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面子·尊严·国家安全

面子·尊严·国家安全

——关于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

江涌

　　“面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恐怕还会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旧中国积贫积弱，总是受人欺凌，缺乏自信，自尊心更加强烈，对面子尊严更加敏感。而今，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尊严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明显。有鉴于此，中国精神的纲领依然存在，面子观也会不断刷新。

　　中国精神的纲领

　　清代梁文科在《日省录》中说道：“世上只为‘体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为之疲惫，名行为之隳裂，护惜小体面，伤大体面而不顾，岂不大错？”特定的人在特定场合，面子就是生命，丢了面子堪比丧失性命。得意时，荣归故里，“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失意时，丢魂落魄，“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现实中，历史上，如楚霸王项羽者当不在少数。

　　说“面子”。有关“面子”的表述，似乎没有比鲁迅《说“面子”》里更深刻了：“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1]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思想浩瀚丰富，文化博大精深，若是从中理出头绪来，能提纲挈领，鲁迅认定，非面子莫属。

　　要面子，爱面子，有好的积极一面，自尊自重，自强不息。但是，消极面也很明显。鲁迅认为，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2]大文豪在这里泄露禅机，要面子和不要脸，往往一体两面，随着时空而变换，最要面子的往往也最不要脸；在熟人面前、同行人那里、乡党族里“要面子”，甚至要足面子，至于在他乡、在异邦、在权贵者、在洋人面前，可以“不要脸”，甚至最不要脸。

　　《说“面子”》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3]

　　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身、一再输掉里子的中国人，可以通过一些小聪明、小动作，认定这样就可以挽回面子，十足的阿Q精神。阿Q精神，正是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时代的苦难国人的“精神纲领”，是弱国无尊严的象征。

　　《说“面子”》又说：在上海，“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4]

　　毛泽东非常敬重鲁迅，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5]。“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6]

　　面子与尊严。大凡越是常态，越是不经意，其实越是难以捉摸。“面子”常用好用，但是难以定义。鲁迅曾经写到，“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

　　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就感到：面子这个词不能翻译，也不能下定义，它好像是荣誉但又不是荣誉，它不能金钱购买，却给人以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不实际的；就是这样空洞的东西，我们中国人靠它活着。虽然每个人似乎对于面子所涵括的东西都有一些看法，但是很难对其作出精确的界定。[7]

　　1944年，首个系统阐述面子理论的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很勇敢地对“面子”概念作了学术性界定，“人因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认为“面子的建立最先是借由高位、财富、权力和才能，然后要运用手段发展出和某些名流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避免做出可能引起非议的举动”[8]。胡先缙给出的定义和规范十分狭窄，可谓挂一漏万，适合社会精英。一般小民百姓也讲面子，只不过不如精英人士那么明显罢了。

　　中文中，尊敬而庄严的尊严，在西方哲学看来，是私人任性必须面对公共规矩的产物，勇于决断之感性必须服从注重推理之理性的体现。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将人区分为理性人和感性人两种理想类型。这种二元论的人的理解构成了现代政治原则与法律制度的根基，无论人之尊严还是国家之尊严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尊严被康德这样表述：“在目的王国中，所有的事物要么有一个价格，要么有一个尊严。”[9]何为理性生命的尊严就此通过比较“价格”，亦即精明理性来获得说明。“一个事物有价格，就可以用其他等值的事物对其加以替代，相反，一个事物超出了所有的价格，因而没有任何等价物，它就具有尊严。”[10]在康德看来，尊严是人的内在价值。

　　面子有价，可用排场来显示，可以锦衣玉食来装饰，甚至可以用“巡按出朝，地动山摇”来展示。美国总统出访，那个场面和阵势，其面子不是十足百足，而是千足万足，借此突出美国的“威严”而不是“尊严”。

　　尊严无价，个体尊严如此，国家尊严更是这样，体现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性质和品格，不能用金钱衡量。民主政治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大众民主具有最高政治神圣性，体现国格与国家尊严。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资本渗透乃至控制一切，政权主要是为资本积累服务。西方国家热衷并不断炫耀民主选举，但是“一人一票”敌不过“一元一票”，垄断资本凭借雄厚的财力，或直接向政界输送自己的代理人，或通过两边下注（两党轮流坐庄制）的方式控制参选人，可以确保政权始终掌握在垄断资本手里。

　　与此同时，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便捷的资本积累—控制一国政权进而控制该国经济，就可以攫取持续高额垄断收益—越来越倾向使用这个最经济的手法，对目的国实施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往往是用金钱收买高官（包括亲属子女入学入职入籍等），颜色革命则是用钱收买（按日计酬）普通群众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示威游行，甚或必要的暴力活动，最终颠覆一个国家政权。国家尊严无价，不能等价交换，但是垄断资本为了资本积累和垄断利润，“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11]，甚至要控制一切，国内通过“一元一票”替代“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国际通过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达到用金钱交换政权、控制主权的目的。

　　务虚名而受实祸

　　依照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面子可以说是一类较高层次的“尊重的需求”，即人格得到了体现，体现出复杂的实际、人际、心理关系。尊重是一类社会行为，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人是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包括政要或外交人员）不会总是恰如其分地运用理性，并不能总是恰如其分给予或获得他人的尊重。人有人格，在一般社会交往中，当人格受到损害时，就认为丢了面子；国家有国格，在国际交往中，当国格受到损害时，就可以认为国家尊严受到损伤。大国强国由于维护国家尊严能力强，反而在国家尊严上往往更具韧性和弹性；中小国家则相反，对尊严往往更加敏感。

　　当然，国家和人一样，特别是代表国家的政要或外交人员，因为强烈感性，或因为失去理性，为了面子而输了里子，这样的情形事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中国现代史上，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汪精卫投降、张国焘叛变等无不演绎着为了面子而输了里子，务虚名而受实祸，身败名裂，祸国殃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或为了彰显彻底的革命性，最终都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没有遵循价值法则，片面地搞“一大二公”，集体所有制从队有到社有，甚至跳跃到全民所有，搞“一平二调”（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上级无偿调拨下级物资）；搞“穷过渡”（认为越穷越容易实现共产主义）；搞“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水利、大办养猪），……脱离实际的“大跃进”，最后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12]

　　政要面子关乎国家尊严，兹事体大。国家领导人的面子与该国的尊严有一致的地方，当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中苏在不长的“蜜月期”之后，两党乃至两国之间便陷入无休无止的争执，有民族国家利益纷争，有意识形态分歧，诸如对于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的认知，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等。其中，谁更先进，谁更能代表社会主义，谁是老大，这样的面子问题在苏联苏共一方一直存在而且日趋突出，如此一来，交往中意气用事越来越多。实际上，苏联比中国更要面子，不恰当地要面子而丢里子、图虚名而招实祸。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个人、团体利益，不仅全面否定斯大林，而且对列宁主义做了系统性修正，名曰理论创新，概括为“两全”“三和”“三无”[13]。在“三和”思想指导下，苏联热衷与美西方“平等友好”，热衷美苏作为超级大国的“首脑会晤”，还有四国“首脑会谈”。当然，和美西方会谈会晤，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不对。问题在于，对待美西方资本主义，应当坚持斗争与合作相结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在确定的战略下讲求策略。然而，实际上，苏联在与美西方合作时忘记斗争，合作与斗争不讲究策略。

　　1956年4月，赫鲁晓夫访问英国，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与英国实业家会谈时即兴说出，“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引起美西方乃至世界舆论哗然。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期间多次受到美国政商媒界就“埋葬美国”“埋葬西方”“埋葬资本主义”进行质询，让赫鲁晓夫大为光火，甚至失态，不仅个人丢了面子，也影响到苏联尊严。原本试图通过高端出访增光添彩，没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成拙，更有图虚名而招实祸。

　　赫鲁晓夫在任时，为缓和美苏关系，接受美国总统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总量可以达到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了一封给布尔加宁（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到这里来，费用由我们来支付，并且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的国家。”对于为何如此“大方”的目的，艾森豪威尔毫不隐瞒：“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就是这一代。”[14]

　　在艾森豪威尔计划要争取的苏联那一代年轻人当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身列其中。雅科夫列夫1958～195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所谓雅科夫列夫的“哥伦比亚尾巴”便由此而生）。据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就从几个可靠的渠道获悉，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15]留美后的雅科夫列夫“鬼使神差”般一路顺风被推到苏共领导岗位，成为80年代后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民主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被称为改革的“设计师”，而戈尔巴乔夫只是改革的“施工队长”[16]。“设计师”与“施工队长”一道，用自杀式的改革终结了苏联，没让美西方费一兵一卒。“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印证了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对苏联的预言。

　　裤子与核子。新中国诞生之初可谓一穷二白，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严厉封锁，以军事对峙和武力威胁相向，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国之大者。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原子弹是纸老虎，另一方面又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7]。一边倒的外交选择，以及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中国赢得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尊重，以及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大力援助。但是，当中国将目光聚焦到国之重器原子弹时，苏联犹犹豫豫，关键时刻撤走专家，中断原子技术辅导，中国不得不独立自主，迎难而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继续研制有着巨大耗费的原子弹（后来初步核算，按照60年代中国物价水平，约合28亿元人民币），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议论。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交谈，“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18]

　　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如果中国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得穿”等轻蔑之语。鉴于当时的国内实际状况，的确有人建议，原子弹项目缓一缓。但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北京会见日本记者时激动地表示：“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这种励志比喻所显示的坚强决心、决绝意志得到国人高度认同，激发中国科技军事人员的干劲。

　　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子与裤子之争”早就有了分明的结论。裤子即便真的当了，没了面子，只是一时的；造出原子弹，便有了里子，未来更有面子，国家更有尊严，说话就能算数，和平发展就有了保障。如此，不仅生产出更多的衣裤，而且顺利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毛泽东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万古云霄一羽毛

　　丢了面子，充实里子。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边区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38年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始农副业生产，部分解决生活用品。1939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1年6月3日，延川县代县长遭雷击身亡，与此同时，安塞县一农民的毛驴被雷劈死，这位农民咒骂：“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边区保安处打算严肃处理，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认为，老百姓“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他要求不要追究骂人的人，而是认真了解背后的原因。为此，党中央成立了6人工作组，到固临县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形成了十几万字《固临调查》报告。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作为红色圣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全国有志青年前来。同时，为了培养更多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干部，延安办起了多个学校。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增加到7.3万人。这么多人要吃饭，自然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粮。抗战初期，边区群众承担的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1940年是9万石，1941年猛增到20万石。陕北当时人口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均负担1斗4升。尽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但是毕竟快速增加了很多，群众认为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这便是“农民因毛驴被雷劈”骂人的深层原因。

　　《固临调查》等系列调查，找到了“雷声、骂声与民生”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调查，就有了发言权。党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同时实行精兵简政的改革以及大生产运动。194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推向高潮。“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19]“雷击事件”仅仅丢了毛泽东一时的面子，但是带来“丰衣足食”的里子，更长足地充实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里子，党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从而更有领导力和战斗力。《固临调查》深刻启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像朴实农夫，似文雅书生。1938年毛泽东会见了首批赴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20]毛泽东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但是并不影响他那“掌上千秋青史，胸中百万雄兵”的光辉形象，而且越是朴实，越是和蔼可亲，越是能衬托他的伟大与尊严。

　　1944年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21]爱泼斯坦的笔记反映出延安的和平安宁，更反映出毛泽东的平凡伟大。毛泽东拍照时不站在人群中间，这个说法有很多旧照为证。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诗人续范亭（1893—1947年）在1942年写了一首诗《赠毛主席》：“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22]其中，“万古云霄一羽毛”一句，出自唐朝杜甫的《咏怀古迹·诸葛大名垂宇宙》，或可解释，三分天下，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然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另据《成都武侯祠匾额对联注释》：羽毛，比喻人的声望。诸葛亮的名望高入云天，独一无二，万古莫及。诸葛亮所施展的仅是其才能百中之一，他犹如翱翔于云端中的凤凰，世人所见，只是其绚丽身躯的一片羽毛。

　　领袖面子与国家尊严。毛泽东一生只出了两次国，去的都是苏联。第一次是1949年隆冬，新中国刚刚建立，一穷二白，有求于人，东道主是世界共产主义领袖斯大林所领导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没有给毛泽东这样一个大国大党领袖应有的尊重，两个多月的访问多半时间是受冷落的，以至于美国政要造谣、西方媒体炒作：毛泽东被斯大林扣压软禁了，以强行“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第二次是1957年初冬，毛泽东携带着抗美援朝胜利、“一五”建设成功到苏联劝和促谈（赫鲁晓夫当家搞得社会主义阵营鸡犬不宁）。事先，赫鲁晓夫告知毛泽东，苏方将组织200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再加上仪仗队。苏方尊重中方的建议，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表示感谢。在这个本质上依旧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国家（领袖）面子与尊严，是靠实力能力支撑的。心虚的苏方拟200万人上街欢迎是给面子，自信的中方只接受300人欢迎，个人面子和国家尊严，在言中又尽在不言中。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朴实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他在党内的威信，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党内同志自觉捍卫领袖的形象和尊严，自觉维护领袖的地位。1964年，苏共发生内讧，勃列日涅集团拱掉并取代赫鲁晓夫集团，时隔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赴苏联访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先后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23]。周总理随后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义正词严指出：这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我党、我国人民和代表团以及我个人的侮辱……这个问题性质很严重，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谈其他问题。勃列日涅夫极力辩解说，马不是主席团委员或候补委员，他的话不代表主席团看法。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无权这样发表个人意见。

　　实际上，苏共一贯以父子党而不是兄弟党对待中共，苏联不断以大国沙文主义以及社会帝国主义对待中国，这一态度并没有随苏共苏联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只是党内国内权力更迭，苏联对外政策没有改变。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为了坚持独立自主，中苏关系恶化不可避免。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曾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4]

　　讲面子更讲真理

　　要面子，更要里子。1793年大清帝国皇帝乾隆拒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约半个世纪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当时的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第一，依照一般经济学逻辑，中国保持“泱泱大国”的面子，是有庞大的经济底气的。然而，经济的重要性不仅在量，更在质，经济的质集中体现在经济结构、生产力、竞争力。事物的结构决定着事物的功能与属性，决定事物的质量，农业之于工业，人力蓄力之于机器，个体手工劳动之于大规模生产，金木水火土之于声光化电，刀枪剑戟之于坚船利炮，……凡此等，东西方、中国与英国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着中英不同的经济质量，决定了不同的竞争力。马戛尔尼率领5艘舰队，携带600多箱礼品，其中有多种先进的科学仪器、枪炮等先进工业产品，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律被乾隆皇帝蔑视为“奇技淫巧”。大清故步自封，从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可能与机遇。经济规模GDP是面子，生产力、竞争力是里子。发展是硬道理，是真理，不只是一般的GDP之经济增长，更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700年到1820年，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经济（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从22.3%增长到32.9%，经济规模是英国的7倍，但是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但是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1884～1885年，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但是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前线打赢了，后方谈判认输）；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大清帝国徒有一个靓丽的经济外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外斗争外行，压迫人民内行。

　　讲真理，不讲面子。1945年5月9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作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报告，要求共产党人“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样就怎样”。[25]这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骄傲之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陈云说：“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共产党人从来都是讲真理不讲面子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如果时刻把“面子”摆在第一位，讨论问题就会自觉“站队”，分析问题就失了“准星”，解决问题就会掺杂个人感情、得失，于己有利的“点点头”执行、不利的“摆摆手”搞变通。长此以往，党员干部就会是非不分、真假难辨、思想混乱，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共产党员从来都是讲真理不讲面子，没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没有什么面子不能舍弃，没有什么挫折不能克服。

　　讲真理不讲面子，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从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的记录，到岳麓书院的牌匾，再到中共中央党校的石碑，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说易行难，跨越真理，有时哪怕只是半步，也会成为谬误。经济是基础，经济有数量与质量，夸大经济量而忽视质，就会变成谬误、荒诞。1958年“大跃进”，神州近乎处处“放卫星”，地方面子大比拼，虚假数字一个比一个高，结果害己害人。《人民文学》当时刊登了一首“新民歌”：“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强调，“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26]

　　讲真理不讲面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不走弯路，而是从不讳疾忌医，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直面问题，善于修正错误，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讲面子和讲真理的辩证统一。今天的一些经济学者还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高谈阔论中国经济坐二望一，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此似乎就能压倒美国、镇住美国霸权。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在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为32.9%，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只占1.8%，世界排名第9。然而，1844年，经济上毫不起眼的美国便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强加给中国。麦迪森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另据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

　　科技革命加持，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横财，到1950年，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27%。尽管如此，也没有超出中国历史的辉煌。1950年，朝鲜内战，美国介入，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新中国何去何从，出不出兵，艰难抉择。1950年，当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507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3，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人民币574亿元[27](1955年发行新版人民币新旧兑换1∶10000，类推195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2.75）。如果加上服务业，美国的经济规模则会大得多（1950年美国GDP总量为2848亿美元，占全世界近1/3），中国经济只是美国一个零头。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关键，而标志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钢铁，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7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7%，是中国的144倍，美国人均可以生产半部汽车，而中国只够打一把菜刀。其他数字，如作战力量上，中国的海空军才着手组建，无实战能力；陆军装备，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50多门炮，远不如美国。如果只是算经济账，看数字，如果认定“强权就是真理”“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唯武器论”等，那么朝鲜战争这个仗根本就没法打，不能打，要打必输无疑。但是，中国最终出兵，凭借反对霸权主义的道义占地、“钢少气多”的强大意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用兵战术，最终赢得了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表明，黄油与大炮，只是面子，并不代表真理。

　　1962年，为反击印度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边界地区的蚕食，中国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根据麦迪森的统计，1962年中国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约30%。但是，战场形势却是明显的一边倒，印度军队不堪一击，被当时的英国报纸形容为“刀子割黄油”。对印自卫反击战，实现了当年毛泽东所预见的“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和平”。中国迫不得已的自卫反击，旨在谋取和平，实现自己的发展，表明了面子和里子以及讲面子和讲真理的辩证关系。

　　人要有尊严地活着，国家应有尊严地存在。当今世界依旧奉行丛林法则，贫弱国家往往没有尊严可言；富裕但是主权不能独立的国家，同样难有尊严。国家尊严的取得需要有相应实力和能力。昔日，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今天，“我们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展示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28]

　　注释：

　　[1]鲁迅：“说‘面子’”，见《且介亭杂文》。

　　[2]同上书。

　　[3]鲁迅：“说‘面子’”，见《且介亭杂文》。

　　[4]同上书。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页。

　　[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8]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载于《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黄光国主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57~78页。

　　[9]转引自张龑：《康德论人之尊严与国家尊严》，《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10]转引自张龑：《康德论人之尊严与国家尊严》，《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1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0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524页。

　　[13]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

　　[14]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

　　[15]李慎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16]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19]《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411页。

　　[20]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21]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23]参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25]陈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26]《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8]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