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茂：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线索及最新动态

　　一、土地制度和村社功能的演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线索

　　观察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线索是土地制度和村庄社区功能的演变。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是土地所有制和实现形式问题，一个是村庄社区组织功能和体制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1、我们从头梳理一下。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以后是土地私有制，要不要合作化当时就有争论，但都很快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也算基本顺利。到成立人民公社，就复杂多了，公社化运动开始，事先都没有预料到问题的复杂性，导致土地所有制一下子升级到大公社，在财产关系上突破了传统村社结构，造成了对村庄社区的强烈冲击。一些领导人又推波助澜地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大搞一平二调，把公社化运动推向极左。幸好毛主席及时发现了问题，抓住不放，反复做工作纠正，直到61年搞出人民公社六十条，才算把公社体制确定下来。但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又惊慌失措，在1962年又刮起单干风。被毛主席顶了回去。这是一轮探索，由极左到右倾倒退再到三级体制的巩固和发展。但总体上还是由私有制通过合作制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2、人民公社三级体制稳定下来以后，大搞了农业基本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夺取粮食高产，到七十年代中期，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具备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条件。但当时的领导们由于没有深入理解毛主席“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没有抓住这个战略转折点，还在强调以粮为纲，甚至还批什么社队企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结果，为后来解散人民公社提供了借口，使农村退回到了家庭分散经营。

　　3、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公社解散后本来还有一次机会重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体制，即村建经济合作社，乡(镇)建农工商总公司。但1992年以后风向再转，重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努力被阻断，代之而起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立法准备。而在现实的政策导向上，则是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集体企业纷纷与乡村社区母体在产权归属上彻底切隔，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支撑最后被掏空。从此以后改革的基本套路是：限制、剝夺村社区集体对家庭承包土地和所属企业的管理权，把农户土地承包权固化、股权化。产权改革，把社区集体变为个体的集合体，发展公司化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解构、取代村社社区集体。这一套政策导向一直延续到现在。

　　4、十九大前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贵州出现了一个重新回归社区集体经济的塘约村。围绕这个典型又在十九大前后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实际上到现在也没结束。先是塘约村在抗灾中重建了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又出版了《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甚至一些省级组织部门统一购书并组织学习。王宏甲十九大前在全国做了近七十场报告会。但这一宣传热潮很快又被打压下去了。到十九大时中央宣布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等于退守到最后的一点底线，把眼前的矛盾后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