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相信与不相信，反叛与服从的辩证法

　　最开始在这个现象里，我看到的是一种解构。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在后现代，宏大叙事破产了。真理不再固定，意义开始滑动，你开始怀疑你所说的一切是不是真的。于是语言开始自我解构，它不再负责任，一切严肃的东西都被消解成一个又一个的梗。这个电影的火也是从一个梗的姿态开始的，一个滑稽的姿态。

　　然后，我看到这种解构之中生成出了反叛和一种勇气：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那些曾经为生活提供意义和方向的宏大叙事，进步、理性、艺术本身的崇高性，渐渐失去公信力。传统电影等级秩序里那些代表牛逼的东西：技术、手法、明星、大制作或者什么艺术电影的艺术内涵哲理，在牛来面前都显得特扯淡。影院也曾经被看作一个需要你认真对待的神圣空间，银幕上放映的是你仰望的作品，观众在黑暗中鸦雀无声。这里面蕴含着一种尊卑结构：艺术家是祭司，观众是信徒，拍电影的人是表达能力的掌握着者，知识的掌握着，而观众只能作为接受者。

　　而在牛来的影院里大家似乎从未如此平等的处在电影院中，一端是看电影的人，一端是电影。我们不再是仰望一个牛逼的有着我们无法掌握的资源，同时还掌握这种资源所蕴含的话语权的爹们给我们看的东西，连资产阶级法权背书的被视为政治正确的禁止摄屏在这里也消失了。这里没有一个爹和一群儿子，也许还有有一群不想再当儿子的人。

　　解构把一整套看似自然的标准悬置起来，让它暂时的失效了。观众追捧一部与工业电影完全相反的“烂片”，某种程度就意味着你在质疑这套规则本身，通过追捧一个冒犯品，嘲讽了资本精心搭建的审美等级制度。

　　它的潜台词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觉得电影应该精致，我偏要为一部粗糙到极致的影片叫好。你们什么都替我们安排好了，看什么、喜欢什么、什么值得感动，天天被教育，麻了，但我们不想要这种安排，我们宁愿要一个在你看起来是粗糙的、甚至在你看来垃圾的东西，我们要那个选择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这种反抗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资本的世界里，审美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是一整套权力运作的结果。谁有资格定义“好”，谁就掌握了文化的主导权。而年轻人发现，自己在这个系统里，永远只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你只能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但你不能质疑“喜欢”这个框架本身。“牛来”的观众，用一种近乎幼稚的方式，把那个框架掀了。

　　但是，这种反叛难逃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服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从什么都不信到重新相信一些东西。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都不相信很简单，但选择相信什么需要勇气。

　　后现代这种什么都不信的姿态将冲击旧权威秩序，但是也正因为它什么都不信，它难以生产新的东西，也就难逃最终又被旧秩序收纳成为一种其的新的形式，反倒显衬了它的包容性。就像无数曾经无数引以为先锋和反叛的文化一样，最终成了一种新的消费与时尚，旧秩序稳固如初。

　　当一代人失去了总体性视野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时，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将陷入苍白无力。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未来想象，只能通过把旧的、腐朽的东西变成笑话来获得短暂的快感，但这种快感是无根的，因为它拒斥了任何需要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严肃目标。

　　我们必须坚定地、大声地宣告：在这个被解构的废墟之上，我们仍然需要真理，需要建构，需要爱一些具体的、值得捍卫的东西。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在这个解构过程中所闪现的否定性。

　　明天资本也可以复制一个新的“牛来”。当解构本身变成一种可预期的、可批量生产的内容时，解构就不再具有破坏性了。它变成了一种新的类型片，一种可以安心消费的“反讽奇观”。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宿命。我们之前讨论过，齐泽克反复批判的那种“犬儒式解构”，它看穿一切，但把看穿本身变成了享乐。

　　真正困难的事情，是重建相信。相信一种新的标准，相信一种关于好与坏、美与丑、值得与不值得的新的尺度。

　　一个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之所以是事件，不只是因为它推翻了旧秩序，而是因为它打开了一个需要被坚持展开的新方向。解构只是朝向事件的准备，新的东西需要人站出来，说“这个值得”、“这个我不接受”、“这个我要坚持”。

　　我们必须要从什么都不信到重建值得相信的东西，这个空间就是我们行动的空间，必须由我们去中介。

　　一种新的文艺作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爱情，友情，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相处模式？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一种新的未来？......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说出来并有勇气去创造并为之承担相信的风险。如果遇到了问题就去问问马克思吧。(•ө•)♡

　　#牛来#后现代#权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