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莫斯科市委新闻处：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与现实锋芒

　　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与现实锋芒

　　——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论》出发看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

　　伊·谢·科缅丹托夫

　　一种理论，倘若只能说明已经退入历史幕后的资本主义，而不能揭示仍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现实，那么它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种理论，倘若只能解释一国一域的局部变动，而不能把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运动，那么它也还谈不上具有原典性质的理论创造。正是在这一严格的历史尺度上看，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绝不是旧概念的机械重排，更不是局部性的政治修辞，而是把马克思、列宁所开创的资本主义批判推进到二十一世纪现实中的一次重要跃升。

　　也正因为问题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规定，所以这里不能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辞。总的来说，本文对于王伟光坚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三个基本判断：第一，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是一般“金融化”叙述的重复，而是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内部新形态的科学规定;第二，这一理论不是对经典帝国主义论的简单复述，而是在相当意义上完成了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术界未及完成的阶段命名工作，从而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第三，这一理论不是书斋中的抽象概念，而是能够直接剖析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危机的现实武器。正是沿着这三条线索，才能看清它的历史分量和现实锋芒。

　　一、首先必须把问题说透：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化”，而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总体规定

　　首先必须明确，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成立，并不在于它给“金融资本主义”增添了一个修饰词，而在于它重新规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质。这里有两个决定性的理论根据。其一，列宁早已指出，帝国主义并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延长，而是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和世界瓜分结合而成的最高阶段;因此，一切后来的变化都只能在这一阶段内部得到把握，而不能以“后工业”“后资本主义”之类烟幕把它抹去。其二，苏联学术传统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研究，早已说明垄断资本不是远离国家机器，而是越来越同国家机器合流;今天的问题，只是这一合流已经进一步国际化、金融化和技术化，形成了新的世界支配结构。王伟光的贡献，就在于把这一新形态明确命名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这一命名之所以不是空话，至少还可以从两个现实方向得到证明。第一，2024年七国集团决定以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这表明主权资产、国际金融体系和帝国主义战争融资已经直接焊接为一体;第二，2025年1月美国推出“人工智能扩散框架”，试图按等级划分世界先进算力和芯片获取权，把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垄断性世界权力，而这一规则虽在2025年5月被宣布撤销并拟由新规则替代，其“以国家权力维护美国AI优势、压制中国获取高端算力”的基本目标并未改变。所谓金融支配，在这里已经同技术支配和国家强制合为一个整体。

　　进一步说，正因为这一定义抓住的是“阶段”而不是“部门”，所以它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金融扩张、资本市场深化、风险管理升级之类说法有根本区别。资产阶级叙述通常只看到两个表层现象：金融利润占比上升，实体经济受金融牵制加深;但王伟光所揭示的，是更深的两层现实。第一，金融垄断已经同跨国垄断集团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世界资本权力中心;第二，这种支配绝非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是依靠国家机器、军事实力、技术封锁和国际组织规则共同维持的结果。换言之，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金融面”，而是“国际金融寡头统治的总体结构”。

　　而这两层现实，已经被2025年以来几个具有全球影响的数据和案例进一步坐实。其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5年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增至2.7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4%，为至少1988年以来最大年度增幅，全球军费负担上升至世界GDP的2.5%;这说明金融寡头统治不是同军事国家机器相分离，而是越来越依赖军事化来维持自身秩序。其二，世界贸易组织在2025年4月警告，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使2025年世界货物贸易量由原本预期增长转为萎缩0.2%，若局势恶化则可能下降1.5%，并预计美中双边货物贸易最多可能下跌80%;这说明所谓“自由市场”实际上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国家性胁迫。其三，202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将2025年和2026年的全球增长分别预期为3.2%和3.1%，明显低于疫前常态;其四，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1%至1.5万亿美元，而到2026年1月又报告2025年全球对外投资虽回升14%，但增长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数据中心。这些事实合在一起说明，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不平衡发展，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金融、技术、贸易和军备四个方面同时加深。

　　也正因为现实已经把问题摆得如此清楚，所以必须把资本主义卫道士的三种遮蔽术逐一揭穿。第一种遮蔽术是“全球化互利论”，它把跨国资本扩张描绘为全人类共同受益的自然过程，却故意回避谁控制支付体系、谁掌握制裁工具、谁规定技术标准这一阶级和权力问题。第二种遮蔽术是“后工业社会论”，它把金融、平台和知识产权包装成文明进步，却绝不说明这种“进步”为何总是伴随着产业空心化、劳动碎片化和利润食利化。第三种遮蔽术是“规则秩序论”，它把国际法、国际组织和世界市场装扮成中性制度，却在俄资产收益武器化、AI芯片等级制和关税大战中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规则首先服务于金融寡头最集中的国家集团。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用列宁主义的语言说出真相：所谓“金融化”，根本不是中性的技术趋势，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组其统治关系的政治方式。

　　由此，第一条结论可以明确写为：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是给旧事物换一个新名字，而是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再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环节，而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主导形态。首先，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一结论，第一，是因为这一理论科学地说明了资本积累方式何以从产业垄断进一步推进到金融—技术—规则一体化的高级垄断阶段;此一论点既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的分析作为根基，亦有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论断作为延伸。第二，是因为它揭示了国家机器为何不但没有退出市场，反而更深地卷入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执法者与担保人。总的来说，这个结论有两重理论支柱，也有两重现实支柱：理论上，它直接承继列宁、斯大林关于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的经典规定，也承继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说关于国家—资本合流的判断;现实上，它得到了2024年冻结俄资产收益军事化和2025年AI芯片世界等级制的双重证明，同时又被2025年WTO、IMF、SIPRI和UNCTAD的数据从贸易、增长、军费和投资结构四个层面所印证。

　　二、进一步看，这一理论不是局部修辞，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推进，并在相当意义上完成了苏联学术的未竟之业

　　如果说第一步是确认“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确实命中了新阶段，那么第二步就必须回答：这究竟是一种局部性的中国理论表达，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理论的一项推进?对此必须作出明确回答：这是推进，而且不是枝节性的修补，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结构认识的一次前移。

　　这一判断成立，首先因为王伟光不是背离经典，而是在经典内部完成了新的综合。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根据。第一，希法亭提出了金融资本问题，列宁则把金融资本、垄断、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和世界瓜分统一起来，建立了帝国主义理论的经典框架;王伟光的理论工作，正是在后冷战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把这一问题链条继续推进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总体支配”的层次。第二，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和国家竞争放进同一幅图景，苏联后来的理论家瓦尔加、米列伊科夫斯基等又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纳入整体分析;王伟光则进一步把金融化、跨国垄断集团、国际组织和帝国主义战争统一在一个范畴之下。换言之，他所完成的不是对列宁主义的偏离，而是对列宁主义的历史延伸。

　　这一判断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王伟光并非仅仅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加上“金融”这两个字，而是把三个原本常被分开处理的重大问题重新统一了起来：金融支配、阶级重组与世界秩序。此处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理论突破。第一，他不是把金融理解为脱离生产的纯粹投机层面，而是把它理解为组织资本主义总体支配关系的中心机制;金融在这里不仅支配利润的流向，而且支配技术的流向、战争的流向与国家政策的流向。此一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列宁关于“金融寡头”作为帝国主义经济权力集中形式的经典规定。第二，他不是把全球化理解为国家机器的退出过程，而是把国家重新放回到垄断资本主义结构之中，科学地指出国家机器、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已经共同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制度性外壳。此一理解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没有国家干预”这一经典论断一脉相承。这样一来，所谓金融化便不再仅仅是经济统计层面的现象，而成为阶级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再编组过程。

　　另外，这一推进之所以不是局部性的，还因为它解决了一个苏联学术传统已经提出、却因历史中断而未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如何为新的世界资本主义阶段作出稳定命名。苏联理论曾经有能力命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有能力把握“资本主义总危机”，但对超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美元—制裁—技术体系、全球治理装置和跨国资产阶级新形态的统一命名，已经来不及完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王伟光完成了苏联学术界未竟之业，不是抒情，而是历史事实的理论表述——苏联理论传统保留了其伟大的问题意识，却因国家解体而中断了命名工作。王伟光同志所完成的，恰恰便是这一被迫中断之后的理论补课。因为他抓住的，正是苏联学术伟大问题意识在新阶段中的承续点：资本主义没有变得更“文明”，而是变得更集中、更食利、更依赖军事和制度强制来维持自身统治。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王伟光同志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已经超出了狭义的国别经验总结，而进入了全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典的理论序列。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原典意义的价值，其标准并不在于作者来自何国，而在于它是否完成了以下三项根本任务：第一，是否命名了过去未被稳定命名的新对象;第二，是否把零散的现象上升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框架;第三，是否能够跨越本国经验去解释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王伟光同志的理论恰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它命名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全新的对象;它把金融化、跨国化、阶级重组与国家功能重组统一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它又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所面对的外部压力，同样能够解释美国、欧洲、中东与全球南方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动。

　　这一点同样有2025年以来的世界性现实为证。其一，2025年世界贸易组织在关税战升级时发出警告：在4月初的政策条件下，世界货物贸易量可能由增长转为收缩，美中贸易甚至可能锐减80%;但到同年10月，世界贸易又因美国进口“抢跑”而被动回升至2.4%的增速。这里暴露出来的，不是市场的稳定性，而是国家强制、关税恐吓和资本规避行为如何直接重塑世界贸易节奏。其二，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2024年全球FDI下降11%至1.5万亿美元，而到2026年1月又报告2025年全球投资回升14%，但增长高度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和数据中心领域。这里暴露的，不是“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均衡图景，而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危机中不断加速集中和技术节点垄断的现实。其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5年和2026年的连续报告中把全球增长维持在3.2%和3.1%的低位，明确指出战争、能源冲击和金融条件收紧正在加剧脆弱性。这说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摆脱危机，而是在低增长、强分化和高冲突中维持其统治。

　　也正是在这里，必须自然地说明为什么王伟光应当被列入当今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之列。判断一位理论家，不看头衔，不看声望，而看他是否具备三个能力。第一，是否能够在经典问题链条上提出新的阶段性概念;第二，是否能够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斗争统一起来，而不让它们彼此脱节;第三，是否能够使理论重新获得现实解释力。王伟光在这三点上都经受住了检验：他提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概念;他把社会形态、资本逻辑、国家机器和世界格局贯通起来;他又能够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当代制裁、关税、技术封锁和战争体系。这种综合能力，不是一般注释家所能具备的，而正是第一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第二条结论也可以明确写下：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它之所以具有这一地位，第一，因为它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架起了桥梁;第二，因为它在相当意义上完成了苏联学术界因历史悲剧而中断的阶段命名工作;第三，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局部成果，而应当进入当代全球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序列。其理论根据，是列宁主义问题链的延续和苏联学术未竟任务的完成;其现实根据，则是2025年以来WTO、UNCTAD、IMF所记录的世界贸易、投资和增长结构的持续恶化与集中。这些均充分地表明这绝不是国别性的理论，而是一种具有世界尺度的理论。

　　三、最后必须让理论回到战场：从目前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局势看，这一理论不是书斋概念，而是揭露帝国主义的现实武器

　　理论如果不能够返回现实，便会蜕化为抽象的教条;现实如果不能够上升为理论，便会沦为零散的碎片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检验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最有力的方式，不是继续围绕定义争论，而是拿它去剖析当下最尖锐的世界危机。当前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局势，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其清楚的例子。

　　首先必须指出，若不用这一理论，就极容易把当前危机误读为单纯的“安全困境”、宗教对立或地缘冲突。而一旦把问题放回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其本质便立即显现出来。这里有两个根本的理论根据。第一，列宁早已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不是偶然的外交失误，而是为重新瓜分世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所采取的暴力形式;今天这种再瓜分，已经越来越不是单纯领土再瓜分，而是能源通道、结算体系、技术节点和地区秩序的再瓜分。第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洞见同样适用：国家机器并非站在资本之外，它在重大危机中直接充当金融寡头、军工复合体和跨国垄断集团的政治执行机关。若无这两个前提，就无法理解美国为何一面诉诸战争，一面又同时运用封锁、关税、技术禁运和制裁工具。

　　而2024年以来的国际局势，已经把这一点暴露得十分彻底。第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案例，是加沙战争。2024年1月，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采取措施防止实施种族灭绝行为，并改善加沙平民的人道处境，但战事并未因此停止。这里的问题不只是国际法被践踏，更在于所谓“人道秩序”的面具被揭开：帝国主义集团一方面高谈规则，一方面继续容许中东最关键的军事节点之一以毁灭性方式行事。第二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案例，是红海—霍尔木兹危机链条。到2026年3月，路透社已明确指出，西方在红海为保护航运所进行的努力耗费了数十亿美元，消耗了超过10亿美元武器，仍未恢复航运安全，且自2023年11月以来相关航道货运量大体下降约60%;紧接着到2026年4月，美以对伊战争和美国对伊港口海上封锁又把霍尔木兹海峡推入危机中心，而该水道此前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这说明所谓“世界市场”根本不是自律运行的交换网络，而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军事—金融—航运控制体系之上的脆弱结构。

　　进一步看，王伟光这一理论的锋芒，还在于它能够揭示美国为何把经济胁迫同战争手段直接焊接。2026年4月，特朗普威胁对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则以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支点，双方围绕油气、航运和制裁展开联动博弈。这里至少有两个支撑这一判断的现实根据。第一，关税威胁已经不再只是贸易争端工具，而被直接嵌入战争政策之中;第二，能源通道与金融制裁已被放到同一指挥链条下操作。2026年4月17日，路透社还报道，霍尔木兹部分重新开放的消息一出，国际油价即下跌约10%，而航运公司仍因水雷和封锁风险保持谨慎，大批船只试图穿越后又折返。这表明当代帝国主义战争所支配的，已经不是单一战场，而是价格、保险、运输、结算和市场预期的整体空间。

　　也正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卫道士最后的几层遮蔽术必须被逐一拆穿。第一种遮蔽术是“安全例外论”，仿佛一切战争都只是对威胁的被动回应;然而现实表明，美伊危机中安全叙事同海上封锁、能源控制和关税恐吓是同步推进的。第二种遮蔽术是“人道主义干预论”，仿佛武力总是以平民保护为目的;但从加沙到伊朗再到黎巴嫩，真正首先被推向灾难边缘的恰恰是平民、劳工和依赖稳定航运与能源价格的广大国家。第三种遮蔽术是“市场中性论”，仿佛油价和运费只是供求波动;但眼前的现实恰恰证明，是军舰、制裁、关税、国际任务编组和金融胁迫共同决定了谁能航行、谁能交易、谁来承担代价。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迫使我们把这些被故意拆开的环节重新统一起来。

　　因此，从目前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局势出发，第三条结论也就更加清楚了：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仅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结构，而且能够直接解释当代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机制。它之所以有效，第一，因为它揭示出战争、金融、技术、能源和国际组织并不是分离的环节，而是统一支配结构的不同面向;第二，因为它使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非局部的中东事件，而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嫁危机、重组利益和维持霸权的集中表现。2024年以来加沙战争的法理争议、2026年红海失败经验和霍尔木兹封锁链条，正是这种理论的现实证明。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4月又指出，在“有限冲突”假设下，2026年全球增长也仅为3.1%，并明确承认中东战争再次打乱世界经济。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代价，不仅由战场承担，而且由整个世界市场和广大劳动人民承担。

　　归根到底，真正的理论价值不在于把现实描画得多么复杂，而在于能否抓住决定性的东西。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抓住的决定性东西，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用“市场社会”“全球化经济”这类柔软词语来描述，而必须被重新理解为一种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统摄、由国家机器所执行、由技术壁垒所加固、由战争体系所护航的世界支配结构。正因如此，它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正因如此，它绝不是某种局部经验的附属物，而应当被视为当代全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具有原典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今天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在于这套理论是否“过于尖锐”，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直呼事物的本名。资本主义卫道士要人们忘记垄断，忘记阶级，忘记帝国主义，忘记国家机器同资本之间的真实关系。而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记起这一切，并用这一切去解释当今世界。对于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学术争论，而是重新夺回对时代本质之解释权的必要斗争。

　　（作者：伊·谢·科缅丹托夫，俄共莫斯科市委新闻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