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中医曾救了我和弟弟的命

　　我三周岁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年代。爸爸因为参加我们县的第一个钢铁厂的建设非常忙，常常几个月不回家。我妈妈在生产队设在田间的大食堂里做饭，也经常不回家。比我大四岁的大姐，经常背着只有一岁的妹妹，拉着三岁的我，到地里去找妈妈给妹妹喂奶。从我们家到地里的大食堂有两公里远。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正是收庄稼的大忙季节。一天，大姐背着妹妹，拉着我的手，到地里去找妈妈给妹妹喂奶。给妹妹喂完奶，大姐就背着妹妹回家了。只有三岁的我，觉得在地里玩比在村里玩更有意思，就没有跟着姐姐回家，在地里跑着抓蚂蚱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跟着大姐回家了，我大姐则以为我跟着妈妈在地里。那个时候大姐也只是个七周岁的孩子。

　　我在地里玩了一下午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了。那天晚上下了雨。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发烧，左大腿上有三个好像被虫叮咬过的红点。我爸爸带我去看他们的厂医。厂医给开了一些药。吃了几天药，发烧好了。但腿上的三个被虫咬的地方开始感染，扩散，面积越来越大。厂医建议到县医院去就诊。那个时候，职工家属到县医院看病，报销百分之五十的药费。当时县医院刚分来一个山大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大夫，他后来在即墨工作了一辈子。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叫杨维骏。当时给我看病的就是这位杨大夫。我母亲每星期背着我去看这位杨大夫一次，他每次的操作基本是一样的，用剪刀把我腿上的腐肉剪掉，然后往创面上涂当时最好的西医外伤消炎药膏“消治龙”。在他给我治疗的一年当中，我腿上的那三个感染点蔓延开来，连成一片，并开始往小腿溃散，最后小腿跟大腿粘连到一起，伸不开了。我不能走路了。一年当中家里花掉一百多元，这在当时已经是普通家庭的所有积蓄了。更糟糕的是，治疗一年后，他告诉我妈妈，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药对我腿上的疮毫无作用。让我母亲另请高明，不要再去找他了。

　　在当时，杨大夫是县医院的外科专家。他说没有办法治疗了。无疑是判了我的死刑。邻居开始说我得的是“大疮”，没得治了。我父母也准备放弃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熟人告诉妈妈，离我们家三十里远的城阳镇有一个老中医，可能治好我的病。母亲背着我走了一上午，找到了那个老中医。妈妈跟老中医说，大爷，如果你治不了我孩子的病，我不怪你。因为我们县医院的杨大夫都治不了了。我背着儿子，走了一上午才找到你，你治不了，我就不再来了。那个老中医说，你儿子的病不是不治之症。我给你一副药，你回去给他涂五天。然后你再来一次就行了。保证十天内让你儿子下地走路。我妈妈花了五毛钱，买下老中医的药，半信半疑的带我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