德意志人。但是，尽管在数量方面欧洲的斯拉夫人几乎比日耳曼人多三分之一，然而我们仍然断言，就实力和真正的国家军事力量来说，泛斯拉夫国家从来也都比不上泛日耳曼帝国。为什么？因为在德意志人的血液中，在德意志人的本能中，在德意志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国家主义制度和国家主义纪律的激情，在斯拉夫人身上不但没有这种激情，反而存在着和活动着完全相反的激情；因此，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就必须用棍棒来管束他们，而任何一个德意志人都会信服地、自愿地忍受棍棒。他们的自愿就在于他们受过严格训练，甘心在任何上司面前下跪。

　　而且，德意志人是一个严肃而勤劳的民族，他们博学、节俭、文雅、精明和谨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即在上司希望的时候出色地打仗。他们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军事和行政组织达到了任何别的民族从未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善程度。因此，能想象斯拉夫人在国家制度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吗？

　　德意志人在国家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来说，国家就是坟墓。斯拉夫人应当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

　　斯拉夫人能够解放自己，能够摧毁他们所憎恨的德意志国家，但采取的方法不是企图使德意志人服从于自己的优势，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斯拉夫国家的奴隶，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而只是号召他们争取在一切现存国家的废墟上实现普遍的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博爱。不过，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性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

　　组织人民力量进行这种革命，这是真心希望把各斯拉夫部族从长期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唯一任务。这些先进人物应当知道，过去曾经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弱点的东西，即他们没有能力组织国家这一弱点，现在成了他们的力量，成了他们得到未来的权利，使他们现在的一切人民运动获得了意义。尽管各个现代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使国家制度这一原则本身达到了荒谬程度的最后发展，巳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国家和国家制度的寿命巳经屈指可数了，普通工人群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们的由下而上、没有任何政府干预、从自由的人民经济联盟产生自由的社会组织的时刻即将来临，这种自由的人民经济联盟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别，是建立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结一致的生产劳动共同基础之上的。

　　最后，斯拉夫的先进人士还必须明白，毫无意义的玩弄斯拉夫文字游戏的时代巳经过去了，再也没有比把虚伪的民族原则作为各国人民追求的理想更为荒谬、有害和残害人民了。民族性不是全人类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地域性的事实，它和一切真正的、无害的事实一样，享有获得普遍承认的当然权利。任何一个民族，即使是很小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独特的生活、言语、感情、思想和行为的风习；而这种特性和风习正好构成民族性的实质，这乃是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生活和全部生活条件的结果。

　　正如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族也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民族，而且享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当然权利。全部所谓的民族权利就在于此。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另一种样子，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一个民族有权将自己的民族性，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个性作为自己的特殊原则，而且应当和这种特殊原则一起永远存在下去，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人考虑自己越少，吸收全人类的东西就越多，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一个人的个性就越发生气勃勃和越发具有意义。

　　对于斯拉夫人来说也是如此。只要他们还是为自己狭隘的、自私的、同时又是远离现实的、无济于事的、因此是同全人类的问题和事业背道而驰的斯拉夫主义而奔忙操心，那末，他们就仍然是渺小可怜的。斯拉夫人，也只有同别的民族一起深切关心世界利益，才能够在历史上，在各民族自由和睦的大家庭中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全人类的利益，这种利益压倒其他一切利益，尤其是局部的和纯属民族的利益。那些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专门致力于这种利益的民族，即有足够的认识、激情和力量去致力于这种利益的民族，基本上都成了历史性的民族。可见，压倒一切的利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是各不相同的。不必追溯得太远，例如曾经有过一种与其说是人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神的利益，因而是同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相对立的利益，即压倒一切的和具有极大侵略性的天主教信仰和天主教教会的利益，而那些当时认为自己最有志趣和能力致力于这种利益的民族——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和一部分波兰人，都因此而各在自己的范围内成了首屈一指的民族。

　　接着，开始了智能复兴和宗教暴动的时期。全人类复兴的利益，首先把意大利人，随后把法国人和在小得多的程度上把英国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推到了前列。但是，宗教暴动在唤起法国南部以前，就已经在十五世纪把我们斯拉夫族的胡斯党人推到最显著的地位。胡斯党人在进行了一个世纪的英勇斗争后被镇压下去了，就象在他们之前的法国亚尔毕派被镇压一样。当时，宗教改革运动曾使德意志人民、法国人民、英国人民、荷兰人民、瑞士人民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民活跃起来。在德意志，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那种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形式，而这种改革很快就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统的、有学问的国家专制的基础。在法国，经过长期的流血斗争后，运动被得胜的天主教所扑灭，但这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创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

　　由此可见，十六世纪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文明人类中间产生了两个主要流派：经济的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流派，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后来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专制的国家主义流派，就其实质说，也是资产阶级的和新教的，虽然也掺杂着贵族的完全服从于国家的天主教成分，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意志一起初是奥地利德意志，后来是普鲁士德意志。

　　十八世纪末著名的大革命，使法国再次占据首要的、首屈一指的地位。这次革命提出了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充分的人类自由的理想，但还只是在纯政治方面。这个理想包含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是实现不了的。没有经济平等的政治自由，一般的政治自由，即在国家中的自由，那是谎话。

　　所以说，法国革命本身也产生了两个主要流派，这两个流派相互对立，彼此不断斗争，而同时又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它们必然要会合起来共同去追求一个目标：为了人数越来越少而同时却越来越富的少数有产者的利益，对普通的无产阶级进行经常的剥削。

　　在这种剥削人民劳动的基础上，一派想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派较为彻底，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专制，也就是集权制的、官僚主义的警察国家，用朴素的立宪形式勉强伪装起来的军事独裁。

　　前一派在甘必大先生率领下，如今竭力要在法国夺取政权。后一派在俾斯麦公爵率领下，则已经在普鲁士德意志主宰一切。

　　很难确定，这两个派别中的哪一派对人民较为有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一派对人民、对普遍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祸害较少；两者都同样顽固地要求建立或巩固强大的国家——对无产阶级最彻底的奴役。

　　同这些由1789年和1793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所产生的国家主义的共和制的和新君主制的压迫人民的流派相对立，从无产阶级——起初是法国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后来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本身深处，终于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流派，它的直接目的就是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政治的或法律的以及政府的行政压迫，即通过在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的办法消灭一切阶级，并消灭阶级的最后堡垒——国家。

　　这就是社会革命的纲领。

　　总之，对文明世界的一切国家来说，现在只存在一个全世界性的问题，一种世界性的利益一完全彻底地把无产阶级从经济剥削和国家压迫下解放出来。很清楚，不经过流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任何一个民族的实际地位、权利和作用，都将取决于它参加这一斗争的方向、性质和程度。

　　因此，斯拉夫人只应也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道路，去谋求和争得自己在历史上和在各族人民兄弟联盟中的权利和地位，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社会革命不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单独革命，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国际性的革命。这就是说，寻求自由、争取自由的斯拉夫人，应该把自己的人民力量的意向和组织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力量的意向和组织联系起来。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1868年维也纳工人关于国际兄弟团结的庄严声明。他们不顾奥地利和士瓦本的爱国主义者的一切劝说，拒绝举起泛日耳曼主义的旗帜，并坚决地宣布，全世界的工人都是他们的兄弟，除了全世界国际团结的无产阶级以外，他们不承认别的阵营。同时，他们还十分公正地认定和表示，作为奥地利工人，他们就是不能举起任何民族的旗帜，因为奥地利无产阶级是由各个不同部族组成的，其中有马扎尔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而主要的是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因此，他们应该在所谓民族国家之外寻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实际途径。

　　奥地利工人朝这个方向再迈进几步就会懂得，无产阶级在存在任何一种国家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放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破坏一切国家，而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齐心协力的情况下，这种破坏才是可能的。首先在经济的基础上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正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

　　奥地利的德意志工人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会不仅成为自身解放的倡导者，而且同时也会成为奥地利帝国内的一切非德意志族的人民群众（自然也包括所有的斯拉夫人）解放的倡导者。我们将会首先劝说所有的斯拉夫人同他们结成联盟，其目的是破坏国家这个人民的监狱，并按照最彻底的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建立新的国际工人世界。

　　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采取这些必要的最初步骤，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这些步骤，是因为在一开始就被李卜克内西先生及其他杜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宣传阻挡住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大概是在1868年7月来到维也纳的，其目的就是要诱使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开国际革命的道路，并把它引向为了建立他们所谓的人民国家的统一国家（自然是泛日耳曼国家）而进行的政治宣传—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理想，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并且是通过所谓合法的人民宣传来实现罢了。

　　不仅斯拉夫人不能走这条路，就连德意志工人也不应该走这条路。原因很简单，国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国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把它装饰起来，对无产阶级来说也必然是监狱。斯拉夫工人更是不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就意味着甘愿忍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因此，我们不能去劝说斯拉夫兄弟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这个党首先是由被授与独裁权的二元首脑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领导的，而追随他们并受他们指挥的还有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要笔杆子的犹太人，我们不仅不能这样做，相反地，还应当竭尽全力去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联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就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说，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

　　但是，斯拉夫无产阶级为了自救，不仅应当拒绝同这个政党结成联盟，而且应当拒绝同它接近——我们不是说不同这个政党中的工人接近，而是说不同它的组织，主要是不同它的处处是而且始终是资产阶级的领导接近；斯拉夫无产阶级的这种态度越坚决，为了同样的自救，就会越紧密地同国际工人协会接近和联系。决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国际”混为一谈。前者的爱国主义政治纲领不仅同后者的纲领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诚然，在耍尽花招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把自己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引起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以及北美合众国部分地区如此强大的抗议，以致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外，谁也不想要德国人的纲领。毫无疑问，总有一天，德国无产阶级会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可分割性，认识到这个强加于他们的、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制定的纲领的有害倾向，那时就会抛弃这个纲领，而把它丢给他们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丢给这些领袖。

　　我再重复一遍，为了使自己摆脱沉重的压迫，斯拉夫无产阶级就应当大批大批地加入“国际”，成立工厂支部、手工业者支部和农村支部，也可以把这些支部组成地方性的联合会，而如果需要，还可以组成全斯拉夫联合会。在要把一切人和每个人都从国家主义的祖国解放出来的“国际”的基础上，斯拉夫工人应该而且可以在毫不担心其独立发生问题的情况下同德意志工人友好相处，他们要在别的基础上同德意志工人结成联盟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是斯拉夫人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而目前绝大多数的西方斯拉夫和南方斯拉夫青年在其年高望重的和多多少少有过功绩的爱国主义者领导下所走的道路，则是完全相反的道路，纯粹是国家主义的和对人民群众极为有害的道路。

　　拿土耳其属下的塞尔维亚作为例子来说吧，塞尔维亚公国是俄国境外唯一的据点（是的，还有黑山），正是在这里斯拉夫人达到了能够在政治上或多或少独立存在的程度。

　　为了从土耳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塞尔维亚人民流了很多血；然而他们刚刚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又受到新的压迫，这一次压迫来自本民族的国家，叫做塞尔维亚公国，它的压迫实际上看来比土耳其的还要沉重。这一部分塞尔维亚地区刚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正规国家的形式、结构、法律和设施，那种曾经激发起反对土耳其人的英勇斗争并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人民的生机和人民的力量，仿佛骤然就止息了。虽然愚昧无知和极端贫穷，然而精力充沛、满腔热血和生来就爱好自由的人民，竟突然变成了一群不会说话的、似乎是不爱活动的动物，成了官僚掠夺和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在土耳其属下的塞尔维亚，既没有贵族和很大的地主，也没有工业家和很富有的商人；但是形成了新的官僚贵族，他们大都是靠官费在敖德萨、莫斯科、彼得堡、维也纳、德国、瑞士、巴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些青年当他们年事尚轻并且还没有当官而腐化的时候，大部分具有如下特点：热烈的爱国主义，热爱人民，相当真诚的自由主义，在最近一个时期甚至还加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他们当了官，铁的地位逻辑，一定的等级关系和有利的政治关系所固有的物质力量，就立即发生作用。于是，年轻的爱国主义者就变成了十足的官吏，仿佛还是爱国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是大家难道不知道自由主义的官吏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官吏比一般凶相毕露的棍棒官更要坏得多。

　　而且，对显赫地位的追求，总是比感情、愿望和善良的动机更为强烈。在国外留学归来的年轻的塞尔维亚人，由于所受的教育，而主要的是由于自己对政府一他们大部分人在国外是靠政府供养的——的义务，以及由于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别的生活出路，便只有去充当官吏，成为当地唯一的贵族集团的成员，成为官僚阶级的一分子。一旦进入这个阶级，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成为人民的敌人。他们也许，而且很可能，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想去解放自己的人民，或者至少是想改善人民的处境的，然而他们却必然去压榨人民和掠夺人民。只要借助于某种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的骗人理论，在这种环境中混上二、三年，就完全可以习惯于并最后顺从于这种环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骗人的理论是很多的。一旦顺从于铁一般的必然性（他们是不能起来反对这种必然性的），他们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公开声明越多，他们就是对人民越危险的骗子。

　　当他们之中一些更机灵更狡猾的人在这个撮尔之地的公国的极小政府里取得优势地位的时候，而且是只要一取得这种地位，他们就会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在国内是出卖给当权的大公或某个大公宝座的追求者（在塞尔维亚公国把推翻一个大公、拥戴另一个大公的行动叫做革命），或者出卖给大的保护国政府，如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和现在的德国（它在东方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取代了法国的、甚至往往是所有国家的地位），有时他们是同时既出卖给前者又出卖给后者。

　　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怎么能够舒坦而自由地生活！然而，不应当忘记塞尔维亚公国是一个立宪制的国家，那里的一切法律都是由人民选出的议会炮制的。

　　有一些塞尔维亚人自我安慰说，这种就其实质而言是过渡性的状况，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毛病，但是，只要这个小公国扩大自己的疆界，把一切塞尔维亚人地区（另外一些人甚至说把一切南方斯拉夫人地区）都纳入自己的版图，完全恢复杜善王国的规模，形势就一定会改变。他们说，那时人民最充分自由和最畅快的日子就到来了。

　　在塞尔维亚人中间，的确有人至今还十分天真地相信这种说法！

　　是的，他们以为，当这个国家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它的臣民两倍、三倍、十倍地增多以后，它就会变得更富有人民性，它的各种设施、它的一切生活条件、它的政府活动，就不会那么违反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一切本能了。但是，这种希望或设想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是以理论为根据的吗？然而相反，从理论上说好象很清楚，国家越大，它的组织机构就越复杂，因而也就越脱离人民，而且正因为如此，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越对立，它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就越沉重，人民对它的任何监督就越不可能，国家管理同人民自治的距离就越远。

　　或者，他们的期望是以别的国家的实际经验为根据的吗？为了作出答复，只须指出俄国、奥地利、扩张了的普鲁士、法国、英国、意大利、甚至美利坚合众国就够了。在这些国家里，一切事务都是由特殊的、叫做政客或政治人物的纯粹资产阶级支配，而普通工人群众的生活几乎也和在君主国家一样艰难和悲惨。

　　看来可以找到许多有教养的塞尔维亚人，他们会反驳说，问题完全不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使命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从事笨重的物质生产劳动，以供养祖国文明的精英，即国家的真正代表们的吃、穿和一切需要，因此，问题只在于有教养的、或多或少拥有财产的和享有特权的阶级。

　　问题就在这里，这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曾经对整个欧洲生气勃勃的进步的文明真正起过促进和领导作用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现在由于发福和怯懦而变得愚蠢和陈腐不堪了，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代表什么的话，那就是人类本性中最有害、最卑鄙的东西。我们看到，在象法国这样有高度文化的国度里，这些阶级甚至已经不能抗击德意志人以维护自己祖国的独立。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看到，在德国本身，这些阶级也只能充当忠君的奴仆。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在土耳其属下的塞尔缝亚，甚至根本不存在这些阶级；那里只存在一个官僚阶级。所以说，塞尔维亚国家必将压榨塞尔维亚人民，其目的只是为了把塞尔维亚的官吏养得更肥。

　　另外一些人虽然真心憎恨塞尔维亚公国的现存制度，然而却对它采取容忍的态度，把它看成是解放仍在土耳其甚至奥地利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或武器。他们说，到一定的时候，公国可能成为全斯拉夫暴动的基地和出发点。这也是一种有害的谬论，为了斯拉夫人本身的利益应当坚决破除。

　　皮埃蒙特王国的例子对他们起了诱惑的作用，似乎是这个王国解放了整个意大利并把它联合起来的。意大利的得到解放是在持续五十年的过程中付出的一系列巨大英勇牺牲的结果。意大利应当将自己的政治独立主要地归功于它的已经去世的伟大公民朱泽培·马志尼的四十年间百折不挠的努力，可以说是他把意大利青年救活并教育他们去从事危险的、英勇的爱国主义秘密活动事业。正是由于马志尼的二十年的工作，在1848年，当起义的人民再次号召整个欧洲世界欢庆革命的时候，在意大利的所有城市，从最南到最北，都涌现出一小批勇敢的青年人举起暴动的旗帜。整个意大利资产阶级都仿效他们。而在当时还处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则是全体人民都起来了。人民自己在没有任何军事援助的情况下，把奥地利团队赶出了米兰和威尼斯。

　　皮埃蒙特王国作了些什么呢？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父亲查理·阿尔伯特国王还在作王太子的时候（1821年）就把自己的密谋解放意大利的同志出卖给奥地利和皮埃蒙特的刽子手，这个人作了些什么呢？这位皮埃蒙特国王在1848年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各种诺言和阴谋诡计使整个意大利的革命陷于瘫痪状态。他很想掌握意大利，但他既极端憎恨革命，又非常害怕革命。他确实使意大利人民的革命、力量和运动瘫痪了，此后，奥地利军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人民的军队。

　　他的儿子维克托·伊曼纽尔被称为意大利国土的解放者和统一者。这是无耻谎言。如果一定要说某人是意大利的解放者的话，那末，不如说是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但是意大利是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的，而主要的是它自己把自己统一起来的，同维克托·伊曼纽尔无关，也违反了拿破仑三世的意志。

　　1860年，当加里波第举行其著名的向西西里登陆进军，从热那亚出发的时候，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大臣加富尔伯爵就警告那不勒斯政府，说有向它进攻的危险。而当加里波第解放了西西里和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的时候，维克托·伊曼纽尔就从加里波第手里把这两个地区接收下来，而且甚至没有表示多大的感谢。

　　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统治，在三十年中为这个不幸的意大利做了些什么呢？他使意大利陷于破产，简直是把它掠夺一空。而现在他遭到了所有人的憎恨，他的专制几乎使人们对被赶走的波旁王朝感到惋惜。

　　国王和国家就是这样解放本族人民的：认真深入地研究意大利的现代史，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恰恰比对任何人都更为有用。

　　塞尔维亚政府平息本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激情的一种办法，是多次答应在来年春天，有时又说在农活结束后的秋天向土耳其宣战。青年们表示相信，感到激动，并且每个夏天和冬天都在进行准备，后来又总是有个什么预料不到的困难，某个保护国的什么照会使许诺下的宣战搁置下来，于是战争推迟半年或者一年。如此，塞尔维亚爱国者们的整整一生就在这种令人困顿、虚耗岁月、永远不能实现的期待中度过。

　　塞尔维亚公国不仅不能使南方斯拉夫的塞尔维亚部族和非塞尔维亚部族获得解放，相反地，它还玩弄阴谋诡计，积极地分裂和削弱它们。例如，保加利亚人打算承认塞尔维亚人是自己的兄弟，但不愿意听关于塞尔维亚的杜善王国的说法。克罗地亚人、黑山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是一样。

　　对于所有这些地区来说，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联合的道路只有一条一就是社会革命，而决不是国家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导致一个结果一就是所有这些地区都被俄国或奥地利征服，或者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很可能是，被这两个国家瓜分掉。

　　感谢上苍，捷克的波希米亚还没有恢复文采斯拉夫国家和王权的全部古老尊严和光荣；维也纳的中央政府把波希米亚看作是一个甚至不能享受加里西亚所能享受的权益的普通行省，然而在波希米亚，政党却和任何斯拉夫国家一样多。的确，这种可恶的德意志政客手腕和国家制度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对捷克青年的教育中，以致他们正面临着完全失去了解本国人民的能力的严重危险。

　　捷克农民是最出色的斯拉夫人。他们身上有胡斯党人的血液，有泰波派成员的热血，杰式卡活在他们心中，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验和我们对1848年事件的回亿，捷克青年学生的最值得羡慕的一个优点，是他们对捷克农民的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态度。捷克的城市无产者，在精力和热忱方面不亚于农民，这也在1848年得到证明。

　　无产阶级和农民至今仍然喜欢青年学生，并且信任他们。然而，年轻的捷克爱国者不应当过分指望这种信任。如果他们自己不具备充分的正义感以及平等、自由和真正热爱人民的广阔胸怀，从而和人民共同前进，那末，这种信任就必然会削弱，以致最终完全丧失。而捷克人民——由于我们始终认为人民这个词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所以也就是说波希米亚的斯拉夫无产阶级，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求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东西，即经济解放和社会革命。

　　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构成当代唯一重大的世界问题的要求，那末，他们就是先天非常不足又受历史严重压制的人民，或者坦率地说，是非常愚蠢和死气沉沉的人民。捷克青年不希望自己的人民得到这样的评语，而如果他们怀有这种希望的话，人民也不会认可。此外，我们还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西斯拉夫无产阶级对于社会问题有热烈的兴趣。在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杂居的奥地利各个城市中，斯拉夫工人都十分坚决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但是，在这些城市中，除了那些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工人团体以外，就几乎没有别的工人团体了。结果，被自己的社会革命本能所激发的斯拉夫工人，便被募入这个以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即德意志大监狱为其直接的公然承认的目的的政党。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它却是那么自然。斯拉夫工人面对着两种选择：一种是一心效法就社会地位、共同的命运以及所受的饥饿、贫困和各种压迫来说是自己的兄弟的德意志工人，参加一个这样的政党，它答应他们要建立一个虽然是德意志式的然而却完全是人民的国家，通过损害资本家和有产者的办法，给无产阶级一切可能的经济利益；另一种是一心听从自己的有威望的著名领袖和自己的充满热情但还缺乏头脑的青年的爱国主义宣传，参加一个这样的政党，它的成员和领袖都是他们每天遇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即资产阶级、工厂主、商人、有钱的投机家、耶稣士和世袭或非世袭的封建大庄园主。而后一政党却比前一政党更加始终如一地答应给予他们民族监狱，即斯拉夫国家，恢复文采斯拉夫王冠的全部古老的光辉，好象有了这种光辉捷克工人就会变得轻松一些似的。

　　如果斯拉夫工人除了这两条道路以外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那末老实说，我们自己将建议他们选择第一条道路。在那里，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同自己在劳动、思想、生活方面的兄弟共命运，无论是德意志人还是非德意志人都一样，虽然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将为了斯拉夫的普遍解放被迫把自己直接的刽子手、自己的吸血鬼称为兄弟，被迫把最沉重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身上。在那里他们是被欺骗，在这里他们是被出卖。

　　但是，存在着第三条出路，直接的和能够得救的出路，这就是根据“国际”的纲领来建立和联合组织产业工人协会和农业工人协会；这个纲领当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个几乎纯粹是爱国主义的和策略性的政党以“国际”名义宣传的纲领，而是现在已被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自由联合会所公认的那个纲领，即为意大利、西班牙、汝拉、法国、比利时、英国工人和一部分美国工人所承认的纲领，实际上只有德意志人自己不承认。〔在苏黎世成立了一个斯拉夫人支部，它是汝拉联合会的成员；我们热情地建议一切斯拉夫人接受这个支部的纲领，我们把它附在本导论的后面，见补充（二）。〕

　　我们坚信，这个出路是唯一的出路，不管是对捷克人来说，还是对其他一切谋求自身从德意志人的和非德意志人的各种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斯拉夫各族人民来说，都是如此；除此之外，都只能是欺骗，对于那些无耻的沽名钓誉的政党领导人和头目来说，是名利双收，而对于普通工人群众来说则是遭受奴役。

　　对于捷克的和任何斯拉夫的有教养的青年人来说，现在问题摆得很清楚：他们是不是要去剥削自己的人民，用人民的劳动发财致富，踩着人民的肩膀去满足自己可耻的虚荣？他们会跟着旧的斯拉夫主义派政党走，踉着帕拉茨基之流、雷格尔之流、勃朗纳之流及其一伙走。我们应该补充说，在这些领导人的年轻拥护者中间，有许多人是盲目的和受骗的，他们自己本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却成了耍手腕者手中用以欺骗人民的钓饵。这种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不值得羡慕的。

　　那些确实真诚地希望人民群众得到完全解放的人，应当同我们一起走社会革命的道路，因为没有别的道路可以争得人民的自由。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西斯拉夫各国中，旧的政策，最狭隘的国家制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简直是在表演德国的滑稽剧，只不过是翻译成捷克语而已，甚至还不止是一出，而是两出；一出是捷克的，另一出是波兰的。谁不知道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的国务活动家之间时合时分的悲惨历史，以及捷克代表和加里西亚代表在奥地利议会中时而一起、时而单独提出的许多极为可笑的报告。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是以耶稣会士和封建主义的倾轧活动为基础的。而这些先生们竟然指望用这种可怜的可以说是可耻的手段把本国同胞解放出来！真是奇怪的国务活动家！看到他们这样玩弄国家游戏，他们的近邻俾斯麦公爵该多么开心啊！

　　但是有一次，当他们在维也纳遭到了众所周知的失败后，由于他们的加里西亚同盟者在无数次的背叛以后又一次背叛，捷克国务活动家三巨头帕拉茨基、雷格尔和勃朗纳决定举行勇敢的示威。他们假借1867年在莫斯科有意为此举行的斯拉夫人种学展览会的机会，亲自前往莫斯科，并招来了大批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去朝拜反动沙皇，这个斯拉夫和波兰人民的刽子手。在华沙，俄国将军、官吏和官太太们迎接了他们，就在这个波兰的首都，在全体波兰居民死一般的沉默中，这些爱好自由的斯拉夫人同这些杀害同胞的俄国人接吻和拥抱，同他们一起为斯拉夫的兄弟友爱而干杯，而高呼万岁！

　　大家都知道他们后来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发表了什么言论。一句话，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年高望重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热爱人民的人，对野蛮的、残酷的政权有过比这更为可耻的崇拜，对斯拉夫兄弟友爱、真理、自由有过比这更加罪恶的背叛。这些先生们和他们的全体随行人员心安理得地回到了布拉格，而且谁也没有对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愚蠢的。

　　当然，愚蠢的行为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这丝毫不能帮助和挽回他们在维也纳的事业。现在这些已经清楚：他们没有恢复文采斯拉夫王国及其原来的独立性，而且已经弄得连新的议会改革在他们那里也失掉了他们借以玩弄国家游戏的最后政治基础。

　　奥地利政府在意大利失败后，被迫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匈牙利王国的控制，曾长久考虑它应当怎样建立自己的息斯来塔尼亚国家。奥地利政府的本能，德意志自由派和民主派的要求，使它倾向于集权制。但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人，依靠封建教权主义政党的支持，强烈要求建立联邦制。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一直继续到今年。最后政府决定给息斯来塔尼亚国家境内各个地区都重新戴上原先的德意志官僚制帽子，这使斯拉夫人极为惊讶，却使德意志自由派和民主派非常高兴。

　　但是，应当指出，奥地利帝国并没有因此强大起来。它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心了。帝国所有的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现在都认为柏林是自己的中心。与此同时，一部分斯拉夫人则眼睛看着俄国，彼更可靠的本能所支配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建立人民联邦是得救之路。谁也不再指望从维也纳得到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奥地利帝国本身已经完蛋了，它之所以还能保持着存在的样子，只是由于俄国和普鲁士采取谨慎的长期忍耐的态度。而俄普之所以迟迟不动，不愿下手瓜分它，则是因为双方都在喑中盘算，希望能在有利的时机夺得最大最好的一份。

　　可见事情十分清楚，奥地利不能同新兴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抗衡。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读者们，自从目前在顺利地执政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即位以来，俄国是不是真的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把它最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衡量一下，比如把1856年它在各方面同欧洲的差距和它现在同欧洲的差距比较一下，那末成就是惊人的。虽然俄国的进展并不太大，但西欧，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官僚制的和资产阶级的西欧，却显著衰退了，这样，双方的差距就大大缩小了。比如说，在德意志人1870年在法国造成可怕灾难和法国军队在1871年对自己的巴黎造成可怕灾难之后，有哪一个德意志人或法国人还敢谈论俄国的强盗行径和迫害行为？在几乎使法国官僚界遭到灭顶之灾的全部肮脏丑事公开暴露以后，有哪一个法国人还敢谈论俄国官吏和国务活动家的卑鄙行为和贪赃受贿？没有，绝对没有！看看法国人和德意志人，俄国的下流种、卑鄙汉、盗窃者和刽子手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感到脸红了。在道德关系方面，整个官方和半官方的欧洲所通行的是兽性原则，或者说，至少是非常近似兽性的原则。

　　在政治势力方面情况则是另外一个样子，虽然至少同法国相比，我们那些酸溜溜的爱国者可以自夸，因为在政治方面俄国无疑比法国更能自立和站得更高。俾斯麦本人都在讨好俄国，而战败的法国则在讨好俾斯麦。全部的问题都在于，全俄罗斯帝国的力量同无疑占优势的、至少在欧洲大陆占优势的泛日耳曼帝国的力量相比如何？

　　我们这些俄国人可以说全都知道，从国内生活来说我们亲爱的全俄罗斯帝国是个什么样子。对于少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以皇帝为首的包括整个皇族和全部贵族集团这几千人来说，这个帝国是除了精神和人类道德以外的一切财富取之不尽的源泉；对于范围比较大一点但仍然是极少数的数万个高级军官、高级文官和高级僧侣、大地主、商人、资本家和帮闲食客来说，帝国是合法而又获利丰厚的盗窃行为的宽容、慈善、敦厚的保护者，对于范围更广的、但与人民群众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大量小职员来说，帝国是一个吝啬的供养者；而对于亿万普通劳动人民来说，帝国是最凶恶的后娘，残忍的掠夺者和害死人的虐待者。

　　帝国在农民改革前是这个样子，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将来也永远是这个样子。要对俄国人证明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有哪一个俄国成年人不了解和不能了解这一点呢？俄国有教养的社会分为三种人：一种人了解这一点，但认为承认这个无论在他们还是在一切人看来都是没有疑问的真相对自己来说非常不利；另一种人是由于害怕而不承认也不愿提到这一真相；最后一种人虽然没有别的胆量，但至少敢于说出这一真相。此外，还有第四种人，可惜人数太少，他们真正忠于人民事业，不满足于仅仅说出这一真相。

　　看来还有第五种人，而且人数不算少，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愿意去想。唉，得啦，对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说的。

　　任何一个多少能够思考的有良心的俄国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帝国不会改变它对人民的态度。只要它存在，它就必定要残害人民，必然是人民的吸血鬼。人民本能地憎恨它，而它也必然压迫人民，因为它的整个存在和力量都是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的。为了维护国内秩序，为了保持强制性的统一，为了维持对外的甚至不是侵略性的而仅仅是防御性的力量，它需要庞大的军队，而且除了军队，还需要警察，需要不计其数的官僚，御用的僧侣……。一句话，需要极为庞大的官方世界，而要供养这些人一一且不说他们的盗窃行径——就必然要压榨人民。

　　只有蠢驴、笨蛋、疯子才会去想有某种宪法，以至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能够改善国家对人民的这种关系；要使这种关系恶化，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具有毁灭性，大概也是困难的，因为坏事已经到了尽头。但是，要说解放人民，改善他们的处境，这完全是谎话！只要帝国还继续存在，它就一定要鱼肉我们人民。对人民有用的宪法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摧毁帝国。

　　因此，我们将不再谈帝国的内部状况，我们相信它的状况不可能变得更坏了，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帝国是否真能达到它存在的政治意义（自然不是人类的意义）所提出的那个对外目的。它以巨大的、无数的人民牺牲——诚然是被迫的因而是更为残酷的牺牲作代价，能不能建立起至少可以同象新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匹敌的军事力量呢？

　　目前，俄国的全部政治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至于内政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革命问题。我们现在来探讨外交问题，并且提出一个问题：俄国能够同德国抗衡吗？

　　目前在两个皇帝宫廷之间，在柏林舅舅和彼得堡外甥之间十二分热烈地互献殷勤、立誓、接吻和流泪，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大家知道，在政治上这一切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是由于德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为庞大的、具有无限威力的国家这种新形势，不可避免地必然要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全部历史都说明，而且最合理的逻辑也证实，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并存，并存是违反两国在争取优势中存在的并且一定和必然表现出来的那种本质的，而优势是不能容忍均势的。一个力量必定要被另一个力量所摧毂，所征服。

　　现在，这对于德国来说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它在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屈辱之后，突然变成了欧洲大陆最强盛的大国。它能够容忍一个完全不依靠它而独立存在的、还没有被它战胜的并且敢于同它，同一位平手较量的大国站在它的旁边，甚至可以说站在它的鼻子跟前吗？何况这个大国还是俄国，是最可恨的国家！

　　我们认为，只有少数俄国人不知道，德意志人，一切德意志人，主要的是德意志资产者，同时很可悲，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德意志人民本身也不例外，都极端仇恨俄国。他们过去和现在也都仇恨法国人，但这种仇恨与他们对俄国的仇恨相比是算不了什么的。这种仇恨是德意志最强烈的民族激情之一。

　　这种普遍的民族的激情是怎样形成的呢？它的开端是颇值得尊敬的。这是文明对我们的鞑靼式野蛮行为的抗议，虽然是德意志人的抗议，但仍然是颇为人道的抗议。后来，就是在二十年代，这种激情具有了更为固定的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性质。大家知道，在二十年代，德意志人确实曾经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而且真的相信自己的自由主义。他们仇恨俄国，把它看作是专制主义的代表。不错，如果他们能够并愿意持公平的态度，他们至少应该把这种仇恨平分给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但这是违反他们的爱国主义的，因此他们把对神圣同盟的政策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俄国身上。

　　在三十年代初，波兰革命在整个德意志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同情，而对波兰革命的血腥镇压则加强了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对俄国的忿怒。所有这些都是十分自然的和合理的，虽然在这里也公正地要求把这种忿怒的某一部分落在普鲁士身上，因为，普鲁士显然曾在镇压波兰人的可耻行径中帮助了俄国，而它之所以出来帮助决不是出于慷慨，而是它本身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因为如果波兰王国和立陶宛获得解放，其必然后果将是整个普鲁士属波兰的起义，这就会从根本上葬送掉普鲁士君主国已经兴起的威力。

　　但是，在三十年代的后半期，出现了德意志人仇恨俄国的新原因，从而使这种仇恨具有完全新的性质，即不再是自由主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民族的性质——提出了斯拉夫问题，而且很快就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中间成立了希望和期待得到俄国援助的组织完备的政党。早在二十年代，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协会（更准确地说是彼斯节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和别斯图热夫-柳明领导的该协会南方分会），就提出了自由的全斯拉夫联邦的最初思想。尼古拉皇帝抓住了这个思想，但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改造。全斯拉夫自由联邦在他的头脑中变成了泛斯拉夫的、统一的专制国家，而且当然是在他的铁的皇权统治之下。

　　在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初，俄国代表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前往各个斯拉夫地区，有的是官方派遣的，有的是无报酬地自愿效劳的。后者属于完全公开的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协会。在西方斯拉夫人和南方斯拉夫人中间发起了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出现了许多小册子，一部分是用德文写的，一部分是译成德文的。于是，真的吓坏了泛日耳曼主义派人士，在德意志人中间引起了喧哗。

　　想到波希米亚这个已经成为德意志心腹重地的古老的帝国领土要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或者甚至要成为俄国的一个行省，他们就食不甘味，寝不成眠。天啊，千万别这样呀！于是从此以后便对俄国大骂特骂，而且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德意志人对俄国的仇恨日益加深，现在巳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俄国人自己也并不那么看得起德意志人。在这种动人心弦的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全俄罗斯帝国和泛日耳曼帝国这两个相邻的帝国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吗？

　　然而，促进它们维持和平的原因，在前一个时期甚至在目前还是依然存在的。第一个原因是波兰。最残暴地瓜分波兰的强盗国家是三个，即奥地利、普鲁土和全俄罗斯：帝国。但在瓜分的当时和以后，每当重新提起波兰问题时，奥地利总是很不感兴趣。众所周知，最初奥地利宫廷甚至曾经抗议进行瓜分，只是在腓特烈二世和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坚决要求下，玛利亚，德利撒女皇才同意接受分给她的那一份。为此，她甚至流下了仁慈的、成为历史事实的眼泪，但毕竟还是接受了。究竟为什么不接受呢？她作为女皇，就是为了进行掠夺。法律不是为帝王们制订的，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奥地利政府在决定参加对波兰的合伙掠夺后，竟要寻找什么根本不存在的河流，急忙派自己的军队占领了比商定要分给它的多得多的土地。

　　然而毕竟值得指出的是，奥地利在掠夺时做了祈祷，流了眼泪，而俄国和普鲁士在进行强盗勾当时却是既挖苦又讥笑。

　　大家知道，叶卡德琳娜二世和腓特烈二世那时正在同法国哲学家们进行颇有机智、大讲博爱主义的通信。更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甚至直到现在，每当不幸的波兰极其英勇地争取解放和复兴时，俄国和普鲁士两国宫廷总是发抖发狂，总是公开或秘密地赶紧协力去镇压起义，而奥地利则仿佛身不由己而被拉入伙，不但无动于衷，不参与它们的行动，反而在每次新的波兰起义开始时总是表示要帮助波兰人似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给过帮助。例如在1831年，更明显的是在1862年，当俾斯麦公开地充当俄国宪兵的角色时，相反地，奥地利却允许波兰人往波兰境内运送武器（当然是秘密的）。

　　如何解释这种行动上的差别呢？这是不是由于奥地利的慈善、仁爱和正义感呢？不是，完全是它的利益决定的。玛利亚·德利撒不是无缘无故流泪的。她感觉到，她同别人一起去侵犯波兰政治上的存在，无异于为奥地利帝国挖掘坟墓。在它的东北边境上有这么一个贵族的、确实并不聪明但却极为保守而且完全没有侵略性的国家作它的邻居，有什么能比这更加有利呢？这个邻国不仅使奥地利帝国摆脱了令人讨厌的俄国邻居，而且还把它同普鲁士隔开，所以是它抵御两个侵略国的重要屏障。

　　只是因为玛利亚·德利撒的大臣们极端愚蠢守旧，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叛卖行为，以及后来老梅特涅的高傲无知、凶残反动和顽固不化（其实大家知道，他曾同时在彼得堡宫廷和柏林宫廷领取津贴），只是因为历史注定了奥地利帝国要灭亡，才使它不明白这一点。

　　全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都十分清楚地了解自己双方的利益。全俄罗斯帝国因瓜分波兰而成了欧洲大国，普鲁士王国则因瓜分波兰开始取得目前的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然而，它们把一块血淋淋的被撕碎的波兰抛给生来嘴馋的奥地利帝国时，就已经准备好要将这个帝国作为自己的牺牲品，使它以后成为自己的根本没有止境的野心的受害者。但是，只要它们还不想这样做，还不去瓜分奥地利领土，它们就仍然是而且不能不是盟友，虽然它们在内心里是相互仇恨的。对奥地利的瓜分本身势必引起它们争吵，但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们争吵，这是很自然的。

　　争眇对它们是不利的。除了俄国也许还有美利坚合众国以外，新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目前在欧洲和全世界没有一个盟友。所有的国家全都怕它，全都恨它，全都会为它的垮台而高兴，因为它压迫大家，掠夺大家。然而，为了完全实现泛日耳曼帝国的计划和思想，它还要进行许多次侵略。它要从法国人手里夺取整个洛林，而不是一部分洛林，它要征服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它还要把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夺到自己手中，才能独霸波罗的海。就是一句话，除了它留给马扎尔人的匈牙利王国、将同奥属布科维纳一起让给俄国的加里西亚以外，它必将竭力去侵占直至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的整个奥地利，其中当然包括波希米亚，彼得堡内阁根本别想从它那里争到这个地方。

　　我们相信而且完全知道，关于如何瓜分奥地利帝国的问题，在彼得堡宫廷和德国官廷之间早已进行秘密谈判了，而且自然象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所常有的那样，彼此都力图使对方上当。

　　但是，很清楚，不管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多么强大，要采取这样重大的违反整个欧洲意志的行动，它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同俄国结盟，在现在和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是绝对必要的。

　　对俄国来说是否也有这种必要呢？

　　我们要首先指出，我们的帝国基本上不单单是军事国家，比起其他任何帝国来尤其如此，因为它要尽可能地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其建立的第一天起就牺牲了并且现在还在牺牲人民生活和幸福所需的一切。但作为军事国家，它希望有一个使它的存在具有意义的目的和事业，这就是侵略。离开这个目的，它的存在简直就是荒唐的了。因此，不顾一切地向四面八方侵略，就是我们的帝国的正常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它应该和希望将这种侵略力量指向何方？

　　它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西，另一条是向东。向西是直接反对德国，这是泛斯拉夫主义道路，同时也是与法国结成同盟反对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联合力量的道路，而英国和美国可能保持中立。

　　另一条路是直接进攻东方的印度、波斯和君士坦丁堡。走这条路遇到的敌人将是奥地利、英国，大概和它们一道的还有法国，而盟友将是普鲁士德国和美国。

　　我们这个好战的帝国要走这两条路中的哪一条呢？据说，皇位继承者这位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德意志人的死对头，法国人的好朋友，主张走第一条路：然而现在正在顺利执政的皇帝是德意志人的朋友，是他舅舅心爱的外甥，他主张走第二条路。但问题不在于前者或后者的感情倾向于何方，问题在于帝国走向何方才有成功的希望，而没有覆灭的危险。

　　它能走第一条道路吗？不错，走这条路可以同法国结成同盟，但这个同盟现在远不能提供它在三、四年前所许诺的那种好处、那种物质力量和道德力量。法国的民族统一已经永远被破坏了。在所谓统一的法国境内，现在存在着三个，或者甚至可以说四个不同的、彼此根本对立的法国：一个是由贵族、富有资产阶级和教士们组成的贵族教权主义的法国，一个是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纯资产阶级的法国；一个是包括全体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法国；最后还有一个农民的法国。除了后两个阶级可以联合起来而且例如在法国南部已经开始联合起来以外，在这些阶级之间已经丧失了在任何一点上达到一致的任何可能，甚至在涉及保卫祖国的问题时也是一祥。

　　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德意志人仍然驻扎在法国，占领着贝尔福，等待索取最后十亿法郎赔款。距离他们撤离这个国家不过三、四个星期了。可是，由疯狂反动的王朝复辟分子、奥尔良分子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凡尔赛议院多数不愿意等到这个期限就推翻了梯也尔，用麦克·马洪元帅取而代之。麦克·马洪答应用刺刀恢复法国的道德秩序……国家主义的法国已不再是有活力、才智和豁达大度的、精神振奋的国家。它好象突然完全变了样，成了一个最肮脏、卑鄙、贪婪、残暴、叛卖、庸俗、十足而特别愚蠢的国家。真想不到，无限的愚昧统治着一切。它由教皇、教士、宗教裁判所、耶稣会士、崇高的圣母和圣拉弗尔掌握自己的命运。它确实在向天主教会寻求自己的复兴，确实把维护天主

　　教会的利益当作自己的使命。宗教游行队伍遍布全国，他们以其庄严的祷文淹没了遭到失败的无产阶级的抗议和控诉。议员、部长、省长、将军、教授和法官们，也手持蜡烛参加游行。他们并不因为自己心中没有任何信仰感到脸红，而只是因为“人民需要信仰”。不过也有一帮由耶稣会士培养出来的、主张教皇权力无限论和王朝复辟主义的贵族信徒大声叫喊，要求法国庄严地献身于耶稣及其贞洁的圣母。正当人民的财富，或者确切些说，人民的劳动，一切财富的生产者受到交易所投机家、奸商、有产者和资本家掠夺的时候，当一切国务活动家、部长、议员、文武官吏、律师，而主要的是所有这些伪善的耶稣会士丧尽天良地大饱私囊的时候，整个法国确实为教士们所掌握了。教士们把整个教育事业，把大学、中学、国民学校抓在自己手中；他们又重新成了听取勇敢的法国军队忏悔的神甫及其精神上的领导，这支军队很快就彻底丧失了抵御外敌的战斗力，但同时却成了本国人民更可怕的敌人。

　　这就是国家主义的法国的现状！它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战胜了施瓦尔岑堡的奥地利（在1849年以后），而我们知道这个奥地利是怎样覆灭的一一它是因为在西班牙的失败，在波希米亚的失败和全面崩溃而覆灭的。

　　不错，法国尽管在最近期间遭到了破坏，但仍然是富裕的，无疑比在工商业方面从法国支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中获得不多利益的德国富裕。这些财富使法国人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恢复自己的力量和正常制度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甚至不必深入地去细看，只要稍微剥开一点虚伪的华丽外表，就可以确知它的整个内部都已经腐朽了。它之所以腐朽是因为在这还相当庞大的整个国家肌体上连一点生命的火花也没有了。

　　国家主义的法国是永远完蛋了，谁还指望同它结成同盟，那就是陷入严重的迷误。这种人在那里除了软弱和恐惧以外，将什么也找不到；它被献给了教皇、耶稣、圣母、上帝的理智和人类的荒谬。它成了献给盗贼和牧师的牺牲品；而如果说它还有军事力量的话，那末，这支军事力量则全是为了压迫和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同它结成同盟能有什么好处呢？

　　但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永远也不允许我国政府——不管为首的是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三世——走西进的道路即泛斯拉夫主义的侵略道路。这是下述意义上的革命道路，即它必然会直接导致各族人民，主要是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们的合法君主，即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德意志君主。这条道路是帕斯克维奇公爵向尼古拉皇帝提出的。

　　当时尼古拉处境是危险的，有两个极为强盛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在反对他，正在走运的奥地利在威胁着他。只有一个受他欺侮的普鲁士忠于他，但是就是这个普鲁士也在三个国家的压力下开始动摇，并同奥地利政府一起向他提出了严厉的照会。尼古拉本来认为自己的全部光荣主要在于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而在当时则不是作出让步，势必归于灭亡。让步是可耻的，但灭亡自然是不愿意的。而就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有人建议他打出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不仅如此，还要他在自己的皇冠上戴上弗里基亚帽[3]，号召斯拉夫人以及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我们曾听马志尼本人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俄国的半官方代表曾在伦敦请求他接见，并向他提出这建议。〕都起来造反。

　　尼古拉皇帝陷入了深思。但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只是犹豫了一阵子，就明白过来了，他不能在革命的事业中断送掉自巳经营多年的以彻底专制而著称的事业。他宁肯灭亡。

　　他是正确的。不可能在国内夸耀自己的专制，而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去发动革命。这对尼古拉皇帝来说尤其不可能，因为他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第一步迎面就要碰上波兰。能够一方面号召斯拉夫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举行起义，一方面又继续压迫波兰吗？但是对波兰怎么办呢？让它解放吗？且不说这违反尼古拉皇帝的一切本能，然而不能不承认，对于全俄罗斯的国家制度来说，解放波兰是绝对不可能的。

　　两种国家形式之间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问题在于谁将胜利，是波兰贵族的意志，还是沙皇的鞭子。其实，无论在哪个阵营都没有想到人民；在两个阵营中人民都同样是奴隶、劳动者、国家的供养人和不说话的基石。起初好象是波兰人要取得胜利。他们有教养，有军事艺术和勇敢精神，因为他们的军队主要是由小贵族组成的，他们是作为自由人在战斗，而俄国人则是作为奴隶在战斗。一切成功的希望似乎都在他们一边。而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总是每战必胜，攻占俄国的一些地方，甚至曾一度征服莫斯科，使自己的王子登上沙皇的宝座。

　　把他们赶出莫斯科的不是沙皇的力量，甚至也不是贵族的力量，而是人民的力量。在人民群众没有参加战斗之前，波兰人是走运的。但只要人民自己一登场，幸运就完全抛弃了他们，例如一次是在1612年，另一次是鲍格丹·赫麦利尼茨基领导的小俄罗斯和立陶宛农奴的总起义。从那个时候起，自由的波兰贵族国家就开始削弱和衰落，直至最后灭亡。

　　俄罗斯的鞭子由于人民而得胜了。同时，它当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为了真正表示国家的恩德，人民被置于世代依附于沙皇仆从和贵族地主的奴役地位。据说是当今执政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民。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解放！

　　然而，正是在贵族的波兰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了鞭子的全俄罗斯帝国。如果使帝国失去这个基础，夺走它的1772年以前属于波兰国家版图的那些省份，则全俄罗斯帝国也就要消失。

　　它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一旦失去这些最富饶、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它的本来就不十分充足的财富和力量就将减少一半。失去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跟着失去波罗的海沿岸边区；还可以设想，如果被复兴的波兰国家不仅是在纸面上复兴，而是真正地复兴起来，并且生机勃勃，国力充沛，那么帝国很快就会失掉整个小俄罗斯，它或者成为波兰的一个省，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此帝国还会失去自己的黑海边境，从而从各个方面被割断同欧洲的联系，并被赶入亚洲。

　　有人认为，俄罗斯帝国至少可以把立陶宛让给波兰。不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这样做。联合起来的立陶宛[4]和波兰，一定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要成为波兰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用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的广大的出发基地。只要波兰王国获得解放，华沙立即就会同维尔诺、格罗德诺、明斯克联合起来，也许还有基辅，更不要说波多尔和沃伦了。

　　究竟应该怎么办？波兰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民族，连一小块自由的地方也不能给他们留下，否则，他们会马上在这个地方展开秘密活动并同一切被夺去的各省进行秘密联系，以图复兴波兰国家。例如在1841年曾经留下一个自由城市克拉科夫，结果克拉科夫就成了全波兰革命行动的中心。

　　难道还不清楚，这个帝国只有按照穆拉维约夫的那套办法去扼杀波兰才能继续存在。我们说的是帝国，而不是俄国人民。我们坚信，俄国人民同帝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利益和一切本能的企求同帝国的利益和有意识的企求是绝对对立的。

　　只要帝国迅速崩溃，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就将恢复自由，对他们来说，波兰国家主义的爱国者的沽名钓誉的图谋并不可怕，这种图谋只是对帝国来说才是致命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一个俄罗斯皇帝只要他头脑还清醒，没有忘记铁一般的必然性，从来就不同意让波兰的任何一小块土地获得自由。而如果不解放波兰人，他能号召斯拉夫人举行暴动吗？

　　妨碍他打出泛斯拉夫主义造反旗帜的那些原因，现在都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当时走这条道路可能带来的好处比现在还多。那时还可以指望处在奥地利残酷压迫下的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举行起义。现在意大利无疑会保持中立，因为奥地利只要能够摆脱开意大利，大概会没有任何争议地把它还占领着的一些面积不大的意大利土地交还给意大利。至于说马扎尔人，大概可以说，他们将会由于他们本身对斯拉夫人的统治关系而产生的满腔激情，站到德意志人方面反对俄国。

　　这样，一旦俄国皇帝发动反对德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战争，他只能指望得到斯拉夫人或多或少的积极协助，而且仅仅是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因为如果他想去发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那他就会给自己招来一个新敌人，即奥斯曼国家独立存在的保护者忌妒心很强的英国。但是，在奥地利大约有一千七百万斯拉夫人，除去加里西亚（在那里敌对的波兰人会使多少同情俄国的乌克兰人失去活动能力）的五百万人，剩下的有一千二百万人是俄国皇帝可以、也许能够指望他们举行起义的，其中自然还应当减去被募入奥地利军队并按照一切军队的惯例会同长官指定的敌人作战的那些人。

　　应当补充说，这一千二百万人并不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而是散居在奥地利帝国全境，操着完全不同的方言，并且有的同德意志人，有的同马扎尔人，有的同罗马尼亚人，有的同意大利人杂居在一起。这种情况对于使奥地利政府和一般德意志人经常处于惊惶状态，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对于使俄国军队得到一个强大的支柱去反对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的联合力量，就远远不够了。

　　的确，俄国政府了解并且总是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也从来没有打算，今后也不会打算进行反对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这种战争必然会变成反对整个德意志的战争。但是，如果俄国政府没有这种打算，那末它为什么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在奥地利领土上进行目前这种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指出的，即在奥地利各省有如此众多的狂热的而同时是盲目的且不说是愚蠢的拥护者，这对于俄国政府来说是很惬意的和有好处的。这可以麻痹、束缚、惊扰奥地利政府，不仅会加强俄国对奥地利的影响，而且加强俄国对整个德意志的影响。帝制的俄国在煽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去反对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时非常清楚，归根到底是要把他们交给这些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去处理的。这种把戏是卑鄙的，但却完全是国家主义的。

　　总之，在发生反对德意志人的泛斯拉夫主义战争的情况下，全俄罗斯帝国在西方能找到的盟友和真正的支持是不多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将要同谁作战。首先，它要同普鲁士的和奥地利的全体德意志人作战，其次，要同马扎尔人作战，最后，要同波兰人作战。

　　姑且把波兰人和马扎尔人撤在一边，我们要问；俄罗斯帝国能够对整个德意志，即普鲁士德意志和奥地利德意志的联合力量，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普鲁士德意志打一场进攻战吗？我们之所以说是进攻战，是因为送里假定俄国发动这场战争名义上是为了解放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其实是要征服他们。

　　首先肯定无疑的是，俄国的任何进攻战，都不会是民族战争。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人民很少积极参加他们的政府所发动的、在国外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如果没有掺杂宗教利益或革命利益，多半是纯粹政治性的战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对于德意志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甚至瑞典人来说，就是这样的战争。十八世纪末的革命战争，对于法国来说也是这样的战争。但是在现代史上我们只知道有两个特殊的例子，当时人民群众真正怀着高兴的心情参加了他们的政府为了扩大国家版图或者为了其他纯粹国家的利益而发动的政治性战争。

　　第一个例子是拿破仑一世治下的法国人民提供的。但这个例子还不能充分使人信服，因为帝国的军队是革命军队的直接的继续和一种自然的结果，法国人民甚至在拿破仑垮台以后，仍然继续把这支军队看作是原先那种革命利益的体现。

　　令人信服得多的是第二个例子，即可以说是全体德意志人民在重新建立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所发动的进攻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大规模的非正义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喜心情。的确，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刚刚过去的时期，全体德意志人民，德国社会的一切阶层，也许只有少数工人除外，都盘算着纯粹的政治利益，即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并扩大它的疆界。而且直到现在，在各个阶层的全体德意志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这种利益仍然比一切其他利益占居优势，并且构成目前德国的特殊力量。

　　对于任何一个多少了解和理解俄国的人来说，都应当清楚，我国政府所发动的任何进攻性战争，在俄国都不会是全民的战争。第一，因为我国人民不仅同任何国家利益毫不相干，而且在本能上是同这种利益对立的。国家就是他们的监狱，他们有什么必要去加固自己的监狱呢？第二，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一条有机的纽带可以把它们哪怕是一分钟在某一件事情上联系起来，甚至没有办法没有可能达到相互理解；对于政府来说是白的，对于人民就是黑的，反之，人民认为是很白的，对人民来说是生命、自由，对于政府就是死亡。

　　可以向普希金请教一下：

　　“难道俄国沙皇的话已经不灵？”

　　是的，如果它要求人民去反对人民，他的命令是不灵的。要是他只向人民使个眼色，说上一声：去把地主、官吏、商人捆起来杀掉，把他们的财产拿走分掉——那末只要一刹那功夫，全体俄国人民就都会起来，到第二天，连商人、官吏和地主的痕迹都不会在俄国土地上剩下。但是，只要他还是命令人民纳税当兵，替地主和商人干活，则人民就会象现在这样不得已屈服于棍棒，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不服从。沙皇的话哪里会有魔术般的或创造奇迹的作用？

　　沙皇能够向人民说些什么可以激动他们心灵、启迪他们才思的话语呢？1828年，当尼古拉皇帝借口土耳其境内我们那些有共同信仰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受到欺侮而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宣战的时候，他试图通过自己在教堂中向人民宣读的宣言在人民中间煽起宗教狂热。这种试图结果很不成功。如果说在我们的什么人身上有极端顽固的宗教信仰的话，那末，也许只能存在于那些最不承认国家甚至也不承认皇帝的分裂派教徒身上，至于说在东正教会、官方教会中，则完全是僵死的古板仪式和十分严重的冷漠主义。

　　在克里米亚战争初期，当英国和法国宣战的时候，尼古拉又一次试图在人民中间煽起宗教狂热，但同样没有奏效。我们记得，在这次战争时期民间流传说：“法国人要求解放我们”。曾经有过人民义勇军。但大家都知道义勇军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大部分是按照沙皇的命令和上司的指示组织起来的。这只不过是另一种紧急征兵方式而已。在许多地方都对农民许下诺言，说战争结束后一定给他们自由。

　　这就是我们农民对国家的兴趣！在商人和贵族中间，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十分奇特的：是通过不高明的演说、大声疾呼的忠君声明，而主要是通过盛宴而且是狂饮来表现的。而当需要商人出钱，需要贵族亲自带领自己的农夫去作战的时候，愿意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他们全都竭力互相推诿。义勇军搞得甚嚣尘上，但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克里米亚战争还不是进攻性战争，而是防御性战争，这就是说，它本来可以、应当成为全民战争。然而为什么没有成为全民战争呢？因为我们的上层阶级是腐朽的、卑鄙的、可耻的，而人民则是国家的天然敌人。

　　有人竞想发动这样的人民去解决斯拉夫问题！在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中间有一些老实人真的相信，俄国人民心如火燎，急于要去帮助“斯拉夫兄弟”，其实俄国人民甚至连这些兄弟的存在都不晓得。如果对俄国人民说他们自己是斯拉夫民族，这一定会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杜兴斯基先生及其波兰和法国的追随者当然否认在大俄罗斯人民的血管里流的是斯拉夫血液，从而违反历史事实和人种学事实。但是，如此不了解我们民族的杜兴斯基先生，大概不会怀疑这个民族并不怎么关心自己的斯拉夫血统。表面上在斯拉夫帝国而实际上在鞑靼德意志帝国的压迫下，这个民族已经被折磨、困饿和压抑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不应当欺骗斯拉夫人。那些向他们谈论什么俄国人民参加解决斯拉夫问题的人，或者是在无情地自己欺骗自己，或者是在昧着良心撒谎，而撒谎当然有其肮脏的目的。如果我们这些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号召斯拉夫无产阶级和斯拉夫青年去参加共同的事业，则决不是要他们把我们的或多或少相同的斯拉夫血统作为事业的共同基础。我们能够承认的基础只有一个，即社会革命。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对于他们的各个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有什么别的出路。而且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各斯拉夫民族在性格、历史命运、过去和现在的愿望上有许多共同点，也由于他们对日耳曼部族的国家主义企图持共同的态度，他们可以兄弟般地联合起来，但不是为了建立共同的国家，而是为了破坏一切国家，不是为了建立闭关自守的世界，而是为了共同登上世界舞台。开始必须同各拉丁民族结成紧密的同盟，因为他们也和斯拉夫人一样，现在受到德意志人的侵略政策的威胁。

　　但是，这个反对德意志人的联盟，也只能持续到这样的时候为止，即德意志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认识到纵使有想象的人民国家的存在，其本身就会给人民带来无数灾难，从而放弃国家压迫，永远抛弃自己那种追求国家优势的可悲的愿望。到那个时候，而且也只有到那个时候，居住在欧洲的三个主要部族，即拉丁族、斯拉夫族和日耳曼族，便会如同兄弟一样自由地结成联盟。

　　但是在此之前，各斯拉夫民族和各拉丁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来自德意志人方面的同样威胁着它们的侵略，仍是痛苦的必需。

　　德意志部族的使命是多么奇怪啊！他们使大家都害怕他们，憎恨他们，从而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他们就是这样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因为毫无疑问，在斯拉夫各族人民心灵中对德意志人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比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代理人的种种说教和谋划有力得多地促进了泛斯拉夫主义宣传的成功。现在，大概还是这种仇恨将要引导斯拉夫民族去同拉丁民族结成联盟。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人民也是道地的斯拉夫民族。他们不喜欢德意志人，但又不能欺骗自己，他们对德意志人的不喜欢，并没有发展到自己去发动反对德意志人的战争的地步。只有当德意志人自己来进犯俄国、打算在俄国称王称霸的时候，这种不喜欢才会表露出来。但是，谁要是指望我国人民会去参加对德国的进攻性战争，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我国政府在某个时候妄想发动这种战争，它势必会在没有得到人民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单靠自己的国家手段、财政手段和军事手段去进行。但是，要同德国作战，而且要同德国成功地进行进攻性战争，单凭这些手段是不是够呢？

　　只有最愚昧无知的或盲目的、酸溜溜的爱国者才会不承认，我国的军事手段和我国声名狼藉的、似乎数不清的军队，同各种现代的手段和德国军队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俄国士兵无疑是勇敢的，可是德国士兵也不是胆小鬼，他们接连在三次战争中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设想中的俄国方面发动的进攻性战争中，德国军队将在自己本土上作战，而且有德国一切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爱国主义的并且这次是真正全民起义的支持，以及自己本身的爱国主义狂热的支持。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则是师出无名，缺乏士气，只是奉命行事。

　　至于说俄国军官同德国军官相比，从纯粹人的观点来说，我们认为我国的军官比较好，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我国的，而是以严格的公正态度为依据的。尽管我们的陆军大臣米柳京先生作了一切努力，但我们的大部分军官仍然和从前一样——粗暴、无知，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头脑；操练、狂饮、玩牌、酗酒，而在可以发财的时候，即在从各兵种连长起的高级军官中，还有正当的、几乎是合法的盗窃一这就是直到目前为止俄国军官的日常生活状况。这是一个非常空虚和野蛮的社会，甚至在他们讲法语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粗暴的、怪诞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里，可以找到好心的人，他们能够本能地去爱护人和了解人，而在幸运的情况下，在受到良好影响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人民的完全自觉的朋友。

　　在德国军官社会中，除了形式、军事规章和军官特有的令人作呕的高傲态度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这种高傲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一切等级高的人卑躬屈节，唯命是从，对一切被认为地位低的人则趾高气扬，傲岸不逊，这首先是对人民，其次是对除了最高级的文官和贵族以外的一切不穿军装的人。

　　在对待自己的君主、公爵、国王和现在的全德意志皇帝的态度方面，德国军官是忠实而卖力的奴才。只要主子一挥手，他们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干出最可怕的暴行，焚烧和毁灭掉成十上百座城市和村庄，不仅对别国是这样，甚至对本国也是这样。

　　德国军官不仅鄙视人民，而且仇恨人民，因此他们也就过于夸奖了人民，认为人民永远是造反的或准备造反的。其实，不只是他们这样认为，现在一切特权阶级都这样认为，德国军官，以及一般正规军的一切军官，可以说是特权阶级的享有特权的看家狗。德国的和德国以外的整个剥削者世界都在怀着恐惧和怀疑的态度注视着人民。不幸的是这种恐惧和怀疑并非总是正当的，但是无疑地证明，在人民群众中间已经开始出现一种破坏这个世界的自觉力量。

　　所以，德国军官象一条好的看家狗，只要一提起人民群众，他们就要猛扑上去。他们对于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是最宗法式的。他们认为，人民应当为使老爷们吃饱穿暖而干活；应当毫无怨言地服从当局；应当缴纳国家赋税和承担村社义务。应当去服兵役，为军官刷靴、备马；而当他们发号施令、挥动战刀的时候，应当向遇到的一切敌人射击、劈刺和砍杀；而当他们有所吩咐的时候，就应当为皇帝和祖国赴死。服役期满后，如果受伤残废了，应该去讨饭；如果完好无恙，则应该去当后备兵，服役到死；应当永远服从当局，对上司俯首听命，并准备好一有需要，立即效命。

　　人民中间发生的一切违反这种标准的现象，都能使德国军官气得发狂。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仇恨革命者；而且在他们看来，一切民主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一句话，任何一个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竟敢有违反全德意志统治者的神圣思想和意志的行为、希望和打算的人，都是革命者。

　　可以设想，他们会以怎样的特有的仇恨去对待本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哪怕是社会民主党人。一提到这些人，他们就会火冒三丈，他们认为只有愤怒地咒骂这些人才是正当的。谁要是落到他们手里，谁就要倒霉。而不幸的是，应当指出，近来有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在军官手里叛变的。虽然军官们没有权利折磨或立即枪杀这些人，不敢随便动手打人，但他们都采用许多最侮辱人的手段、行为、语言和挑剔毛病的办法，竭力发泄自己疯狂的、卑鄙的仇恨。但是，如果他们得到了许可，或者是长官下达了命令，他们便会以那种狂暴的妒忌心情，而主要的是以那种军官的傲慢恣态去充当折磨者、绞杀者和刽子手。

　　请看一看这种文明的野兽，忠实的走狗和天生的刽子手吧。如果他是一个年轻人，你们就会惊奇地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而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面色红润，乳毛未脱，谨慎斯文，甚至有些腼腆，同时还表现出一种高傲和必不可少的多愁善感的样子。他能背诵席勒和歌德的诗篇，他了解过去伟大时代的全部人道主义文学，但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在他的心灵里一点也没有留下。

　　德国人，主要是德国官吏和军官，想要解决一个看来是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即要把教养和野蛮结合起来，把学识和奴性结合起来。这使他们在社会关系方面成了令人讨厌而同时又极为可笑的人，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成了彻头彻尾的残酷无情的恶棍，然而对于国家事务来说他们都是很有用处的人。

　　德国市民了解这一点，而且既了解这一点，又出于爱国而忍受军官和文官的各种侮辱，因为他们从这些人身上认识了自身的本质，而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人民的和享有特权的、常常因为无聊而咬他们几口的帝国走狗，看作是泛日耳曼国家的最可靠支柱。

　　就正规军来说，的确是没有比德国军官更好的军官了。他们是把文质彬彬和蛮横无礼、蛮横无礼和勇敢大胆、严格执行指示和富有创造精神、正规做法和野蛮行为、野蛮行为和独特的诚实态度、某种诚然是片面的甚至很坏的狂热和对长官意志罕见的服从结合起来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能根据长官的一点暗示就去杀害成百上千的人；他们在长官面前毕恭毕敬，永远是随和的、能恭的、温顺的、听话的人，在士兵面前他们总是倨傲的、抱着歧视冷淡态度的、在需要时而且是残酷无情的人，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两个词：服从和指挥。他们这样的人对于军队和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说对士兵的严酷训练，这是组织健全的军队的主要工作之一，这在德国军队中达到了全面系统的、考虑周密的、切实可靠的和真正完善的程度。成为一切纪律基础的主要原则是下述格言：“要控制士兵的精神，必须先控制他们的肉体。”我们不久前还听到许多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其他德意志军官在重申这一格言今后也仍然有用。他们自从对法战争以来成群结队地在瑞士游逛，可能是为了研究地形和制定计划。

　　怎样控制士兵的肉体？就是通过不间断的训练。你别以为德国军官不重视步法操练，一点也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步法操练是折磨士兵的四肢和控制士兵肉体的最好办法之一。然后是武器操作、保养武器和洗浆军装。必须使士兵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并且使士兵老是觉得军官严厉而冷酷无情的眼色在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冬天，空时间多了一些，就把士兵赶进学校，教他们念书、写字、学算术，而主要是迫使他们死记硬背那些满是神化皇帝和蔑视人民词句的军事条令：向皇帝要持枪致敬，对人民要开枪射击。这就是对士兵进行道德和政治训练的精义所在。

　　士兵在这样的鬼地方呆上三年、四年、五年，只能成为畸形的人。对军官来说，虽然形式不同，然而情况并没有两样。当局要把士兵变成不自觉的棍棒，而军官则一定要成为自觉的棍棒，即在信念、思想、兴趣和爱好方面都自觉的棍棒。军官的活动范围是军官界，军官休想越出一步，充满上述精神的整个军官集体在监视着每一个军官。如果某个军官不谙世故或者多少有些人的感情，擅自同别的社会集团交往，这个不走运的人就倒霉了。如果这个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并无差错，那末他只是受到讥笑罢了。要是这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倾向同军官集团相左，主张自由，主张民主，更不用说主张社会革命，那末，这个不走运的人就完了，因为每一个伙伴都会是他的告密者。

　　最高长官总是让军官们更多地彼此呆在一起，如同对待士兵一样，想方设法给他们尽可能少的空闲时间。训练士兵和经常监视士兵，就占去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剩下的四分之一时间必须用来进修军事知识。一个军官在得到少校军衔以前要通过几次考试。此外，还交给他各方面的紧急工作，根据这些工作来判断他们的才能，决定是否提升。

　　我们看到，德国军界同法国的完全一样，也是一个十分闭塞的集团，而这种闭锁状态有效地保证了这个集团与人民为敌。

　　可是德国军界较之于法国的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军界有很大长处：德国军官拥有扎实而广博的知识，通晓军事理论和实践，狂热地而且是固执地忠于军人职守，行动准确，办事认真，沉着镇定，吃苦耐劳并且比较诚实，在这些方面都超过世界各国的军官。

　　由于具有这些素质，德国军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不象拿破仑三世执政时的法国那样，也不象我国常见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况且，德国正是凭借这些长处，建立起行政监督、民事监督、特别是军事监督，这就使长期弄虚作假成为不可能。相反地，在我国却是上下其手，狼狈为奸，结果要了解真情实况几乎难以办到。

　　请考虑这一切，再反躬自问一下，俄国军队在进攻德国的战争中能有希望得胜吗？你们会说，俄国可以拿出一百万军队。可是，组织健全和装备良好的军队大概不会有一百万。姑且算一百万吧，其中一半要分驻在帝国的辽阔土地上，在幸福的人民中间维持治安，因为人民生活过于富裕随时会闹事的。单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就得多少军队！如果能够派出五十万军队对德国作战，就算很多很多的了。俄国从来还没有这样数目的一支军队。

　　然而，在德国你们将会遇到名副其实的百万大军，论组织、训练、学术、士气和装备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在这支军队后面还有作为庞大后备军的全体德国人民。如果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获胜的不是普鲁士的弗里茨，而是拿破仑三世，德国人民大概是不会起来反对法国人的，但是，再重复一遍，对于俄国的入侵，他们是会一致奋起抵抗的。

　　你们会说，在需要的时候，俄国，即全俄罗斯帝国是能够再拿出一百万军队的。为什么拿不出来，而只是一纸空文呢。为此只要颁布一项每千人征若干人的新兵征集令就行了。对于你们来说，这就是你们的百万大军！究竟怎样征集呢？由谁来征集呢？你们的后备将军们、将级副官们、侍卫武官们以及纸面上的后备营和驻防营的指挥官们，你们的省长们、官员们还没有把士兵们募集起来，天啊，这就会使他们成千上万地成为饿殍。最后，你们又从哪里弄到足够数量的军官来组织这支新的百万大军，用什么装备这支大军？用木棍？你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按正规要求装备一支百万大军，而你们却扬言要再装备另一支百万大军！没有一个银行家会借给你们钱，就算给钱吧，须知要装备一支百万大军也得几年时间。

　　不妨把你们的穷和你们的弱同德国的富和德国的强比较一番。德国从法国得到五十亿法郎，假定花三十亿法郎作为各种奖赏，即奖赏亲王、国务活动家、将军、校官和一般军官（当然没有士兵的份），以及作为各种国内外旅行费用。剩下二十亿法郎完全可以用来把德国武装起来，即用来修建新的堡垒和加固无数旧的堡垒，订购新式大炮和枪枝等等。的确，整个德国现在巳经变成咄咄逼人、威胁着四面八方的军火库。而你们马马虎虎训练和装备一下，却妄想战胜德国。

　　只要你们的脚跨进德国领土迈第一步，你们的头就会遭到最可怕的打击，而你们的进攻性的战争马上会变成防御性的战争；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全俄罗斯帝国境内。

　　但是那时，不管怎样，他们是否会激起俄国人民对他们举行普遍起义呢？会的，如果德国人开进俄国领土，例如直抵莫斯科。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这种蠢事，而是从北面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进攻彼得堡，那末，在这些省份他们不仅将会在小市民、新教牧师、犹太佬中间，而且会在心怀不满的贵族及其子弟、大学生中间，以及通过他们在充斥彼得堡和遍布整个俄国的无数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将军、军官、高级的和低级的官吏中间，找到许许多多朋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煽动波兰和小俄罗斯来反对俄罗斯帝国。

　　的确，普鲁士从瓜分波兰的那天起，就成了波兰所有的敌人和压迫者中最可恶、最一贯、因而也是最危险的敌人；俄国的行为象野蛮人，象野蛮势力，绞尽杀绝，横加折磨，把成千上万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仍然没有能够把夺来的那块波兰土地俄罗斯化，而且尽管有穆拉维约夫方案，至今还是不能办到；奥地利方面同样也一点没有使加里西亚德意志化，而且也没有在这件事上花力气。普鲁士作为日耳曼精神和大日耳曼事业的真正代表，曾经人为地用暴力把一些非德意志国家德意志化，现在已经着手一定要使但泽地区和波兹南公国德意志化，更不用说老早已落到它手里的科尼斯堡边区了。关于普鲁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已经谈论得很久了。在这些手段中，把德意志农民大量迁移到波兰领土上这一着，占有重要地位。1807年完全解放农民，规定农民有权赎买土地，并为此而尽可能地减轻负担，也大大提高了普鲁士政府在农民中，甚至在波兰农民中的声望。后来建立了乡村学校，在学校里讲授德语，并通过学校传播德语。由于采取这些惜施，到1848年，波兹南公国三分之一以上地区已经完全德意志化了。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波兰有史以来在城市里一向讲德语，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德意志市民、手工业者，而主要是犹太佬，他们在这些城市受到热情款待。大家都知道，从很古的时候起，波兰这一块地方的大多数城市是按照所谓马格德堡法治理的。

　　因此，普鲁士是在和平时期达到自己目的的。在波兰爱国主义掀起或者力图发动人民运动的时候，普鲁士就不惜采取最坚决和最野蛮的措施。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过，在镇压波兰暴动这件事上，普鲁士不仅在它自己的范围内，而且还在波兰王国内，始终如一地向俄国政府效忠，并且非常热心地给予帮助。我们谈到，普鲁士宪兵，普鲁士各兵种的高贵的军官，近卫军军官和非近卫军军官，十分热中于搜捕躲藏在普鲁士领地上的波兰人，抓住了他们就幸灾乐祸地把他们交给俄国宪兵，并常常表示希望俄国处以绞刑。在这一方面，刽子手穆拉维约夫会十分称赞俾斯麦公爵的。

　　在俾斯麦公爵入阁以前，普鲁士一直是这样干的，然而它觉得难为情，是悄悄地干的，一有可能，就否认自己所干的事情。俾斯麦公爵头一个撕下了假面具。他不仅厚颜无耻地公然承认，而且还在普鲁士议会里，当着欧洲外交使节的面吹唬说，普鲁士政府对俄国政府运用了自己的一切影响，以说服俄国政府不惜使用一切流血手段彻底扼杀波兰，并说普鲁士在这方面将始终给俄国以最有效的帮助。

　　最后，在不久以前，俾斯麦公辱直截了当地在议会里宣布了政府一项不可改变的决定，要在普鲁士德国管辖的波兰地区铲除掉残存的波兰民族性。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不幸的是，波兹南的波兰人，同加里西亚的波兰人完全一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把自己的波兰民族事业同罗马教皇权力的优势问题联系在一起。耶稣会士、教皇权力无限论者、修道僧团和主教都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样的同盟和这样的友谊，对波兰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正象在十七世纪那样。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他们波兰的事情。

　　我们提到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波兰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俾斯麦公爵。看来，他已把彻底消灭波兰人当作自己毕生的任务。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德国利益需要的时候号召波兰人举行暴动反对俄国。尽管波兰人仇恨俾斯麦和普鲁士，更不用说整个德国了，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虽然内心深处对德国人所怀的历史仇恨并不亚于其他一切斯拉夫民族。尽管波兰人不会忘记普鲁士德意志人带给他们的血的耻辱，但是波兰人无疑会起来响应俾斯麦的号召的。

　　在德国和普鲁士本土，很久以来早就存在人数众多的、严肃的政党，甚至有三个政党：自由进步党、纯粹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合在一起，在德国议会和普鲁士议会中占有显然的多数，而在社会上更加占有决定性的多数；这些政党预见到、多少也希望，而且好象还在挑起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它们知道，波兰的起义和在一定范围内的复兴将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

　　显然俾斯麦还是这些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决不会同意把普鲁士从波兰手中夺得的全部领土归还给波兰。无论是但泽，甚至是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土地，他们都绝对不会客气地交出来，更不用说科尼斯堡了。甚至在波兹南公国，他们把似乎已经完全德意志化了的一大块土地划给自己，而实际上从已归普鲁士人的全部波兰土地中，留给波兰人的那一块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将要把包括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内的整个加里西亚交给波兰人，因为这些地方现在都属于奥地利，并且将更乐于把波兰人自己有能力夺取和控制的深入俄国腹地的土地都交给波兰人。同时，普鲁士向波兰人提供必要的金钱（当然都是由德国担保，以波兰贷款的形式借给的）、武器和军事援助。

　　有谁会怀疑波兰人不仅会同意，而且将会兴高采烈地接受德国的建议呢？他们的处境绝望到这种地步，即便对他们提出再坏百倍的建议，他们也是会接受的。

　　从瓜分波兰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在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曾流过波兰爱国者受难的鲜血。这是充满不怕死的暴动，进行不断斗争的一百年，还有别的能以这样英勇精神而自豪的民族吗？

　　波兰人什么没有尝试过呢？贵族的秘密活动，小市民的密谋行动，武装暴动，人民起义，还有各种外交诡计，以至于教会的援助。他们一切都试过了，他们曾经抓住一切机会，但是全都失败了，全都无济于事。当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德国给他们提供附有一定条件的援助时，他们怎么能拒绝呢？

　　可能有一些斯拉夫主义者会指责他们这样做是背叛。背叛什么呢？背叛斯拉夫同盟，背叛斯拉夫事业吗？这个同盟表现在哪里呢？这个事业又是什么呢？难道表现在帕拉茨基先生和雷格尔先生到莫斯科去参加泛斯拉夫主义展览会和朝拜沙皇吗？斯拉夫人之作为斯拉夫人，是怎样的，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事情向波兰人表示过自己的兄弟般的同情呢？难道不就是帕拉茨基先生和雷格尔先生，还有他们在华沙的西斯拉夫的和南斯拉夫的人数众多的跟班，同刚刚洗掉手上的波兰人的鲜血的俄国将军们拥抱相吻，以及为斯拉夫人的兄弟情谊和刽子手沙皇的健康而干杯吗？

　　波兰人是受难者，是英雄，他们过去有伟大的荣誉；斯拉夫人还处在孩提时代，他们的全部作用在于未来。斯拉夫社会、斯拉夫问题，这不是现实，而是希望，并且是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的希望。波兰人，自然是指大部属于有教养阶层和主要是、属于贵族的爱国者，对于这一革命至今还很少兴趣。

　　在并非现实存在的斯拉夫社会同多少有些过时的爱国主义的波兰社会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的确，除了极少数人想在波兰人心里和波兰土壤上制造一个斯拉夫问题外，波兰人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对马扎尔人倒是理解得多和接近得多，他们同马扎尔人有一些类似之处，并且还有许多共同的历史往事。主要地，可以说根本地把他们同南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分开的是这些民族对俄国的好感，也就是对他们最可恨的敌人的好感。

　　在波兰境内和波兰侨民中间，同在任何国家一样，政界总是有许多政党。有贵族党、教权主义党和君主立宪党；有军事独裁的党；亲美的温和共和党；法国式的红色共和党；甚至还有人数不多的社会民主党，但没有算上各种神秘教派的党，确切些说，是教会的党。不过实际上只要稍许深入一些看看它们当中的每一个政党，就可以确信它们具有同一个基础，即他们都热切期望按1772年疆界恢复波兰国家。除了各政党头头相互斗争而出现的相宜之间的矛盾外，它们的主要差别是每一个党都确信，只有通过它所提出的特殊道路才能达到恢复原来的波兰这一共同目标。

　　在1850年以前，可以说绝大部分波兰侨民都是革命的，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确信，恢复独立的波兰将是欧洲革命胜利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样可以说，1848年整个欧洲的任何一次运动，波兰人是没有一次不参加的，甚至往往是没有一次不起领导作用的。我们记得有位萨克森的德意志人对此表示惊讶；哪里发生混乱，那里就一定有波兰人！

　　1850年，由于革命处处遭到失败，人们对革命的信心丧失了，拿破仑这个明星升起来，波兰人大批大批流亡国外，其中大部分变成了狂热之至的波拿巴主义者。天晓得他们从拿破仑三世的帮助之中能得到什么并希望得到什么。甚至拿破仑三世在1862-1863年极其卑鄙的背叛，也没有能够改变他们的这个信念。这种信念只是在色当之战后才化为泡影的。

　　在这场大灾难之后，对于波兰人的希望来说，只剩下一个耶稣会士和教皇权力无限论者的避难所了。奥地利的和大多数波兰的爱国者都蜂拥到加里西亚，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去的。但是设想一下，俾斯麦，这个波兰爱国者的死敌，迫于德国的处境，号召他们起来反对俄国，对他们不是指出遥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给他们金钱、武器和军事援助。他们会拒绝这些东西吗？

　　的确，作为这种帮助的交换条件，要求波兰人正式放弃现在已经为普鲁士占领的原来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由于环境所迫，由于具有一定会战胜俄国的信念，以及认为只要波兰一复国，随后他们就能收回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他们无疑可以把一切振兴起来，而且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也是绝对正确的。

　　诚然，在俾斯麦公爵庇护下借助于德国军队力量复国的波兰，将是一个古怪的波兰。但是，有一个古怪的波兰也总比没有好。而且，最后，波兰人还必然认为，波兰以后还可以摆脱俾斯麦公爵的庇护。

　　一句话，波兰人什么都能同意，而且波兰会站起来，立陶宛会站起来，再过些时候小俄罗斯也会站起来。确实，波兰爱国者都是不高明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在本土也不从事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即使他们想宣传，作为保护人的俾斯麦公爵也不会允许，因为离德国太近，怕这种宣传会渗入普鲁士属波兰。但是在波兰不能做到的，在俄国则可以做到，而且是反对俄国。对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特别有利的是在俄国鼓动农民暴动，而鼓动暴动的确不难，不妨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散居在俄国。即便不是所有的人，大多数人都是俾斯麦和波兰人的天然盟友。设想一下这样一种局面：我国被击溃的军队四散逃窜，德国人从北方向彼得堡追击他们，波兰人从西方和南方向斯摩棱斯克和小俄罗斯追击他们；而同时，由于国内外宣传的鼓动，在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则爆发了节节胜利的农民总暴动。

　　正因为如此，大概可以说，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俄国沙皇（只要他不是个疯子），就不会举起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任何时候也不会去同德国作战。

　　新的德意志大帝国先后彻底打败了奥地利和法国，不仅把这两个国家黜降到从属于它的二等国家地位不得翻身，而后来又把我们全俄罗斯帝国也搞到这种地位，永远切断了俄罗斯帝国同欧洲的联系。当然，我们讲的是帝国，而不是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民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是到处都能找到或者为自己打开一条道路的。

　　然而，对于全俄罗斯帝国来说，欧洲的大门从此关上了。大门的钥匙则掌握在俾斯麦公爵手里，无论把世界上什么东西给他，他也不会把钥匙交给哥尔恰科夫公爵的。

　　但是，如果西北方大门对全俄罗斯帝国永远关闭，还有没有开着的大门呢？也许还有更可靠更宽敞的南方大门和东南方大门：布哈拉、波斯和阿富汗直至东印度，最终是全部计谋和努力的最后目标君士坦丁堡。俄国的政治家们，最热忱于我们可爱帝国的伟大和荣誉，他们早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即把首都并同时把帝国全部力量和整个生活的中心由北向南，即从寒冷的波罗的海之滨移到四季常青的黑海和地中海之滨，一句话，从彼得堡移到君士坦丁堡是不是更好呢？

　　真有一些贪得无厌的爱国者到了这般地步，他们既想保住彼得堡和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同时又想占有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一愿望是如此不可能实现，甚至连他们自己尽管完全相信全俄罗斯帝国的强大威力，也开始放弃这种希望了。而且近年发生的事件应当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一事件就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诺威并入了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就是因此直接变成北方海上强国。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广阔的海疆以保证它和全世界直接交往，并且使它能够既在物质方面，也在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直接参加世界运动，那就不能置身于头等强国之林。这个道理是如此明显，以致用不着加以证明。我们假定，一个国家非常强大、文明而且十分幸福一一象在国家中一般可能的那样幸福，我们又假定，某些情况使它与世隔绝。可以肯定，经过那么五十年，即两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家中的一切就会陷于停滞：力量会削弱，文明会变成濒于愚昧状态，幸福呢，也会散发出林堡干酪的酸味。

　　请看中国，看来它过去似乎既有智慧，又有学问，而且大概自己也认为是幸福的；它变得那样萎靡不振，以致欧洲的海上强国不费多大力量，便足以使中国屈从于这些强国的智能，如果不是屈从于它们的统治的话，至少也是屈从于它们的意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中国陷于停滞，而它之所以停滞不前，一部分是由于它内部的机构，一部分是由于世界生活的潮流离它太远，以致长期触及不到它。

　　有许多不同的条件，使禁锢在国家之中的人民能够参加世界运动，这些条件包括天生的智慧和天赋的毅力、教育程度、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以及对于国家中的群众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广泛的内在自由。但是，航海、海上贸易也肯定属于这些条件之列，因为海上交通，就其运费相对低廉，航行迅速和往来自由（即谁也不能把海洋攫为己有）来说，胜过其他一切较为常用的交通工具，当然也包括铁路在内。也许，航空有朝一日会在各方面都更加便利，并且特别重要，以致会使各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完全拉平。但是目前还不能说航空是重要的手段，所以航海仍然是各族人民繁荣昌盛的主要手段。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一一欧洲的社会革命党正在竭尽全力摧毁国家——的时候，当将来在政治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建立起，并且自下而上地组织成有操各种语言和属于不同民族的人一视同仁地（因为是自由地）参加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社的自由兄弟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人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铁路出海，而铁路那时已经彻底摆脱一切国家的管理、收捐、课税、限制、责备、取缔、许可和征用。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仍有许多天然的优越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能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会大大发展，尽管待遇均等，但是缺少这种优越性的内陆居民仍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得懒散些和发展得缓慢些。

　　因此，航空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天空乃是无所不至的海洋，到处都是它的海岸，所以对它说来，所有的人们，甚至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人们，毫无例外地都成了沿海居民。但是，在航空尚未代替航海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面都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某种贵族。

　　整个历史，而主要是历史上的进步运动大部分都是沿海民族创造的。第一个创造全部文明的民族是希腊人；的确可以说，整个希腊全是海岸。古罗马只是从它成为海洋国家时起，才成了世界性的强大国家。而在现代史上，政治自由、社会生活、贸易、艺术、科学、自由思想的复兴，一句话，人类的复兴应该归功于谁呢？应该归功于意大利，它和希腊一样，几乎全是海岸。在意大利之后，是谁继承了世界运动中的先进位置呢？是荷兰、英国、法国，最后是美国。

　　相反地再来看一看德国。尽管德国人民具有许多明显的品质，比如，非常勤劳，富有思考和科学才能，具有曾经造就出许多伟大演员、画家和诗人的美学情感，以及造就出同样伟大的哲学家的意义深刻的先验论，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德国除了在发展官僚、警察和军事的国家制度方面超出一切国家以外，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呢？为什么德国在商业方面现在还不及荷兰，而在工业方面则不及比利时呢？

　　人们会说，因为德国从来不曾有过自由，没有自由的爱好，也没有自由的要求。这种理由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宽阔的海岸线。还在十三世纪，正好是产生汉萨同盟的时期，德国不能容忍没有海岸的状况，至少在西方是这样。荷兰和比利时当时还从属于它，而恰恰是在这个世纪，德国商业看来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从十四世纪起，富有进取心、有勇敢精神和爱好自由的荷兰城市，就开始明显地脱离德国并且避免同它交往。到了十六世纪，这一分离过程最终完成，于是这个大帝国——罗马帝国的笨拙的继承者成了一个几乎完全的内陆国家。它只有一个处在荷兰和丹麦之间狭小的海上窗口，这对如此巨大国家的自由呼吸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德国就陷于萎靡不振，非常象中国那样停滞不前。

　　从那时起，德国在建立新的强大国家方面的整个政治进步运动，集中于很小的勃兰登堡选侯阶层，而在实际上，勃兰登堡选侯们总是力图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对德国出了大力，可以说为德国今天的强大创造了条件。他们先占据了科尼斯堡，后在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期占据了但泽。但是所有这一切还不够，必须占有基尔，而且完全占有全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

　　这些新的征服行动是普鲁士在整个德意志鼓掌声中完成的。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德意志人，而且是所有北部的、南部的、西部的、东部的和中部的各邦都不例外，从1848年开始就以多么强烈的热情注视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发展情况。有些人把这种热情说成是对于在丹麦专制制度下似乎已经难于喘息的德意志弟兄的骨肉同情，那是大错特错了。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种利益，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利益，是争夺海岸线和海上交通的利益，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的利益。

　　在1840年或是1841年就已经提出了德国海军问题。我们记得，整个德国以多么高的热情传诵海尔维格的诗，《德意志海军》。

　　我们再重复一遍，德意志人是高度国家主义的民族，在他们中间这种国家制度凌驾于其他一切愿望之上，完全压制了他们的自由本能。然而正是这种国家制度现在造成了他们特有的威严。这种国家制度对柏林君主的沽名钓誉的意图来说，目前是，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可靠的直接支柱。俾斯麦公爵正牢牢地依靠着这种制度。

　　德意志人是有文化的民族，他们懂得没有巩固的[5]海岸线，不是也不可能是强大的国家。因此，他们违反历史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的真实，至今仍然坚持说的里雅斯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德意志的城市，说整个多瑙河是德意志的河流。他们极欲奔往海洋。假如社会革命不能阻止他们，可以相信，只要再过二十年、十年，也许更短一些时间——事件如今是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发生，我们说，可以相信在短时期内他们会征服整个德意志的丹麦，整个德意志的荷兰和整个德意志的比利时。这一切可以说是合乎他们政治状况和他们本能欲望的实际逻辑的。

　　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

　　普鲁士——今天德意志的化身、头脑和双手——已经在波罗的海上并同时在北海上牢牢地站住脚跟。不来梅、汉堡、吕贝克、梅克伦堡、奥尔登堡的独立，是空洞无害的戏言。所有这些地方同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和汉诺威一起并入了普鲁士，于是，获得法国赔款发了财的普鲁士建造了两支强大的舰队：一支在波罗的海，一支在北海。由于现在正在开凿一条沟通两海的通航运河，这两支舰队很快就会合成一支舰队。而且，这一支已经超过丹麦和瑞典舰队的舰队不用等好多年，会比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强大得多。那时候，俄国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就会沉没在波罗的海之中了。别了，里加！别了，列维里！别了，芬兰！别了，彼得堡及其攻不破的喀琅施塔得！

　　对于那些习惯于夸大全俄罗斯实力的酸溜溜的爱国者来说，好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呓语，都是可怕的神话。然而这恰恰正是根据对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性格和才能所作的公正评价，从已有的事实中得出的完全可信的结论，这里还没有谈到财力，没有谈到相当数量的忠实可靠的和富有学识的各种官吏，也没有谈到使所有德国企业绝对优越于俄国企业的科学。

　　德国国家机关的活动是不体面的，令人不快的，可以说是卑鄙的，然而是有成效的、认真的。

　　俄国国家机关的活动同样是令人不快的和不体面的，而且就其形式来说，常常是更野蛮的，同时是毫无成果的。举例说，比如在同一时期，德国政府和俄国政府都拨出同样数目的经费，比如一百万，去完成某一项事业，就算是建造一艘新军舰吧。你不是考虑到德国是有人会捞一把吗？可能会被偷掉十万，就说是二十万吧，然而八十万会直接用在事业上，德国人会以其特有的认真态度和知识去完成这项事业。可是在俄国情况又是怎样呢？在俄国首先是一半的钱会被偷掉，四分之一的钱会由于玩忽职守和无知而糟蹋掉（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如果用剩下四分之一的钱搞出某种糟东西，也只是摆个样子，对于事业是没有用处的。

　　俄国海军怎么能抵挡住德国海军呢？俄国的沿海要塞，比如喀琅施塔得，怎么能经受住不仅会用铁炮弹而且会用金炮弹的德国人的射击呢？

　　别了，在波罗的海上的霸权！别了，彼得一世在芬兰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北方首都的全部政治作用和力量！如果我们年高望重的大首相哥尔恰科夫公爵没有完全昏聩，他在盟邦普鲁士肆无忌惮地而且似乎是在我们同意下掠夺我们另一盟邦丹麦的那些日子里，就应该对自己这样说了。他应该懂得，自从普鲁士现在依靠整个德国并且由于同德国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而成了大陆上最强盛的国家以来，一句话，自从以普鲁士为霸主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波罗的海上拥有它目前这种严重威胁着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各国的地位以来，彼得堡俄国在这个海上的优势就完蛋了，彼得一世的伟大政治勋业也就被消灭了。如果它在南方不能开辟一条新的海路以弥补它在北方所丧失的自由海路的话，那末，全俄罗斯国家的威力也就随之被消灭了。

　　很清楚，现在德国人将要统治波罗的海。诚然，入海口还在丹麦人手中。可是有谁没有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国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看来起初将组成自由联邦，然后很快就会被泛日耳曼的国家集权完全吞噬掉；这意味着波罗的海在最短时间内就将成为德国独占的海，而彼得堡就会丧失掉一切政治意义。

　　当哥尔恰科夫公爵同意让丹麦王国分裂并让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并入普鲁士的时候，他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事件本身的实际情况使我们得出如下二者必居其一的推论：或者是哥尔恰科夫公爵背叛了俄国，或者是他得到了俾斯麦公爵的正式保证；协助俄国在东南方建立新势力，以补偿全俄罗斯国家在西北方失掉的优势。

　　我们认为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事实：俄国和普鲁士几乎在巴黎和约刚签订之后，或者至少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订立了攻守同盟，当时，除了普鲁士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强国都仿效法国和英国，公开地正式抗议俄国的野蛮行为。我们说，对于我们来说，正式的双方同等承担义务的普俄协定是无可怀疑的，只有存在这样的同盟才能说明俾斯麦可以那样稳稳当当、无所挂虑而有信心地冒着法国干涉的危险，发动了对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并进而发动了更坚决的对法国的战争。俄国方面只要进行小规模的佯攻，比如，俄国军队向普鲁士边境移动，就足以在这两次战争中，特别是在后一次战争中，制止不可一世的普鲁士军队继续进军。可以回顾一下，在后一次战争结束的时候，整个德国，特别是德国北部根本没有驻军，奥地利没有出面干涉以援助法国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俄国有如下的表示：如果奥地利出兵，它也就出兵与之对抗；而意大利和英国之所以没有出面干涉，只是因为俄国不希望它们这样做。要不是俄国显示出自己是普鲁士德意志皇帝的坚定的盟友，德意志人就永远也拿不下巴黎。

　　但是，看来俾斯麦确信俄国不会背弃他。这种信念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这两国皇帝的亲戚关系和私人友谊？可是对于估计感情在政治上的作用，俾斯麦是一个极其有头脑和有经验的人。甚至可以设想，我们的皇帝是一位天生重感情和极易流泪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会沉缅于他在宫廷欢乐场合多次流露出来的那种感情之中。但是在他的周围，整个政府、宫廷、那位似乎仇德的继承人，还有我们年高望重的国家主义的爱国者哥尔恰科夫公爵，所有这一切，加上社会舆论和事物本身的力量都在提醒他，治理国家所依据的是利益而不是感情。

　　俾斯麦不会认为俄国和普鲁士是利害一致的，这种一致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只是在一点上，即在波兰问题上存在这种一致。可是这个问题早已解决。而在所有同俄罗斯帝国利害有矛盾的事情中，任何事情也不可能同在俄国邻近建立一个巨大而强盛的全德意志帝国这件事相比，两个巨大帝国比肩相邻，必然会引起战争，结果只能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帝国的毁灭。

　　我们重复一遍，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两个帝国意识到它们内部还不够巩固，它们的势力扩张还没有达到非打一场殊死战不可的地步，那么战争就可能推迟。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尽管互相仇视，它们还会继续互相支持，互相效劳，而且各自都希望能比对方更好地利用这一各怀鬼胎的同盟，为未来不可避免的争斗取得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就是俄国和普鲁土德国的相互关系。

　　德意志帝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远远没有得到巩固。在内部，它是许多独立的中小邦的一种奇怪的结合。诚然，这些邦是注定要灭亡的，但现在还没有被消灭，而且拼命想要保住自己的显然正在消失的独立地位。在外部，受屈辱的但还没有被彻底打败的奥地利，被打败的但因此而很不甘心的法国，都是以阴沉的脸孔对着这个新兴的帝国。此外，新德意志帝国还远远没有把自己的边界整顿好。出于军事国家所特有的内政上的需要，它正在盘算获得新的东西，策划新的战争。德国的目标是要恢复中世纪帝国的原来版图，支配着整个德国社会的泛日耳曼爱国主义不懈地追求这一目标。因此，德国幻想合并整个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但是包括的里雅斯特，又不包括波希米亚）、整个瑞士德语区、比利时的一部分、整个荷兰和丹麦这些为建立帝国海上霸权所必需的地区。实施这个庞大的计划必然激起西欧和南欧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反对，因而如果没有俄国的同意是绝对做不到的。可见，对于新德意志帝国来说，同俄国结盟还是必要的。

　　全俄罗斯帝国从自己方面说，不同普鲁士德国结盟也是不行的。它放弃在西北方的一切新的利益和扩张，就必须向东南方找出路，它把在波罗的海的优势让给了普鲁士，就必须在黑海取得和确立自己的威势。否则它就会同欧洲隔绝。可是，为了在黑海建立真正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占有君士坦丁堡。没有它，不仅俄国通往地中海的出口随时会被堵住，而且通往黑海的入口也必将为敌方的海陆军随时敞开，如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发生的那样。

　　可见，我国侵略政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得到君士坦丁堡。实现这一目的是违反整个南欧自然包括法国的利益的，是违反英国利益的，同样也是违反德国利益的，因为俄国为所欲为地称霸黑海，将使整个多瑙河流域直接从属于俄国。

　　虽然如此，决不能怀疑，为了实现其向西扩张计划，不得不依靠对俄同盟的普鲁士，是会正式保证帮助俄国实行其在东南方的政策的；同样地也决不能怀疑，普鲁士一有机会就会背弃诺言的。

　　现在，条约刚刚开始执行，还不至于发生这种毁约行为。我们看到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在撤销巴黎条约中那些限制俄国的条款问题上给了全俄罗斯帝国多么热烈的支持。毫无疑问，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在希瓦问题上也是热烈地继续支持俄国的。况且，俄国人向东走得尽可能远一点对德国人有利。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俄国政府向希瓦进军呢？绝不能认为此举是为了保护俄国商人和俄国贸易的利益。如果是这样，试问为什么它不在俄国国内发动这样的进军来反对它自己，比如反对莫斯科总督，或是般地说反对所有的省长和市政长官呢？谁都知道，他们是用最无耻的手腕和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排挤和掠夺俄国贸易和俄国商人的。

　　征服荒无人烟的沙漠之地，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呢？有人大概准备好答词：我们政府所以要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履行俄国的伟大职责，把西方文明带到东方。这种解释大概可以用来发表学院式的或官方的讲话，也可以用来写教条主义的书籍、小册子和杂志文章，那里面总是满纸荒唐语，说的总是同做的相反，同事实相反。我们对于这种解释是不会满意的。请看看那个所作所为以传播俄国文明使命的思想为指导的彼得堡政府吧！对于多少了解一点我们统洽者的本质和动机的人来说，上面那种说法就足以使他笑掉大牙。

　　我们也不打算谈开辟通往印度的新的贸易之路。通商政策是英国的政策，它从来不是俄国的政策。俄罗斯国家主要是，而且可以说纯粹是军事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一切都服从于暴政威力的唯一利益。君主、国家，这是主要的；其他的一切——人民，甚至于等级制益，工商业和所谓文明的繁荣，都只是达到这个唯一目标的手段。任何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没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没有工商业，便无法存在下去，因为所谓民族的财富远非人民的财富，而特权等级的财富则是一种力量。在俄国，民族的财富全被国家所吞噬，国家本身则成为军事的、世俗的和宗教的人数众多的统治阶级的供养者。官场贪财成风，盗窃国库，掠夺人民，这便是俄罗斯国家文明的最真实的表现。

　　因此，促使俄国政府动手进军希瓦的，除了其他的和更主要的原因以外，还有所谓贸易方面的原因，这是毫不奇怪的，必须为日益增多的官方人员（我们把商界也包括在内）开辟新的活动场所，给他们提供新的掠夺领域。但是，不能期望从这方面使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显著增长。相反地，可以肯定，在财政方面，这一行动将大大得不偿失。

　　为什么要进军希瓦呢？难道是为了使军队有事可做吗？在好几十年期间内，高加索成了一个练兵场，但是如今高加索平定下来了，所以应该开辟新的练兵场所，这样就想出了希瓦行动。即使我们假定，俄国政府极其无能而又愚蠢透顶，这种解释也是不值一驳的。我们的军队在希瓦荒漠中取得的经验，在对西方的战争中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这些经验代价太高，以致获得的好处远不能同巨大的开支和耗费相比。

　　但是，也许俄国政府当真打算征服印度吧？我们并不错误地过于相信我们的彼得堡执政者的智谋，但是我们终究不能设想，俄国政府竟会抱定这样荒唐的目的。征服印度！为谁呢？为什么呢？用什么办法呢？要知道，要实现这一行动，势必把俄国居民如果不是足足一半的话，至少也是四分之一调往东方；而且，除了先征服好战而人数众多的阿富汗部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到达印度，为什么恰好要去征服印度呢？而要征服由英国人武装起来、甚至部分地受过他们训练的阿富汗，比对付希瓦至少要困难三、四倍。

　　既然要进行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中国十分富庶，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在各方面都比印度容易下手，因为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没有任何人和物的障碍。如果行，就去拿吧。

　　的确，利用已成为中国的慢性病的混乱和内战，就能在这个地区远远推进征服事业，看来，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消息说，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这件事风险极大，令我们心惊胆战地想起古罗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声名狼藉的胜利，人所共知，这些胜利以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掠夺和征服而告终。

　　一些人认为，中国一国有四亿居民，另一些人则认为有近六亿居民，这些居民在这个帝国境内显然住得太拥挤了，于是现在便象阻挡不住的潮流，越来越多地成群结队向外迁徙，有的去澳大利亚，有的横渡太平洋去加利福尼亚，最后，还有大批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会怎么样呢？那时，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边区转眼之间就不再是俄国的了。

　　请想一想，在这个面积（一千二百二十二万平方公里）比法国（五十二万八千六百平方公里）大二十多倍的广大地区，居民至今还不到六百万人，其中俄罗斯人只有二百六十万左右，其余都是鞑靼或芬兰血统的土著，而军队人数则微乎其微。一群群中国人不仅会充斥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在中亚细亚的新领地在内，而且还会越过乌拉尔，一直前进到伏尔加河之滨，将来怎么可能阻止他们的入侵呢！

　　这就是简直不可避免的从东方威胁我国的危险。轻视一群群中国人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人口众多，就这一点，就够可怕的了。他们之所以可怕，因为人口的过度繁殖使得他们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存下去了，他们之所以可怕，还因为不应该按照欧洲商人在上海、广州或买卖城[6]做生意接触到的中国商人的情况去评论他们。在中国腹地的居民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少得多，他们无比刚毅，悍勇好战，而且在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连绵内战中养成了打仗的习惯。还必须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开始学会使用现代武器和采取欧式的训练——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和官方的最新成就。只要把这种训练和掌握新式武器、新式战术的知识同中国人的原始野蛮行为，同他们身上缺乏任何人类抗议的概念、缺乏任何自由的本能的状态，同奴性十足的服从习惯结合起来，而在1860年最近这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以后充斥这个国家的许多欧美军事冒险家的影响下，这些方面目前正在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到被迫去寻找出路的居民多得惊人，那末你们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我们的危险有多大了。

　　我们的俄国政府天真得象小孩一样，却拿这种危险当作儿戏。俄国政府为扩大疆土的荒唐意图所驱使，并不考虑俄国人口这样稀少，这样贫穷，这样力量单薄，以致至今还不能，而且永远也不能使新近到手的黑龙江地区成为人烟稠密之地。在这个二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四个法国）的地区内连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居民六万五千人。尽管如此缺乏力量，尽管整个说来全体俄国人民普遍贫穷，他们被家长般的行政当局弄得在各方面都陷于如此绝望的境地，以致除了举行破坏性极大的暴动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和生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国政府却希望在整个亚洲东部确立自己的势力。

　　为了继续挺进，哪怕成功的把握极少，俄国政府不仅要背向欧洲，放弃对欧洲事务的任何干预——这是俾斯麦公爵目前求之不得的，而且要坚决地把自己全部的军事力量调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并象帖木儿一样，带领自己的全体人民去征服东方。但是，帖木儿有他的人民跟着他走，而俄国政府却不会有俄国人民跟着它走。

　　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印度。俄国政府无论怎样荒唐，也不会希望征服印度并在那里站住脚根。英国首先是靠自己的贸易公司征服印度的，我们却没有这种公司，就是在什么地方有这种公司的话，那也只是很小规模的，装装样子的。英国从海上，靠庞大的商船队和舰队对印度进行大规模的剥削，或者说强行同它通商。我们没有这些船队和舰队，把我们同印度隔开的不是海洋，而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这就是说，根本谈不上征服印度。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征服的话，那末，我们却能通过鼓动当地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英国，通过帮助这种暴动，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支持这种暴动，来破坏，或者至少大大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的确，我们能够做到这点，虽然这将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我们的财力和人力并不充裕。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耗费这些力量呢？徒劳无益地惊扰英国人，而使自己却受到真正的损失，难道只是为了自己获得天真的乐趣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英国人妨碍我们。他们在什么地方妨碍我们呢？在君士坦丁堡。只要英国保全自己的力量，它永远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同意让君士坦丁堡落到我们手中重新成为不仅是全俄罗斯帝国，甚至不仅是斯拉夫帝国，而是东方帝国的首都。

　　正因为如此，所以俄国政府发动对希瓦的远征，而且很早以来就力图逼近印度。俄国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加害于英国的地方，找不到别的地方，就想在印度威胁英国。这样，它希望英国人容忍这样一种想法，即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俄国的城市；它希望迫使英国人同意这种对于俄罗斯国家从未如此迫切需要的征服。

　　俄国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俄罗斯国家是用刺刀加鞭子联合起来的，是从大俄罗斯人民起为所有被监禁、受桎梏的人民群众所憎恨的，并且由于自身的任意专横、自身的愚蠢无知和自身的盗窃行为而弄得精神堕落，组织涣散，经济破产，它的军事力量在纸面上多于实际，而且只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在我们这里只有在这一点上不缺乏坚定性），不能同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可怕的组织健全的力量相抗衡。这就是说，必须放弃波罗的海，使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成为德国的行省。只有人民革命能够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是这种革命对于国家说来就是灭亡，我国政府是不会从这里寻找自救之路的。

　　俄国政府除了同德国结盟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它被迫把波罗的海放弃给德国人，现在就应当为了自己的尊严，或者甚至单单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和目的而在黑海寻找新的立脚点，即新的基地。但是，它如果没有得到德国人的允许和帮助，是不可能获得这个立脚点的。

　　德国人答应给予这种帮助。是的，我们相信这一点；根据俾斯麦公爵和哥尔恰科夫公爵缔结的一项正式条约，他们有义务给予俄国帮助，然而始终不会给予这种帮助，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同样深信不疑。他们之所以不会给予这种帮助，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多瑙河沿岸地方和自己的多瑙河贸易交给俄国随便处置，也因为在欧洲南部促进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俄国，即泛斯拉夫大帝国，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样做简直无异于泛日耳曼帝国的自杀行为。但是，引导和推动俄国军队开往中亚细亚，开往希瓦，借口说这是通向君士坦丁堡的捷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一点不怀疑，我们国家年高望重的国家主义的爱国者、外交家哥尔恰科夫和他的最高庇护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陛下在整个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扮演了最愚蠢的角色，而大名鼎鼎的德国爱国者、国家主义骗子俾斯麦公爵对他们的欺骗，论手段之巧妙甚至一点也不逊于他对拿破仑三世的欺骗。

　　可是事已如此，要改变也不可能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崛起了，威严而又可怕，它在嘲笑它的嫉妒者和敌人，凭俄国的薄弱力量是推翻不了它的，只有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要革命还没有在俄国或者欧洲获得胜利，国家主义的德国就会继续称雄，凌驾一切，而俄国和欧洲各个大陆国家一样，今后将只有仰赖它的鼻息和依靠它的恩赐过日子。

　　这自然会使俄国每一个爱国者感到非常伤心，然而可怕的事实终归是事实。德意志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我们的老爷了，无怪乎在俄国的一切德意志人都这样兴高采烈地庆祝德军在法国的胜利，无怪乎彼得堡的一切德意志人都这样隆重地欢迎自己的新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皇帝。

　　现在，整个欧洲大陆只剩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了，这就是德国。确实，在各个大陆国家中间（我们指的当然只是大国，因为很清楚，中小国家开头必然沦为从属地位，而且很快就会灭亡），在所有头等国家中间，只有一个德意志帝国具有完全独立的一切条件，而其他所有国家则处在从属于它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德国近年来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取得了辉煌胜利，获得法国的一切武器和全部军需储备，迫使法国支付五十亿法郎赔款，并由于兼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而在防御和进攻两方面都对法国占有极为有利的军事位置，也不仅因为德军的军官和士兵在数量、装备、纪律、组织性、办事能力和军事知识方面都大大超过欧洲现在所有的军队（更不用说德军司令部无疑是相当完善的了），也不仅因为日耳曼人是识字的、勤劳的、有工作效率的、颇有教养的（如果不说是有学问的话），并且顺从而听命于上司和法律的，而且还因为德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官僚制度简直达到了所有其他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和官僚制度望尘莫及的理想程度……

　　所有这些优越性自然促进了并继续促进着新的泛日耳曼国家取得惊人的成就，可是不应当认为这些是它真正强大威力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所有这些优越性只不过是作为整个德国社会生活基础的总的和更深刻的原因的表现。这个原因就是构成德意志民族特征的社会性的本能。

　　这种本能分为两个看来是对立的，然而是永远分不开的部分：一方面是奴隶的服从本能，以听从所谓合法当局为理由，绝对使自己温顺而明智地服从得胜的势力；另一方面是统治的本能，使所有弱者永远服从自己，号令、征服并永远压制弱者。这两种本能几乎在每一个德国人身上都有极大的发展，无产者当然除外，无产者的地位至少排除了以具有后一种本能为自得的可能性。这两种本能是分不开的，互相补充并互为因果的，两者都是德国的爱国主义社会的基础。

　　全部德国历史，尤其是提供了驯服和忍耐的一连串事迹的德国现代史，记载着各种官吏和各个等级德国人对当局顺从的传统。在德国人心目中，许多世纪来养成对国家权力真如敬若神明，这种崇敬逐渐地创造出了官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经过德国学者的努力，后来就成了如今德国大学里讲授的全部政治学的基础。

　　历史同样地大书特书，从中世纪十字军骑士和贵族起到现代庸俗小市民为止的日耳曼部族征服和压迫异族的欲望。

　　在这种欲望之下，任何人都没有象斯拉夫部族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可以说，德意志人的全部历史使命，至少在北方和东方（自然是按德国人的概念），过去是，甚至现在仍然是屠杀、奴役斯拉夫诸部族，并对他强制实行德意志化。

　　这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深深地铭刻在一切斯拉夫人的心上，如果社会革命不先使他们和解的话，这段历史无疑会在斯拉夫人反对德意志人的最后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反响。

　　要正确评价整个德国社会的征服欲望，只须走马观花地看一下1815年以来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发展就足够了。

　　德国从1525年农民暴动被血腥镇压的时期起，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为止，还处在沉睡状态，有时也因为残酷战争的隆隆炮声、可怕场面和考验而惊醒，战争使德国的大部分成了战场和牺牲品。那时德国带着恐惧醒了过来，然而很快又因为路德派的说教而昏昏欲睡。

　　在这个时期，即在几乎两个半世纪的过程中，正是在路德派说教的影响下，彻底养成了德国的顺从和达到真正英勇精神的奴隶般的忍耐性。这个时期，形成了一种绝对服从和崇拜权力的体系，并且渗透到每一个德国人的整个生命和血肉之中。与此同时，行政管理科学，拘泥于体制的、无情而抹煞个性的官僚主义做法得到了发展。任何一个德国官吏都成了国家的祭司，都准备不用刀，而用办公的笔把心爱的儿子杀死献给国家。也是在这同一个时期，高尚的德国贵族（他们除了会耍弄奴才的奸计和服军役以外，什么也不会）表示，如果欧洲国家的宫廷愿意出好价钱，他们可以在宫廷里和外交上干昧良心的勾当和背叛投敌；极其听话的德国市民忍耐着，劳动着，顺从地缴纳各种沉重的捐税，生活贫困，住房拥挤，只是用灵魂不死的观念安慰自己。把德国瓜分掉的无数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教授们先是互打耳光，然后就向上司互相告密。大学生们读死书、喝啤酒消磨时光，被认为完全应当。至于普通平民百姓，竟然谁也没有谈到过，谁也没有想到过。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状况就是如此，当时突然颇为奇怪地从这个庸俗卑污的无底深渊兴起了灿烂辉煌的文艺，它是由莱辛创始的，由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完成的。众所周知，这一文艺最初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伟大的法国文艺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起先是古典的，然后是哲学的。但是，这一文艺一开始，在鼻祖莱辛的作品中，就具有可以说导源于日耳曼人静观生活深处的完全独特的性质、内容和形式。

　　照我们看来，这一文艺是现代德国最大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功绩。这一文艺以其独创而又广泛的成就，把人类的智慧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并且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这一文艺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一方面完全是本民族的，而同时又是高度人道主义的和全人类的文艺，这其实是十八世纪整个或几乎整个欧洲文艺的共同特点。

　　然而，正当诸如法国文艺在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以及百科全书派其他人物的作品中力图把所有的人类问题从理论领域转入实践中去的时候，德国文艺仍然保有纯粹和严格抽象理论性质，并主要地是泛神论性质。这一文艺是抽象理想的和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文艺，著作者从人道主义的高度，以蔑视的态度看待实际生活，不过这种蔑视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德国的日常生活是庸俗而鄙陋的。

　　因此，德国生活分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相互否定的而又相互补充的领域。一个是高尚广阔而完全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另一个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忠君的庸俗鄙陋的社会。法国革命遇到的正是处在这种二元状态中的德国。

　　大家知道，几乎整个德国文艺界都热烈赞成并且可以说是十分同情法国革命。歌德稍许有点不满，埋怨这些空前事件的喧闹声妨碍和打断了他从事科学艺术活动和进行诗歌创作的思路。但是，现代文艺、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大部分代表人物和拥护者，都兴高采烈地欢迎这次革命，期待着这次革命实现一切理想：法兰克共济会在十八世纪末还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无形的然而是极其实在的博爱精神把欧洲各国的先进人物联合起来，它在法国革命者和德国高尚的幻想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共和国军队在英勇回击了可耻溃逃的布洛姆堡以后，第一次渡过来因河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德国人象迎接解放者那样的欢迎。

　　德国人对法国人的这种同情态度持续的时间不长。法国士兵如同法国人那样，自然是招人喜欢的，如同共和党人那样，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士兵，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讲礼貌的人，是暴力的仆人。这些解放者的到来很快就成了德国人的负担，德国人的同情心也大大减弱了。而且，革命本身及其所具有的坚决性，同德国人的抽象概念和庸人的无所作为的风气是绝对不相容的。海涅说，到后来，在整个德国只有一个科尼斯堡哲学家康德，仍然保持对法国革命的同情，尽管有九月大屠杀，处死路易十六和玛利·安托瓦内特，尽管有罗伯斯比尔的恐怖。

　　后来，共和国先是被督政府所取代，再是被执政府所取代，最后是被帝国所取代。共和国军队成了拿破仑猎取功名的盲从的而又是长时间所向无敌的工具，拿破仑的功名心已经膨胀到发狂的地步。在1806年末耶拿战役以后，德国最终被征服了。

　　从1807年起，德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谁不知道普鲁士王国迅速复兴并由此使整个德国迅速复兴的令人惊叹的历史。1806年，腓特烈二世和他的父亲和祖父建立起来的全部国家力量被摧毁了，一支由伟大统帅组织和训练成的军队被消灭了。整个德国和整个普鲁士，除了科尼斯堡边区，都被法国军队征服了，并且实际上由法国地方长官治理。只是由于全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请求，才宽恕了普鲁士王国政治上的存在。

　　在这危急情况下，出现了一批热情的普鲁士人，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聪明、勇敢、坚决的德国爱国者，他们吸取法国革命的教训，仿效法国革命的榜样，打算进行广泛的自由主义改革来拯救普鲁士和德意志。要是在另一个时候，比如在耶拿战役以前或是甚至在1815年以后，当贵族官僚反动派重新掌握一切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考虑这种改革了。只要他们敢于议论改革，武装的保皇党就会惩罚他们，而除了知道上帝赋予无限权力以外别无所知的、极有德行而又极其愚蠢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也会把他们囚禁在施潘道狱中的。

　　但是，1807年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军事官僚和贵族党已经陷入绝境，名誉扫地，以致失去了发言权，而国王得到的教训则会使傻瓜也会很快变得聪明起来。斯坦因男爵当了首相，开始在普鲁士大刀阔斧地废除旧秩序，建立新体制。

　　斯坦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解放出来，使他们不仅享有权利，而且真正能够把获得的土地变成个人的财产。第二件事是取消贵族特权，使一切阶层就担任文武官职来说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件事是根据选举原则建立省、市行政机构。他做的主要一件事是彻底改造军队，确切些说是把全体普鲁士人民变成军队，把这个军队分为三类：现役军、后备军、突击军。最后，斯坦因男爵为当时德国一切有才智、热情和朝气的人士敞开普鲁士各大学的大门，为他们提供庇护所，接纳大名鼎鼎的费希特进柏林大学。当时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刚刚被魏玛公爵、歌德的好友和保护人驱逐出耶拿。

　　费希特开始讲课，主要是向德国青年发表热情的演说，不过后来是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题发表的。他在演讲中非常精辟而明晰地预言了德国的未来政治上的伟大，表达了自豪的爱国主义信念：德意志民族必定会成为人类最高代表者，而且是最高管理者，犹如人类灵光一样。诚然，在德意志人以前，也有其他民族，特别要提到的是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现代的法兰西人，都曾陷入谬误，然而，深深扎根于每个德意志人意识中的这种谬误，现时在德国达到了极其荒谬愚蠢的程度。费希特的谬误至少带有真正的英雄主义的性质。费希特是在法兰西人的刺刀底下说的，当时拿破仑的将军管制着柏林，在大街上响着法国的鼓声。而且，这位优秀哲学家以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提出的世界观，实际上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充满着带有十八世纪伟大德国文艺色彩的那种普遍的、有点泛神论因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现代的德意志人全部保留了这位本国的爱国哲学家的全部奢望，却抛弃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简直不懂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准备嘲笑它，如同嘲笑抽象的完全不切实际的思维产物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俾斯麦公爵的或者马克思先生的爱国主义更容易被接受。

　　大家知道，德意志人趁拿破仑在俄国彻底失败、不幸退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带着一些残兵溃逃的时机，最后才站起来了。他们自然在为这一次起义竭力自我吹嘘，然而完全是白费心机。其实，独立的人民起义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但是，当被打垮了的拿破仑不再是危险和可怕的时候，德意志军团（开始是普鲁士军团，后来还有奥地利军团），从以前反对俄国，变成了反对拿破仑，并同追击拿破仑的得胜的俄国军队联合起来。合法的但至今还是不幸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流着激动和感谢的眼泪在柏林拥抱了自己的恩人全俄罗斯皇帝，随后发布文告号召自己的忠实臣民举行合法起义来反对非法而傲岸的拿破仑。德意志青年，主要是普鲁士青年响应自己君父的号召，纷纷起来组成队伍，加入正规军。有一个普鲁士的秘密顾问、著名间谍、官方告密者在1815年出版了一本激起所有爱国者愤怒的小册子，否认人民在解放事业中的一切独立作用，他说：“普鲁士公民只是在国王命令他们拿起武器的时候才这样做，这里没有什么英雄事迹，也没有什么非凡的行动，只不过是简单地履行一个忠实臣民的义务罢了。”他的话并没有什么大错。

　　不管怎么样，德意志从法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了，战争完全结束后，就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最高领导下着手内部的改革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使大量的小领地成为君主的附庸，它们因此从独立的小邦变成了荣誉的和得到大量金钱酬报（从法国人那里拿到十亿法郎）的臣民。结果在德意志总共剩下三十九个邦和三十九个君主。

　　第二件事是规定君主同臣民的相互关系。

　　在战争年代，也就是拿破仑的利剑还悬挂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大邦小邦的君主需要有本国人民忠心的支持，他们许下许多诺言。普鲁士政府，随后是其他各邦政府都许诺实施宪政。现在灾难已经过去，各邦政府深知实施宪政对自己是不利的。梅特涅公爵领导的奥地利政府直接宣称决定要恢复旧的宗法制度。善德之君弗兰茨皇帝在维也纳市民中间享有很高威望，他在接见莱巴赫法学院教授时直截了当地作了这样表示，他说：“现在新思想风行一时，我不会夸奖而且任何时候也不会夸奖这些东西。要遵守旧的观念。我们的先辈按照这些旧观念行事很幸福，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旧观念行事而同样得到幸福呢？我不需要学者，而只需要诚实和顺从的公民。培养这样的公民，就是你们的职责。为我效力的人必须记住我的命令。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就走开。否则我就要撵他走……”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到做到。在奥地利，直到1848年还依然是绝对专制统治，实行着一套最严厉的管理体制，其主要目的是要麻醉和愚弄臣民。在各大学里，思想停滞，死气沉沉，因循守旧的老调代替了生气勃勃的科学。除了粗制滥造、内容糟糕的小说和拙劣的诗歌以外，没有什么文学可言，自然科学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现状落后了五十年。没有任何政治生活。农业、工业和商业都象中国似的停滞不前。人民、劳动群众处在完全被奴役的地位。如果不是意大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匈牙利掀起造反的浪潮惊扰了奥地利忠实臣民的美梦，可以说整个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僵死王国。

　　梅特涅依靠这样一个王国，在三十三年期间，竭力想把整个欧洲也搞成这个样子。他成了欧洲反动派的基石、灵魂和首领。当然，消灭德意志任何自由主义的意图必然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最使梅特涅感到不安的是普鲁士，这个新的年轻的国家之所以在上世纪末进入头等强国之列，完全由于腓特烈二世的天才，由于他从奥地利夺走了西里西亚，然后由于瓜分了波兰，由于斯坦因男爵、沙恩荷尔斯特以及普鲁士复兴的其他功臣们的大胆推行自由主义。普鲁士的复兴，因而也就领导了全德意志解放运动。似乎普鲁士的一切情况，不久前发生的各种事件、各种尝试、成就和胜利以及本身的利益，都必然会促使它的政府大胆地走上新路，这对它可能是极其幸福和可以得救之路。正是这一点使梅特涅公爵感到非常害怕，也必然会非常害怕。

　　腓特烈二世登位时，德意志所有其余部分在思想和精神上所受的压制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各个腐败宫廷的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统治、倾轧和掠夺，使这些地方受害不浅，就在这个时候，在普鲁士开始实现有秩序的、廉洁的、尽可能公正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理想。那里只有一个确实威严可怕的专制君主，这就是国家理智或国家利益的逻辑，大家都要为它无条件献身，任何法律都要服从于它。然而这样一来，那里的个人的腐败专制却比德意志所有其他各邦少得多。普鲁士臣民是国王所代表的国家的奴仆，而不象在德意志其他地方那样，成为国王的宫廷、宠姬或者佞臣的玩物。所以，当时整个德意志都已经怀着极其尊敬的心情注视着普鲁士。

　　这种尊敬心情在1807年以后格外增强了，并转变成为一种真正的好感，当时普鲁士国家几乎到了彻底被消灭的地步，开始采取自由主义的改革寻找拯救自己和拯救德国的道路，当时在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以后，普鲁士国王不仅号召本国人民，而且号召整个德国举行起义反对法国侵略者，并许诺在战争结束以后，向自己的人民颁布最充分的自由主义宪法，甚至确定了一定要实现诺言的期限，即1815年9月1日。国王的这一庄严诺言是在拿破仑从厄巴尔岛回来以后在滑铁卢会战之前的1815年5月22日发表的。他只是重复了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所有欧洲国家君主们作出的集体诺言而已，当时拿破仑登陆的消息使他们全都惊慌失措。普鲁士国王的这一诺言是作为刚刚建立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被提出来的。

　　德国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小邦君主十分信守诺言。而在军事官僚贵族分子占决定性优势的德国北部，则保留着受奥地利直接有力保护的旧贵族制度。

　　从1815年到1819年5月，整个德意志都期望普鲁士能与奥地利相反，凭自己强有力的决定，实现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普遍意愿。各种情况和普鲁土政府的切身利益似乎应当促使普鲁士向这一面发展。且不说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1815年5月宣布的庄严诺言，就是普鲁士自1807年以来所经受的一切考验，它主要由于本国政府推行自由主义而取得的惊人的复兴，也必然会使普鲁士政府在这一方面得到加强。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必然会促使普鲁士政府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改革的公开而坚定的保护者，这就是年轻的普鲁士王国同古老的奥地利帝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互争雄长。

　　谁会是德意志的首领，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以往的事件和它们双方地位的逻辑力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意志象一个习惯于唯命是从而不善于也不愿意自由生活的婢女，在为自己物色一个强有力的主人，即一个最高统治者，它对这个最高统治者可以完全服从，而这个最高统治者会在把德意志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实体后，使德意志在欧洲大国中间享有受尊敬的地位。奥地利皇帝或者普鲁士国王都要当这样的主人。两者不能一起占据这个位置，彼此又不能压倒对方，从而使德国不致陷于原先无依无靠和软弱无力的境地。

　　奥地利自然要把德意志拖向倒退，别的它是不会干的。奥地利已经衰败到这般地步，发生任何运动对于它都会是致命的，而静止则是苟延残喘的必要条件。它为了拯救自己，必然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整个欧洲维护这一静止原则。欧洲大陆任何角落发生的一切人民求生的表现，一切前进的意图，对奥地利来说都是一种打击和威胁。它快要死的时候，希望一切都跟它同归于尽。在政治生活中也象在其他任何生活领域中一样，向后倒退或者原地停步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十分清楚的是，奥地利在利用它在物质方面最后的、然而还很巨大的力量，坚决无情地镇压整个欧洲特别是德意志的任何运动。

　　但是，正因为奥地利的政策必然是这样，普鲁士的政策一定会同它完全相反。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在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使普鲁士的疆土显著地扩大了，而萨克森则吃了大亏，普鲁士夺走了萨克森的整整一个省），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由布吕歇尔统率的普军和威灵顿统率的英军的联军取得了胜利）以后，在普军第二次胜利地开进巴黎以后，普鲁士成了欧洲占第五位的头等强国。但是，普鲁士在实力、国家财富、居民数量以及甚至地理位置方面，还远不能同欧洲各头等强国相比。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甚至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只有波罗的海海岸上的什切青、但泽和科尼斯堡是非常不够的。普鲁士的面积畸形伸展，在新到手的来因省同本土之间隔着其他邦，它的边界在军事上是非常不利的，很容易受到来自南德意志、汉诺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方面的攻击，而防御却十分困难。最后一点，它的人口在1815年才勉强达到一千五百万。

　　虽然物质上这么贫乏，比起腓特烈二世当政时好得多了，那时这位文经武略的伟大国王却成功地创造了普鲁士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但是，拿破仑把他的业绩全部化为灰烬。在耶拿战役以后，一切都得从新做起。我们看到，有教养、有智慧的国家主义爱国者只是通过一系列最大胆的和最彻底自由主义的改革，不仅恢复了普鲁士原来的政治影响和原有的军事实力，而且还显著扩大了。确实，他们把这种影响和实力扩大到使得普鲁士在大国中间不至于居末位。可是，普鲁士如果不继续加紧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精神影响，以及充实和扩大自己的疆土的话，就不能够长久地保持这种地位。

　　为了达到这些结果，普鲁士面临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至少从表面看来较具有人民性，另一条是纯粹国家主义的和军事性的。走第一条路，普鲁士必须大胆地领导德国的立宪运动。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如果仿效著名的奥伦洽亲王威廉（1688年）的伟大榜样，就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为了信奉新教，为了德意志自由”，这样就成了公开反对奥地利天主教和专制统治的战士。走第二条路，他就要违反自己作国王的庄严诺言，并坚决放弃在普鲁士实行任何进一步的自由主义改革，必须既要公开站在德国反动派一边，同时把全部心思和努力集中到改善内政和军队上，准备未来可能的征服行动。

　　还有第三条道路，这诚然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很早就开创的道路，但在他们之后早就被人遗忘了，只是在最近时期为拿破仑三世重新发现，而且由他的信徒俾斯麦公爵作了彻底的清理和改进。这是一条国家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专制主义的道路，只是用最广泛又最无害的人民代议制形式乔装打扮起来而已。

　　但是，这一条路在1815年还完全没有被人们发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如今连最愚蠢的暴君都清楚的真理：所谓立宪的或者人民代议制形式并不妨碍国家的、军事的、政治的和财政的专制主义，而只会使专制主义合法化并披上民治的虚伪的外衣，从而可以显著增加它的内部强度和力量。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彻底决裂，无论是对于资产阶级还是对于无产阶级本身来说都远没有象今天这样明显。当时，不仅各国政府，就连资产者本身都以为人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资产阶级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全体人民就会起来同它一起反对政府。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在欧洲所有国家，资产阶级都最怕社会革命，它也知道，面临这个威胁，除了国家没有别的庇护所，所以它总是希望并且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国家，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有一个军事专政制度。而为了保住自己的虚荣心，以及为了便于欺骗人民群众，它希望这个专政具有人民代议制的形式，从而能以人民本身的名义去剥削人民群众。

　　然而在1815年，无论是这种恐惧心还是这种狡猾的策略，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存在的。相反，资产阶级处处是真心实意奉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还相信它在为自己工作，也是在为所有的人工作。所以，它不害怕人民，不害怕发动人民去反对政府。因此，各国政府都尽可能地依靠贵族阶级象仇视革命阶级那样仇视资产阶级。

　　没有疑问，在1815年以及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只要普鲁士有一点自由主义的表示，只要普鲁士国王向自己的臣民露一点资产阶级立宪的风声，就足以使得整个德国承认普鲁士是自己的首领。当时在非普鲁士德国的德意志人中间，还没有形成象后来特别是在1848年显示出来的那种对普鲁士的强烈厌恶情绪。相反，所有的德意志人国家都投以信赖的眼光，期待着普鲁士实现解放诺言。近来，普鲁士政府实际上毫不损害专制政权的情况下·十分慷慨地答应给予普鲁士的德意志人，而且甚至给予除了奥地利以外的所有非普鲁士的德意志人以半个自由主义的人民代议制制度，仅此一端，就足以使除奥地利以外的整个德意志承认普鲁士的霸权了。

　　奥地利极其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足以使奥地利在当时就处于它现今所处的那种可悲的和没有出路的境地。奥地利一旦失去在德意志同盟中的首要地位，就不再是德意志人的强国。我们看到，德意志人只占奥地利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那时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地区是同一些斯拉夫人地区，比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施提里亚加在一起成为德意志同盟的成员之一的，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只是依仗德国所有其他地区众多的人口，才在一定程度上把整个奥地利帝国看作是德意志人的帝国。然而，只要奥地利帝国象现在这样离开德意志同盟，则帝国的九百万德意志人（当时还不到这个数目）要保住自己在帝国中的历史优势是太不够了。奥地利的德意志人，除了脱离哈布斯堡王朝同德国的其余部分联合，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一部分人自觉地，另一部分人不自觉地正力图做到这一点，而这种意图必然使奥地利帝国很快灭亡。

　　只要普鲁士在德国确立了盟主权，奥地利政府就不得不把它的德意志人地区从德国版图中分离出来。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如果让这些地区留在德意志同盟里，奥地利政府实际上就使这些地区并从而也使它自己臣属于普鲁士国王的最高统治；第二个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帝国就会分成两部分，即承认普鲁士盟主权的德意志人部分和不承认普鲁士盟主权的其余部分，这也同样意味着奥地利帝国的灭亡。

　　确实还有一个办法，在1850年施瓦尔岑堡大公曾经尝试过，但是他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这个办法就是把整个帝国包括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及其所有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居住的省份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统统加入德意志同盟。这一尝试不可能成功，因为普鲁士会拼命反对这样做，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会和普鲁士一起表示反对，它们在1850年就是这样干的，而且，其他所有的大国，尤其是俄国和法国也会反对；最后，四分之三的仇恨德国的奥地利境内居民——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也会愤怒地反对，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他们成为德国人是一种耻辱。

　　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自然反对这种尝试，这一尝试的实现就会将普鲁士消灭掉，并使它丧失特有的德意志气质；而德国也会不再成其为德意志人的祖国了，而变成一个各种不同民族组成杂乱的强制性的集合体。俄国以至法国之所以不会同意，是因为奥地利把整个德国臣属于自己，就会突然成为欧洲大陆的最大强国。

　　因此，奥地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不以自己的全部领土加入德国去扼杀德国，而同时也不能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同盟的首领。奉行这种政策，奥地利就能够指望得到法国和俄国的积极支援。直到最近时期，即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的政策正是经常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去相互角逐，使它们谁都不能占上风，同时挑起德国的各中小邦之间的不信任和恐惧，策动它们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

　　但是，因为普鲁士对德国其余地方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因为这种影响的基础更多地是期望于不久以前还充分表现出自己执行爱国的启蒙自由主义方针、现在也能信守自己诺言的普鲁士政府。很快给本国臣民颁布宪法，从而领导整个德国的前进运动，所以梅特涅公爵的主要心愿是普鲁士国王不向本国臣民颁布宪法，而同奥地利皇帝一起领导德国的反动运动。他的这个愿望也得到了由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和受阿拉克切耶夫挟持的俄皇亚历山大的最热烈的支持。

　　梅特涅公爵在普鲁士本国也得到了除了极个别例外的所有普鲁士贵族、高级文武官员以及国王本人的同样热烈的支持。

　　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但是国王毕竟是国王，就其本性、教养和习惯来说都是一个专制君主。况且，他是一个福音教会的虔诚信徒，而这个教会的第一信条是“一切权力来自上帝。”他真正相信自己的登极涂油式，自己的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自己的职责就是发号施令，相信每个臣民的义务就是不假思索地听从和执行命令。这样的思想倾向是同自由主义不相容的。的确，在国难时期，国王曾对自己的忠实臣民许下许多彻底自由主义的诺言。然而，他这样做，是服从国家的需要。对待这种国家需要，就象对待最高法律一样，连君主自己也必须服从。现在国难已经过去了，这就是说履行诺言会对自己的人民不利，所以诺言不必信守了。

　　大主教艾勒特在当时的说教中对此作了巧妙的阐述。他说，“国王行事象一个精明的父亲，他在自己生日和病愈的时候，深为自己孩子的爱戴所感动，对他们许了各种各样的诺言；然后泰然地改变了诺言，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周围的整个宫廷、全体将军和全体高级官吏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在他们对普鲁士造成灾难的时期，他们默不作声，忍受了斯坦因男爵及其主要同僚们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灾难过去了，他们又开始施展奸计，并且比过去更加嚣张。

　　他们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反动分子，大概不比国王逊色，甚至比国王本人尤有过之。对于全德意志的爱国主义，他们不仅不理解，而且恨得要死。他们嫌恶这面德意志旗帜，把它看作是暴动的旗帜。他们只知道自己可爱的普鲁士，但却准备再次毁掉它，只是不能对可恨的自由主义者作任何微小的让步。关于承认资产阶级有某种政治权利，尤其是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可能同他们平等的思想，简直把他们吓坏了，并且激起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难以描述的愤怒。他们期望扩大并且充实普鲁士的疆土，而且只有用征服的办法。从一开始，他们的目标就是明确的，自由主义政党力图使普鲁士德意志化，与此相反，他们总是渴望使德意志普鲁士化。

　　同时，从他们的首领、国王的朋友、不久前当了首相的维特根施坦公爵算起，他们几乎全都受梅特涅公爵的操纵。反对他们的是为数不多的一批人，即已经被撤职的斯坦因男爵的朋友和同候。这个爱国主义者小集团继续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想把国王留在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这个小集团除了得到为国王、官廷、官僚和军队所蔑视的社会舆论的支持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因而很快就被推翻了。梅特涅手中的宝贝、德国上层独立的反动势力看来要强大得多。

　　因此，普鲁士要推行真正自由主义计划，只有一条道路；为了将来在德意志本土进行征伐，即逐步征服整个德意志，必须改善和不断增强行政和财政设施以及军事力量。这条道路其实是完全符合普鲁士军事的、官僚的、警察的传统和本质的，一句话，符合国家主义的君主制度的传统和本质的，也是符合普鲁士在内外政策中所表现的合法的强制的君主制度的传统和本质的。从这个时候起，在德国的官方集团里开始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开明专制制度的理想，在1848年以前，普鲁士就是处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的。这种制度同梅特涅公爵的蒙昧主义的专制制度一样，是同泛日耳曼主义的爱国的自由主义愿望相违背的。

　　奥地利和普鲁士内外政策中强烈表现出来的反动，受到自由主义爱国政党的反对，这场斗争很自然地、不同程度地在整个德意志但主要是在南德意志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决斗，它从1815年到1870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延续了整整五十五年。但是结局几乎总是同样的，对于德国自由主义者总是十分悲惨的，可以把这一斗争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条顿浪漫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和仇法思想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

　　二、明显地仿效法国自由主义时期，从1830年到1840年。

　　三、经济自由主义和急进主义时期，从1840年到1848年。

　　四、以德国自由主义覆灭而告终的十分短暂的严重危机时期，从1848年至1850年，然后是：

　　五、以衰亡的自由主义反对普鲁士议会中国家主义的顽强的、也可以说是最后的斗争为开端的，而以普鲁士君主专制在整个德意志获得彻底胜利而告终的时期，从1850年到1870年。

　　1815—1830年第一时期的德国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只是全欧洲自由主义的一个具有民族色彩的并且确实非常独特的部分。全欧洲自由主义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从马德里到彼得堡、从德国到希腊，开始了十分有力的反对全欧洲君主、贵族、僧侣的反动势力的斗争。这些反动势力由于波旁王朝重登法国、西班牙、那波利、帕尔马、卢加的王位，教皇及其跟班耶稣会士重新回到罗马，皮埃蒙特国王重新回到都灵，由于奥地利人在意大利站定脚步而兴高采烈。

　　神圣同盟（Ia Sainte alliance）是这一真正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的和正式的代表，同盟先是由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订立的，后来，除了英国、罗马和土耳其以外，欧洲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统统都加入这个同盟。这个同盟的开端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关于神圣同盟的最初设想是有名的克里德内尔男爵夫人臆构出来的，她受到正当壮年、尚未完全衰老的好色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宠爱。她使皇帝相信，他是白天使，上天赐他下凡把不幸的欧洲从黑天使拿破仑魔掌中拯救出来，并在尘世间建立美好秩序。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乐意地相信自己负有这种使命，于是建议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缔结神圣同盟。三个涂圣油的君主照例请求神圣的上帝作证，相互发誓结成无条件的牢不可分的兄弟同盟，并且宣称同盟的目的是要在人世间实现神意、道德、正义与和平。

　　他们誓约永远行动一致，在任何由恶魔（意思是指争取人民自由的愿望）煽起的反对他们的斗争中都要互相协商并以实际行动互相帮助。实际上这一誓约意味着他们将要联合发动残酷的战争，反对欧洲的一切自由主义表现，无论如何要把被革命推倒并且废除了的可是由于王朝复辟而重新恢复的封建制度维护到底。

　　如果说亚历山大是神圣同盟的空谈家和摆样子的代表，那末梅特涅公爵则是这个同盟真正的首领。无论在大革命时代还是在当前，德国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基石。

　　神圣同盟的建立，使反动势力成了国际性的，因而反对反动势力的暴动本身也具有国际性质。1815—1830年这一时期是西欧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英勇斗争的时期。

　　君主专制政权和封建教权制度的强制恢复，把这个可尊敬的阶级在革命时期所获得的一切权益都剥夺了，这自然使它重新成为多少具有革命性的阶级。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德国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秘密团体，它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刚刚得胜的制度。英国是立宪制度唯一扎下深根的国家，按照这个国家的惯例，那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复辟的封建主义的这场普遍的斗争，具有合法宣传和议会改革的性质。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这场斗争必然带有非常革命的倾向，而这种革命倾向甚至在俄国和波兰都引起反响。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任何一个秘密团体被政府发现破坏后，马上就会又有另一个代之而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目的：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暴动。法国从1815年到1830年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系列推翻波旁王朝的尝试，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法国人终于在1830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那波利、皮埃蒙特、比利时和波兰1830-1831年革命的历史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历史。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有一些国家成功了，另一些国家失败了。各次起义都是极其艰难的，流了不少血，付出了巨大的宝贵的牺牲。总而言之，斗争是艰难的，往往是英勇壮烈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德国发生的情况。

　　从1815年到1830年整个第一时期，在德国只有两次带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比较出色的表现。第一次是1817年著名的瓦特堡大会，在从前路德当作秘密避难所的瓦特堡城堡附近，聚集了来自德国各地大约五百名大学生，他们拿着德国的三色国旗，肩上佩着同样颜色的带子。

　　爱国教授、歌手阿伦特是著名国歌《WO ist das deutsche VaterIand？»[7]的作者，全体德国中学生的爱国导师雅恩曾经用“爽朗的、诚心的、活泼的、自由的”四个词表达了披着金黄色长发的德意志青年的理想。他们的精神后代，德国北方和南方的大学生们认为需要举行集会，以便向整个欧洲，主要是向德意志各邦政府大声疾呼，宣布德意志人民的要求。他们的要求和表现是什么呢？

　　当时君主立宪在整个欧洲成为风尚。不论在法国，还是在西班牙，甚至在意大利，或是在波兰，资产阶级青年都没有想得更远。只有在俄国，以南方协会出名的十二月党人分部在彼斯捷尔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领导下，要求推翻俄罗斯帝国，建立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

　　类似的要求，德意志人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什么也不想破除。那时，他们和现在一样，对于这类事情，对于这个任何重大革命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很不感兴趣。他何也没有想过要举起亵渎神灵的叛逆之手去打倒众多君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盼望和请求每一个君父颁布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再者，他们盼望有一个高于各邦议会的全德议会和一个高于各邦君主的全德皇帝作为国家统一的代表。我们看到，要求是非常温和，同时也是极其荒谬的。他们想有一个君主制联邦，而同时又幻想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这显然是荒谬的。不过，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德意志纲领，就会相信这个外表荒谬的纲领是由于误解。这种误解就在于错误地假定德意志人似乎在要求国家强大和统一的同时还要求自由。

　　德意志人从不需要自由。对于他们说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铁腕，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铁腕越发有力，他们就越发感到自豪，他们的生活也就越发愉快。使他们发愁的不是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并不能从自由中得到什么可用之物），而是实际存在着许多小邦的残暴政权，没有统一完整的强大国家。他们内心的欲望，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使其他各族人民都会望而生畏、庞大雄强、囊括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国家。

　　因此，十分自然，他们从不希望进行人民革命。在这一方面德意志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而且在事实上国家势力不可能是人民革命的结果，看来，它只能是某一阶级镇压人民暴动取得胜利的结果，如同法国所发生的那样。然而就是在法国，为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也要求有拿破仑强有力的专制手腕。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仇恨拿破仑的专制，不过只要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国家力量能够成为泛日耳曼主义力量，他们就准备表示崇敬。

　　迄今仍然是德国国歌的阿伦特的著名歌曲《哪里是德意志人的祖国？》充分表达了这种要建立强大国家的热烈愿望。阿伦特问道：“哪里是德意志人的祖国？普鲁士？奥地利？北德意志还是南德意志？西德意志还是东德意志？”接着回答说：“不是，不是，他的祖国应该更加辽阔广大”它扩展到一切能“听到德语和为上帝歌唱的地方”。

　　而因为德意志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民族之一，到处遣送自己的侨民，他们遍布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美洲，甚至西伯利亚，其结果是整个地球都将很快屈从于泛日耳曼皇帝的权力之下。

　　这就是瓦特堡大学生大会的真正意义所在。他们为自己寻找、并且需要一个泛日耳曼主义主人，这个主人会严厉对待他们，并由于他们的强烈自愿服从而强大有力，迫使整个欧洲胆战心惊。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的。在瓦特堡盛会上，开始唱了路德的著名歌曲《强大城堡，我们的上帝！》又唱了《哪里是德意志人的祖国？》向一些德意志爱国者欢呼万岁，咒骂反动分子；末了焚烧了一些反动的小册子。这就是全部活动。

　　较为重要的是发生在1819年的另外两件事：大学生桑德杀死俄国间谍柯采布，年轻的药剂师卡尔·列宁格企图谋杀拿骚小公国一个不重要的国务大臣冯-伊伯尔。这两次都是极其荒唐的举动，因为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不过这两个行动至少表现出了真挚的热情，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和思想、言论、行动的一致。没有这些，革命精神必然只是成为动听的空谈，成为令人厌恶的谎言。

　　除了桑德搞的政治谋杀和列宁格搞的未遂谋杀这两件事以外，德国自由主义的其他一切表现都是非常幼稚而又极为可笑的空谈。这就是野蛮的条顿主义时期。德国大学生都是一些庸人子弟，未来的庸夫俗子，他们自以为是象塔西佗和尤利乌斯·凯撒笔下那样的古代日耳曼人，是阿尔明尼[8]的英勇善战的后代，是密林中的纯朴居民。因此，他们不是象逻辑上应有的那样，极其蔑视自己的庸俗社会，而是极其蔑视法国、法国人，以及凡是带有法国文明痕迹的一切。憎恨法国成了德国的流行病。青年大学生完完全全象我们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那样，开始穿起古代日耳曼服装，并且喝得酩酊大醉来抑制自己的青年热情。同时不断发生决斗，以此来表现他们的英勇精神，结果总是在脸上留下一些伤痕。而爱国主义和假自由主义的感情以引吭高唱爱国战斗歌曲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满足，其中国歌《哪里是德意志人的祖国？》自然地占第一位，这是一首现在已经实现的或者正在实现的泛日耳曼帝国的预言性歌曲。

　　把这些表现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波兰、俄国、希腊的自由主义同时期的表现比较一下，任何人都会同意说没有什么比德国的自由主义更幼稚可笑的了。德国的自由主义极其明显地表现出充满顺从和忠君的卑贱感情，或者客气些说，充满对权力和上司的虔诚崇拜，这种表现迫使勃尔尼宏出痛苦的感叹：“别的民族常常当奴隶，而我们德意志人却永远是奴才。”〔[奴性是甘心诚愿当奴隶。真是咄咄怪事！似乎不会有比俄国人更严重的奴性了。然而在俄国大学生中却从来没有过今天在德国全体大学生中流行的那种对教授和上司的奴颜婢膝的态度。〕我们引用的这句话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上，德国的自由主义，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和情况以外，只是德意志式奴性的，即全民性的奴性虚荣的特殊表现。它仅仅是一种要求皇帝的铁腕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共同愿望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官方检查机关所不赞成的。然而各国政府把这种忠君要求看成是暴动，并且当作暴动进行追究。

　　这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互相争雄的缘故。它们各自都想登上已被废黜的巴巴鲁萨的宝座，但是任何一方都不肯把这个宝座让对手占去。因此，同时都得到俄国和法国支持、同它们一致行动（虽然各自的打算完全不同）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把一切要求建立统一强大的泛日耳曼帝国的德意志人的共同愿望当作极端自由主义的表现加以迫害。

　　谋杀柯采布事件对于最疯狂的反动势力来说是一个信号。开始举行德国各邦君主、大臣们的各种会议，以及有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和法国特使参加的各种国际会议。德意志同盟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可怜的德意志自由主义奴才们捆缚起来，禁止他们进行体操活动和唱爱国歌曲，只允许他们喝酒。到处建立书报检查制度。

　　结果是什么呢？德国突然沉寂下来了，好斗的大学生服服贴贴，连一点抗议的影子也没有。在1819—1830年的十一年期间，整个德国土地上在政治生活中完全无声无息。

　　这个事实是如此令人吃惊，以致相当详尽而真实地记述了1816—1865年这五十年历史的德国的弥勒教授在谈到这一突然的确实奇怪的平静的各种情况时表示惊叹：“还需要证明德国没有革命土壤的其他证据吗？”

　　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时期从1830年开始到1840年左右结束。这几乎是盲目模仿法国人的时期。德国人不再去吞噬高卢人了，而是把自己的全部仇恨转向俄国。

　　德国的自由主义在沉睡了十一年之后苏醒过来了，这并不是由于本身的变动，而是由于巴黎六月的三天，六月事件赶走自己的合法国王，给了神圣同盟第一个打击。在这之后，比利时和波兰都爆发了革命。意大利也振作起来，但是被路易·菲力浦出卖给奥地利人，而遭到更加沉重的压迫。西班牙燃起了克里斯廷娜派同卡罗斯派之间的内战之火。在这样的形势下，德国也就不能不觉醒了。

　　这种觉醒比起七月革命把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在内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政府吓得要死那种状况毕竟轻松一些。在俾斯麦公爵和自己的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登上德国宝座以前，德意志所有各邦政府不管军事的、政治的和资产阶级的力量的整个表面情况如何，在精神上是极为虚弱的，连一点自信心也没有。

　　这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看起来是十分奇怪的，因为德意志部族具有天生的温顺和忠君精神。各邦政府担心的和害怕的是什么呢？虽然各邦政府感觉到而且了解到，德意志人象善良的臣民所应该做的那样服从政府，但是却非常厌恶政府。摧残〔原文如此〕那些唯命是从的部落的仇恨的呢？这种仇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贵族成分在官僚机构里和战争中占据优势。在法国，七月革命消灭了封建的和教权派势力的残余，在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在七月革命之后也获得成功。总的来说，从1830年起，资产阶级在欧洲开始取得完全胜利，但只有德国不是这样。德国直到最近几年，即俾斯麦的贵族站稳脚跟以前，封建主义政党一直占统治地位。在官僚机构和军队里，所有的高级官职和大部分低级官职都掌握在封建主义政党手中。大家都知道德国贵族、公爵、伯爵、男爵，甚至贵族出身的普通人都对市民持蔑视和傲慢的态度。1848年炮击布拉格、1849年炮击维也纳的奥地利将军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从男爵开始才算是人”。

　　由于贵族在一切方面，无论就其财富还是就其智力发展来说，都比资产阶级低得多。贵族的这种优势就使德国市民更加感到委屈。虽然如此，贵族仍是处处颐指气使。市民只有纳税和服从的权利，这对于市民来说是极其难堪的事情。他们尽管甘心情愿崇敬自己的合法君主，却很不喜欢各邦政府，因为它们几乎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了几次尝试，可是一直未能推翻掉这个贵族的统治。贵族的统治甚至熬过了1848—1849年风云激荡的年代，只是现在才开始遭到波美拉尼亚贵族俾斯麦公爵的系统的破坏。

　　我们已经阐述了德意志人憎恨各邦政府的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各邦政府是反对把德意志联合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可见，德意志爱国者的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受到了各邦政府的打击。各邦政府清楚这一点，因而不信赖自己的臣民，并且的确惧怕他们，尽管臣民们经常竭力表明自己绝对忠顺和一片善心。

　　由于这些误会，各邦政府对七月革命的后果害怕极了。为了迫使萨克森国王和汉诺威国王、黑森-达姆施堵特公盈和不伦瑞克公爵给本国臣民颁布宪法而进行完全无害的不流血的街头骚动，即德国人所说的民变（Putsch），就足以吓得各邦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其次，普鲁士和奥地利，甚至在那时以前一直是整个德意志反动势力的灵魂的梅特涅公爵本人，现在都建议德意志同盟不要违背德国忠实臣民的合法要求。在南德意志各邦议会里所谓自由主义政党的首领们开始大声疾呼，提出恢复全德意志议会的要求和选举全德意志皇帝。

　　一切都取决于波兰革命的结局。如果波兰革命胜利了，普鲁士君主国就会失去自己在东北部的支点，并且被迫放弃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相当大一部分的波兰领土，这样就不得不在德意志本土寻找新的支点，而它在当时还不能用征服的办法获得这样的支点，所以就必须采用自由主义改革的办法来获得德意志其余部分的同情和好感，并且大胆地号召所有德意志人集结在皇帝旗帜之下……一句话，虽然用其他办法在当时就能完成现在才能完成的事情，可是如果当时用较为自由主义的方式，这种事也许一开始就实现了。当时的结果好象会是德国吞并普鲁士，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是普鲁士吞并德国。然而，这只是看起来是如此，因为实际上德国仍然会被普鲁士国家组织的力量所奴役。

　　然而，波兰人被整个欧洲抛弃和出卖了，他们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还是失败了。华沙陷落了，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全部希望也随之成了泡影。为自己的女婿尼古拉皇帝大力效劳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因胜利而振作起来，撕下了假面具，变本加厉地迫害泛日耳曼主义的爱国者。当时，这些爱国者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作了最后一次即使不是强大的，至少也是非常热烈的盛大示威。它在德国现代史中叫做1832年5月汉巴哈大会。

　　在巴伐利亚的法尔茨的汉巴哈，这一次聚集了大约三万男女。男子们肩佩三色带，女子们围着三色围巾，不言而喻都是表示三色的德国国旗。在这次大会上谈论的已经不是德意志各邦和部族的联邦，而是泛日耳曼集权制。一些演说者，象维尔特医生，甚至提出了德意志共和国、欧洲联邦共和国和欧洲合众国的名称。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言辞而已，是由于德意志各邦君主显然不想建立或者无力建立泛日耳曼帝国而在德意志人心里所激起的愤怒、怨恨和绝望的言辞。言辞十分动听，但是在这些言辞之后既没有意志，也没有组织，因而是没有力量的。

　　但是，汉巴哈大会并非完全没有留下痕迹。巴伐利亚的法尔茨的农民并不满足于言辞，他们拿起镰刀和叉子作为武器，捣毁贵族城堡、税关和政府机关，烧毁各种公文，拒纳捐税，要求给他们土地并且在土地上享有完全的自由。这次农民暴动就其发端来说同1525年德国农民普遍起义极为相似，不仅吓坏了保守派，甚至也吓坏了自由主义者和德国共和党人，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真正的人民暴动是绝对不相容的。不过使他们高兴的是，这次农民起义的新尝试被巴伐利亚军队镇压下去了。

　　汉巴哈大会的另一个后果是七十个武装大学生袭击守卫法兰克福同盟大厦卫队长的行动。这次行动是荒谬的，虽然非常勇敢的而且也是值得尊敬的。这次行动之所以荒谬，因为不应该在法兰克福，而应该在柏林或者维也纳，打击德意志同盟，还因为要摧毁德国反动势力，七十个大学生是远远不够的。诚然，他们寄希望于法兰克福全体居民会跟着他们一起行动，并没有料到政府在几天前就已经预先知道这次不明智的尝试。政府则认为没有必要防止这一行动，而相反地让它进行，以便以后有一个好借口来彻底消灭德国的革命者和革命意图。

　　事实上，在法兰克福政治性谋杀之后，在德意志各邦都出现了反动的恐怖活动。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在它的管辖下，所有的大邦小邦的专门委员会纷纷行动起来。在中央委员会里坐镇的自然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酷吏。这对于德意志官吏和德国造纸厂来说真是一桩大喜事，因为用掉了无数的纸张。在整个德意志逮捕了一千八百多人，其中有许多受尊敬的人，如教授、医生、律师等，一句话全是自由主义德国的精华。不少人逃跑了，但是不少人在要塞里蹲到1840年，一些人甚至一直蹲到1848年。

　　我们看到这些激进自由主义者很大一部分人在1848年3月进入预备国会以及后来的国民议会。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成了激进的反动分子。

　　汉巴哈大会、法尔茨农民起义、法兰克福政治性谋杀和继之而来的大规模审讯，结束了德国的一切政治运动，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这种局面毫无间断地一直持续到1848年。因此运动转到了文学方面。

　　我们已经说过，同第一个时期（1815—1830年）即狂热的仇法时期相反，这一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时期（1830-1840年），以及第三个时期（到1848年为止），可以称之为纯粹法国时期，至少在小说和政治著作方面是这样。这一新思潮的首领是两个犹太人：一个是天才诗人海涅，另一个是德国著名政论家勃尔尼。他们两个几乎在七月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就迁居巴黎，他们从那里一个用诗，一个用《巴黎书简》开始向德国人宣传法国理论、法国制度和巴黎生活。

　　可以说他们完成了德国文学的改革。书店和图书馆充满了法国话剧、歌剧、喜剧、中篇和长篇小说的翻译作品以及十分粗糙的摹拟作品。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开始按法国方式思考、感受、谈论和梳妆打扮。但是，这决没有使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可爱，而只是变得更加可笑。

　　与此同时有一个更为严肃认真的，主要是格外符合德意志精神的流派在柏林扎下了根。象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七月革命以后不久的黑格尔之死，在柏林、普鲁士，以后又在整个德意志确立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优势，建立了黑格尔主义的王国。

　　普鲁士至少在初期出于上述原因拒绝采用自由主义改革的办法把德意志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不会而且也不愿完全放弃对德意志其他各邦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的优势。相反地，它经常力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德意志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利益的集结中心。为此它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发展柏林大学，二是建立关税同盟。

　　在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担任国民教育大臣的是枢密顾问官冯·阿里泰斯坦因，他是斯坦因男爵、威廉·冯·洪堡德等人领导的老自由派的国务活动家。阿里泰斯坦因在那个反动时期同所有别的普鲁士大臣、自己的同僚相反，同一贯摧残整个知识界以期巩固奥地利和全德意志反动统治的梅特涅相反，始终忠于老自由派的信念，竭力把所有先进人物、德国科学界的著名人士罗致到柏林大学。于是，正当受到尼古拉皇帝怂恿的普鲁士政府同梅特涅一起无论如何要扼杀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时候，柏林成了德国科学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和光辉枢纽。

　　黑格尔于1818年开始受普鲁士政府聘请主持费希特讲座，卒于1831年末。他死后在柏林大学、科尼斯堡大学、哈勒大学留下了一个由年轻的教授、他的著作的出版者、他的学说的狂热的信徒和解释者组成的完整的学派。由于他们不倦的努力，黑格尔学说很快地不仅传遍了整个德国，而且也传到了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甚至传到了法国——维克多·库泽姆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法国已经完全走了样。这一学说把德意志的非德意志的许多思想家吸引到柏林这个生气勃勃的新人世的源泉，且不说是新天启的源泉。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决不会懂得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这一哲学体系的感化力是何等强大。大家以为，永远未知的绝对者终于被发现和被理解，而且还能在柏林以零售或批发的方式购买到。

　　黑格尔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确是重要的现象。它是泛神论的和抽象人文主义的德意志精神运动的最后和最终的结论。这个运动是由莱辛的作品开始的，在歌德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个运动创造了无限广阔的、丰富的、高尚的、好象是完全合理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观与人世、生活、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也与基督教的、神学的天堂毫无共同之处。因此，这个世界如同海市蜃楼一般，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悬挂在天地之间，把自己的信徒、好反省和好空想的居民的生活本身变成一连串梦行者的概念和经验，使他们成为毫无实际用处的人，或者更坏些，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做那些同他们在诗意般的或形而上学的理想中所崇敬的完全相反的事情。

　　这就说明了迄今在德国仍使我们吃惊的一个令人奇怪而又十分普遍的事实：莱辛、席勒、歌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狂热崇拜者，过去能够而且至今仍然能够顺从地执行，甚至热心地执行政府规定的远非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措施。甚至可以概括地说，德国入的理想世界越高尚，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行动就越丑陋，越庸俗。

　　黑格尔哲学是这一崇高理想世界的终结。它以其形而上学的结构和范畴充分表达和阐明了这个崇高理想世界，并从而毁灭了这个世界，用铁的逻辑最终认识了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哲学本身根本不能成立，不切实际，或者简单地说，空空如也。

　　大家知道，黑格尔学派分成对立的两派，而且自然地在它们之间又形成了第三派，即中间派。不过关于中间派，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两派中的一派，即保守派抓住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新的哲学里为现存的一切找到了辩护的理由，并使之合法化。这一派创立了一种所谓普鲁士君主制的官方哲学，黑格尔本人就认为这种君主制是政治制度的理想。

　　但是，对立的、所谓革命的黑格尔派，则比黑格尔本人彻底得多，也大胆得多。这一派撕下了黑格尔学说的保守的假面具，完全暴露了作为他的学说的真正实质的无情否定。这一派的首领是著名的费尔巴哈，他使得逻辑上的彻底性不仅完全否定了整个神的世界，而且甚至否定了形而上学本身。他不可能走得更远。费尔巴哈毕竟是一个形而上学者，他应当让位给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唯物主义或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毕希纳先生、马克思先生等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摆脱形而上学抽象思维的支配。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占主导的意见是，革命随着完全否定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的传播，其破坏程度会比1793年的革命激烈得多，深刻得多，残酷得多，广泛得多。人们之所以这样设想，是因为黑格尔创立的并由他的学生们发展到极端程度的哲学思想，确实比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更充实、更全面、更深刻。大家知道，伏尔泰和卢梭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发展，而主要是对这次革命的结局，发生最直接的但远非总是有益的影响。比方说，本能地蔑视人民群众、群氓的伏尔泰的崇拜者无疑都是一些诸如米拉波这样的国家活动家，让·雅克·卢梭的最狂热的信徒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是法国的宗教秩序和反动世俗秩序的恢复者。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人们认为，一旦革命行动时期再到来，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博士们就会把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勇敢的活动家远远抛在后面，以自己逻辑严格的无情的革命精神震撼世界。诗人海涅就这个主题写下了许多豪言壮语，他对法国人说：“你们所有的革命在我们德国未来的革命面前都算不了什么。我们始终勇敢果决，要用学术消灭整个神的世界，我们不会在世上任何偶像面前停步不前，只要我们还没有在特权和权力的废墟上为整个世界争得最充分的平等和自由，我们决不罢休。”海涅还用几乎同样的词句向法国人宣告了德国未来革命的奇迹。而确实有许多人相信他。啊呀！1848年和1849年的经验就足以把这种信念打得粉碎。德国革命者不仅没有超过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英雄，而且甚至不能同三十年代的法国革命者相比拟。

　　这种令人失望的无能是什么原因呢？这自然主要是由于德国人的特殊历史性格造成的（这种性格使他们对忠实顺从的适应，远远超过对暴动的适应也是由于对待革命采取抽象方法造成的。此外，也是由于其本性所决定的，它不是从生活到思维，而是从思维到生活。然而，从抽象思维出发的人是任何时候也不会了解实际生活的，因为从形而上学到实际生活是无路可通的。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而要越过这个鸿沟，必须翻筋斗（SaIto mortale）[9]，即黑格尔本人称之为从逻辑世界到自然世界、活的现实世界的质的飞跃（QUalitatiVer Sprung），这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人做到。凭借抽象概念的人，必然要在抽象概念中灭亡。

　　真实具体的合理过程，是科学中从实际事实到了解、反映并进而说明事实的思维过程。而在现实世界中，则是从社会生活到根据这种生活本身的指示、条件、需要和或多或少的强烈要求尽可能合理组织社会生活的运动。

　　这就是广阔的人民道路，为所有的人开放的真正彻底解放的道路，因此是真正的人民道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是在人民中间独立产生的，它破坏一切阻挡人民生活洪流的东酉，以便在下一步根据人民的内心本质创造新式的自由的社会生活。

　　形而上学者先生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者的，不仅有黑格尔学说的信徒——这些人活着的已经为数不多，而且还有实证主义者和现在的科学之神的一切传教士；而且还包括一切这样的人，他们用这种或那种办法（虽然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最仔细的、但由于需要总是不周密的研究）为自己创造出理想的社会组织，他们象一个新式的普罗克鲁斯特[10]一样，一定要把后代人的生活纳入这个社会组织；总而言之，包括所有一切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把思想和科学看作是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必然表现，而是把这种不幸的生活缩小到在其中只看到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当然永远是不完全的科学的实际表现。

　　形而上学者或者实证主义者，所有这些科学和思想的英雄豪杰，他们认为自己为了科学和思想负有规定生活法则的使命，他们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动派。要证明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的。

　　且不要说在鼎盛时期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进行研究一般的形而上学了，就是意义广泛得多的、严肃得多的而多少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目前也只有极少数人懂得。例如在我们俄国八千万居民当中，真正的学者有多少？谈论科学的人大概会有几千，可是多少懂得一点科学的人真的未必会有几百。不过假如科学必须规定生活法则，那末占绝大多数的千百万人就必然由一、二百个学者管理，实际上甚至由更少数的人管理，因为不是任何一门科学都能使人具有管理社会的才能的，而是科学的科学，一切科学之首，即社会学，它要求有成就的学者必须预先真正了解所有其他各门科学。这样的学者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究竟有多少呢？可能有二、三十人！就这二、三十个学者应当管理整个世界！可以设想一下，还有比这种专制更荒谬更可恶的吗？

　　首先，最可能的是这三十个学者互相吵闹起来，而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那末，这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一个学者就其本质来说就有各种思想上和道德上腐化的倾向，而他的主要毛病是过高估计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能，看不起一切无知识的人。要是让学者执政，他就会成为一个最难以忍受的暴君，因为学者的傲慢是令人厌恶和令人难堪的，而且比其他一切更加咄咄逼人。所有的人都成了书呆子的奴隶，这叫什么人类的命运！要是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就会对人类社会做各种试验，如同他们现在为了科学的利益对兔、猫、狗所做的试验那样。

　　我们将根据学者的贡献尊重他们，不过为了拯救他们的才智和道德，不能给他们任何的社会特权，除了给予他们以宣扬自己的信念、思想和知识的一般自由权利以外，不承认他们有其他权利。政权不应该给他们，如同不应该把政权给其他任何人一样，因为凡是掌握了政权的人，就会按照不可改变的社会主义规律必然成为社会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有人会说，科学不会永远只是少数人的财富，所有的人以至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科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得啦，这个时代还很遥远，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必须进行许多社会改革。而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有谁会同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学者，交给科学的传教士呢？那又何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从基督教牧师手里夺过来呢？

　　我们以为，有人设想在社会革命成功以后人人都会成为同样有学识的，这是十分错误的见解。那时候的科学象现在的科学一样，仍然是许许多多社会专业中的一种，不同之处只在于，这种专业现在只为各个特权阶级的人所掌握，到那时候没有任何阶级差别，阶级已永远不再存在，这种专业将为一切有志向并愿意从事科学的人所掌握而无损于每一个人所必需的一般手工劳动。

　　只有普遍的科学教育并且主要的是懂得科学方法，习惯于思考问题，也就是说能总结各种事实，并从中得出多多少少是正确的结论，才会成为共同财富。而具有百科知识的头脑，也就是社会学家，永远是极少数。如果什么时候思想成了生活的源泉和唯一的领导者，如果各门科学和学说成了社会管理的主宰，这对于人类就很不幸。如果生活枯竭了，而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不会说话的奴隶群。用科学管理生活，除了使全人类变得愚蠢，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我们是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全民教育、社会生活的解放和广泛发展的拥护者，因此是国家和任何带有国家色彩的东西的敌人，同一切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以及科学之神的一切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崇拜者相反，我们确信，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始终先于思想，后者只是前者的机能之一，而从来不是前者的结果；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从自己取之不尽的深处，依靠许多不同的事实发展的，而不是依靠许多抽象的反射发展的，抽象的反射始终是由生活产生的，从来也不产生生活，它们仅仅作为里程稗指出生活的方向，指出生活的独立和自然的宏展的不同阶段。

　　根据这种信念，我们不仅不打算和丝毫不想把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或者自己臆构出来的任何理想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国人民和他国人民，而是深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要求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自己的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在人民本身中寻找这个理想；因为任何国家权力和任何政府就其实质和地位来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那种与己无关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样自由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由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会是幸福和自由的。

　　这就是杜会革命者的信念，人们因此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的确是任何政权的敌人，我们知道，政权，不管是对执政者，还是对被迫服从者来说，都同样起着败坏作用。在政权的有害影响下，一些人成为好功贪利的专制者，追求个人私利或阶层利益的社会剥削者，另一些人则成为奴隶。

　　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学理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虽然各持不同的论据，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捍卫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完全合乎逻辑，这是因为他们既然把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原理当作根据，认为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因此社会科学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出发点，这样他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思想、理论、科学至少在现在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所以这些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把人民协作社、公社、乡、区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建立起来，而只是由这些似乎代表全民意志的有学问的少数人的独裁政权建立起来。

　　这是一种所谓人民代议制的虚构，实际上是由一小撮特权人物来管理人民群众，这些特权人物是由被赶去投票的人群选出的或者甚至没有经过选举的，而这些选举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选举和选的是什么人。这是想象中的全民思想和意志的虚假的和抽象的表现，真正的人民对这种思想和意志根本一无所知。不管是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或者是所谓的革命专政的理论，都是以上述那些虚构为基础的。

　　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外观上。实质上，两者都是由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借口是多数人的所谓愚蠢和少数人的所谓聪明。因此，它们都是反动的：两者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都是巩固少数治人者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奴役。

　　现在已经清楚，以推翻现存政权和制度为目的，以便在其废墟上建立自己的专政的学理主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国家的敌人，相反他们们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国家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权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取而代之；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治机构的敌人，因为这些机构排除他们建立专政的可能，但他们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热情的朋友，因为如果他们不保有国家政权，革命在真正解放了人民群众后，这些假革命的少数人就完全不能指望重新驾驭人民群众和用自己的行政措施来施恩惠于人民群众。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现在，当反动派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为保存自己和压迫人民而怀着险恶用心，从头到脚都用军事的、警察的和财政的三重铠甲武装起来，准备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同杜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当似乎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却反而看见学理主义的革命者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

　　在法国，从1870年起，他们拥护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反对革命的南方同盟（La Ligue du Midi），可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教权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这股更加危险、目前正在得势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意大利，他们向加里波的，向马志尼党的残余分子讨好：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方面，最后，在德国和德国周围的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作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

　　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博士先生们，尽管在抽象观念世界中有热烈的革命主义，而在现实中，在1848年和1849年都不是革命者，大部分是反动分子；为什么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俾斯麦公爵的臭名昭彰的拥护者。

　　但是，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们从没有经受过任何检验的虚假的革命主义，很多人曾经信以为真。他们自己是相信这种所谓革命主义的，不过他们多半是在性质十分抽象的著作里表示出这种革命主义的，因此，普鲁士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注意。也许，普鲁士政府当时就已经明白，他们是在为它效劳。

　　另一方面，普鲁士政府始终在力图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先在德国建立普鲁士的盟主权，然后使整个德国直接服从自己的绝对统治，采取的是它自己认为比实施自由主义改革和鼓励德国科学有利得多和方便得多的办法，即用经济的办法，这样它一定会获得德国整个富有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整个犹太人金融界的热烈支持，因为资产阶级和金融界的兴旺都要求广泛的国家集权制。我们现在在讲德语的瑞士看到了这方面的新例子，在那里大工业商人和银行家已经开始明确表示支持同巨大的德国市场，即同泛日耳曼帝国在政治上紧密地联合起来，因为这个帝国对周围所有小国具有蟒蛇般的吸食能力。

　　建立关税同盟的最初思想其实并不是普鲁士提出的，而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提出的，它们远在1828年就缔结了这种同盟。可是普鲁士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思想并付诸实施。

　　早先，德意志有多少个邦就有多少个税关和多少种不同的关税制度。这种状况确实是不能忍受的，使得整个德国商业和工业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普鲁士大力着手建立德意志的关税联合，从而给德国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在1836年，两个黑森、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图林根、巴登、拿骚以及自由市法兰克福（这些地方共有人口二千七百多万），就在普鲁士王国的统领下结成了这种同盟。剩下的只有汉诺威、梅克伦堡公国和奥尔登堡公国，自由市汉堡、卢卑克和不来梅以及整个奥地利帝国。

　　然而，把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之外，正是普鲁士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这开始时仅仅是经济上的排斥，随后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排斥。

　　1840年开始了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时期。要说明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流派、学派、情趣和思想的多方面发展是极其丰富的，但实际上仍然是十分贫乏的。整个时期的历史写满了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个人的任性行为和他的杂乱无章的指令。他正是在1840年登上他父亲的宝座的。

　　随着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上台，普鲁士对俄国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新国王同他的父亲和弟弟（德国当今的皇帝）相反，他仇恨尼古拉皇帝。后来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且痛心疾首地表示后悔。可是，他在登基之初，却是无所顾忌的。他是一个半学者、半诗人，是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同时又是酒徒。他是那些行踪不定的理想主义者和泛日耳曼主义爱国者的庇护者和朋友。他在他父亲生前的最后几年里，曾经是德国爱国者的希望。大家都盼望他颁布宪法。

　　腓特烈·威廉四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实行全面大赦。尼古拉皱了眉头，可是整个德国都为之拍手叫好，自由主义的希望增强了。但是，他没有颁布宪法，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些有关政治的理想主义的以及古条顿的，甚至连德国人都根本不懂的废话。

　　事情很简单。爱好虚荣、耽于名利、缺乏耐心、性情浮躁，同时既没有毅力又不能实干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完全是一个坐在国王宝座上的享乐主义者、纵酒作乐者、浪漫主义者和刚愎自用者。他作为一个什么实际事情也不干的人，对什么也不怀疑。在他看来，他所真诚相信的神秘的天赋王权给予他权利和力量去坚决地做他所能设想的一切，可以不顾逻辑和一切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去完成最不可能的事，把根本不能相容的事物结合在一起。

　　可见，他希望在普鲁士实行最充分的自由，而同时国王仍有无限的权力，他的专横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根据这种精神他开头只是颁布了各省宪法，到了1847年才颁布了一个类似共同宪法的东西。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重要性的东西。只有一点，他以其接连不断的、互相补充而又互相矛盾的尝试把整个旧秩序全弄乱了，把自己的臣民从上到下真正发动起来。大家都在期待着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东西就是1848年革命。不仅在法国、意大利，而且甚至在德国——正是在1840——1848年的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时期中学会了法国造反精神的德国，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革命的到来。黑格尔主义一点也不妨碍这一法国的思潮，相反地，它很喜欢用法语，自然相当难懂，并且还带有德国口音，表达自己抽象的革命结论。德国从来还没有象在这个时期那样可以读到这么多的法国书籍。德国似乎忘掉了自己的著作，然而法国的著作，特别是革命著作却是随处可见。拉马丁所著的吉伦特党人史，路易·勃朗和米歇尔的文集以及最新的小说都译成了德语。而且德国人开始狂想当伟大革命的英雄，自行分配将来担任的角色：有人自命为丹东或者可爱的卡米尔·德·穆莱，有人自命为罗伯斯比尔或者圣鞠斯特，还有人自命为马拉。实际上，他们几乎什么也不是，因为要当英雄必须是有真正天赋才能的人。德国人一切都具备：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只是没有天赋，如果有的话，也是奴颜婢膝的天赋。

　　许多德国作家，效法海涅和当时已经去世的勃尔尼，纷纷迁居巴黎。他们当中著名的有阿诺尔德·卢格博士、诗人海尔维格和卡尔·马克思。他们起初想合作出版杂志，可是吵翻了。后两人当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

　　德国只是在四十年代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学说。维也纳大学教授施太因大概是第一个写了关于这方面学说的德文书。可是，德国第一个从事实际活动的社会主义者，或确切地说共产主义者，无疑地是裁缝魏特林。他在1843年初从巴黎到了瑞士，他在巴黎时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的成员。他在瑞士的德籍手工业工人中间建立了许多共产主义团体，而在1843年末他被当时的苏黎世州行政长官、现在德国著名的法律顾问和法学教授布隆奇里先生交给了普鲁士。

　　但是，起初秘密地，不久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位杰出的人物，是不能不努力设法描述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

　　按血统来说，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身上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缺乏耐性，象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象耶和华一样，热衷于报复达到疯狂的程度。谁要是不幸地激起他的嫉妒或者仇恨（反正一样），为了对付这个人，他是没有什么谎言和诬蔑不能制造和不能散布的。他不惜采取最卑鄙的阴谋，只要他认为，而且多半是错误地认为，这种阴谋能够用来加强他的地位、他的影响或者扩大他的力量。就这方面说来，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人物。

　　这就是他的不好的品质。但是，他身上好的品质也很多。他很聪明，非常博学。早在1840年左右在科伦的时候，这位哲学博士可以说就已经成为先进的黑格尔主义者的著名团体的灵魂和中心了。他同先进的黑格尔主义者一起开始出版反政府的报纸，这家报纸不久被政府下令封闭了。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麦克斯·施蒂纳[11]以及后来柏林的第一个德国虚无主义者小组。这些虚无主义者就其厚颜无耻的彻底程度来说，远远超过俄国最狂热的虚无主义者。

　　1843年或1844年，马克思先生迁居巴黎。他在那里初次接触了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团体，并且结识了他的同胞、德籍犹太人莫里斯·赫斯先生。赫斯先生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是博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了，这时他对马克思先生在学术上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象马克思先生这样见多识广、博览群书而且这样聪明用功的人，是很少见的。这时经济科学已经是他专门研究的对象了。他特别细心地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英国经济学家比其他一切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知识是有用的，他们从英国经济事实中培养出真才实学，他们敢于进行严厉的批评，能够做出认真而大胆的结论。但是，除了这一切以外，马克思先生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从黑格尔学派那里得到的，常被他弄到荒唐以至下流地步的最抽象、最奇异微妙的辩证法；一个是共产主义派的观点。

　　显然，马克思先生读遍了包括从圣西门到蒲鲁东在内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家知道，他憎恨蒲鲁东，他对蒲鲁东所作的无情批判无疑地有许多正确的东西：蒲鲁东虽然尽力想站到现实的基础上来，但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权利观念，他从权利出发去考察经济事实。马克思先生则和他相反，说出了并且论证了为人类社会、各民族和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了的无容置疑的真理，就是经济事实过去和现在永远都先于法律的和政治的权利。阐述和证明这个真理正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科学功绩之一。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当然马克思先生从来不愿承认的是，马克思先生在政治方面是路易·勃朗先生亲授的学生。同这位矮小的、未能成功的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相比，马克思先生要聪明得多，渊博得多；但是，作为德国人，他不顾自己的一表人材，仍然屈驾就学于这位侏儒似的法国人。

　　不过，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一个是能言善辩的法国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罗伯斯比尔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是兼具黑格尔派、犹太人、德国人三重品质的博学的德国人；两个人都是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两个人都宣扬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一个没有提出论据，而是满足于滔滔雄辩；另一个却以一个有学问、有身分的德国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种种诡计和自己全部的渊博知识财富来论证这个他同样心爱的原则。

　　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接着，便和他的忠实的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学问稍差、但实际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诬蔑、造谣和阴谋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1846年他们两人被逐出巴黎以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他和恩格斯先生自然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脑）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1848年。不过，在这一年以前，他们的宣传在整个德国虽然规模很小，但仍然是秘密的，因此没有暴露出来。

　　社会主义的毒素无疑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渗入德国，甚至在宗教运动中表现出来。谁没有听说过1844年产生的并在1848年消失的称为“新天主教”的昙花一现的宗教学说（现在德国出现了一种反对罗马教会的称为“旧天主教”的新异端）。

　　新天主教产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如同在现今的法国一样，在1844年的德国，天主教的教士们想出用纪念似乎保存在特里尔的基督的未缝制的衣服的大游行来激发天主教居民的狂热情绪。将近一百万朝圣者从欧洲各地来参加纪念活动，他们隆重地举着圣衣，唱着颂歌：“圣衣，祈祷上帝为我们降福！”这在德国激起了一场大喧嚣，使德国激进派有了借口掀起一场风波。1848年我们偶然在布勒斯劳的一家啤酒店里看到，在游行队伍过后不久，那里就聚集了几个西里西亚激进派，其中有著名的赖辛巴赫伯爵和他的大学同学、中学教师斯坦因，原天主教神甫约翰·龙格。龙格受他们的指使写了一封公开信，即给特里尔主教的有说服力的抗议书，信中给他起了个绰号，称他是十九世纪的特采尔。新天主教异端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天主教异端很快传遍了整个德国，甚至传到了波兹南公国。并且在恢复古代基督教的共产主义食堂的借口下，开始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政府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因为这种宣传毕竟带有宗教的性质'，还因为在新教居民中本身就建立有自由公社，这种公社虽然比较温和，但同样表现出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

　　1847年的工业危机，使得数万纺织工人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这就更加有力地激起了整个德国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哈默林诗人海涅就这一事件写了壮丽的诗篇《纺织工人》，这首诗预言即将发生残酷无情的社会革命。

　　的确，德国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即便不是社会革命，至少也是政治革命，盼望这个革命使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再生和恢复，在这共同的期待中，在这个希望和愿望的大合唱中，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主调。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谈论德国人是有学问的、有深邃思想的民族时，总是以含有讽剌的惊讶态度否认他们有任何实际才能和任何真正的思想，德国人对此感到委屈。因此，他们的全部希望和要求主要是争取一个目标：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泛日耳曼国家，不论它是什么形式，共和制的还是君主制的，只要这个国家强大得足以使一切相邻的民族都感到惊讶和恐惧。

　　1848年，随着全欧洲革命的到来，德国自由主义的第四个时期，也就是它的最后一次危机开始了，这次危机以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而告结束。

　　自从显然已经接近灭亡的封建主义和刚在德意志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联合力量是1525年击畋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取得悲惨胜利以来，即从最终决定了整个德国陷于官僚国家统治的长期奴役地位的那次胜利以来，这个国家还从来没有象1848年革命前夕那样积存了这么多易燃物，聚集了这么多革命因素。除了高级官僚和贵族阶级以外，不满情绪、要求变革的愿望是如此普遍，这在德国无论是在拿破仑覆灭以后，还是在二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都是不曾有过的。那时在资产阶级中间，自命为革命者的不是几十人，而是好几百人，他们有权利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满意文艺界的空发议论和演说家的玩弄辞藻，确实准备为自己的信念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自然不属于富人社会或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当中律师极少，医生稍许多一些，令人奇怪的是，除了维也纳大学学生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维也纳大学在1848年和1849年表现出相当剧烈的革命倾向，这大概是因为这所大学在科学方面的地位比德国其他各个大学低得多（我们不谈布拉格大学，因为这是斯拉夫人的大学）。

　　德国大部分青年学生在当时就已经站在反动派的一边，自然不是站在封建主义的反动派的一边，而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反动派的一边。他们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捍卫者。可以设想一下，是什么把青年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激进党分成两种类型。它们都是在法国革命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然而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属于第一类的人是德国有学问的年轻一代中的菁华：大学各系的博士、医生、律师，还有不少官吏、作家、新闻记者、演说家；当然，他们全都是思想深邃的政治家，焦急地期待着革命能给他们的才能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革命刚刚开始，这些人就成了整个激进党的首领，而在经过了多次学说上的进化，使党徒然消耗力量并丧失最后一点精力以后，他们也就毫无价值了。

　　第二类的人虽然没有那么出色，也没有那么重的虚荣心，然而却更为真诚，因而也就严肃得多。他们来自小资产阶级，这一类人中有许多中小学教员和商店、工厂的雇员。自然还有律师、医生、教授、新闻记者、书商，甚至还有官吏，不过数量极少。这些人确实是虔诚的人和最严肃的革命派，他们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并决心为之完全彻底牺牲自己。毫无疑问，假若他们有另一些首领，假若整个德国社会能够而且倾心进行人民革命，他们必定会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

　　这些人是革命派并且准备真诚为革命效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革命，应当向革命要求些什么。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集体的本能，任何集体的意志和思想。他们是一些没有根基的个体革命者，自己没有指导思想，他们只得盲目服从自己老一辈的学问家们的蹩脚领导，在这种人控制下成为自觉或不自觉地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根据个人的本能，他们是想实现所有人的普遍解放、平等和幸福生活的，但是他们却迫使所有的人为泛日耳曼国家的胜利而工作。

　　在德国，当时就象现在一样已经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革命因素，这就是城市无产阶级。1848年在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9年在德累斯顿、汉诺威王国和巴登公国，城市无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并且准备好举行真正的起义，只是还在寻找多少有些见识的和真诚的领导。在柏林甚至出现了一个在此以前只有巴黎因而出名的人物，革命者兼英雄的流浪儿。

　　当时，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至少大部分还几乎完全没有受到马克思宣传的影响，也没有参加他的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散布在普鲁士莱茵的各工业城市，特别是科伦。在柏林、布勒斯劳，最后还有维也纳，也都有它的分支，但是都很弱小。不言而喻，在德国无产阶级中，正如在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中一样，一切社会主义的意向已经作为本能的需要处于萌芽状态，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不仅在政治革命中，而且甚至在宗教革命中，人民群众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意向。但是，这种本能的表示同对社会变革或社会改良的自觉的、明确的要求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德国，无论在1848年还是在1849年，决然没有这样的要求，虽然由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构想和写成的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宣言在1848年3月就已经发表。这个宣言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德国所有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还直接听命于政治激进党或极端民主党，这就给这个党增添了巨大的力量；而资产阶级民主派被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纲领及其首领们的碌碌无能弄得晕头转向，它也欺骗了人民。

　　最后，德国当时还有一种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因素，这就是革命的或者至少是能够革命的农民。当时，大半个德国还存在着旧的农奴制残余，就象至今还存在于两个梅克伦堡公国中的那样。在奥地利农奴制完全占居优势。无疑地，德国农民是能够并准备举行起义的。无论是1830年在巴伐利亚的法尔茨，还是1848年在几乎整个德国，刚刚得知法兰西共和国宣传成立的消息，全体农民就活跃起来，一开始就特别热情地、踊跃地、积极地参加为数众多的革命议会代表的最初选举。当时德国农民还相信议会是能够并愿意为他们做些事情的，所以，他们把最激进、最赤诚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到议会里去，德国的政治人物当然就是如此激进、赤诚的。农民一旦看到不能指望从议会得到任何好处，很快就消沉下来。可是最初他们曾经作了一切准备，甚至举行总暴动。

　　在1848年，象在1830年一样，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最怕这种暴动；甚至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这种暴动。大家知道，斐迪南·拉萨尔自己承认是这位德国共产党最高领柚的嫡传弟子，可是这并不妨碍老师在拉萨尔死后对这位卓越的学生表示忌妒性的不满，因为学生在实际方面使老师望尘莫及；大家知道，我们说，拉萨尔好几次谈到一个看法，德国十六世纪农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继之而来的官僚国家的加强和昌盛，是革命的真正胜利。

　　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都是反动，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报刊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介绍给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要吞噬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因为农民革命实质上是斯拉夫人的革命，所以必然要否定这种革命。

　　他们一方面对农民暴动表示这样仇视，同时又极其温文尔雅地同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党派交朋友。我们已经看到，在1830年，巴伐利亚的法尔茨的农民刚一拿起镣刀和铁叉去攻打老爷们的城堡，使南德意志大学生受到鼓舞的革命热情就骤然冷了下来。同样的情况在1848年又重新发生了，德国激进派对于1848年革命初期的农民起义试图横加阻挠，几乎成了这次革命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

　　革命是以人民取得一系列的空前胜利开始的。在巴黎二月事件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一切国家机关和政府势力都从德国土地上清除了，人民几乎没有用什么力量。巴黎的人民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和政府，由于恐惧和丧失信心而不知所措，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在柏林和维也纳确实发生过一些军事抵抗，不过规模小得微不足道。

　　这样，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流血，革命就在德国取得了胜利。当然，一切桎梏粉碎了，一切障碍破除了。德国革命派什么都可以做。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有人会说，不光是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革命都是软弱无力的。不过，在其他所有国家，革命都是经过了持久的严重斗争以后才被外国军队击败的；在意大利是被奥地利军队打败的，在匈牙利是被俄奥联军打败的，而在德国革命则是毁于革命派本身的无能。

　　有人可能会说，法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不！法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里，当时正好提出了一个突然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赤诚的革命家都推向反动派一边的可怕的革命问题。法国在值得纪念的六月的日子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互相作为不可调和的敌人再次相遇，第一次他们是1834年在里昂相遇的。

　　我们已经指出，在德国，社会问题当时还刚刚开始通过秘密方式传到无产阶级的意识里，虽然当时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侧重于理论方面，并且较多地是作为法国的问题，而较少地作为德国的问题来谈论的。因此这个问题还不能把德国无产阶级同民主派分开。只要民主派愿意引导工人去战斗，工人就准备无条件地跟随他们。

　　然而，德国民主派的领柚和政治家们恰恰不愿意进行巷战，他们宁愿在议会里进行不流血的没有危险的交战。克罗地亚自治州州长伊斯拉吉什男爵——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动派的一个走狗，生动地把这种议会称为，“演说养成所”。

　　当时在德意志议会和立宪会议多得不计其数。它们当中为首的要算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它本应为整个德意志制定一部共同宪法。这个国民议会由将近六百名议员组成，他们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全德各地的代表，也有奥地利帝国本部德意志人地区的代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拒绝派遣代表参加，这使德意志爱国者感到极为愤怒，因为他们怎么也不能明白而且主要的是不想明白，有那么多斯拉夫人居住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无论如何，决不是德意志人的土地。这样，在法兰克福集合了从德意志各地来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优秀分子，德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一切有幸活到这个时候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一切四十年代的自由派著名人士都在这个全德最高议会里聚首一堂。但是，从开头几天起就突然使大家感到惊奇的是，由人民直接普选产生的议员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反动派！而且不仅仅是反动派，还是政治上的胡闹分子，他们很有学问，可是极其幼稚可笑。

　　他们真的以为只要他们从自己聪明的头脑里琢磨出一部全德宪法，并且宣布它是为人民的，那么德意志所有各邦政府马上都会服从这个宪法。他们相信德意志各邦君主所作的许诺和誓言，好象从1815年到1848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都没有遇到过这些君主一贯无耻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思虑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们连一个简单的真理都不懂，尽管他们在史书的每一页上都能够读到对这一真理的解释和论证。这个真理就是：为了使某种政治力量没有危险，为了平息它，制服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消灭它。哲学家们不懂得，为了对付政治力量，除了予以彻底消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保证；在政治方面，在各种势力和事实互相角逐的舞台上，言辞、许诺和誓约是一文不值的，这只是因为：任何政治势力只要还是一种实在的势力，就其实质来说，就必须不顾和违反统治它的当局和君主的意志，坚持不懈地和不惜一切地竭力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否则，是会自我毁灭的。

　　1848年3月，德意志各邦政府已经处在意志沮丧、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然而还远没有被消灭掉。旧的国家的、官僚的、法律的、财政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组织没有受到损害。各邦政府迫于时势，稍稍放松了套索，然而所有的绳端仍掌握在君主手里。绝大部分习惯于按章办事的官吏，所有的警察、军队依旧服从君主，甚至比过去更加忠顺，因为在人民风暴威胁到他们生存时，他们只能期望君主给予生路。最后，尽管革命到处都取得胜利，各种赋税仍然照旧征收。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人发出呼吁，要求在制定和实施新宪法以前，在全德境内停止缴纳各种捐税和履行一切实物和现金贡赋的义务。可是这项倡议，在人民本身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也引起许多怀疑，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仅自由派，而且连喊得最响的革命派和激进派都异口同声给予严词指责。要知道这些要求会直接导致国家的垮台和一切国家机构的解体，而当时正是大家忙于建立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泛日耳曼国家的时候！得啦吧！摧毁国家！这对于普通的群氓来说可算是一种解放和欢乐，但对于上流社会的人，对于只靠国家力量才能生存的资产阶级来说，却是灾难！正因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及和它一起的所有德国激进派，根本就不曾有过要消灭德意志各邦君主手里的国家力量的想法，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不能够而且也不想把同国家力量不相容的人民力量组织起来，所以，他们除了对这些君主亲自作出的许诺和誓言的神圣性质表示信任，用以安慰自己以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有人认为科学和学者负有组织社会和管理国家的特殊使命，对于他们来说，经常提起不幸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可悲而又可笑的命运倒是必要的。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会议可以称得上学者会议的话，那末这个泛日耳曼议会是够格的，所有德意志大学和各个科系最著名的教授，特别是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参加了这个议会。

　　第一，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参加这个议会的大多数人是极端反动的，他们反动到了这样的程度，当拉多维茨这个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的朋友、常务代理人和忠实仆人，以前的普鲁士驻德意志同盟公使在1848年5月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拉多维茨建议国民议会向奥地利军队，向这支大部分由马扎尔人和克罗地亚人组成的、奉维也纳内阁之命前往镇压起义的意大利人的德意志军队郑重表示赞许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十分赞赏他的日耳曼爱国主义的演说，站起来，向奥地利人鼓掌致意。这就意味着国民议会郑重声明，为了整个德意志的利益，德意志革命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真正的目的绝不是为德意志各族人民谋取自由，而是为他们建造一所名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泛日耳曼帝国的新的爱国主义大监狱。

　　国民议会对待波兹南公国的波兰人和所有的斯拉夫人同样也是极不公平的。所有这些憎恨德意志人的部族，都必然要被泛日耳曼国家兼并，因为这是德意志祖国的未来强大和威严所要求的。

　　这个英明的爱国议会要解决的第一个内政问题是，德意志各邦应当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当然，问题的解决是赞成君主制。不过在这一点上，不应该责怪那些担任议员的教授和立法者先生们。自然他们是热心的、同时又是有学问的德意志人，也就是说是一些有自觉信念的蛮横无礼的人，一心致力于保全自己高贵的君主。但是即使他们没有这样的意向，那末，他们仍然会作出赞成君主制的决定，因为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几百个真正的革命者外，整个德意志资产阶级都希望那样做。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民主党尊敬的元老，现今的社会民主党人，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科尼斯堡爱国者约翰·雅科比博士的话。他在1858年对科尼斯堡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了下面一段话：

　　“先生们，现在我是出于满怀信念讲这些话的。我不说现在在我们全国，在整个民主党内，找不出一个致力于建立除了君主制以外的另一种国体的人，而是说连仅仅这样想的人都找不出。”接着，他还补充说如果要说有某一个时候的话，那末正是1848年，它向我们表明，在人民的心灵里君主制因素是多么根深蒂固。”

　　第二个问题是：德意志帝国应该采取什么政体，是集权制还是联邦制？集权制是合乎逻辑的形式，并且更符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德意志国家的目的和构成。然而要实现集权制，就必须把除了一个君主以外的其他所有君主的权力剥夺掉，把他们从王位上撵下来，赶出德意志，这就是说，要发生许多局部骚乱，并且一直乱下去。这对德意志人的忠君思想来说是太不合拍了，因此，问题的解决是赞成联邦君主制，按照老规矩——许多中小君主和同样数目的议会，而领导这一切的是统一的全德意志的皇帝和议会。

　　由谁来当皇帝呢？这是主要问题。很清楚，这个位子只能给奥地利皇帝或者普鲁士国王。不论是奥地利或是普鲁士都不会容忍任何别的人。

　　议会大多数的情绪倾向于奥地利皇帝。这有很多原因，首先，所有非普鲁士的德意志人过去和现在都憎恨普鲁士，就象在意大利憎恨皮埃蒙特一样。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由于他在革命前后的狂妄任性和刚慎自用，完全失去了欢迎他登王位时的一切好感。同时，整个南德意志就其居民的特点来说，大部分是信奉天主教的，而且就其历史传统和习惯来说，是完全倾向于奥地利的。

　　可是要选奥地利皇帝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受意大利、匈牙利、波希米亚以及维也纳本身的革命运动冲击的奥地利帝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而当时的普鲁士却是武装齐全，准备就绪的，尽管在柏林、科尼斯堡、波森、布勒斯劳和科伦的街头有骚动。

　　德意志人要求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比要求自由强烈得多。大家都清楚，只有普鲁士能够给德意志提供一个象样的皇帝。因此，如果那些几乎占法兰克福议会大多数的教授先生们有一点正确的判断头脑，有一点毅力的话，他们就应当毫不犹豫、毫不迟疑地硬着头皮立即提议把皇冠授予普鲁士国王。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腓特烈·威廉四世一定会接受皇冠的。柏林起义，人民对军队的胜利，刺伤了他的心，他感到自己受了屈辱，并且无论如何也要寻找一个办法，来挽救和恢复自己的国王尊严。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亲自出马抓住皇冠不放。已经是3月21日了，即自己在柏林失败以后过了三天，他发布了一个告德意志民族宣言。他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将领导全德意志祖国。他亲笔写了这个宣言，骑上马，在扈从的簇拥下，手里举着泛日耳曼的三色国旗，庄严地通过柏林大街。

　　然而法兰克福议会没有领会或者不想领会这一极其明显的暗示。而且他们不是直截了当地宣布普鲁士国王为皇帝，而是象眼光短浅的优柔寡断的人那样，采取一种什么也没有解决而是公然侮辱普鲁士国王的折中办法。教授先生们不懂得在选出德意志皇帝之前，他们应该摘出一部全德意志宪法来，首先应该规定“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

　　有学问的立法者花了半年多时间来从法律上规定这项权利。他们把实际事务交给由他们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去做，临时政府由不负实际责任的国家执政和责任内阁组成。他们仍然不选普鲁士国王当执政，而是故意同他为难，选了奥地利大公。

　　法兰克福议会选了奥地利大公以后，要求所有联邦军队都要效忠于他。听命的只是一些小邦君主的少量军队，而普鲁士的、汉诺威的、甚至奥地利的军队都直率地表示拒绝。这样，大家都很清楚，法兰克福议会的力量、影响、作用都等于零，德意志的命运不是在法兰克福决定的，而是在柏林和维也纳决定的，特别是在柏林决定的，因为维也纳十分操心的是自己本身的、纯属奥地利的事务，而远不是德意志的事务，因为没有时间过问德意志的事务。

　　这时候，激进派或者所谓的革命派在干些什么呢？它的大部分非普鲁士议员在法兰克福议会里是少数派，其余的在各个地方议会里也同样无所作为，首先是因为这些议会本身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它们对德意志事务整个进程的影响也必然就微不足道了；而其次是因为就连柏林、维也纳、法兰克福的议会也是可笑的，说空话的。

　　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开幕的、几乎包罗了激进派全部精华的普鲁士制宪议会，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议员们在议会上发表了最热烈的、最动听的、甚至是革命的演说，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普鲁士制宪议会在最初几次会议上就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并且象法兰克福议会一样，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讨论自己的草案，激进派十分突出，他们表现了使自己的全体人民非常惊讶的革命精神！

　　德意志民主派和革命派在革命方面的完全无能（且不说是十足的愚蠢），已经暴露出来了。普鲁士激进派完全成了议会迷，认为其他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真正相信议会决议的力量，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都认为他们在议会辩论中所取得的胜利决定着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命运。

　　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把民主自治和权利平等同君主制度调和起来。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引用这一派的主要首领之一约翰·雅科比博士1848年6月在柏林向选民发表的清楚地说明整个民主纲领的演说：

　　“共和制思想是公民自治和权利平等最高最纯洁的表现。但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国家、一定的实际条件下，能否实现共和政体，这是另一个问题。只有公民普遍一致的意志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任何个人胆敢负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那他一定是疯了。一个政党想把这种政体强加给人民，它也是丧失理智的，甚至是有罪的。不仅仅在今天，而且三月间在法兰克福的预备国会上，我对巴登的代表们也是这么说的。并且竭力劝阻他们不要举行共和起义，虽然很可惜，没有收到效果。在整个德意志，除了巴登一个地方，革命本身在不可动摇的王位前面恭恭敬敬地停住了，并且以此证明虽然革命可以制止君主的专制，但绝不是企图赶走他们。我们应当服从公意，因为君主立宪政体是唯一的基础，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造新的政治大厦。”

　　总之，在民主基础上重新建立君主制度，这是困难的、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普鲁士立宪派中那些思虑深邃、然而人数极少的革命激进派和赤诚的民主派，给自己提出要解决这个任务。他们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个任务，想出一些新的立宪桎梏，打算不仅把人民意志套住，而且把自己崇敬的半疯的国王的君主专制套住，他们离开真正的事业就越远。

　　他们对实际事务的缺乏远见，尽管十分严重，但是并没有发展到连下述事实都看不到的程度，即王室虽然在三月事件中遭到失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显然在秘密地活动，并在周围集结了所有的旧的反动贵族、军人、警察、官僚界人物，等候适当时机赶走民主派，夺取同以往一样无限的权力，雅科比博士的那次演说证明普鲁士激进派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准备欺骗自己，专制分子和容克集团〔在普鲁士这样称呼贵族派和军事贵族党。容克一词作贵族讲。〕绝没有销声匿迹，他们刚刚知道必须并愿意装死躺下。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反动派的意向”。

　　总之，普鲁士激进派相当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他们为了防备这种危险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封建君主的反动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力量，一种拥有整个军队的可怕力量，这个军队迫不及待地要洗刷掉三月失败的耻辱，并在人民血泊中恢复蒙上阴影、受了侮辱的国王权力、全部官僚制度、拥有巨大财力的全部国家机构。难道激进派会认为他们能够用新法律和宪法，即用纯粹是纸上的东西把这可怕的力量约束住吗？

　　诚然，他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是非常实际的和明智的。否则又怎么解释他们不采取若干实际有效的办法来防止临头的灾祸，而是整月整月地议论那些必须使一切国家力量和权力服从议会的新宪法和新法律呢？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议会辩论和立法的效果，以至忽视了对抗国家反动力量的唯一办法，即组织人民的革命力量同国家的反动力量相对抗。

　　人民起义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对军队取得前所未闻的轻而易举的胜利，标志着1848年革命开端，这种胜利不仅对德国革命派，而且对其他所有国家的革命派都是有害的。因为这种胜利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愚蠢的信念，以为举行规模很小的人民示威就足以挫败任何军事抵抗。凭借这种信念，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的民主派和革命派都以为，只要需要，他们可以随时决定用人民运动来吓倒政府，他们既没有看到要进行组织又没有看到要进行引导的任何必要性，更不用说加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力量了。

　　相反地，他们中间最革命的人，象善良的资产者理所当然的那样，害怕这种热情和力量，总是准备站在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一边加以反对，而且总以为越少采取人民暴动的危险办法就越好。

　　因此，德意志和普鲁士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派，忽视了他们所拥有的能够最终和真正对重新出现的反动派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他们不仅没有考虑组织人民革命，相反地，竭力要处处把人民革命平息下去，从而毁掉了他们所拥有的唯一重要武器。

　　六月事件，即军事独裁者和共和国将军卡芬雅克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胜利，理所当然地使德国民主派领悟到；六月的灾难不仅是巴黎工人的不幸，而且是欧洲革命的第一次失败，也可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各国反动派比革命派尤其是比德国革命派更快更好地懂得六月事件对他们所具有的既惨痛而又有教益的意义。

　　必须看到，所有的反动集团听到六月事件的最初消息是多么高兴呀！他们把这个消息当作是救命的福音。他们完全从必然的本能出发，从卡芬雅克的胜利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法国反动对法国革命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反动派或国际反动派对国际革命的胜利。各国的军人和参谋本部都祝贺这一胜利，认为是在国际上赎回了军人的荣誉。大家知道，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军队的军官都立刻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执政卡芬雅克将军致颂词，这自然是得到上级许可和本国君主赞同的。

　　卡芬雅克的胜利确实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国际上反动同革命的斗争的新时代是从此开始的。从6月23日到26日连续四天的巴黎工人起义，论坚毅果敢和激烈程度超过了巴黎曾经有过的一切人民暴动。正是从这个起义开始了社会革命。巴黎工人起义是社会革命的第一个举动，而最近的巴黎公社更为激烈的抵抗则是第二个举动。

　　在六月起义中，第一次看到了没有伪装的粗野的人民力量和粗野的军事力量彼此对峙。人民已经不是为别人而正是在为自己进行斗争，不受任何人支使，而是用自己的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神圣利益；军队则是无所顾忌，丝毫不想尊重文明、人道、公德和民法的要求，陶醉于粗野的搏斗，残酷无情地烧毁一切、杀尽一切和破坏一切。

　　在以往一切的革命中，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军队不仅一遇到人民群众反对，而且一遇到领导人民群众的有威望公民、大专学校的青年学生以及主要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队的反对，很快就士气不振，还没有被真正打垮就让步、退却或者同人民友好。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作战双方之间好象存在着并遵守着某种不允许过激地超越一定限度的契约，似乎双方在按照共同的条件用钝武器角斗。不论是人民，还是军队，谁都没有想过可以不受惩罚地毁坏房屋、街道或者枪杀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保守派在维护某种反动措施并想消除反对派的不信任的时候，总是老生常谈地说：“当权者如果为了要对人民取得胜利，竟然想要炮击巴黎，立刻就会垮台。”〔这段话是梯也尔1840年在下院说的。当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大臣，他向下院提出了巴黎建造城防工事法案。过了三十一年，梯也尔当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为了荡平巴黎公社而炮击巴黎。〕

　　这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是十分有利于革命的，并且说明了为什么在过去人民多半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卡芬雅克将军想要消除人民对军队的这种轻易取得的胜利。

　　有人问卡芬雅克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势必造成大批武装起义者伤亡的大规模进攻，他回答说：“我不希望军旗因为人民的胜利第二次受到凌辱。”根据这一纯军事的、然而是彻底反人民的思想，他第一个胆敢使用大炮摧毁被武装起义者占领的房屋和整条整条的街道。最后，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虽然有他向误入歧途的同胞表示兄弟般欢迎的各种感人的告示，也还是纵容军队同残暴的国民自卫队一起在一连三天内未经任何审判就斩杀和枪决了近万名武装起义者，自然其中有许多无辜者。

　　这一切是要达到双重的目的：用暴动者的鲜血洗净军队的耻辱（！），同时使无产阶级对革命运动失去兴趣，告诫无产阶级应当尊重军队的优越地位，使无产阶级对军队的残酷无情感到惧怕。

　　卡芬雅克没有达到后一个目的。我们看到六月的教训没有妨碍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照样地举行起义。而且我们可以预期，即使是给予公社新的严酷得多的教训，也不会停止甚至不会推迟社会革命，相反地，只会使革命拥护者的毅力和热情增加十倍，从而使得革命胜利的日子及早来临。

　　虽说卡芬雅克没有能够扼杀社会革命，他却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彻底地扼杀了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精神，扼杀了共和国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军事独裁。

　　卡芬雅克使军事力量摆脱了资产阶级文明所加予的桎梏，完全恢复了它本来的野性和权利，使它在任何事物面前也决不停步，使这种惨无人道的残酷的野蛮性发挥无遗，使得任何资产阶级反抗从此以后成为不可能的了。自从残酷无情和毁灭一切成了军事行动的别称以后，用街垒进行旧的传统的天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成了一种儿童游戏。现在军队是什么也不尊重的，是用最可怕的破坏性武器装备起来的并且时刻准备利用这些武器不仅毁灭房屋和街道，而且毁灭整座整座城市及其所有居民，为了有效地同这样的军队作斗争，同这样野蛮的野兽作斗争，就必须有另一个同样野蛮的但更为有理的野兽：有组织的全民暴动、社会革命，象武装的反动派那样，什么也不顾惜，在任何人面前也决不停步。

　　给了法国反动派和整个国际反动派如此宝贵帮助的卡芬雅克，却是一个最真诚的共和主义者。一个共和主义者注定第一个建立欧洲的军事独裁，成为拿破仑三世和德意志皇帝的直接先驱，正象他的著名先驱、另一个共和主义者罗伯斯比尔一样，注定为拿破仑一世所代表的国家专制作好准备，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这岂不是证明，吞没一切和压制一切的军事纪律（泛日耳曼帝国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国家集权制、资产阶级共和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文明必要的最新成就吗？

　　无论如何，德意志的军官、贵族、官僚、执政者和君主们都深深爱上了卡芬雅克，并被他值得庆幸的成就所激动，他们的精神明显地振作起来，并已经在准备进行新的战斗了。

　　德意志民主派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否懂得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他们只有两个办法：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把人民力量组织起来。不，他们不懂。相反地，他们似乎故意地更热衷于议会辩论，并且背离人民，让反动派的形形色色代理人去影响人民。

　　十分自然，人民对他们完全冷淡了，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事业失去了任何信任。因此，在11月，当普鲁士国王把自己的军队开回柏林，任命勃兰登堡将军为首相，怀着显然极其反动的目的下令解散立宪议会，并且为普鲁士颁布了自己的自然是完全反动的宪法的时候，就是那些在三月间曾经一致奋起、英勇搏斗而迫使国民卫队撤离柏林的柏林工人，现在却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漠不关心地观看着：

　　“大兵撵走民主派”。

　　德意志革命的悲喜剧实际上就此告终。在此之前，即在十月，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恢复了维也纳的秩序，当然，也不是没有大规模流血。一般说来，奥地利革命派要比普鲁士革命派革命些。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这时究竟做了些什么呢？1848年底，议会终于表决通过了基本权利和新的全德意志宪法，并且建议普鲁士国王就帝位。但是，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萨克森的政府反对基本权利和刚出笼的宪法，而普鲁士国王也拒不接受帝位，随后又召回自己的议员。

　　反动势力在整个德意志获胜了。迟迟才醒悟过来的革命党，决定到1849年春天组织总起义。五月间，行将熄灭的革命在萨克森、巴伐利亚、法尔茨和巴登喷发出最后的火焰。这股革命之火到处都被普鲁士军队扑灭了。普鲁士军队经过暂短而十分残酷的斗争后在整个德意志恢复了旧秩序，而当时在巴登统帅普鲁士军队的普鲁士亲王，即当今的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并没有放过绞杀某些起义者的机会。

　　德国唯一的、也是长久以来最后一次革命的悲惨结局就是这样。现在可以问一下，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除了读书人通常固有的那种政治经验不足和实际能力太差以外，除了德意志人实在缺乏革命勇气，十分嫌恶革命手段和革命行动，而又极其喜欢服从权力以外，以及除了天性、激进和自由思想方面的严重缺陷以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全体德国爱国者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求建立泛日耳曼国家。

　　这种发自德意志人本性探处的愿望，使德国人对革命根本无能为力。一个一心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社会，必然愿意服从权力；反之，一个革命的社会则希望摆脱权力。怎样才能调和这两种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要求呢？两者一定会彼此抵销力量，德意志人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在1848年既没有得到自由，也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相反地却遭到惨重的失败。

　　这两种愿望是如此抵触，以致实际上在同一时间里不能并存于同一民族之中，一种必然是虚幻的愿望，因为它掩盖了真正的愿望，象184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虚假的争取自由的愿望是一种自我慰藉，是一种欺骗，而建立泛日耳曼国家的愿望才是完全真实的愿望。这至少对于整个有教养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其中也包括绝大多数最坚定的民主派和激进派来说是如此。人们可以设想、推测和期待：德国无产阶级具有一种反杜会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使他们能够去争取自由，因为他们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套着经济枷锁，而且憎恨这种枷锁。因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摧毁千百年来被称之为国家的牢狱，都不可能摆脱经济上的奴隶地位。我们只能这样假设和期待，因为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际证据。相反地，我们看到的倒是德国工人不仅在1848年，而且在现在仍然盲目地服从自己的领袖，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组织者们并不是把他们引向自由和国际博爱，而是直接使他们陷入泛日耳曼国家的羁绊。

　　上面说过，1848年德意志激进派认为为了加强和扩大国家政权，必须演一场苦肉计来攻击国家政权。这就是说，他们非但不愿摧毁它，反而在攻击它的时候谨慎小心地设法保存它。这就是说，他们的全部活动本身就是软弱无力的，不会有结果的。当局的行动却没有这种矛盾。它丝毫不加思索地一心要消灭自己的那些不受欢迎的和不安分的怪朋友，即民主派，只要举出一件事实就足以说明激进派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帝国。

　　当民主派占优势的法兰克福议会在1849年3月28日建议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帝位的时候，也就是腓特烈完全取消一切所谓的革命的成果或人民的权利，解散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颁布一部最反动、最卑鄙的宪法的时候，也就是他因为自己和王权蒙受耻辱而大发雷霆，调动军警迫害他所痛恨的民主派的时候。

　　他们不至于盲目无知到如此地步，居然向这样的君主乞求自由！他们所希望和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无非是泛日耳曼国家！

　　就连这个，国王也不会给他们的。同国王一起取得胜利并重新执掌国家政权的封建政党，对于统一的思想是极端敌视的。它仇恨德意志爱国主义，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而只知道自己的普鲁士的爱国主义。当时整个军队、全体军官和军校的士官生都狂热地唱着一首著名的普鲁士爱国歌曲：

　　“我是普鲁士人，你可认识我的旗帜。”

　　腓特烈想当皇帝，但是他害怕本国人民，害怕奥地利和法国，而主要是害怕尼古拉皇帝。1848年3月，在答复前来为波兹南公国要求自由的波兰代表团时，他说：“我不能同意你们的请求，因为这是同我的姐夫尼古拉皇帝的意愿相违背的，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说是，就是是，他说非，就是非。”

　　国王知道，尼古拉永远不会同意他当皇帝的，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法兰克福代表团的建议，不肯接受帝位。

　　然而，他又必须为德意志的统一和普鲁士的霸权做点事情，虽然只不过是为了挽回被他的三月宣言所损害的个人声誉。为此，腓特烈利用普鲁士军队镇压德意志民主派的威势和对他在德意志的成功心怀不满的奥地利的内部困难，在1849年5月作了建立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同盟的尝试，从而把全部外交和军事大权集中于普鲁士手中。但是，同盟存在的时间不长。在奥地利借助于俄国军队刚刚平定匈牙利（1849年9月）的时候，施瓦尔岑堡就立即威胁性地向普鲁士提出要求，德意志的一切必须回到三月以前的原有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恢复对奥地利保持优势地位十分有利的德意志同盟。萨克森和汉诺威随即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同奥地利联合；巴伐利亚也跟着这样做；而好战的符腾堡国王则高声宣布：“奥地利皇帝命令他带兵到哪里，他就到哪里。”

　　这样一来，不幸的普鲁士感到完全陷于孤立。怎么办呢？同意奥地利的要求对于这位虚荣而软弱的国王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任命自己的朋友拉多维茨将军为首相，并且命令自己的军队向前推进，弄得几乎打起仗来。但是，尼古拉皇帝对德意志人喝道：“住手！”并且赶来参加在奥里缪茨举行的会议（1850年11月），会上作出了决定。受侮辱的国王屈服了，奥地利获得胜利。经过三年的晦冥岁月以后，德意志同盟在法兰克福原先的同盟宫重新开张了（1851年5月）。

　　革命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它的唯一痕迹就是骇人听闻的反动。这对德意志人应该是个有益的教训：谁不要自由而要国家，谁就不应该拿革命当儿戏。

　　1848年和1849年的危机结束了德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历史。这次危机向德意志人证明，他们非但不能争得自由，甚至没有希望得到自由。此外，它还证明，如果不是普鲁士王室的主动，他们也不可能达到任何真正重大的目标，不能建立统一的强大国家。从这以后的反动不同于1812年和1813年的那种反动，那时德意志人尽管历尽艰难困苦，但还是保有并且可以保有一种错觉：他们是热爱自由的，假如不是大大超过革命力量的各邦政府间的联合力量横加阻挠，他们本来是能够建立自由的和统一的德国的。现在，这种自我慰藉的幻想不复存在了。在革命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假如德意志人想做什么事情的话，在德国是根本不存在能够同他们相对抗的政府力量的。可是后来，他们对于这种力量的复活却比别人起了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说，革命的毫无成果不是由于外部的阻挠，而是由于德国自由派和爱国者本身的无能。

　　这种无能的感觉似乎成了德国政治生活的基础和新的社会舆论的指针，德意志人看来已经变成了务实的人。他们放弃了包括从莱辛到歌德，从康德到黑格尔在内的古典作品中具有全世界意义的广阔而抽象的思想，也放弃了法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从此以后开始在普鲁士的扩张政策中去寻找德国的前途。

　　应当加以补充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从1849年到现在的最近二十四年，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它统统作为第五个时期，但认真说来，应当划分为四个时期：

　　五、从1849年到1858年的毫无希望的扩张时期，即到普鲁士实行摄政以前。

　　六、从1858年到1866年的时期，即奄奄待毙的自由主义同普鲁士专制制度作临终前最后斗争的时期。

　　七、从1866年到1870年的时期，战败了的自由主义实行投降。

　　八、从1870年到现在的时期，得胜的奴隶制奏捷。

　　在第五个时期，德国的内侮外辱达到了极点。国内是一片奴隶般的沉寂。在南德意志，奥地利大臣、梅特涅的继承人绝对地指挥一切；在北德意志，那位为了讨好奥地利并使普鲁士官廷的、贵族的和军事官僚的政党感到最大满足而在奥里缪茨会议上（1850年）对普鲁士君主制竭尽污辱之能事的曼托伊费尔，镇压了残存的民主派人士。这就是说，自由等于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德意志，在国际上的尊严、影响和作用甚至低于零。各邦和各党派（除了宫廷的军事的、官僚的和贵族的政党以外）的德意志人从1847年以来始终为之表现出最强烈激情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由于普鲁士的干预，最终作出了有利予丹麦的解决。在其他一切问题上，联合的德国，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德意志同盟而分裂的德国，它的声音根本不为其他大国所注意。普鲁士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了俄国的奴隶，不幸的腓特烈原先是仇恨尼古拉的，现在只好向他起誓效忠了。对彼得堡宫廷利益的忠诚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普鲁士陆军大臣和普鲁士驻英国宫廷的公使（后者还是国王的朋友），只因对西方国家表示同情，两人都被撤职。

　　奥地利曾经使尼古拉深受打击和凌辱，施瓦尔岑堡公爵和奥地利之间的“不友好”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奥地利出于自己在东方的利益，是俄国天然的敌人，因而公开站在英国和法国一边反对俄国。普鲁士则不顾整个德国的严重不满而效忠到底。

　　第六个时期是以当今的普鲁士国王兼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摄政开始的。腓特烈终于神经失常。他的弟弟，整个德国所憎恶的、当时称为普鲁士亲王的威廉于1858年就任摄政。1861年1月他的哥哥去世后，威廉成了普鲁士国王。绝妙的是，这位军曹国王和残害民主派的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当政时，居然也有一个向人民献媚的自由主义蜜月。他在就任摄政时发表演说，坚决表示要把普鲁士并通过普鲁士把整个德国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同时尊重王国政权的宪法文件所确定的边界〔看来，这种尊重对于他来说必然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钦定宪法，即国王大发慈悲赐予的宪法，除开未经代议机关同意无权缔结新的债却约和开征新的捐税这一条以外，对国王的权力丝毫未加限制。开征捐税，只需一经议会同意，就不再要求议会进行新的表决，因为议会无权废除捐税。正是这一新措施，使德国的整个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变成毫无实际价值的儿戏。在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荷兰等，议会保有拒绝政府征收捐税这项重要的和唯一的实际权利，如果它们行使这项权利，就可以使任何政府无法立足，因此，议会对行政事务方面有很大影响。钦定宪法取消了普鲁士议会的这项权利，只给它拒绝开征新的捐税和拒绝缔结新的债约的权利，但是，我们不久就看到，威廉一世在许诺严格维护议会权利后过了三年，就认为应当废弃这项诺言了。〕，并且永远依据议会表达的人民的箴愿行事。

　　根据这一诺言，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解散曼托伊费尔内阁。曼托伊费尔是最反动的人物之一，他曾经治理过普鲁士，仿佛是普鲁土政治上失败和毁灭的象征。

　　曼托伊费尔于1850年11月就任首相，他的使命似乎就在于签署奥里缪茨会议所规定的使普鲁士受尽侮辱的全部条款，并使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最终屈从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这就是尼古拉的意志，这就是傲岸不既的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愿望，同时也是绝大多数普鲁士容克地主或贵族的愿望和意志。这些容克地主或贵族对于普鲁士同德意志的合并连听都不愿听，他们对奥地利皇帝和大俄罗斯皇帝的忠诚程度甚至不亚于对本国国王。他们服从本国国王是出于义务，而不是出于热爱。曼托伊费尔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和精神治理普鲁士的。他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使普鲁士在奥地利面前蒙受耻辱，同时又在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冷酷无情地摧残一切同自由主义或人民运动和人民权利有关的东西。

　　自从摄政表示希望恢复普鲁士的荣誉和它对维也纳的独立，以及恢复业已丧失的对德意志的影响那天起，这个令人憎恶的内阁就被霍亨索伦-悉马林根公爵的自由主义内阁代替了。

　　只要在自由主义方面说几句话，做几件事，就足以使所有德意志人欣喜若狂。不久前的凌辱、残暴和罪行都被忘得一干二净。这位民主派的绞杀者、摄政、后来的国王威廉一世，昨天还是被憎恶和诅咒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受爱戴的人、英雄和唯一的希望。我们援引著名的雅科比1858年11月11日对科尼斯堡选民所说的话作为证明：

　　“亲王在就任摄政时爰表的十分勇敢而符合宪法的演说，使全体普鲁士人和全体德意志人的心灵里充满了新的信心和新的希望。大家都空前热烈地希望参加选举。”

　　1861年，同一位雅科比写道：“当摄政亲王根据自己的决定着手管理国家时，大家都期待着普鲁士无阻碍的前进，走向预定的目标，期待着受摄政委托治理国家的人们，首先消除十年来政府作的一切恶事，结束官吏的专横，以便提高和活跃共同的爱国精神和公民自由的自我意识……

　　“这些希望是否实现了呢？人们听到一个共同的声音回答说：这两年来，普鲁士并没有前进一步，同从前一样，距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还差的很远。”

　　尊敬的雅科比博士是最后一位有神论者，德国政治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无疑会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近年来已经发展到德国社会民主派纲领的地步。他的理想——通过实行全民自由的办法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荒谬已极。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1848年和1849年以后，绝大多数德国爱国者开始相信，只有动用大炮和刺刀才能建立泛日耳曼强国。因此，德国期待着好战的君主制普鲁士的拯救。

　　1858年，整个民族自由党鉴于政府有了改变政策的初步征兆，倒向了政府一边。原先的民主党解体了，它的绝大部分组成了新党——“进步党”，余下的部分继续称为民主党。进步党一开始就热中于同政府合作，不过希望保持自己的荣誉，恳请政府给它以实行转向的体面借口，要求尊重宪法，哪怕是表面上的。1866年以前，它向政府卖弄风情，而又同政府相互讥销。而后来，普鲁士战胜丹麦和奥地利，它被这种胜利的光辉所吓倒，就无条件投降了政府。我们看到，民主党在1870年也是同样行事的。

　　雅科比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大家的榜样。民主原则是他的命根子。他憎恨暴力，不相信用暴力可以建立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因而他就成了普鲁士现行政策的敌人。诚然，这个敌人是孤立无援而又软弱无力的。他之所以软弱无力，主要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真诚地向往自由，同时又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泛日耳曼国家。

　　现任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不为各种矛盾所苦恼，如同令人难忘的尼古拉一世那样，他仿佛也是由一块金属制成的，换言之，他虽然并不聪明，仍不失为一个完人。他和没有当上国王的尚博尔伯爵差不多全都相信自己是上帝委派的，相信自己的使命和权利是神圣的。他和尼古拉一样，是信神的能战斗的国王，高于一切原则的原则是王朝正统主义，亦即国家权利世袭制度。对于他的良心和理智来说，这一制度是德国联合的严重障碍，因为实现联合势必要把许多合法的君主赶下王位，然而国家法典规定的却是另一原则，即神圣的征服权，这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忠于君主制义务的国王，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接受暴民提供的废除了合法国王的王位。但是，他认为自己有权征服人民和王位，只要上帝赐给他武器，只要有适当的宣战借口。这项原则和以此为基础的权利，过去和现在一直被一切君主所承认。

　　因此，威廉一世需要一位能够制造合法的借口和手段以通过战争扩大国家疆界的首相。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威廉十分赏识俾斯麦，并于1862年10月任命他为首相。

　　俾斯麦公爵是目前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他是纯捽波美拉尼亚型的贵族，对王室抱有唐·吉诃德式的忠诚，有着一副军人般的冷酷仪表，对市民和自由派政治家采取傲慢、冷淡而文雅的、多半是轻蔑的态度。人们管他叫“容克”（即贵族），他也并不恼火，但他回答反对派时总是说：“请相信，我们将会提高容克的声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完全摆脱了容克的偏见和其他一切偏见。

　　我们说俾斯麦是腓特烈二世的一脉相承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同腓特烈二世一样，首先相信的是力量，然后才相信支配着力量并且往往能使力量增强十倍的智慧。他作为一位纯粹的国务活动家，同腓特烈大帝一样，不相信神，不相信鬼，也不相信人，甚至不相信贵族，这一切，对他说来，都不过是手段。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他从不在神的或人的法律面前止步。他不承认政治中有道德可言，只有不成功的卑鄙行径和犯罪行为才是缺德的。他比腓特烈更加冷酷无情，象腓特烈一样不拘礼节，傲慢不逊。他是由贵族党捧出来的贵族，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有步骤地摧毁贵族党，并且象从前责骂自由党、进步党和民主党一样责骂贵族党。实际上，他责骂一切人，只有皇帝除外，因为没有皇帝的命令，他便不能有所作为。尽管他也许会在同自己的朋友（假如他有这样的朋友的话）私下聚会时责骂皇帝。

　　为了全面评价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必须提到他周围的人物〔这是我们从可靠而直接的来源得到的说明俾斯麦为人的一件奇闻。谁都知道舒尔茨是1848年德国最赤诚的革命家之一，是把冒牌革命家金克尔从监狱中教出来的人。尽管金克尔在改治方面真是一文不值，但舒尔茨仍然把他当做严肃的革命家，甘冒失去个人自由的危险，英勇而机智地克服了巨大困难，把他解救出来，而自己则逃住美国。他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在美国受到尊敬。不久就在那里成了拥有数百万人的德意志人政党的领袖。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北军中服役，升至将军（在这以前，他当选为参议员）。战后，美国派他担任驻西班牙特命全权大使，他利用这个机会访向了南德意志，但不去访问普鲁士，因为普鲁士曾经指控他营救冒牌革命家金克尔而判处他死刑。当俾斯麦得知他访问德国时，很想把这位在美国的德侨中有影响的人物拉到自己一边，于是邀请他访同柏林，并且传话给他说，“法律不是为舒尔茨这样的人制定的。”舒尔茨到达柏林后，俾斯密设宴欢迎，全体同僚大臣都应邀出席。散席后，舒尔茨一个人留下来同俾斯麦亲切交谈。俾斯变说，“您看到了我的同僚，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命中注定要同这些蠢驴们一起治理和建设德国。”〕。国王是一个受过宗教和军曹教育而并不聪明的人，被同俾斯麦完全对立的贵族教权派所包围，以致俾斯麦采取每一项新措施和每一个新步骤都要经过战斗。这种内部斗争至少消耗了俾斯麦一半的时间、智能和精力，当然严重地拖延、阻碍和破坏了他的活动。对俾斯麦说来，这多少也是件好事，因为这使他不至于象著名独夫拿破仑一世曾经干过那样的轻举妄动。拿破仑一世并不比俾斯麦愚蠢。

　　俾斯麦的社会活动是从1847年开始的，他当时是联合代表会议中最极端的贵族党的领袖。1848年，他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全德意志宪法的死敌，是俄国和奥地利即内外反动势力热烈的盟友。他以这种精神积极参加了当年创办的、至今仍在出版的极端反动的小报《十字架报》的工作。当然，他是勃兰登堡内阁和曼托伊赛尔内阁的热烈支持者，因而也是奥里缪茨会议决议的热烈支持者。1851年起，他担任设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同盟的公使。在此期间，他根本改变了自己对奥地利的态度。他对自己的友人们说：“在熟悉了奥地利的政策之后，我的眼睛雪亮了。”在当时，只有俾斯麦认识到奥地利是敌视普鲁士的，于是他由一个奥地利的热烈拥护者变成了奥地利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从这时起，消除奥地利对德意志的一切影响，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就成了俾斯麦坚定不移的得意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结识了普鲁士亲王威廉。奥里缪茨会议以后，威廉痛恨奥地利象痛恨革命一样。威廉一就任摄政，立即想到俾斯麦，先是任命他为驻俄国大使，然后是驻法国大使，最后任命他为首相。

　　俾斯麦在出任大使期间，他的计划成熟了。在巴黎，他从拿破仑三世本人那里学得了玩弄政治权术的一些宝贵经验。拿破仑三世对这位勤勉干练的门徒推心置腹，作出了必须改变欧洲地图的相当明显的暗示，自己要求以莱茵河为界并得到比利时，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让给普鲁士。这种谈判的结果是一清二楚的，学生欺骗了先生。

　　俾斯麦入阁时发表演说，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对于一个头等国家来说，普鲁士的疆土既狭小而又不方便。要开疆辟土，必须扩大和完善军事组织，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战斗作好准备，而为了迎接战斗，就要聚集和加强自己的力量。1848年的全部错误，就在于希望通过民意机关把德意志联合成为一个国家。能够解决重大国家问题的不是权利，而是力量。力量永远高于权利。”

　　由于最后这句话，俾斯麦从1862年到1866年遭受了德国自由派的许多谴责。从1866年起，也就是战胜奥地利以后，特别是1870年挫败法国以后，这一切责难都变成了狂热的颂歌。

　　俾斯麦在这些言论中以通常的勇气及其固有的厚颜无耻和轻蔑的坦率态度道出了各国政治史的全部实质和治国权谋的全部秘密。经常显示优势和炫耀力量，这就是真正的实质。在政治语言中被称作权利的一切，只不过是对力量所造成的事实的尊崇。显然，渴望解放的人民群众，不能期待从抽象的权利在理论上的胜利而得到解放，他们要用力量去争取自由，因此就要在国家之外把自己的自发力量组织起来去反对国家。

　　我们已经说过，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俾斯麦了解这一点，他和普鲁士的官僚和军队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勇敢而坚定地奔向这一目标，而不顾任何权利，不顾激烈的论战和来自自由派和民主派对他的攻击。和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他相信只要达到目的，自由派和民主派都会成为自己的热情的同盟者。

　　军曹国王和政治家俾斯麦都希望加强军队，为此就要开征新税和举借新债。人民议院经常拒绝批准征新税和举新债，因而数次被解散。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冲突会引起政治革命，而在普鲁士却不会，俾斯麦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尽管遭到拒绝，他还是在一切力所能及的地方用举债和征税的办法，筹得所需的款项。而人民议院及其否决权反成了德国以至欧洲的笑柄。

　　俾斯麦没有错。他达到目的后，就成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崇拜的偶像。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人心方面都没有象德国在1864年、1866年和1870年期间那样，发生如此急剧而全面的变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同丹麦的战争发生以前，俾斯麦是德国最不受欢迎的人。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结束以后，他对人民的和国家的一切权利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大家知道，普鲁士和受它诱惑的愚蠢的奥地利是怎样毫不客气地把萨克森-汉诺威军团赶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而这个军团本来是根据德意志同盟的命令占领这两个地区的。大家也知道，俾斯麦又是怎样无耻地和受他欺骗的奥地利瓜分被占领地区，而后又宣布所有这些地区都是普鲁士独得的战利品的。

　　可能认为这种行为会激起一切正直的、热爱自由和正义的德意志人的强烈不满。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俾斯麦的威望开始增长起来，德意志人感受到在他们之上有一种国家主义的爱国理智和强大的政府权力。1866年的战争只是加强了俾斯麦的作用。同拿破仑一世进军相似的对波希米亚的闪电式进军，摧毁奥地利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在德国境内凯歌行进，对占领区的大肆劫掠，宣布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法兰克福为战利品，建立由未来皇帝监护的北德意志邦联一一这些事实都使德国人欣喜若狂。普鲁士反对派领袖维尔霍维、舒尔采-德里奇等人忽然沉默起来，宣告自己道义上已经失败。继续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是以德高望重的老人雅科比为首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就是这个集团也并入了1866年以后在德国南部成立的“人民党”。

　　根据战胜国普鲁士同战败国奥地利签订的条约，原有的德意志同盟取消了，代之以成立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邦联。而奥地利，还有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则被授权组织南德意志邦联。

　　战后任命的奥地利首相博伊斯特男爵认识到成立南德意志邦联的重要意义，并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内部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以及感到该邦联对自己也很重要的各国制造的重重困难，妨碍了他的手脚。俾斯麦欺骗了大家：欺骗了俄国，欺骗了法国，也欺骗了德国各邦君主。对于德国各邦君主说来，重要的是建立联盟，如果有了联盟，就不会让普鲁士得到目前的地位。

　　这时由南德意志资产阶级建立的“人民党”，其唯一目的就是反对俾斯麦，它拥有实质上和博伊斯特相同的纲领：在最广泛的人民制度基础上，建立同奥地利紧密合作的南德意志邦联。

　　“人民党”的总部在斯图加特。除了同奥地利结盟以外，它还有其他的方案，例如在巴伐利亚讨好天主教的极端派，即耶稣会士，表示愿意同法国结盟，同瑞士结盟。愿意同共和制瑞士结盟的那帮人，是“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主要创始人。

　　总的说来，人民党的纲领是幼稚的，而且充满着矛盾。民主的人民机构同君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各邦君主的独立同全德意志的统一结合在一起，而全德意志的统一又同全欧洲共和制联邦结合在一起，都是想入非非。总而言之，几乎一切都要照旧，而一切又要充满新的精神。主要的在于具有仁爱精神。自由和平等要在消灭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发展。这种纲领只有南德意志多情善感的市民才能编造出来，正如1868年和平同盟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要求起初一味置之不理，后来则极力加以否定。

　　显然，“人民党”对于六十年代由斐迪南·拉萨尔创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必定要采取敌视的态度。

　　本书第二部分将要详细叙述德国和整个欧洲工人团体的发展。现在我们只指出，在上一个十年的末期即1868年，德国工人群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仍然处于一切组织之外；第二类人数也相当多，组成所谓“工人教育协会”（Arbeiterbildun-gsverein），第三类人数最少，但活力充沛，卓有见地，结成拉萨尔派工人集团，名为“全德工人党”（Der deutsche allgemeiue ArbeiterVereiil）。

　　关于第一类，没有什么话好说。第二类乃是小型工人团体的联合会一类的组织，由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直接领导。“自助”（SelbsthuIfe）是它的口号，其含义是不断建议普通工人不要指望国家和政府的救助，而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假如其中不包含下面这个虚伪保证的话：在社会组织的目前状况下，在存在着折磨工人群众的经济垄断组织和保护这种垄断组织反对人民造反的政治性国家的情况下，普通工人仍然能够得到解放。由于这种谬误，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这个党的领导人制造的纯属有意的欺骗，处于他们影响之下的工人必然普遍地不关心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不考虑国家、所有制等问题，而把承认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为出发点，设法通过建立消费、信贷和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减轻自己的困难。至于政治教育，舒尔采-德里奇向工人们提出了进步党的一个全面纲领，他本人及其同志就是属于这个党的。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在经济方面，舒尔采-德里奇的体系直截了当地要保护资产阶级世界，反对社会风暴。而在政治方面，他的体系使无产阶级完全屈从于剥削它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永远是资产阶级驯服而愚昧的工具。

　　起来反对这种拙劣的双重骗局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舒尔采-德里奇的经济体系，并指出了他的政治体系毫无价值。除了拉萨尔，谁也不能如此令人信服地向德国工人解释和证明，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境遇不仅不会得到改善，[12]相反地，由于不可变易的经济规律，必将逐年恶化，尽管有各种合作社的活动，但只能给极少数工人带来稍纵即逝的暂时利益。

　　拉萨尔在揭穿这个政治纲领时，证明这一冒牌的人民政策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

　　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同意拉萨尔的分析。那末，我们同他，以及一般说来同德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分歧何在？舒尔采-德里奇向工人建议，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生路，不能要求也不能期待从国家得到什么。拉萨尔与之相反，他向工人证明：第一，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工人不仅不可能得到解放，甚至连稍微改善一下工人的境遇也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境遇必然要日益恶化；第二，只要存在着资产阶级国家，就无法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由此得出以下结论：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即以经济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无产阶级就必须掌握国家，并且使国家力量为了工人群众的利益转而反对资产阶级，如同它目前为了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一样。

　　那末，怎样去掌握国家呢？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进行政治革命，或者是用合法的手段鼓动人民进行和平改革。拉萨尔是一个德国人、犹太人、学者和富翁，他建议走第二条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为了这一目的，拉萨尔主要成立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德国工人的政党，并且按照教阶制度组织了这个党，树立严格的纪律和他个人的独栽，一句话，他做了马克思先生后来的三年中在“国际”内想做的事情。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拉萨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了。他提出这个党直接的和最近的目的是开展全民的和平宣传，以便取得对国家代表和各级政权机关的普选权。

　　人民经过合法的改革取得这项权利以后，应当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议会，人民议会将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法律，变资产阶级国家为人民国家。人民国家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向工人生产协作社和工人消费协作社发放无限量的信贷，只有到那时，这些协作社才能够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作斗争，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战胜它并吞没它。当吞没的过程完成的时候，激进地改造社会的时期就来到了。

　　这就是拉萨尔的纲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其实，这个纲领并不属于拉萨尔，而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论述了这个纲领。马克思1864年写的第一篇“国际协会宣言”也对这个纲领作了明显的暗示：“工人阶级的首要义务在于为自己夺得政治权。”或者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层。无产阶级应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手中。”[13]

　　拉萨尔的纲领和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马克思的纲领毫无区别，这还不明显吗？拉萨尔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一本小册子中，以其著作所特有的真正天赋的睿智，阐述了自己关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而后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思想甚至术语都不是他的，而是马克思先生的。马克思先生在其尚未发表的卓越著作中，第一次提出和发展了这些思想。

　　马克思先生在拉萨尔去世以后印行的关于资本的文集的导言中表示的抗议，更是令人惊奇。马克思痛心地抱怨说，拉萨尔剽窃了他的著作，把他的思想攫为己有。这种抗议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者，令人不胜诧异，因为共产主义者宣扬集体所有制，竟然不知道思想一经发表就不再是个人的财产。如果拉萨尔抄袭了一页或几页，则是一种偷窃行为，并且证明作者智力贫乏，不能消化别人的思想，不能独立地进行个人的脑力工作，那就又当别论了。干这种勾当的，只不过是那些不学无术、沽名钓誉的无耻之徒，也就是插着孔雀羽毛的乌鸦罢了。

　　拉萨尔绝顶聪明而又十分自恃，不需要采取这种可鄙的手段以招引公众的注意。他有虚荣心，而且有很强的虚荣心，就像犹太人一样，但同时，他又天赋颖异，才华出众，可以不费气力地就能满足自己最强烈的虚荣心。他聪明、博学、富有、机警，而且异常英勇。他很好地掌握了辩证法，雄辩滔滔，理解明晰，阐述清楚。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在进行幕后的或地下的阴谋活动方面是个能手，相反地，在公开的场合却失去任何意义和力量。跟自己的老师马克思截然不同，拉萨尔仿佛天生就是要在实际场合进行公开的斗争。对他说来，自尊心和火热斗争所造成的辩证法的机智和逻辑的力量，取代了热烈的信仰的力量。他对无产阶级有非常强大的影响，但远远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拉萨尔的全部生活、景况、习惯和爱好，都说明他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属于所谓纨祷子弟或者风雅少年之列。当然，他比这类人要高出一筹。他才智横溢，因而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数年之间，他赢得了巨大的威望。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都对拉萨尔深恶痛绝；观点一致的同志们、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老师马克思本人，怀着恶意和嫉妒之心，集中全力来反对他。他们对他的痛恨象资产阶级那样深。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对他表示自己的痛恨，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太强了。

　　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即使不把它看作是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照他们的解释，建立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层”。

　　请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例如，大家知道，贱农是不受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文化水平最低。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治理。又如从民族观点看待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象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

　　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

　　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层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成为行政首脑吗？德国大约有四千万人，难道四千万人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全体人民都成为治理者，被治理者也就没有了。那时就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治理者，就会有奴隶。

　　这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所理解的人民治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治理。全民行使普选权，选举所谓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这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统治者的专制。尤其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治理人民的欲望。谁怀疑这一点，谁就是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

　　但是，这些当选者会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是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在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博学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名词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个人数很少的新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治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解放出来，完全被归入治于人的畜群。好一个解放！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意识到学者的治理是世界上最严厉、最难以忍受、最令人屈辱的治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专政，因此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他们说，这个专政的唯一愿望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和培养人民，使人民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任何治理都将很快成为不必要，而国家在失去一切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本身也将变成经济利益和公社的完全自由的组织。

　　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予以废除，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我们经过同他们的论战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无政府状态，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这就是说，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即专政是达到彻底的人民解放所必须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自由是目的，国家或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

　　我们的论战一直纠缠在这个矛盾上。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性。自由只有用自由即全民暴动和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才能创造出来。

　　本书第二部分将要更加详尽地研究这个集中了现代历史全部注意力的问题。现在我们请读者注意下面一个意义重大而又不断重复发生的事实。

　　虽然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且认为除了社会革命，没有别的出路，可是一种相反的理论，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科学权威的理论，则以政治策略为借口，同样坚决地使自己的信徒加入和卷进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勾结之中，也就是直接把他们推向反动。

　　拉萨尔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谁不知道他同俾斯麦的交往和谈判呢？自由派和民主派（拉萨尔同他们进行了无情的、相当成功的斗争）利用这一点，指责他卖身投靠。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私人信徒们也相互交头接耳，说着同样的话，虽然用词不那么明显。但是，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拉萨尔很富有，他用不着出卖自己。他绝顶聪明而又十分自负，宁肯扮演独立宣传家的角色，不会羡慕政府代理人或别的什么代理人那种不体面的地位。

　　我们说过，拉萨尔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除了通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机智而出色的演说吸引无产阶级以外，并不同他们接触，他有钱，养尊处优而成为非常任性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得不到满足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在人民中间不会感到称心如意；最后，他是一个对自己的智能充满高度优越感的人，对于没有学识的普通工人群众抱有某种轻视，他对待他们，与其说像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说像医生对待病人。在这个限度内，他真正忠实于人民的事业，就像一个诚实的医生总是忠实于治疗病人一样，不过医生与其说把病人当作一个人，不如说当作一个主体。我们深信，他是如此地忠诚和自负，以致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

　　为了说明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的交往和勾结，完全不必去作各种卑鄙的揣想。我们说过，拉萨尔曾经同形形色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公开作战，他极端鄙视这些天真的巧言令色者，鄙视他所清楚看到的这些人的软弱和无能。俾斯麦虽然出于别的原因，对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敌视态度。这就是他们彼此接近的第一个原因。他们彼此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

　　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的）解放。但是为此就要使国家同意成为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资本奴役的解放者。怎样使国家具有这种意志呢？只可能有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这一断然的手段。按照我们的意见，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国家，就应当立即把它作为人民群众的永久的监狱加以摧毁。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不仅不应摧毁它，反而应当巩固和加强它，并且完全听从自己的恩人、监护人和导师即共产党的首长们的命令，交给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由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解放人民。他们把权柄集中到一只强有力的手中，因为愚昧无知的人民需要特别强有力的监护。他们将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科学和政治的特权阶层。

　　请看，德国共产主义者学派向人民提出的目标是多么辉煌呵！然而要获得这些恩典，首先必须采取一个微小而无害的步骤——革命！好吧，就请等着德国人进行革命吧！无休止地谈论革命倒是可能的，可是，干革命……

　　德国人自己也不相信德国革命。需要别国人民开始革命，或者是某种外在力量吸引或推动别国人民；而他们自己决不会从高谈阔论向前迈出一步。因此，必须寻找别的手段去掌握国家，必须赢得正在领导或者能够领导国家的那些人的同情。

　　在拉萨尔时代，同现在完全一样，领导国家的是俾斯麦。有谁能取代他的地位呢？自由党和民主进步党屈服了，只剩下一个纯粹民主党，后来取名为“人民党”但是，它在北方，是微不足道的，在南方，人数比较多，因此它就直接争取奥地利帝国的领导权。最近的事件证明，这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中没有任何内在的独立性和力量。1870年，它就彻底垮台了。

　　拉萨尔的天才主要在于他具有马克思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没有的实际本领和智力。如同一切理论家那样，马克思实际上也是一个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幻想家。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并通过“国际”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只有疯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先生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败，但是失败未必能使他放弃沽名钓誉的幻想。

　　由于这种幻想，以及要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的愿望，马克思过去和现在总是推动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勾结。就教养和天性来说，他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他所喜爱的幻想就是政治独裁。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理想人物。他的心灵和他的全部思想都倾注于他们，如果说近来他已经对他们感到绝望，那只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冒充社会主义者。

　　这种在马克思身上近年来表现得更加强烈的要同激进资产阶级勾结的意图，包含着两种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如果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会愿意和有可能愿意利用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二，激进党掌握国家以后，总有一天能够抵御住暗藏在它自身内部的反动势力。

　　资产阶级激进党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以及在全部生活习惯、功名心、虚荣心和很深的偏见方面，可以说，都同剥削阶层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因而它同普通工人群众相脱离。它怎么会愿意运用夺得的，纵然是在人民帮助下夺得的政权去为人民谋利益呢？须知，如果这样做，等于整个阶层的自杀，而阶层的自杀是不可设想的。最激烈、最赤诚的民主派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过是这样一些资产者，他们总是以某种足够严肃的态度看待来自人民的有关社会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本性的不断变化着的声明中的词句，以便迫使人民立即委身于最凶恶、最疯狂的反动势力。

　　这在逻辑上是必然的。的确，除了逻辑以外，全部现代史也都证明了这种必然性。只要回顾一下1848年六月事件中红色共和党实际上的叛变也就足够了。不过这个例子以及随后拿破仑三世造成的二十年的惨痛教训似乎还嫌不足以使法国在1870—71年再次重演同样的事件。甘必大和他的党原来是革命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把手足受缚的法国出卖给了目前在国内横行霸道的反动势力。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最极端的激进政党（le Parti intransigent）原来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

　　现在来研究另一个问题：激进的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全民暴动能够胜利完成变革吗？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当然不能。这就是说，不是人民需要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为了完成革命需要人民。这一点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清二楚的，在俄国比在任何地方更加明显。请把我国充满革命幻想而又互有共鸣的贵族资产阶级青年聚集起来吧！但是，首先，怎样把他们结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有共同思想和共同愿望的整体呢？他们只有深入到人民之中才能联合起来。离开了人民，他们永远是一群没有思想、缺乏意志、高谈阔论而又极其软弱的乌合之众。

　　资产阶级世界的优秀人物，即那些按照出身而不是按照信仰和倾向来确定的资产者，只有深入到人民之中，埋头于真正的人民事业，才可能是有用的。如果他们继续生活在人民之外，那末他们对人民不仅是无用的，而且肯定是有害的。

　　激进党是个特殊的政党。它生活于人民之外，活动于人民之外。它为什么要同普通工人结盟呢？这正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意识到为了掌握国家政权必须有人民的帮助，当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它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必然变成人民的敌人；它成为人民的敌人以后，就会失去支撑点，即原先的人民力量；而为了保持、哪怕是暂时保持政权，它就不得不去寻找反对人民的新的力量源泉，而同被挫败的反动党派结成联盟和实行勾结。因此，它一次又一次地让步，一次又一次地叛变，直到把自己和人民都出卖给反动势力。请听听卡斯特拉尔这位狂热的共和党人当上独裁者之后现在所说的话吧！“搞政治就是实行让步和讨价还价，因此我打算指派温和保皇党出身的将军领导共和国军队。”显然，任何人都清楚，这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拉萨尔对于所有这一切是异常清楚的，而且他还十分蔑视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因此他不会建议工人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发生联系。

　　剩下的只有革命。但是拉萨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抱希望。那末他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同俾斯麦联系。

　　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的，这就是统一的、巨大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建立了这种国家。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

　　俾斯麦从进入内阁的最初日子起，甚至从1848年普鲁士议会时期起，就已经证明他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鄙视资产阶级；而目前的活动表明，他既不是贵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它的奴仆，虽然按照出身和教养来说，他是属于这个政党的。他借助于被粉碎、被制服、象奴隶般听从他指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共和派以及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打掉贵族封建政党的威风，并且力图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整体。

　　俾斯麦的主要目的，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一样，是国家。因此，拉萨尔比马克思合乎逻辑得多，也讲求实际得多，马克思当然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他。这大概是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首要位置，而马克思先生认为这个位置应当是属于他的。

　　看来，拉萨尔没有这样强的自尊心，因而不嫌弃同俾斯麦交往。拉萨尔完全遵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政治纲领，只向俾斯麦提出了一个要求，对工人生产合作社发放国家贷款。但是同时，他又遵照上述纲领，在工人中间发动了拥护争取选举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这也证明他对俾斯麦的信任程度）。这是拉萨尔的另一个幻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拉萨尔突然过早地去世，使得他不仅未能把自己的计划贯彻到底，而且甚至未能对自己的计划哪怕是稍加发挥。

　　拉萨尔死后，在马克思先生的朋友和追随者的直接影响下，在德国成立了介于工人教育协会的自由同盟和拉萨尔创立的全德意志联合会之间的第三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这个党的是两位很有才干的人物，一位是半工人，另一位是著作家，马克思先生的嫡传弟子和代理人，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们已经谈过李卜克内西先生1868年维也纳之行的可悲后果。这次行动的结果是召开了纽伦堡代表大会（1868年8月），会上，终于组成了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按照在马克思直接领导下活动的党的创始人的意图，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全德支部。但这种联合是德国的法律、特别是普鲁士的法律所禁止的。因此这件事只是以下述措词间接地表示出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在德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

　　毫无疑问，在德国建立这个新党，暗中有一个希望和企图，就是通过这个党把已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所摈弃的马克思的全部纲领搬到“国际”中去。

　　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钢领。纲领的开头复述了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际”纲领的一些主要段落，但是接着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建议德国工人把“夺取政权”作为新党“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争得政治权利（普选权、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的自由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在着手社会革命以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平宣传争得，或者简单地说，获得政治权利。因为在社会运动之前或社会运动之外（这完全是一回事）的任何政治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进行有利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作为答谢的，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遭受新的剥削。

　　根据这个纲领，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同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达成的和解是颇为动人的。纽伦堡代表大会结束后，大会为这一目的选出的代表们到了斯图加特。在那里，受骗的工人代表们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头目们订立了正式的攻守同盟。

　　由于这个同盟，这些代表们和头目们象兄弟一样，一起出席了9月间在伯尔尼开幕的和平与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出现了一桩相当重要的事件。我们的读者即使不是全部，起码有许多人听说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属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或者后来加入这个同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可以从社会革命党读物之二《国际的历史发展》第一部分第301—365页，1873年版）中了解到必要的情况。〕。

　　为这种早已不可避免的破裂制造表面口实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非常肯定而明确地提出的。他们想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迫使他们对唯一被称为人民问题的社会问题公然表示出冷淡的、以至于完全敌视的态度。

　　为此，他们建议“和平与自由同盟”承认“人的平等”（不仅在政治或法律方面，而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和“阶级平等”（其含意是完全消灭阶级），是自己全部意图的主要目的。这就是说，他们请和平和自由同盟接受社会革命的纲领。

　　他们故意采取最温和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使反对者即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多数人不能用反对问题的过激提法来掩盖自己的反对态度。他们清楚地对反对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涉及达到目的的手段问题。请问，你们是否愿意实现这一目的？你们是否承认这个目的是合理的目的，是目前主要的目的，且不说是唯一的目的？你们是否希望和愿意在一切人之间，不论他们住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也不论属于什么民族和性别，不仅在生理和人种方面，而且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最完全的平等？我们相信，并且全部现代史都证明：只要人类还分成少数剥削者和多数被剥削者，自由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谎言。如果你们希望人人自由，那末你们就应当同我们一起要求普遍的平等。你们要不要它？是要还是不要？”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先生们聪明一些，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是可以作出肯定回答的。但是，作为讲究实际的人，他们会把实现这一目的的时间推到很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害怕这种回答。他们预先彼此约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提出达到目的所必需的道路和手段问题，那时将首先提出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问题、消灭法律权利问题和国家问题。

　　但是，对代表大会的多数人来说，在这个阵地上应战要比在第一个阵地上容易得多。第一个问题是如此清楚，不允许有任何支音搪塞。第二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并且提供了可以作出非常多的解释的口实，只要稍施手腕，就可以用言词和投票反对人民社会主义，同时又不失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人民的朋友。在这方面，马克思学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例，而且德国的独裁者竟是如此殷勤好客（在必须对他毕恭毕敬的条件下），以致现在他就用自己的旗帜把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保护起来，和平和自由同盟只要愿意承认他是第一号人物，也可以在这面旗帜下得到栖身之所。

　　假如资产阶级的代表大会是这样行事的话，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们的处境就会困难得多。和平和自由同盟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之间发生了现在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和马克思之间的斗争。但是，和平和自由同盟比马克思主义者愚蠢，不过比他们诚实。和平和自由同盟在向它提出的第一个阵地上应战，对于“你们要不要经济平等，是要还是不要？”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代表的回答是：“不要”。这样一来，它就彻底脱离了无产阶级，并且注定它很快就要灭亡。它果然灭亡了，只留下了阿曼特·戈克和圣西门主义者、百万富翁勒莫尼埃这两个到处徘徊、鸣冤叫屈的幽灵。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怪事。事情是这样的：来自纽伦堡和斯图加特的代表们，即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纽伦堡代表大会派去的工人们和“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施瓦本派，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多数代表一起，一致投票反对经济平等。资产者这样投票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他们是资产者。任何资产者，即使他是最赤诚的革命者，也不希望经济平等，因为实现这种平等就是他的灭亡。

　　但是，工人们，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怎么会投票反对经济平等呢？这正好证明，他们目前所服从的纲领直接把他们引向的目标，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本能所提出的目标完全相反的；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的联盟，不是以无产阶级并吞资产阶级为基础，相反地，是以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为基础。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注意：在伯尔尼代表大会前几天闭幕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在任何方面同伯尔尼代表大会团结一致，而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意旨说话和投票的。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前面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进行活动的，可是他们怎么会同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达到如此惊人的一致呢？

　　这一切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在整个1868年期间，甚至在1869年以后，在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的也可说是正式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同样的矛盾。在《人民国家报》上，有时也刊登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相当有分量的文章，可是接着又出现无可置疑的温情脉脉的声明，有时是善意的责备。这家理应代表纯粹人民利益的机关报，似乎在恳求和平和自由同盟抑制一下它的过分露骨的反映资产阶级本性的声明，因为这些声明使同盟的拥护者在工人面前声名扫地。

　　马克思先生的党的这种动摇不定的状态，一直继续到1869年9月，即继续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

　　在此以前，德国人很少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国际”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法国、比利时、瑞士的工人和一部分英国工人。现在，德国人已经根据与其说是人民社会纲领不如说是上述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组织了党，如同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连队，出现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自己的一个头目李卜克内西先生的严密监视下，全体一致投了同样的票。

　　不言而喻，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自己的纲领，建议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德国人道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巴塞尔代表大会保持了“国际”纲领的纯洁性，没有容许德国人把资产阶级政策塞进纲领来歪曲纲领。

　　这样一来，在“国际”内部发生了分裂，分裂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德国人引起的。他们居然提出建议，要把他们狭隘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的、纯粹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纲领，几乎是强制性地塞给主要是国际的协会。

　　他们被彻底击溃了。属于“社会革命者同盟”的代表，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对于促使他们的失败也起了不小作用。因此，德国人对社会革命者同盟切齿痛恨。1869年底1870年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同盟的人物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往往是卑鄙的造谣中伤。

　　但是，这一切在德国酝酿而在法国爆发的军事政治威胁面前很快就消声匿迹了。战争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法国失败了；德国变成帝国，取代了法国的地位。

　　我们刚才说，德国占有了法国的地位。不对，它占有的地位是从前以及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占据过的，甚至连查理五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也没有占据过，论威力和影响也许只有拿破仑一世的帝国才能同它相比。

　　我们不知道如果拿破仑三世获得胜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毫无疑问，情况会是坏的，甚至会很坏。但是，对整个世界，对各国人民的自由来说，不会发生比现在更坏的灾难。拿破仑三世如果得胜，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后果会象是一场急症，虽然痛苦不堪，可是不会持续很久。因为法兰西民族的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足够的、为巩固胜利和永远保持胜利所必需的固有国家因素。法国人自己会破坏暂时的优势，因为这种优势即使能够使他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但也是他们的气质所不能忍受的。

　　德国人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被奴役和同时为了统治。就天生气质和大言不惭而论，法国人是战士，但他们不能忍受纪律的约束。德国人却乐意服从最讨厌、最难受、最严厉的纪律；他甚至准备热爱纪律，只要纪律能够使他，确切地说，能够使他的德意志国家凌驾于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之上。

　　整个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社会的一切阶层在得到德意志军队取得一连串辉煌胜利和最后攻占巴黎的消息时，毫无例外地表现出那种欣喜若狂的情绪，对这件事如何作别的解释呢？在德国，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胜利的直接后果将是早以飞扬跋扈著称的军人占据绝对优势，因而就是最粗暴的反动势力在国内生活中取得胜利。那又会怎样呢？没有一个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害怕，恰恰相反，大家都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起来了。整个士瓦本反对派在新皇帝的阳光照射下，象雪花一样地消融了。人民党也无影无踪了，市民、贵族、农夫、教授、艺术家、著作家、大学生们齐声高歌泛日耳曼主义的胜利。所有在国外的德国社团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欢呼“皇帝万岁！”就是这位皇帝，1848年绞杀了不少民主派人士。所有的自由派、民主派和共和派都变成了俾斯麦派。甚至在美国，这个似乎值得学习和习惯于自由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欢乐的德国侨民也都庆祝泛日耳曼专制主义的胜利。

　　这种比比皆是的事实不会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它暴露出了每个德国人心灵深处的强烈激情，这种激情包含着两种似乎不可分离的因素：命令和服从，统治和奴性。

　　德国工人呢？嘿，德国工人什么也没有做，连一篇关切和同情法国工人的有力声明都没有发表。只举行过几次群众大会，会上讲了几句话，在讲话中胜利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团结一致的声明面前似乎有所收致。但是，除了言词之外，谁也没有再前进一步。而在完全没有驻军的德国，当时本来是能够开始并做出一些事情来的。诚然，大量工人被征召入伍了，在军队中他们出色地履行了士兵的义务，也就是说，按照长官的命令殴打、折磨、屠杀和枪击一切人，甚至还进行抢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这样履行士兵义务的同时，还给《人民国家报》写了许多控诉信，生动地描写了德国军队在法国所干的野蛮行径。

　　但是，也有几个采取比较坚决的反对立场的例子。英勇的老人雅科比提出抗议，他因此而被关进要塞，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倍倍尔先生也提出抗议，他们直到现在还关在监狱中。不过这是个别的而且是十分罕见的例子。我们不会忘记1870年9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明显地表露出了全德欢庆胜利的心情。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由于德国军队获得了胜利，历史的主动权终于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我们德国人云云。”

　　一句话，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对于本民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和现在一直支配着全体德国人。这就是全德意志帝国和它的大宰相俾斯麦公爵的威力的主要支柱。

　　被征服的大片富庶地区，无法计数的大量缴获武器，以及五十亿法郎赔款（可以使德国保持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而完善的军队），帝国的建立及其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完全服从，新要塞的构筑以及舰队的建立一一所有这一切当然会大大促进全德威力的加强。

　　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是这样说的：“现在，任何一个居住在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德国裁缝，都感受到德国的舰队和德国的全部力量，这种自豪感使他欢乐得发疯。每个德国人都想活到这一天，他可以象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高傲地说：‘我是德国人。'诚然，英国人或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国人是说：‘我是奴隶，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国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国兵，这个兵折磨我，也会折磨你们一切人'”。

　　德国人民是否会长期地满足于这种认识呢？谁能说明这个问题呢？德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着的正是今天赐予的这种统一国家的，即统一棍棒的恩典，它必定还要长期地这样考虑问题，在相当的时期内，它将继续享受这种幸福。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爱好，而德国人民的主要爱好就是强大的国家棍棒。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德国由于实行国家集权制，一切有害的原则，一切腐败现象，一切随着广泛的政治集权制而必然产生的造成内部分化的原因，都即将开始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尤其不容怀疑的是，任何人都已看到道德和精神沦丧的过程已经发生。只要读一读德国最保守或最温和的报刊，就可以到处看到对笼罩着德国读者的社会腐败现象的骇人听闻的描写。大家知道，德国读者是世界上最诚实的读者。

　　这是资本主义垄断的必然结果，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这-结果都加强和扩大了国家集权制。特权化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资本，现在可以说是一切政治国家的灵魂，因为资本而且只有资本向国家提供信贷，反过来，国家又保证资本得到剥削人民劳动的无限权利。同货币垄断密切联系着的，一方面是交易所投机活动，另一方面是通过工商业股份公司从人民群众和逐渐贫困的中小资产阶级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

　　由于交易所投机和股票投机，资产阶级身上以谨慎、温和与勤劳为基础的古朴的资产阶级道德正在消失，普遍要求迅速发财致富的欲望不断滋长。因为要发财致富就只能采取欺骗手段，以及所谓合法的和非法而又巧妙的盗窃行为，所以旧式庸人的诚实和良心也就必然地要消失净尽了。

　　果然，德国人的所谓诚实在我们面前如此迅速地消失了。德国诚实的庸人，他们狭隘和愚蠢固然无法形容，但是腐化了的德国人更是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的丑类。法国人身上的腐化被优雅的风度、灵敏而诱人的机智所掩盖着；德国人无限度的腐化却是毫无掩饰的，它赤裸裸地表现了自己的全部丑恶、粗暴和愚蠢。

　　由于支配着整个德国社会的新的经济趋势，德国思想、德国艺术和德国科学中的一切美质，看来也正在消失。教授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成了奴仆，大学生们为祝福皇帝的健康和荣耀，酒比过去喝得更多了。

　　农民呢？他们依然困惑不解。在几个世纪当中，他们由于本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推动和驱赶，一步步进入反动阵营。他们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在奥地利、德意志中部和巴伐利亚，目前是反动势力最坚强的支柱。他们只要还没有认识到和理解到统一的全德意志国家和皇帝及其为数众多的文武官员和警宪人员是在折磨和掠夺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定还是这个样子。

　　最后，谈谈工人。他们被自己政治的、舞文弄墨的、犹太化的头目们搞得晕头转向。诚然，他们的状况一年比一年更难以忍受，德国所有的主要工业中心工人队伍中都发生严重的骚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几乎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街头骚动发生，在个别德国城市有时甚至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绝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革命业已逼近，首先是因为头目们本身的憎恨革命、害怕革命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资产者，尽管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

　　出于这种憎恨和恐惧，他们把全体工人居民引上所谓合法的和平宣传的道路，其结果通常是推选一两个工人，甚至是社会民主党中的舞文弄墨的资产者，去参加全德议会。但是，这样做对德意志国家来说，如同避雷针和安全阀一样，不仅没有危险，反而是十分有利的。

　　最后，由于德国人的思想、品格和气质中确实非常缺乏革命因素，因此对德国革命不应抱有希望。只要有某种需要，德国人可以发表反对任何长官甚至反对皇帝的议论。他们的议论是没完没了的。但是可以说正是这种议论把他们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力量消耗殆尽，没有可能把它集中起来，从而就避免了革命爆发的危险。

　　我们曾经多次反复说过，德国人民先天的唯命是从的习性和谋求优越地位的意图，是他们本质上的基本特点，那末怎样才能使革命的趋向同这些基本特点结合起来呢？你们是否知道，目前支配着每个德国人的意识或本能的意图是什么？这个意图就是把德意志帝国的疆域向远处向宽处扩展。

　　请您随便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中挑出一个德国人就足够了，从我所说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中挑出一个人，他都会用阿伦特的著名歌曲回答您：

　　“不，不，不，德意志祖国应当更加辽阔广大。”

　　任何一个德国人都认为，建立德意志大帝国的事业只不过刚刚开始，为了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把除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奥地利、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的一部分、法国的另一部分，以及直至阿尔卑斯山为止的整个瑞士，并入德意志帝国。这就是目前在德国人身上压倒一切的激情。这种激情现在也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行动。

　　你们不要以为，俾斯麦真象他假装的那样，是这个党的凶恶敌人。他非常聪明，不会看不见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传播德意志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为他打先锋。传播这种德意志思想现在也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意图。我们巳经指出，他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中恢复俾斯麦公爵的功绩和胜利。

　　俾斯麦控制着所有的党派，未必会把它们都交给马克思先生；他的势力现在远远超过了教皇和教权主义的法国，是欧洲甚至可说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首脑。

　　法国的反动势力是怪诞的、可笑的和极其可悲的，但绝不是危险的。它简直发了疯，极端荒谬地反对现代社会的一切意图，不要说反对无产阶级，而且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违反国家存在的一切条件，以致它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这种势力无非是垂死的法兰西国家的痛苦而绝望的抽搐。

　　德国的反动势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并不强调自己同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要求存在势不两立的矛盾，反而奋勉有加，作出各种努力，以便在一切问题上采取完全符合资产阶级文明的行动。在使用自由主义以至民主主义的形式以掩盖专制行为和专制事业的技巧方面，他们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拿破仑三世。

　　作为一个例子，请看宗教问题。是谁勇敢地倡议坚决对抗教廷的中世纪野心的？是德国，是俾斯麦公爵。俾斯麦不怕耶稣会士在各处陷害他的阴谋；耶稣会士一方面在人民中煽起骚动，而主要地则是在充满假仁假义的皇宫里施展诡计。俾斯麦也不害怕匕首和毒药，大家知道，自古以来，他们就惯于使用这些东西去铲除危险的敌人。敦厚的长者加里波的是一位战场上的英雄，却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痛恨教士甚于一切·为了使自己被公认为最进步的自由派人物，公开声明自己是他们的仇敌。我们再说一遍，俾斯麦公爵是如此坚决地反对罗马天主教会，以致加里波的本人不久前出版了一首热烈的颂歌，赞扬这位德国大宰相，宣称他是欧洲和世界的解放者。但是这位可怜的将军并不了解：目前的这一反动势力要比色厉内荏的教会反动势力坏得多，也危险得多，因为后者现在已经完全无能为力；而国家反动势力之所以在今天更加危险，是由于它依然是有力量的，是目前反动势力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形式。许多所谓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直到现在还不认识这一点。因此，他们象加里波的那样，把俾斯麦看作是人民自由的捍卫者。

　　对于社会问题，俾斯麦公爵也是按照同样的办法行事的，几个月以前，他不是召开了德国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关于当前社会问题的代表大会，来严肃地、深入地讨论目前工人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吗？自然，与会先生们是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决定，因为向他们提出的只有一个问题，在丝毫不改变现存劳资关系的条件下，怎样改善工人的状况，换一个说法就是，怎样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显然，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好散伙，但终归造成一种声誉：俾斯麦跟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同，他了解社会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并且在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

　　最后，俾斯麦最充分地满足了德国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虚荣心。他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大帝国，甚至还赋予它以最自由、最民主的政体。他把以全民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交给了资产阶级，议会拥有讨论各种问题的无限权利。俾斯麦只给自己留下一项权利，就是办理和施行实际上只是他本人和他的君主愿意做的事情。这样一来，他给德国人开辟了一个喋喋不休、高谈阔论的场所，只给自己留下三件宝贝，财源、警察和军队，也就是真正国家的全部实质和反动势力的全部力量。

　　有了这三件小宝贝，他现在不受任何约束地统治着整个德国，并且通过德国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我们大概已经指出和证明过，大陆的其他一切国家或者软弱得不值一谈，或者还没有形成而且永远不能形成真正的国家，例如意大利，或者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如奥地利、土耳其、俄国、西班牙和法国。一方面是尚未成年，另一方面是一片废墟，充满美景和力量的泛日耳曼国家的巍峨大厦就矗立其中。它是一切特权和垄断即资产阶级文明的最后避难所，是国家制度即反动势力的最后的强大堡垒。的确，在欧洲大陆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国家，这就是泛日耳曼国家，其他一切国家只不过是德意志大帝国的总督领地。

　　这个帝国通过自己的大宰相宣布了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支持他的四千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对社会革命的死刑判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妒忌者马克思，而继马克思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头目，好象是为了证实俾斯麦的正确无误似的，从自己方面也宣布了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殊死战。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详细阐述这一切。

　　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存在于为获得胜利和优势、即取得统治地位的共同激情所鼓舞的德国人民中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和各国千百万普通工人解放的唯一捍卫者—社会革命正在抬起头来。目前，社会革命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集结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西北欧各国人民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站到社会革命的旗帜之下。

　　在泛日耳曼主义的旗帜上写着：竭尽全力保持和加强国家；相反地，在社会革命的旗帜即我们的旗帜上用火与血的字句写着：摧毁一切国家，消灭资产阶级文明，通过自由联盟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组织—无所约束的普通工人和解放了的全人类的组织，建立一个新的全人类的世界。

　　下一部分将说明，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在欧洲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中是怎样出现和发展的。

　　[1]十五世纪的法国女英雄，她在“百年战争”中领导人民同英国侵略军作斗争，被俘牺性。——译者

　　[2]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追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如果比床长的就砍掉过路人的脚，如果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此处比喻甘必大把他的民主共和围制度强加给无产阶级。——译者

　　[3]弗里基亚帽为锥形高帽，尖顶向前倾折，通常为红色，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曾以它作为帽型。——译者

　　[4]手稿上是莫斯科。——原编者注

　　[5]原文为“不巩固的”，看来是印刷上的错误。——译者

　　[6]即今乌兰巴托。——译者

　　[7]即《哪里是德意志人的祖国？》——译者

　　[8]阿尔明尼（公元前11—后21年），吉代日耳曼部落领袖，——译者

　　[9]翻筋斗，是意大利语。——译者

　　[10]见注[2]

　　[11]手稿上为马克思、施蒂纳。——原编者注

　　[12]巴枯宁的原文是“消灭”（Уничтожитъся）——译者

　　[13]巴枯宁的引文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有较大出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第2卷第134页——译者

　　补充（一）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我们所说的人民理想，与资产阶级学者或半学者脱离人民生活在闲暇时间研究出来的，并仁慈地建议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作为他们未来制度必要条件的政治社会纲领、公式和理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一点也不相信这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即便其中最好的理论，也是过于狭窄的普罗克鲁斯特式的铁床，容纳不了人民生活浩瀚广阔的天地。

　　最合理、最深邃的科学也不能猜度出未来社会生活的形式，它只能确定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严厉批判从逻辑上得出的否定性条件。因此，社会经济学借助于这种批判得出了对传统的个人所有制的否定，并进而得出了集体所有制是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的抽象的，可以说是否定性的结论。它用这种方法也得出了对国家和国家制度观念本身的否定，即对以某种虚构的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圣者或智者的权利的名义，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制度观念的否定，并从而得出了相反的、因而是否定性的结论——无政府，即各个单位或公社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独立自由组织，以及这些单位或部分不是按照任何长官（即使是选举产生的长官）的指示，不是根据任何学术理论的指导，而完全是由于生活本身提出的各种需要的自然发展，自下而上地组成的自由联合体。

　　所以，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能力去教导人民，因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社会革命后人民将怎样生活和应该怎样生活。这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情况，其次取决于人民将要表现出来的、并将起有力作用的愿望，而绝不取决于来自上面的指示和解释，以及在革命前臆想出来的任何一般理论。

　　我们知道，目前在俄国兴起一个组织所谓人民教师的流派。有人认为，应该首先教育人民，人民受到了教育，明白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后，才能发动他们举行暴动。这里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你们打算教人民什么呢？是不是那种连你们自己都不了解、不能了解而应该首先向人民学习的东西呢？

　　对于这个流派或者说其实远非新的党派，必须分清两种人。

　　人数众多的一种是学理主义者、招摇撞骗者，而大部分是自欺欺人之徒，他们决不反对现存社会提供给少数特权者和富翁的任何享受和利益，同时却想得到或保持真正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人的名声，只要没有太大的难堪，甚至还想得到革命者的名声。这种老爷在俄国很多。他们建立人民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协会，还研究妇女问题，公然自称是科学的保护者、实证主义者，而现在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都不肯牺牲，爱惜和珍重自己胜于别的一切，同时又想在各方面被誉为先进人物。

　　对于这种人，不管他们人数有多少，说什么也是徒劳无益的。在革命前只能揭露他们，斥责他们；而在革命中……那我们将希望他们自己完蛋。

　　但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正直的十分诚实的年轻人，他们好象只是由于绝望才在最近加入这一派的，只是因为他们以为，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别的事业和出路。我们不想更多地谈论他们，因为恐怕引起警察对他们的注意。但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读到这几行文字，便会明白我们这些话是直接对他们说的。

　　我们正好想问问他们，他们打算教人民些什么？他们是否要想向人民讲授合理的科学？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目的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谁要想把科学带到人民学校，一开始就会受到政府的制止。此外，他们也知道，我国人民本身在目前这种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是根本谈不上科学的。为了使理论能够接近人民，应当改变人民的实际状况，首先必须根本改变人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把他们从普遍的几乎是人人受饥挨饿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这些正直的人将怎样改变人民的经济生活呢？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尽量证明的那样，就是国家政权本身也无力改变人民的经济状况；它可以为人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自行废除，自行消亡，因为它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幸福不兼容的。人民的幸福只能由人民自己去创造。

　　人民的朋友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流派的善良拥护者断言，应该唤起人民进行独立的运动和采取独立的行动，首先要给他们指出求得解放的道路和手段。

　　道路和手段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纯粹革命的，要直接去组织全民暴动；另一种是比较和平的，从缓慢而有步骤地而同时又是根本地改变人民经济生活开始去解放人民。如果他们是真心要实行的话，这第二种办法自然就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十分喜欢的要人民储蓄的庸俗宜传。原因很简单，一般普通人民，特别是在我国，根本无钱可存。

　　然而，为了推动我国人民走上这条缓慢的但是根本的经济改革道路，正直的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是不是要在农村开办社会学讲座呢？第一，这样做仍然是象老子那样时刻警惕着的政府所不允许的；第二，农民将是完全不能理解，而且要耻笑教授本人；最后，社会学本身是一门未来的科学，目前它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比得到的肯定的答案多得多，更不必说我们可怜的庄稼汉根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了。因此，决不能用理论，而只能用实践的办法去影响他们。

　　这种实践到底是什么呢？即主要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是推动我国整个广大农民群众走上用现代社会学的精神进行独立的经济改革的实践是什么呢？它不能是别的，只能是组织工人劳动组合和合作社，信贷、消费和生产合作社，而且主要的是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比其他形式的合作社能更直接地达到把劳动从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目的。

　　但是，在目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解放有可能实现吗？以事实为依据的，即以近二十年间在各国进行的许多试验为依据的科学，肯定地告诉我们：不可能。拉萨尔在自己的几本小册子中非常精辟而通俗地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决不是他的信徒），在这方面，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都同他完全一致，虽然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说明合作制度的无能，他们相当公正地把它看作是排除社会革命威胁的避雷针。

　　多年以来，“国际”从自己方面曾多次提出合作社问题，并根据大量理由得出了在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上所阐述的、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上所肯定的结论。

　　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无疑是一种合理的公正的未来生产形式。

　　但是，为了使它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使全体劳动群众得到解放，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报酬和满足，必须使土地和各种形式的资本成为集体财产。在此以前，合作社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强力竞争面被压倒；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说某个必然是比较闭塞的生产合作社经受住了这种竞争，则这种成功的结果将只能是在贫困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产生新的集体幸运者的特权阶级。所以，在现存社会经济条件下，合作制是不能使工人群众获得解放的，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好处的，即使在目前它也可以训练工人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独立地管理自身的事务。

　　尽管承认有这种肯定无疑的好处，但是，起初曾经推动我们迅速前进的合作社运动近来在欧洲却大大削弱了。其原因很简单：工人群众转而认为，现在他们通过合作制的途径是不能达到自身的解放的，没有必要求助于合作制去完成自己的实际教育；他们既然对达到目的失去信心，自然就鄙视这种达到目的的方法，或者确切些说，鄙视这种达不到目的的办法。体操固然是有益的，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去做。

　　在西方是真理的东西，在东方也不可能是谬误。因此，我们不认为合作社运动能在俄国得到多大规模的发展。合作制目前在俄国比在西方更难于推行。合作制取得真正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个人的主动、坚韧和忘我的精神。但个性在西欧要比我们俄国发达得多；在俄国，蜂拥而上的运动至今还占居优势。此外，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的外部条件本身，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以及教育水平，在西欧都比俄国有利得多。尽管如此，西欧的合作社运动还是衰落了，在俄国它又怎么能够发展呢？

　　有人会说，俄国人民运动的一窝蜂方式本身可能有利于合作运动。进步的因素，对工作、生产以及产品的不断改善，同必然有守旧倾向的蜂拥而上的活动是不兼容的。没有进步因素，本来就力量悬殊的反对竞争性资本的斗争便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了。因此，在俄国，合作制只能在尚未引起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和具有更大压制力量的政府的注意和觉察以前，以不大的规模（且不说很小的规模）发展。

　　我们确实知道，有些非常严肃的正直的年轻人是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安慰自己，用空洞的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一句话，用米尔托夫或克德罗夫式的高超的无稽之谈来掩饰自己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生气勃勃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由于无事可做，陷入可耻的无所作为的状态，看不到别的出路，便投入所谓的合作社运动。这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接近工人的办法和机会，使他们作为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去了解工人，尽可能地把工人联合起来去达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目的。所有这些比什么也坚决不做是令人快慰得多和有益得多的。

　　从这个观点说，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去作办合作事业的尝试。但同时我们认为，参与这种尝试的年轻人在谈到他们能够达到的成果的时候决不要欺骗自己。在大城市和设有工厂的村镇的产业工人中间，可能会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在农村居民中间，成绩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在那里，成绩会象沙粒掉在旷野里，水滴掉在大海里一样，无影无踪……

　　然而，目前在俄国，除了办合作事业，是否真的就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呢？我们认为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指出，在俄国人民中间非常广泛地存在着作为社会革命必要条件的两个基本因素。他们可以拿来夸口的是极端的贫困和典型的奴役制。他们的灾难无穷无尽，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处于极端严重的绝望之中，这已为历史上两次惊人的暴动，即斯捷潘·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以及至今没有间断的许多局部性农民暴动表现出来。

　　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俄国人民去实现胜利的革命呢？是不是缺乏一个既能使人们理解人民革命，又能使革命具有一定目标的共同的人民理想呢？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这种理想，全体人民同时而普遍的起义是不可能的，因此，革命的胜利本身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说俄国人民还没有形成这种理想未必是正确的。

　　如果还没有这种理想，如果在人民的意识中这种理想连基本的轮廓都还没有形成，那末，对俄国革命就应该不抱任何希望了，因为这种理想是从人民生活的深处产生的，它是人民的历史经验、要求和希望形象化的、普遍都能理解的、总是十分朴素的反映。

　　很清楚，如果人民本身没有形成这种理想，那末，谁也不可能给予人民这种理想。总之，必须指出，不可能向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民族提供在他们之中本来就不曾产生的、甚至已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东西。就拿一个人来说吧，如果他本来就不存在一种作为活的本能和仿佛成为这种本能最初表现的相当鲜明的观念的思想，你是怎么也不可能向他解释清楚这种思想的，主要的是你不可能使他理解。请看一看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的资产者吧，你能指望在某个时候对他们解释清楚无产者有获得人的充分发展和平等地分得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享受、康乐和幸福的权利，或者向他们证明社会革命是合法的和为生存所必需的吗？不能，如果你没有丧失理智，你就根本不会去作这种尝试。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即使这个资产者天生善良、能干、高尚、宽仁、好义——瞧，我作了多么大让步，要知道这样的资产者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即使他很有教养，甚至很有学问，他仍然不会理解你，不会成为社会革命者。而为什么不会呢？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没有在他身上形成符合你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本能愿望。相反，如果他身上存在这种愿望，即使处于萌芽状态，或者甚至处于极为怪诞的观念形态，那末，无论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感觉多么愉快和多么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他仍然不会心满意足。

　　反之，拿一个最没有教养的和最愚蠢的人来说，如果你在他身上真的发现了纯正的本能，虽然是模糊不清的符合社会革命思想的愿望，不管他的真实观念是多么古怪，你都不要害怕，只要认真地诚恳地对待他，就会发现他是多么广泛而热烈地领悟和接受你的思想，或者确切些说，领悟和接受他自己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的本能明确、充分和合乎逻辑的表现，所以，实质上你没有给予他任何东西，你没有带给他任何新的东西，你只是向他说明了远在他认识你以前就活在他心中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谁也不能给任何人提供任何东西。如果这对个人来说是正确的话，那末对整个人民来说就更加正确了。只有大傻瓜和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者才会认为可以给予人民什么，恩赐人民什么物质福利和新的精神或道德内容、新的真理，随意给予人民生活以新的方向，或者象已故的恰达耶夫在三十六年前所断言的那样，俄国人民是一张白纸，在上面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在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中间，至今还很少有真正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情的人。人民的天才人物都是十分贵族化了的，他们迄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使少数剥削者提高文化，增强力量和发财致富。被抛弃的、被一切人蹂躏的贫困的人民群众，不得不作出无数的努力去开辟自己伟大而艰难的通向自由和光明之路，结果是前景渺茫，徒劳无益。最伟大的天才人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东西，而他们自己本身倒是由社会造就的。他们持续不断进行千百年的工作，过去和现在所带来的只不过是为社会生活运动本身所不断更新和扩大的内容的新形式。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天才人物没有为人民本身，即为千百万普通无产者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做得很少。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发展和人民的进步，都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进步当然不是通过书本上的教育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世代嬗递的、在内容上必然扩大和加深、在形式上不断完善的经验和思想的自然发展（当然是非常缓慢的）来实现的，通过无数艰难而痛苦的历史尝试来实现的。这些历史尝试现在终于使人民群众——可以说是世界各国、至少是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认识到，他们不能期望从特权阶级那里，从现在的国家那里，从一般政治变革中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获得解放。这一情况本身决定了今天在他们身上存在着的、起着作用的普遍理想。

　　在俄国人民的观念中是否存在着这种理想呢？没有疑问是存在着的，而且甚至不必过远地深入考察我国人民的历史意识，就能指出这种理想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点，是全体人民深信，土地，全部土地都属于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使之丰饶的人民。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特点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公社，属于暂时把土地分给个人的村社。与前两个特点同样重要的第三个特点是近乎绝对自治，即公社自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社对国家的坚决敌对态度。

　　这就是构成俄国人民理想的基础的三个主要特点。就其实质来说，它们完全符合近来正在拉丁语系各国无产阶级思想中形成的理想，这些国家今天比德意志各邦更加临近社会革命。但是，有另外三个特点使俄国人民的理想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特点歪曲了人民理想的性质，使人民理想的实现变得非常困难，非常缓慢。因此，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同它们进行斗争；进行这种斗争是可能的，因为在人民本身中间已经存在着这种斗争。

　　这三个消极的特点是：（1）宗法制度；（2）村社吞没个人；（3）信仰沙皇。

　　还可以加上第四个特点，即信奉基督教，包括信奉官方东正教和其他教派。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远不象在西欧——不仅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而且甚至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那样重要。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不轻视这个问题，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在人民面前向万物之主上帝及其在人世间的神学、形而上学、政治、法律、警察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宣讲残酷的真理。不过他们不把宗教问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深信：人民的迷信自然同人民的愚昧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其根源与其说仅仅在于这种愚昧，不如说在于人民的贫困，在于他们在物质上的困难和他们每天遭受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压迫；宗教观念和无稽之谈，这种对于荒谬邪说的古怪爱好，主要的是一种实际现象而不是理论现象，与其说它是精神上的迷误，不如说它是生活本身、意志和激情对于无法忍受的生活苦难的抗议；教堂对人民来说是一种天上的酒馆，就象酒馆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种天上的教堂一样。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在酒馆，人们都可以哪怕是暂时地忘掉自己的饥饿、压迫和屈辱，竭力在狂信中或者在酒杯中消解对自己日常不幸的记忆。两者同样都是陶醉。

　　社会革命党人懂得这一点，因此深信：能够消除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只有社会革命，而决不是所谓自由思想家的那种抽象的学理主义宣传。这些自由思想家先生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就其方法、习惯和生活来说是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甚至在他们自诩为实证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生活导源于思想，生活好象是预先存在的思想的实现。因此，他们断言思想——当然是他们的贫乏的思想，应该支配生活。他们不懂，正好相反，思想导源于生活，要想改变思想，就必须首先改变生活。如果让人民过上广阔的人的生活，他们会以其深刻合理的思想使你惊叹不止。

　　自诩为自由思想家的十足的学理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他们宁肯去进行理论上的反宗教宣传而不去做实际工作。他们大部分是蹩脚的革命者，并且简直是好虚荣的利己主义者和胆小鬼。此外，就其地位来说他们属于有教养的阶级。他们非常珍视这些阶级的生活中所充满的舒适、愉快、温文尔雅和获取虚荣的精神享受。他们懂得，人民革命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是粗暴的和不受约束的，不会不去摧毁他们过着如此美满生活的资产阶级世界。此外，还因为他们绝对不愿意由于真诚地为革命事业服务而给自己招来很大的不方便；他们也不希望引起那些既缺乏自由主义色彩、也不那么勇敢的、但就教育、日常交往、情操和物质享受来说仍然不失为宝贵的保护者、崇拜者、朋友和同志的不满。他们自己根本不希望这种革命，害怕这种革命把他们从显赫的高位上拉下来，使他们立即丧失掉一切既得的利益。

　　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必然要用自己的激进主义惊动资产阶级世界，吸引革命青年，而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吸引人民。这该怎么办呢？既要使资产阶级世界震惊，又不能使它生气，既要吸引革命青年，同时又要避免掉进革命的深渊！对此只有一个办法：竭力用自己全部虚假的革命狂热去反对上帝。他们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不怕上帝发怒。长官，一切长官，从沙皇到最普通警察，则是另外一回事！在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从银行家和包税的犹太人到最普通的商人、富农和地主，则是另外一回事！要是他们大发雷霆，可就非同小可了。

　　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向上帝无情宣战，用最激进的方式弃宗教的各种表现和各种形式，抨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和民间的一切迷信，声言是为了科学，当然这种科学是他们自己口袋里装着的科学，是他们各种冗长的著作中充斥着的科学。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政治和社会势力却是温顺备至，如果迫于逻辑和社会舆论不得不表示反对这些势力，那末，他们会作得非常谦恭温和，以致只有神经过敏的人才会对他们生气。他们一定会留有余地，表示希望这种势力改正。这种对现今政治和社会势力寄于的希望和信任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甚至认为我们的枢密院迟早会变成人民解放机关。（请看不定期刊物《前进》最近一期即第三期的目录，这个杂志将会很快出现在苏黎世。）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些骗子撇开，回过来谈自己的问题吧。

　　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以任何借口和为着某种目的而去欺骗人民。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而且对于完成革命事业来说也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因为任何欺骗就其实质来说都是眼光短浅的、卑鄙的和狭隘的，总是要露出马脚的，因而它必然要被戳穿，被揭露；而对于革命青年本身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自发的、胡闹的反人民的倾向。一个人只有在完全诚实的时候，在根据自己深刻的信念说话、做事的时候，他才是有力量的。这样，他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总会知道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他可能会倒下去，但不会使自己的名誉和事业蒙受耻辱。如果我们要想用欺骗的办法去解放人民，我们就必定要陷入困境，走入歧途，迷失方向；而如果我们对人民多少有一些影响的话，那我们就要把人民引入歧途，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反动派的意旨和利益行事。

　　因此，由于我们自己是信念坚定的无神论者，是任何宗教信仰的敌人和唯物主义者，每当我们必须和人民谈论信仰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充分地向人民说明我们不信仰宗教，我甚至说，应该讲明我们对宗教的敌对态度。对于人民有关宗教的一切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诚实的回答，在必要的时候，即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时候，甚至应该尽力向他们解释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然而我们不要自己去寻找这种谈话机会，我们不应该把宗教问题放在我们对人民进行的宣传工作的首位。我们深信，如果那样做了，就无异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

　　人民不是学理主义者，也不是哲学家。他们既没有功夫也没有习惯同时去研究许多问题。他们如果被一个问题所吸引，就会忘掉其他一切问题。因此，我们的直接职责就是向他们提出主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其他一切问题对他们的解放事业意义更大。但是，这个问题是基于他们本身的状况，基于他们的全部生活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和政治问题，在社会革命意义上是经济问题，在消灭国家意义上是政治问题。要人民注意宗教问题，就等于要他们抛开真正的事业，就意味着对他们事业的背叛。

　　人民的事业完全在于实现人民的理想，实现这种理想要尽可能地在人民本身中间进行根本的变革，采用更好的能够更直接更迅速地达到其目的的方针。我们已经指明主要给俄国人民的理想蒙上阴影的三个不幸的特点。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后两个特点，即村社吞没个人和迷信沙皇本身导源于第一个特点，即宗法制度，是它的自然的结果；因此，宗法制度是主要的历史祸害，而且不幸得很，完全是人民的祸害，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同它斗争。

　　这种祸害损害了整个俄国的现实生活，一切变得迟滞呆板，到处都是污泥浊水，谎言充斥，伪善成风，奴性盛行，从而使得生活成为无法忍受。丈夫、父亲以及兄长的专制，使得就其法律经济原则来说本来就缺乏道德的家庭，变成了培养逞凶肆虐、胡作非为、日常的卑鄙行为和淫乱现象的学校。凄凉的坟墓一一这就是对俄国家庭的最好描述。一个善良的有家室的俄国人，如果他真是一个善良的但同时又是意志薄弱的人，那就等于说他是一头善良的、无害的、不会反抗的猪，是一个没有任何明确意识和肯定想法的人，他干什么都无所谓，因而好象是毫不在意，几乎可以同时既行善又作恶。他的行为很少是由目的决定的，而更多地是由情况，由一时的处境，主要是由环境决定的。他在家庭里习惯于顺从，在社会上也就继续顺从，看着风向卑躬屈节。他生来就是奴隶，并且永远是奴隶，而不是暴君，他缺乏当暴君的魄力。因此，他自己不会去鞭打人，但他一定会去拘禁长官想要鞭打的有罪或无罪的不幸者。对他来说有三种主要的神圣的长官：父亲、村社和沙皇。

　　如果他是一个倔强的烈性人，则他必定同时既是奴隶又是暴君。他对于一切地位低于他和听命于他的人，他是一个胡作非为的暴君；而村社和沙皇则是他的上帝。如果他自己是家长，他在自己家里就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暴君，却是村社的奴仆和沙皇的奴隶。公社即是他的村社。公社无非就是他的家庭、家族的自然延伸。因此，在公社中占优势的也就是在家庭中占优势的那种宗法制原则、那种可憎的专制和那种可耻的唯命是从，因而也是那种根本不公正的状况和那种对于任何个人权利的彻底否定。村社的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法律。俄国的农夫惊叹道：“谁敢去反对村社！”我们看到，除了沙皇及其居于村社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居于村社之上的官吏和贵族，在俄国人民中只有一种人敢于反对村社，那就是强盗。因此，抢劫在俄国成了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俄国最早的暴动者，最初的革命者普加乔夫和斯捷潘·拉辛都是强盗。

　　在村社中只有长老、家长才有发言权，未婚的甚至已婚而没有独立成家的青年人只能执行和服从。但是在公社之上，在所有公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总的族长和始祖，是全俄罗斯的父亲。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

　　每个公社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公社和别的公社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有机联系，而且也不觉得有这种必要。这是俄国的主要灾难之一。它们只有通过慈父沙皇，只有在他的最高的、父亲般的权力之下彼此联合起来。

　　我们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显然，这种分散状态使人民软弱无力，使得他们的暴动几乎总是局部性的和缺乏联系的，注定要遭到失败，从而巩固了专制政权的胜利。这就是说，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无论如何要在各个分散的公社之间建立灵活的有关暴动的联系，应该是革命青年的一项主要职责。任务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动乱的时期，如在伪季米特里内乱时期，在斯捷潘·拉辛革命和普加乔夫革命时期，以及在诺夫哥罗德暴动中，在尼古拉皇帝统治初期，各个公社本身的运动都曾竭力争取建立这种谋求得救的联系。　　公社之多，数不胜数，而它们共同的慈父沙皇又高高在上，只不过稍微比上帝低一点，为的是亲自统治一切。要知道，为了管理世界，上帝需要有天庭的文武百宫、六翼天使、司智天使、大天使、六翼的和双翼的小天使为他服务，沙皇就更加离不开各种官吏。他需要一整套军事的、民政的、司法的和警察的行政机构。因此，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在沙皇和公社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军事的、警察的、官僚的、必然是严格集权制的国家。

　　由此可见，想象中的父亲沙皇，人民的保护者和恩人是高高在上的，好象在九重天外；而真正的沙皇，鞭子沙皇，盗贼沙皇，害人者沙皇，也就是国家，则占据了想象中沙皇的地位。由此自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我们的人民既崇拜想象中的虚幻的沙皇，同时又憎恨真实的、存在于国家中的沙皇。

　　我们的人民深刻而强烈地憎恨国家，憎恨它的一切代表，不管这些代表是以什么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久前他们的憎恨还是对着贵族和官吏的，而且有时甚至好象是他们憎恨前者甚于后者，尽管在实质上他们是同样憎恨两者的。但是，自从废除农奴制以来，贵族看来开始破产、衰落并变成原来的纯公务阶层，人民就把对贵族的憎恨注入到对整个官僚阶层的共同憎恨中去了。难道还需要证明人民的这种憎恨是多么合理吗！

　　国家彻底地摧毁了、腐蚀了本来已经被它自己的宗法制原则所腐蚀的俄国公社。在国家的压制下，公社的选举制度本身成了骗局，而由人民自己临时选出的人，首领、村长、甲长和乡长则变成了既是政权的工具，又是被有钱的富农所收买的奴仆。在这种情况下，正义、真理和纯正的仁爱的最后残余在公社里必然都荡然无存了；况且，这些公社也被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劳役弄得破产，被长官的专横彻底摧垮。对个人来说，抢劫比任何时候更加成了唯一的出路；对人民整体来说，便只有全民暴动，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智慧的无产阶级，俄国正直的、真诚的、完全忠实的社会革命青年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无疑应当到人民中间去，因为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俄国，在人民以外，在千百万普通工人群众以外，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事业，没有未来。但怎样和为什么到人民中间去呢？

　　目前，在涅恰耶夫不幸出走以后，我们这里关于这个问题的措施和意见好象分歧很大，但从总的思想争论中现在已经分出两个主要的对立派别。一派是比较温和的、带有准备性的；另一派是造反的，力求直接组织人民自卫。

　　前一派的拥护者不相信当前有进行这种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对人民的苦难总是作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以决定到人民中间去，以便作为人民的兄弟分担这种苦难，同时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以自己活的榜样教育和训练人民。有些人要到工厂工人中间去，同他们一样干活，并将尽力在他们中间传播互相联系的精神……

　　后一派则竭力要建立农村移民区，在那里除了要实行我国农民十分熟悉的土地共同使用原则外，还要引进和实行他们还根本不了解的、但经济上必要的集体耕种公共土地和平均分配产品或根据完全公正的原则（不是法律上的公正原则，而是人道上的公正原则）平分产品或产品价值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求能力强和身体壮的人多工作，能力差和身体弱的人少工作，不按照工作而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报酬。

　　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榜样，主要是用指望组织集体劳动所得到的好处去吸引农民。过去卡贝曾经怀有这样的希望，他在1848年的革命失败后带着自己的伊加利亚派信徒来到美国，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伊加利亚”，存在的时间不很长。应当指出，对于这种试验的成功条件来说，美国的社会环境要比俄国有利得多。在美国有极其充分的自由，而在我们美好的俄国则是沙皇的统治。

　　然而，我们的“准备派”和人民的和平开导者的希望并不局限于此。他们想在个人充分自由的基础上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用以对抗作为我们俄国整个奴役制基础的丑恶的宗法制度。这就是说，他们想彻底铲除我国社会的主要祸害，从而直接促进人民理想的改变，并在人民中间传播关于正义、自由和解放手段的实际概念。

　　所有这些设想都是美好的，非常宏伟和高尚的，不过未必能够实现。如果能在某个地方得到成功的话，那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是根本不足以准备、发动并解放我国人民的一粟。这将需要很多物力和很多人力，而成效将是微不足道的。

　　那些为自己描绘出这种蓝图并真心打算去实施的人，无疑是在闭着眼睛行事，看不见我们俄国混乱不堪的真实情况。可以预先向他们指出，只要一开始执行，各种可怕的、严重的、令人失望的事情就会落到他们身上。因为除了少数的、极个别的侥幸机会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继续前进，而且也没有力量前进。

　　如果看不到自己面前还有任何别的出路，那就请他们试一试吧，但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了解放、拯救我们不幸的受苦受难的人民，这样做是不够的，很不够的。

　　另一条道路是战斗的道路，暴动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而且只期望由此得救。

　　我国人民显然需要帮助。他们处在如此绝望的境地，以致发动某一个村庄都没有什么价值。虽然任何暴动，不管多么不成功，都是有益的，然而局部性的暴动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把一切村庄都发动起来。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向我们证明这是可能的。这些运动向我们证明，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理想，他们竭力想实现这一理想。从这些运动的失败中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种理想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们阻碍了并仍在阻碍着运动的成功。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些缺点，并且表示相信，我国革命青年的直接职责是反对这些缺点，尽一切努力铲除人民意识中的这些缺点。而为了证明这种斗争是可能的，我们应该指出它在人民本身中间早已开始了。

　　现在几乎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都在进行反对宗法制度的战争。公社、村社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人民所憎恨的国家政权和官吏专横的工具，因此，反对国家政权和官吏专横的暴动，同时也就成了反对公社和村社专制的暴动。

　　剩下的还有对沙皇的崇拜。我们认为，在最近十年或十二年间，由于好心肠的亚历山大皇帝的英明的爱民政策，这种崇拜已在人民的思想中大大缩小了和削弱了。地主和农奴主贵族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亚历山大皇帝便成了把人民仇恨的全部雷电主要集中在自己身上的避雷针。贵族或商人，地主和大富农仍然存在，然而主要的则是沙皇的官吏、天使或大天使仍然存在。但是，官吏是在执行沙皇的意志。尽管我们的农夫为历史所形成的极不合理的对沙皇的信仰所蒙蔽，但他们自己终于开始明白这一点。怎么能不明白呢！在十年期间里，他们从俄国的各个角落派遗了自己的向沙皇请愿的代表，但大家从沙皇自己的口中听到的只有一个答复：“不能给你们别的自由！”不，随你的便吧，俄国农夫愚昧无知，但并不是傻瓜。他们只有变成十足的傻瓜，才会在发生了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和亲身经历了这么多尝试以后还不开始明白：对他们说来，没有比沙皇更凶狠的敌人了。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和人民日常生活中充满的一切悲惨痛楚的事实向人民说明，使他们认识，并向他们指出，官吏、地主、教士和富农的暴虐、抢劫、掠夺这些使他们无法生活的暴行，都直接来自沙皇政权，依靠沙皇政权，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政权才成为可能。一句话，要向他们证明，他们极端憎恨的国家就是沙皇本人，千真万确，不是别的，就是沙皇。这就是革命宣传直接的和现时主要的责任。

　　但这还不够。至今使俄国的全民起义受到阻滞和尚无可能的主要问题，就是公社的闭塞状态和农民地方村社的孤立和分散。无论如何要打破这种闭塞状态，要在这些独立村社之间进行活跃的革命思想、意志和事业的交流。应当把所有的村、乡、可能还有省的优秀农民，把俄国农民界中的先进人物、天生的革命者相互联系起来。在可能这样做的地方，还应当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这种活跃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个人的联系。当然，还要特别谨慎小心，以便每个村、每个乡和每个省的优秀或先进的农民能够了解其他一切村、乡和省的优秀或先进的农民。

　　应当首先使农民中的这些先进人物，并通过他们，如果不能使全体人民的话，那末至少也要使相当大的和最精干的一部分人民相信，对于全体人民来说，对于整个俄国的以及俄国以外的一切村、乡和省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灾难，因而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事业。要使他们相信，在人民中间蕴藏着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至于说这种力量至今还没有把人民解放出来，那是因为只有当这种力量聚集起来，各地同时一起行动的时候，它才是强大的，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力量还没有聚集起来。为了把这种力量聚集起来，必须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以全民解放为共同目的，把各个村、乡和省联系起来，组织起来。为了在我国人民中间形成真正的统一情感和统一思想，必须创办铅印的、石印的、手抄的甚至口头宣读的人民报纸。这种报纸要把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爆发的一切局部性人民暴动、农民暴动和工广暴动，以及西欧无产阶级进行的重大革命运动，立即告知全国各地，告知俄国的各个角落、各省、各乡和各村；要使我们的农民和工厂工人不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而且知道，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极广大的人数众多的受着同样的压迫、为了同样的目的、有着同样的争取解放的激情和意志、正在准备总暴动的普通工人群众世界。

　　这就是任务，而且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革命宣传的唯一工作。至于说我国青年应当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则不便在出版物中说明。

　　只想说一点：俄国人民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中、事业中和殊死的暴动中结识我国有教养的青年时，才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青年。我国青年从今以后应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在一切大规模的和最小规模的人民骚动和暴动中不要作一个见证人，而要作一个积极的、先进的、不怕牺牲的参加者。他们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预定的计划行动，在这方面使自己的一切行动服从最严格的纪律，以便造成万众一心的局面。没有这一点，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教育自己并教育人民不仅要进行拼命的抵抗，而且要进行勇敢的进攻。

　　最后，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智慧的无产阶级的那个阶级，在我们这里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状态，即处于简直是绝望的痛苦不堪的状态的那个阶级，如果不愿意可耻地无谓地死去的话，现在应该充满自觉的社会革命事业激情。现在这个阶级负有成为人民革命的准备者即组织者的使命。他们没有别的出路。诚然，他们由于自己受到的教育，也许想在已经过份拥挤的、十分不好客的人民的掠夺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行列中取得某种多少好一点的位置。但是，首先，这种位置已经越来越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多数人则只有带着背叛的可耻名声，在贫困中，在卑鄙龌龊的生活中死去。而我们所呼吁的只是那些不打算也不可能背叛的人。

　　他们既然同俄国人民的剥削者、残害者和敌人的世界永远断绝了一切联系，就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完全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宝贵资本，看成是必须完全用于人民的宣传工作、用于逐步发动和组织全民暴动的资本。

　　补充（二）

　　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纲领

　　1．斯拉夫人支部完全承认“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1866年9月于日内瓦）上通过的基本章程，同时提出在各斯拉夫地区宣传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组织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专门宗旨。

　　2．支部既坚决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企图和表现，即借助于俄罗斯帝国去解放斯拉夫各族人民，也坚决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企图和表现，即借助于目前正在竭力组成庞大的伪人民国家的德意志人的资产阶级文明去解放斯拉夫各族人民。

　　3．我们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纲领，我们认为，只有这个纲领提出了真正彻底解放人民群众的全部条件，我们坚信：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存在都是同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兼容的，都是阻碍各族人民结成兄弟的国际联盟的，因此我们要消灭一切国家。特别是对斯拉夫各族人民来说，消灭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同其他各族人民，如土耳其人、马扎尔人或德意志人取得和解的唯一办法。

　　4．一切称之为法律权利的东西，任何通过立法和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机构，都应当同国家一起灭亡，这些机构除了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人民劳动作出规定和加以制度化以外，从来没有别的目的。

　　5．消灭国家和法律权利的必然结果，是个人继承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基础的法律上的家庭的消灭，因为两者都是完全违反人类正义的。

　　6．只有消灭国家、所有权和法律上的家庭，才能在集体劳动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自下面上地组织人民生活；集体劳动和集体所有制是由于事物本身的力量而成为可能并为一切人所必需，其实现方法是：把个人完全自由地联合成为协作社或独立的公社，或由于其利益和社会愿望的一致而不分公社、省和民族的界限，联合成为巨大的单一的协作社，并把各个公社联合为民族，各个民族联合为全人类。

　　7．斯拉夫人支部信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宗教仪式，反对一切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宗教信仰，在言论和行动上最充分尊重一切人的信仰自由和每个人宣传自己思想的神圣权利，它将努力消除神的观念在宗教、形而上学、学理主义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一切表现，确信这种有害的观念过去和现在都是对各种奴役制的尊崇。

　　8．支部完全尊重各种实证科学；它为无产阶级要求不分性别、人人平等的科学教育，但它是一切政府的敌人，愤怒地拒绝学者的政府，认为这种政府是最傲慢和最有害的。

　　9．斯拉夫人支部要求在实行自由的同时，实行男女权利和义务平等。

　　10．斯拉夫人支部谋求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根本无意从民族感情出发组织特殊的敌视其他各族人民的斯拉夫世界。恰恰相反，它将积极设法使斯拉夫各族人民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所号召的根据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建立的人类大家庭。

　　11．鉴于国际工人协会所承担的把人民群众从一切监管和一切政府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斯拉夫人支部不允许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有存在任何最高权力或政府的可能性，因而也不允许在各独立支部的自由联合以外存在其他组织。

　　12．斯拉夫人支部既不承认官方的真理，也不承认由总委员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规定的单一的政治纲领。它只承认个人、各个支部和联合会在全世界工人反对剥削者的经济斗争中的充分团结。它将特别致力于吸引斯拉夫族工人注意这一斗争的一切实际结果。

　　13．斯拉夫人支部承认各国支部有：（1）哲学宣传和社会宣传的自由；（2）政治自由，只要它不破坏其他支部和联合会的自由和权利；组织人民革命的自由；与其他国家的支部和联合会联系的自由。

　　14．由于汝拉联合会明确地宣布了这些原则，并且真诚地实施这些原则，所以斯拉夫人支部加入这个联合会。

　　向何处去？怎么办？

　　如果要问在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年）以后直到今天这个期间内俄国的革命者是些什么人，那末，我们应当回答说：大部分是些永远感情激动、永远有所企求、但始终一事无成的青年人。他们总是在高谈阔论，总是在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理论中间徘徊，犹如在自己的花园中散步一样，但不去应用任何一种理论。一句话，他们总是在设想着什么和着手什么，但从未进行任何实际的工作，且不要说进行到底，就连真正的开始都没有。

　　因此，有人说这些是非常天真的人。是的，只不过是受我国政府残酷迫害的天真的人。我国政府似乎觉得它是在对付真正的罪犯。它没有一点象样的理由就几十甚至几百地逮捕这种奇怪的革命者；它没有任何罪证就把他们成年累月地关押在监狱或要塞里，然后为了自己的安全，通过行政程序将大部分人流放到北极附近让他们慢慢地死去。如果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张倒霉的败坏名誉的纸片，即实质上根本构不成罪证的纸片，或者找到了一本禁书，他们便会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服几年苦役。

　　他们是不是蒙难者？是的，是蒙难者，但同时又是懒汉，这就是说，除了极其罕见的情况以外，他们之中任何人不但没有开始从事真正的革命事业，而且甚至不敢设想或者不会设想去从事这种事业。

　　这种对于自己无所作为的感觉，或者客气些说，这种对于自己的天真无辜的认识，会使我们这些被关在监狱中或放逐去服苦役的蒙难者感到折磨是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然而他们的人数却在日益增多。这就是说政府是对的，我国青年决不是在玩弄无害的游戏。无害的游戏从来不会持续这么久，它们会很快使人腻烦，也不可能招致如此的迫害。因此，在我国革命青年无经验的创举的无害性背后，隐藏着强烈的、不断增长着的激情。哪里有这种激情，哪里就有事业。

　　这种只有宗教狂信者才能忍受的磨难，终于使我国的青年革命者厌倦了。他们反躬自问：由于空谈而遭受政府的各种折磨，毁掉整个生命，值得吗？抛弃空洞的革命议论和无意义无目的的宣传，去更好地安排自身的生活，把事物的现存秩序作为出发点而决不作为破坏的对象是不是更好呢？

　　大概会有许多人愿意走这条路，有相当多的青年人自己并不晓得怎么回事和为什么，多半是出于共同的企求、时髦和个人的虚荣心，以及从非常强烈地影响一般青年的抽象原则中得出的空洞结论而成为革命者的，或者确切些说，是自称为革命者的；他们是在闲谈中扯到革命的，而且只是因为怕在同伴们面前不好意思才继续自称是革命者和竭力表现自己是革命者，甚至竭力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发表意见去压倒其他一切人。但这是不能持久的，只要给予他们回头的可能，他们就一定会回到人类中愉快享福的剥削者的阵营。

　　然而问题在于，远不是对一切人都提供这种可能的。在俄国可以说，并且我们也认为，这种情况是很值得庆幸的……[1][*]

　　需要拼命努力才能越过这条鸿沟。[2]我国青年经历了足够的各种徒劳无益的道路和尝试之后，现在终于决定要到民间去。我们说，这是可以得救的英勇行为，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行动。这已经不是幻想，不是儿戏，不是廉价的拜占庭式的高谈阔论，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真正的事实，而且是可以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这至少是实际行动的开端，是向真正的革命事业迈出的坚定的第一步。

　　我们说过，这是非常困难的行动。事实上困难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摆脱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某种东西。

　　既然在社会和人民之间有一条鸿沟，那末，要到民间去，就只有完全而永远地抛弃社会，抛弃社会的一切联系、道德关系、感情、思想、习惯和物质利益，抛弃一切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尽管充满着虚伪，大都掩盖着无耻的利己主义和对一切可以称之为真正人道的、高尚的和美好的事物的粗暴否定，然而却是那样温柔，那样迷人，那样招人喜欢。但是，在这个特权社会中生长出来和教育出来的人，或者同它有过几年生活接触的人，都被这种关系和这种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充斥着发臭的高雅习气，而且同这种习气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对他们来说，要抛弃这个世界，永远投身到贫困的、到处都是被折磨的人民生活的粗野世界中去，乃是真正的英勇行为。的确，这种行动看起来是容易的，而要真正做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种彻底摆脱社会的否定性的困难，同另一种困难，即真正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肯定性的困难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怎样到民间去？怎样同人民打成一片？怎样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中间应该做些什么？

　　有些人一一不过我们可以相当满意地指出，他们的人数在大大减少—至今仍然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教育人民，他们真的打算要去跟人民分享自己的智慧，并且要教给人民各种科学。显然，这些权威老爷们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们永远是关心自己远远甚于关心科学，他们了解的和听从的只有自己，他们永远被自己单调的、暗淡的身影所笼罩，对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和不理解。他们出版的刊物名叫《前进》，同时却竭力要向后退，还象大孩子一样安慰自己。

　　让这些可怜虫去自我安慰吧，让他们去安慰一切与他们相似的人吧，让他们去说服人民相信什么为了成为幸福和自由的人民就必须学会从字母到算术，从算术到微分，从微分到社会学的全部科学吧，而在他们学会这一切之前就应该安静地坐在学校的板凳上，不要去想什么造反。他们竟然把宣传这种奇谈怪论称之为“动脑筋”，简直是可笑！

　　但是，我们不谈这些自我欣赏的书呆子、有学问和不学无术的骗子了。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好心肠的人吧。他们至今还相信，先要教育人民，然后向人民谈自由。我们首先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还远远没有越过那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把社会和人民分开的鸿沟，他们还继续在鸿沟那边，在那个社会中生活、思考和行动，还带有这个社会反对人民的全部傲慢偏见。

　　随后我们要问问他们，他们要教人民什么？如何去教？他们是否只是想教人民识字，即教会读、写、算、加上简要的教义和杜撰的简明俄国史呢？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众学校里所教的东西。然而民众学校在哪里呢？识字对于人民来说固然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我们要指出：第一，识字虽然能使人民的思维能力得到初步的然而十分微弱的发展，但它毕竟还不是科学，而只是科学的入门；第二，要教会七千万人民识字，他们的财力和人力都是远远不够的。要顺利地达到这个目的，在现在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帝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国家必须花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政府必须宽大为怀，因为象开办学校对全体人民进行教育这样大规模的措施，要秘密地进行是不可能的。但是谁都知道，俄国的国家资金都用到同人民教育事业毫不相干的措施和事情上了，而且政府不但不给予仁慈的宽容，反而颁布了最严厉的法令，并且现在还在继续采取最严密的实际措施，以禁止未经派遣者，即没有官职的、不是行政当局确定的人去办教育，千方百计干涉人民的教育事业。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应当承认，从政府自己的观点来看，它是对的。它当然希望人民永远俯首听命，没有怨言地去承受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为此，就必须使人民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永远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永远相信沙皇的唯一权力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大家知道，多数愿意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无偿效劳的青年人，抱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人民从国家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这使他们得到了很大的荣誉。他们在教识字课本的同时，开始向人民解释人民的权利，证明真正的力量不在国家那里而在他们身上，只要他们愿意团结一致，起来造反，一切刽子手、压迫者和吸血鬼就会完蛋。这是肯定无疑的真理，然而是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领悟的真理。所以，我国政府先是关闭一切星期日学校，然后又采取更严厉的实际措施，禁止进行严重威胁国家存在的宣传。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甚至是合理的和值得赞扬的。

　　究竟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大概会说，在开头，应当只限于单纯教人民识字，不进行任何革命宣传。当政府确信这种教学是善意的和没有危险的时候，它就不会干涉了。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即使如此，那末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温顺的、好心的改革家们回答我们说：“人民识字了，哪怕只认得一些字，思想开通起来，自己就会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了。”

　　这些先生认为，识字能够给人民指出革命的方向。要是果真如此，那末，德意志人无疑是欧洲最有文化的，应该同时是最自由的人民了。但谁不知道，勃尔尼在1830年说的伤心话至今仍然正确，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他当时说：“别的民族常常是奴隶，而我们德意志人却永远是奴才”，即自由的奴隶，心甘情愿的奴隶。我们以为，这个例子就足以推倒一切所谓在识字中似乎隐藏着秘密革命力量的论断。

　　再重复一遍，识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和完全必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认为数千万俄国人民能够在现在，在目前状况下学会识字，或者认为只要俄国人民（凭借某种不可知的魔力）能够突然地都成了识字的，便足以给他们能力、愿望和力量去进行得到解救的革命，那是非常荒谬的。

　　如果这对于简单的识字来说是正确的话，那末对于科学该怎么说呢？你们将用什么资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去教我国可怜的、被折磨的、饥饿的、受压抑的人民学习几何、三角、代数、微分、力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呢？看来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说明这种设想是荒谬的了。事实上，你们中间多数人，至少可以说你们之中在革命方面的优秀分子，自己对所有这些科学也只是一知半解，那又怎么能去教授这些科学呢？而如果他们自己要在到民间去以前把这些科学学好，那就是说，他们想必是不到民间去了。

　　请不要认为我们是在排斥或轻视科学。从事科学的能力和愿望，即系统地认识现实世界的能力和愿望，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性，我们对于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他人。但我们要说，谁要是觉得自己对科学有特殊的天赋，有不可遏止的愿望，那他就应当完全献身于科学，并放弃革命活动。我们不会不充分尊敬这样的人。要知道，这种真正有创造能力的人，开辟新的知识领域的学者，永远是很少的。我们完全承认他们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只是要求他们绝对不要妨碍我们的革命事业。除了蠢事和危害以外，他们不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任何东西。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如果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如果科学工作没有使他失去对普通工人群众的日常痛苦和屈辱状态的怜悯之心，那他会同情革命运动的，正象康德做的那样，他在科尼斯堡教授哲学和数学，为了革命，也为了他自己本身，而不去妨碍革命事业。

　　科学要求人全力以赴，革命事业也要求人完全献身。两个世界，一个是理论世界，一个是实践世界，都同样的广阔，它们不能共同使用同一个人。此外，它们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在科学中，批判和疑问占有而且应当占有主要地位。而在革命事业中，除了必须对人和情况作出冷静的研究以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信念，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这种方法上的不同和由此而产生的习惯上的不同，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学者们只要一参加革命运动，就变成了最可怜的革命者，而且最后几乎总是变成最坏的革命者。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真正的学者，而不是象可敬的《前进》杂志出版者那样的学术骗子，他们废话连篇地辛辛苦苦地把各种事实和别人的、多半是相互矛盾的思想拼凑起来，加以比较，而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这种人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革命事业都是做不出成果的。

　　有人会问：“难道你们要劝告我国年轻的革命者什么都不学，甚至要他们把已经知道的一切都忘掉，为了尽量使自己同人民拉平而成为完全无知识的人吗？”不，我们绝不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劝告。相反，我们说，你们要利用革命活动所剩下的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和学习，当然你们应当将你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革命活动；你们要尽可能地扩大你们的知识，并同时扩大和加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尽力发展自己宝贵的分析问题和事实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在人民那里得不到的，你们应当把它带给人民，以换取他们给予你们的东西。愿你们都成为有教养的人，具有广博深湛的知识，只是不要成为学者。学者是为了科学而学习，你们则应该是为革命而学习，要有恒定的目的，从一切新得到的知识中为革命事业汲取最大的好处。比如说，如果你们是机械师、工程师、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就要尽力去发明新的破坏手段，让手无寸铁的人民得到这种手段同组织严密的国家力量作斗争。一句话，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为工业服务，而你们应该为革命事业服务。那末，对于以人在社会中的发展为对象的各种科学应该说些什么呢？法国人把它们叫做“精神科学”（les sciences morales），而与自然科学相对称。关于语言学、美学、形而上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历史学以及新的所谓社会学可以说些什么呢？目前它们能够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语言学当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在人民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去认识一些常用字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语言学呢！美学可以说也是这样，可以和蒲鲁东一起大声疾呼：先给人民面包，然后再跟他们谈论美的问题。形而上学这个神学的小兄弟和继承者，其对象就是不真实的、虚构的东西，是由人的想象和抽象思维臆造出来的抽象概念、幻觉和阴影。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有人至今还在以它们的名义为难和吓唬人民。这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象形而上学那样同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对立的了。可是真正的、实在的哲学是建立在对一切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进行真正的、尽可能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是真实世界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真实发展，它是科学的科学，一切科学的皇冠。这种哲学现在还处于自己的最初萌芽时期。这就是说，它对于人民是完全不现实的，它不能给人民带来丝毫好处。政治经济学，由于它在大学里讲授，在今天和过去最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作了阐述，并以法律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作为根据，采用了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本能地、似乎必然地厌恶一切劳动，必须用贫困和棍棒迫使他工作的谬论，便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群众的目前状况是完全合理的和正常的，欧洲一切国家，至少是其中最文明的国家，正在沿着人民福利和进步的道路迅速前进。

　　然而不能否认，政治经济学至少一半是颇为现实的科学，即便是这样的科学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它的研究对象是非常现实的，即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它确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大量经济事实，以惊人真实的、清楚的和准确的、几乎是数学式的叙述，向我们说明了国家的所谓国民财富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同时指出了促进发展的原因和阻碍发展的原因。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错误，而且是重大的错误，可以说是致命的错误，在于它在自然要竭力把曾经存在和目前存在的事物加以神化的神学、形而上学和法学的直接影响下，从过去和现在得出了否定未来的错误结论。它不以迄今为止的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发展批判史这种比较实在的同时是更为有用的作用为满足，而要起绝对科学的作用。因此，它断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事物就是将要永远存在的和永远应该存在的。

　　于是，政治经济学断定千百万普通工人注定要永远贫困，永远卑微，永远困顿下去。是的，它这样断定是完全有意识的，因为它利用数学论据作出了可怕的结论，即国家的国民财富的所谓顺利发展和增长的必然结果是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人数不断减少的少数幸运者手中，而损害千百万人的利益。这就是说，一方面是只有几百个人财富增加达到荒唐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千百万人贫困不堪；在这两者之间有数万人，或者也许是几十万人，他们卖身投靠于财主大亨，由财主大亨们豪华宴席的残羹剩饭蒙养着，被用来搜刮和管理人民群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结论，它现在已被俾斯麦公爵之流的大国务活动家们变为现实。政治经济学说明了现代国家这个经济垄断势力的强大保护者兼奴仆的全部意义。

　　没有疑问，对于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人们来说，了解经济学的这些最新结论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可以使他们避免某些好心人常犯的可悲错误，这种人至今还在幻想不要革命，不要用暴力破坏现存制度，通过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人民银行或互助会就可以达到社会问题在世界范围的解决。

　　但是，要了解这些结论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只要读一、两本现代经济学的著作，或者干脆读一读最走运的和最有良心的经济学通俗作家拉萨尔的几篇主要讲演和小册子就够了。近来就更好了，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眼前每天发生的事实，便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可动摇地坚信上述结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就象完全不了解天文学的人如今也同样确信：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如果我们为了核对由于习惯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公理的一切体系，而必须重复最初发明或后来发展这些公理的人的巨大工作，那末，可以相信，我们将被这种无穷无尽的简直不可能的工作所压倒，而自己连这些真理中最简单的真理也得不到。

　　经济学现在对人民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至少它在目前是人民完全不需要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的人民不需要任何科学，他们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就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坏，即使他们十倍地工作，他们也仍然不会变得富裕些、幸福些和自由些。这就是他们的境遇，例外的只是某些幸运者，农民或富农和市会，他们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从不幸的被奴役者的行列转入剥削者和奴役者的行列。所有这一切，人民不学政治经济学也了解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人民不需要这门科学。

　　关于统计学也是这样。它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就象解剖学和病理学同生理学的关系一样紧密相连。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可以称之为特权阶级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这些阶级的财富、发展和成就，而很少注意普通工人群众的命运。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即各个国家的海陆军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它们的财政状况，它们的债务、收入和支出，进出口关系，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变化，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趋向，各种交通道路的状况，工厂、大学及其他学校以至于国民学校的数量，人口按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人口的增长率，平均年龄，各国的犯罪率及其相对数字，等等―一这就是统计学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关于用自己疲惫不堪的双肩支持着国家的全部荣誉、尊严、威力和财富，承负着特权阶级物质进步和智力发展的全部重担的千百万普通工人群众的真实状况，关于他们的一贫如洗、他们的苦难生活，关于在教育部一贯支持下被迫造成的愚昧无知，关于造成无数人患病和夭折的恶劣处境，所有这一切，你们在最完善最详尽的统计学著作中也几乎是什么也找不到。如果你们经过仔细耐心地寻找，在一部多卷集著作的某个角落里找到了某些违反作者意愿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群众苦难状况的事实，那末，这还不足以作出完整的结论。显然，统计学的先生们是在有意转移自己和读者对这些事实的注意力。只有一个国家以应有的诚实充分地揭露了这些事实，这就是英国。在那里，由于议会所属各个委员会诚实地执行了委托给它们的任务，在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报告中，到底暴露了英国无产阶级骇人听闻的贫困。这就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加强。

　　我们将把这样一些统计学家称为人类的恩人和人民的挚友，他们抛弃令人讨厌的、毫无用处的对国家及其官方的和特权者的进步的吹捧，而投身于从各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现实状况的研究，在写得简单明了的、大家买得起的、文体得当和逻辑清楚的著作中，把这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赤裸裸地暴露在文明世界面前。

　　这样的著作当然主要不是为人民写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民还不能阅读，而是为特权阶级中许多犹豫不定的或者还没有下定决心的老实人写的。我们认为，读读这样的书将能够促使他们到民间去，并且不是单纯地为了同人民分担痛苦的遭遇，而是为了去发动人民走唯一能够得救之路——举行暴动。

　　不过，这种书的问世对于人民本身来说，即使没有直接的影响，至少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我们有一位意大利熟人，可以说是半个学者，相当公正，非常温和，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他对我们说过，他把伦巴第的城市无产阶级的、特别是农民的平均寿命同特权阶级的平均寿命作了比较，得到了十分可怕的结果，致使他不敢公布这些结果。为什么不敢公布呢？他回答说：“人民也许会起来造反”。

　　一个善良的统计学家，他的天才思想会使他能够把全体人民的真实状况概括起来，他的真诚意愿会使他敢于把这种真实状况彻底暴露出来。但要想很快地找到这样的统计学家是徒然的。事实上又何必去期待这样的人呢？可以用许多篇幅不大的专著代替大部头著作。每一种这样的专著可以详尽地叙述和说明我们辽阔的祖国一个不大的角落的真实生活，一个省、一个县、一个乡、一个镇、一个村，甚至一个农舍的真实生活。当然，我们始终指的主要是普通城乡劳动居民的生活、苦难、贫困、工作、恐惧、希望和理想或幻想。这必将为俄国的革命统计学提供宝贵的材料，并将成为完全新的、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民科学的实际起点。由于我国政府父亲般的照管，目前有许多能干的、忠于我们事业的年轻人被撒到俄国各个部分，各个角落。

　　“……从彼尔姆直到塔弗里达，

　　从芬兰寒冷的山岩直到火热的科尔希达，

　　从动荡的克里姆林直到静穆的中国万里长城，”——当然包括整个西伯利亚，在那里，我们的朋友离开了自己原来生活的世界而被抛进另一个世界，失去一切生活资料，听任监管警察和监视人的摆布，他们生活在痛苦的孤独之中，身受强制，而且十分痛苦，不能有所作为，他们不知道从何着手，如何开始和做些什么。既然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们每个人为什么不暂且先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对他们所囚禁的地方从道德、精神和物质方面进行最详细的调查研究呢？同时，我们认为，主要地应当注意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也不应当放过其他阶级和官吏集团，因为它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不要忽视任何细小的事实。每天重复发生的小事，往往比你们自然而然重视的大事更为重要，更为突出。既要尽可能详细地研究你们周围普通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要尽量深入研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共同习尚，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对待其他阶层和长官的态度的内在含义。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和自己所受的屈辱（这在俄国自然是随处可见的）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和希望什么？期待着什么？对谁抱有希望？他们对于沙皇说些什么和想些什么？没有疑问，自从（我们的）顺利进行统治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做了解放人民的事情以后，我国人民对待沙皇的态度曾经好转。我们认为，我国人民对沙皇的信任近来已大大减弱了。

　　我们相当深入地了解其他阶层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是为了大体上猜出一定集团的人在一定的情况下的思想、言谈和行为。我们说不出我国城市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的这些情况，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秘密我们还不了解，他们的思考范围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探索他们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秘密源泉，弄清人民思想的进程，了解俄国人民在想些什么，怎样想的，希望什么，期待什么，要求什么―—这就是活的革命科学目前主要的、我们说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一旦我们掌握了这种科学，我们就会无比的强大。[3]

　　[1]原稿缺第3、4页，而第5、6页和第7页前半部分文字有变动，从第5页重新开始，经过了修改，下边脚注就是修改后的文字。——原编者注

　　[*]需要拼命努力才能越过这条鸿沟，我国青年在经历了足够的徒劳无益的尝试和方式之后，终于决定要到民间去。我们说，这既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可以得救的英勇行为。这已经不是幻想，也不是空发议论，这是行动的开端，是走向革命事业的坚定而完全实际的第一步。到民间去，就意味着要抛弃在理论上早已谴责过的、现在要在各个方面实际上加以摈除的那个社会——抛弃它的一切利益、习惯和联系，抛弃那种荒淫腐化的而同时又是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抛弃那种发出腐臭气味的高雅的生活方式。目前隐藏在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大体说来，确实不是别的，而是最丑恶的欺骗、最无耻的利己主义和对一切可以真正称为人类高尚美好事物的极其粗暴否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生长的和受教育的、或者甚至受到它的毒害、哪怕是极小的毒害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十分强烈地赞同上面那些东西，并且和这些东西非常亲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抛弃这种诱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真正的英勇行为。

　　此外，还必须首先抛弃那些自命为有教养的开通的人通常对待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所采取的那种愚蠢的学者式的散慢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教育人民。但他们教育人民什么呢？是教人民识字吗？这是有益的事情，但遗憾的是政府采取了各种最有效的措施阻止他们去教人民识字。那么，识字以后又怎么办呢？教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等这些有用的自然科学吗？谁也不会否认这些科学的重要性。但是不说政府阻挠在人民中间传播任何科学知识的措施，就是人民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们现在的状况下，所有这些科学对他们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因而也是毫无益处的。人民没有学习科学的准备，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从事科学。有些科学，如力学·物理学、化学，可以使他们获得新的破坏手段，同用科学方法组织起来的政府军队作斗争。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和金钱去进行一系列昂贵的试验以寻找这种手段的话，那也许是可以的。而所谓的精神科学∶哲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它们至今仍然充斥着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因此几乎不能称之为科学。至于说社会学，即关于人民群众的经济和自由组织的科学，则还根本不存在。现在所存在的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学术性的批判。关于人民在这种侧度下生活得不好和很不好的情况，就是不懂得任何科学的人民也知道。至于说人民应该作些什么，应该怎么办才能生活得好，科学并没有作出说明。他们究竟拿什么去教导人民呢？

　　我们决不轻视也决不排斥科学。科学、从事科学的能力和愿望，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性。对此，我们并不比别人了解得差。但是我们要说，谁想从事科学，谁就应当放弃革命活动，因为两者是不可得兼的∶科学要求人全力以赴，革命也要求人完全献身，它们不能把一个人分成两半。此外，两者的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以致只要认真地从事其中一种便使人完全丧失从事另一种的能力。这就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学者们只要一试图参加革命工作，他们就变成了最可悲的革命者，而大部分都成了最坏的反动分子。

　　[2]在缺页中巴枯宁显然谈的是当时俄国青年和人民之间的鸿沟。——原编者注

　　[3]手稿到此中断。——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