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痴心不改强国梦
黄旭华(左)和夫人李世英。资料图片
34岁,他投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发事业。
46岁,他参与设计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下潜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64岁,他亲自登艇参与深潜试验,成为总设计师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世界第一人。
也是在64岁,阔别家乡三十载,几乎与家人失联的他荣归故里,此时,父亲和二哥已经去世,高堂老母已93岁高龄。
如今93岁的他,仍坚持到研究所工作,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一条道,走到“亮”
“爸爸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
出身于医生世家的黄旭华,原本是立志从医的。可是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道路:“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造船,将来我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的侵略。”
1945年,四处漂泊、辗转求学的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
1958年,面对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我国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毛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被选中,调往北京参加研究。“我这时就知道了,研制核潜艇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搞不出来,我死不瞑目!”
从而立之年,到古稀之年,黄旭华果然只做了一件事: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潜艇!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核潜艇项目曾几次上马、几次下马。尽管在“文革”中受过误解和冲击,尽管在改革开放后,面临许多高薪职位的诱惑,但黄旭华丝毫不为所动,初心不改。他说:“研制核潜艇是我的梦想,一辈子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很幸福。”
玩具做参考,算盘出数据
习惯了拿来主义、技术转让等词汇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将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对任何国家而言,核潜艇技术都是核心机密。况且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大规模撤走援华专家。想造核潜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关于核潜艇的任何蛛丝马迹、只言片语对黄旭华和他的团队都十分难得。一天,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儿童模型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研究者们把玩具拆开、分解,兴奋地发现,玩具里密密麻麻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我的总结是,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出来的。没有那么神秘。”黄旭华进一步坚定了自信。
从图纸、模型,到造出真正的核潜艇,其中要突破多少技术难关,我们难以想象。在电脑、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你是否知道,那时的科学家们,竟是用“算盘”算出的核潜艇的大量核心数据?
“比如,核潜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太重容易下沉,太轻潜不下去,重心斜了容易侧翻,必须精确计算。”黄旭华说。
怎么办?核潜艇上设备、管线数以万计,黄旭华要求,每个都要过秤,几年来天天如此!这样“斤斤计较”的土办法,最终的结果是,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强军梦的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水长流。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中国人仅用10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国外几十年才研制出的核潜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自豪地说。
什么是自力更生?什么是自主创新?这句话足以回答。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1988年初,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将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试验前,参试人员的宿舍里常常响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悲壮的歌曲,有人甚至偷偷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也难怪战士们心情忐忑,因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时失事,160多人葬身海底。美国潜艇尚且如此,国产潜艇能完全没有危险吗?
“我感觉同志中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氛围。而这对试验是非常不利的。”黄旭华说。
怎么办?黄旭华带着设计人员和战士们座谈,并当场宣布:“我对深潜很有信心,我将与大家一起下水!我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样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
战士们沸腾了!担忧、悲情一扫而空,必胜的豪情点燃全场。
试验当天,天公作美。50米、100米……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咔哒、咔哒——”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声响,惊心动魄。黄旭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给了大家无穷的信心。
“其实我心里也紧张啊,但我绝对不表现出来。”多年之后,黄旭华幽默地揭秘。
试验成功了,新纪录诞生了,全艇沸腾了!黄旭华再难抑制激动的心情,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与母亲30年后再相逢
“他呀,家里的事是不顾的,这是肯定的。”说起黄旭华对家里的“贡献”,老伴李世英笑着总结。一去北京,他6年没有回家;家里地震,他没有回家;女儿重病,他没有回家;扛煤渣、扛煤气罐……这种一般家里男人做的事情,李世英通通一人扛下。
更让人唏嘘的是,从1957年到1986年,30年的时间里,黄旭华老家的父母、兄弟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没有见过他,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信箱号码。父亲去世,他没有回家;二哥去世,他没有回家,家中慈母,从63岁盼到93岁,才终于见到自己的“三儿”。
因为从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工作,30年来,老家人都怨他、气他,直到1987年,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关于“黄总设计师”的报道《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给母亲寄了一本。母亲把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谅解。”
“在我们家,父亲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家里什么事也不能耽误父亲的工作。”黄旭华的大女儿黄燕妮说。虽然,女儿们从小就被告诫:“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她们长久以来并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但大家都相信,父亲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黄燕妮很小就从舒适的北京来到了风沙漫天、物质匮乏的荒岛。她不仅得帮着母亲操持家务,每天还要翻一座山才能去上学。有一次下大雪,她在山路上一脚踩进了冰窟窿,整个人冻僵了,是被来寻找的人抬回家的。她在床上躺了九天九夜,母亲衣不解带地伺候了九天九夜。即便如此,李世英也没把这事告诉丈夫。
“将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给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悔!”黄旭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