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湄潭农户每亩土地收入可以达到10万元？

　　刘守英教授2020年9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以《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革命》为题发表演讲，“城市进化论”记者余蕊据现场演讲整理，以“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当农民?”为题发在微信公号上，刘守英团队官方公众号“村庄与城市”再以“刘守英：‘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思维?”转载。本文依据刘守英教授团队官方公众号文字进行讨论。

　　概括一下，刘守英教授演讲大概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刘守英教授认为，中国在“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城市过程中，整个中国的农业出现了重大的反常现象”。表现一是农业份额低农业就业份额却很高，二是农业利润率持续下降，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造成以上反常现象的原因，刘守英教授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单一农业，第二，农产品复杂程度低，第三，产业融合层次低，第四，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之所以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刘守英教授又归结为四个：劳动力利用不节约带来劳动成本上升，土地利用不集约带来土地成本的上升;现代投入比如说使用化肥，都是使用过量的;机械利用不合理。

　　有了以上铺垫，刘守英教授进入正题：“所有这些问题来源于哪?来源于我们的要素没有组合，要素之间不匹配，带来所有的要素成本都上升。这样的农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刘守英教授认为，下一步农业的发展实际上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实现要素的组合，第二，推动要素组合的力量需要有制度变革，第三，最终目的是要搞提高农业回报率。

　　刘守英教授继续说：“农业回报率的提高核心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本质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要素匹配制度，降低单要素推进带来的成本提升，这里面就包括服务的规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讲到这里，刘守英教授仍然云遮雾绕，不知所云。他接着举例来说明自己观点。

　　他说：“最后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贫困地区的例子。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希望搞园区工业化，模仿东部地区，结果是什么呢?‘死’得非常惨。原因在于那些地方不适合用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园区工业化来解决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贫困地区的例子与刘守英教授讲的提高农业回报率有什么关系？第二，贫困地区为什么就不能搞工业园区，就不适合用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园区工业化来解决问题？

　　刘守英继续说：“1988年我们在湄潭做试验，一个贫困地区要推动农业工业化”，“我们的试验是万亩全部做茶，在茶面积扩大的同时，湄潭的农民不是都外出打工了，而是增加了大量茶农”。“同时在乡村还出现新的组织和企业，合作社、茶产业的加工厂等，这些不是在哪个园区发生，就是在乡村地区发生的”。“另外是它的机械和创新，这些东西都有大的发展。还有乡村组织的市场，品牌专卖店、茶馆，所谓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些东西才有”。“结果大家看，这么个穷的地方，有一个不断强大起来的农业，不断富起来的农民，和越来越美丽的乡村。现在一个县把一个产业做到了100亿，而且主要来自于茶产业的收入，另外就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城乡收入比，在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湄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