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实践典范

　　1938年的中国抗战，迷雾重重、人心惶惶。

　　国土沦陷、战局被动，社会上出现了两种舆论：要么悲观绝望、信奉“亡国论”，要么浮躁冒进、鼓吹“速胜论”。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本质却是一致的形而上学思维——用静态、片面、孤立的眼光看待复杂的战争局势，只看当下表象，看不到发展规律，只纠结局部强弱，忽视了整体趋势。

　　就在全民认知陷入迷茫、战略方向混乱的关键时刻，《论持久战》这篇雄文横空出世了。

　　很多人只读懂了它的军事战略价值，却忽略了其最核心的内核：这不是一篇单纯的军事著作，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实践范本。

　　通篇没有晦涩的哲学教条，却将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淋漓尽致地运用到战争分析、战略研判和作战指导之中。

　　它用真实战局印证哲学真理，用科学哲学破解时代困局，完美诠释了哲学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服务实践的本质，是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知行合一的伟大典范。

　　一、摒弃形而上学，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精髓，是坚持全面、联系、发展地看问题，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坚信事物在对立统一、量变积累中实现质变发展。与之相对的，就是片面、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而这正是当年“亡国论”“速胜论”的根本谬误所在。

　　《论持久战》的所有研判、所有结论、所有战略，都贯穿了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都是基于客观现实和科学预测，打破了主观臆断的认知桎梏。

　　首先，立足矛盾分析法，精准拆解抗战中的对立关系。

　　毛主席跳出单一军力对比的片面视角，全面梳理出中日双方四组对立统一的核心矛盾：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小、中国大；日本退步、中国进步；日本寡助、中国多助。

　　这四组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共同决定了抗战的整体走向。

　　“敌强我弱”的现实矛盾，决定了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短期硬碰硬只会白白损耗人财物力，于大局无补；而“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长期矛盾，决定了中国绝不会亡国，拥有逐步翻盘、最终取胜的必然底气。

　　亡国论者只盯着“敌强我弱”这一个矛盾，无视其他核心条件；速胜论者只放大我方大国、进步、多助优势，回避实力弱这个短板。二者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论持久战》坚持矛盾全面分析法，充分证明了抗战的持久性。

　　其次，遵循量变到质变规律，预判战局阶段性发展。

　　唯物辩证法明确，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突进的，都是量变积累在前、质变突破在后的渐进过程，没有凭空而来的胜利，只有日积月累的蜕变。

　　《论持久战》在时间维度上，将抗战全程科学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防御阶段是蓄力量变，以空间换时间、以退守保根基，持续消耗敌军优势、积累我方力量；相持阶段是关键量变期，也是最漫长、最煎熬的积累实力阶段，敌我力量此消彼长、优劣态势在全面抗战特别是敌后游击战中逆转；反攻阶段是最终质变，长期积累的优势全面爆发，实现战局彻底翻盘、夺取最终胜利。

　　三个阶段层层递进、不可逾越，完全契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印证了辩证法的核心真理：优势与劣势从来不是固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最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态匹配战术打法。

　　唯物辩证法拒绝教条主义、拒绝一刀切，强调不同阶段、不同局势下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论持久战》彻底践行这一原则，摒弃僵化固定的作战模式，根据战局状况动态调整战术体系。

　　防御阶段主打运动战，避敌锋芒、机动消耗；相持阶段深耕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蚕食敌军战力；反攻阶段依托正规战、大规模运动战，集中力量决胜攻坚。

　　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只有适配局势的打法。这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调整的科学方法，正是唯物辩证法最鲜活、最落地的实践体现。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唯物史观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解决了“怎么看战局、怎么分析战争规律”的问题，那么唯物史观就解决了“靠谁赢得战争、抗战往哪里走”的根本问题。

　　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有二：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事业成败的根本力量；二是社会发展有客观历史规律，战争、社会运动都有其内在必然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论持久战》通篇贯穿唯物史观的核心立场，跳出单纯军事视角，从历史大势、人民立场、时代潮流中把握胜利的根本。

　　第一，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唯物史观认为，战争的性质、时代的潮流，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结局。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人民根本利益，必然走向衰败；正义的反侵略战争，顺应时代潮流、贴合民心所向，必然走向胜利。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野蛮的、退步的、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必然产物，从根源上违背历史潮流，注定陷入内外矛盾、孤立无援、最终失败的结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保卫民族独立、捍卫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大势，拥有不可逆转的胜利必然性。

　　这种以历史大势定胜负、以战争性质判结局的研判，彻底摆脱了单纯军力对比的浅层思维，是唯物史观洞察历史规律的顶级运用。

　　第二，坚守人民主体，夯实胜利的力量根基。

　　整部《论持久战》的终极落脚点，也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实践彰显，就是八个字：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当时很多人迷信武器装备、军力硬实力的时代，《论持久战》打破“唯武器论”，鲜明指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实力，而是人心向背、群众力量、社会动员能力。

　　军队是抗战的骨干力量，人民是抗战的根基源泉。没有人民的支持，再精良的装备也难以为继；有了全民同心，再弱小的力量也能凝聚成决胜大势。

　　正是基于这一唯物史观认知，毛主席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核心战略之一，就是全面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发动全民抗战，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深刻印证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改写战局、赢得未来的根本力量。脱离人民的战争必败，扎根人民的事业必胜。

　　第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唯物史观既反对无视规律的主观冒进，也否定消极躺平的机械宿命论，而是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战争的长期化、最终胜利的必然性，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而战争的时长、胜利的速度、损耗的大小，则取决于人的主动作为。

　　我们无法跳过持久战的必然阶段，无法违背敌我力量转化的客观规律；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战略、全民奋斗、统一战线、主动攻坚，积累优势、缩短进程、减少牺牲，把“必胜的可能性”转化为“必赢的现实性”。

　　三、超越战争：这套哲学范式的当代价值

　　抗战胜利已经八十一年，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论持久战》的哲学光辉更加璀璨夺目。它之所以被称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实践典范，不仅因为它精准指导了抗战胜利，更因为它搭建了一套可迁移、可复用、可落地的哲学思维体系。

　　它告诉我们：所有复杂难题、长期博弈、艰难攻坚，本质都是一场新情况的“持久战”，都需要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破解困局。

　　面对困境，拒绝片面浮躁。不用一时得失定义全局，不用短期强弱判定终局，坚持全面、联系、发展地看问题，读懂矛盾转化、量变质变的底层规律。

　　面对征程，坚守人民立场。无论事业发展、团队建设、社会进步，始终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凝聚最广泛的力量，筑牢最坚实的根基。

　　面对未来，兼顾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敬畏事物发展的客观节奏，不急于求成、不盲目跟风；同时保持奋斗姿态，主动创造条件、积累优势、推动质变。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察大势、明规律、辨是非，以唯物史观立立场、聚力量、定方向。这便是《论持久战》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传承的顶级思维智慧。

　　【文/田马星空，作者投稿，原载微信公众号“本源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