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研究知识分子与近代思想史的许纪霖教授，将自己定位为“无法归类的蝙蝠”。他一边坚守专业，一边面向公众，坚持在学院与传媒之间“两栖”，身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的他，在互联网上积极发声，关心着家事国事天下事。2018年8月，齐鲁晚报专访了许纪霖先生，了解一个以研究知识分子为业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以及他捕捉到的文化思潮与时代变化。

　　专访许纪霖教授

　　文 | 张文

　　公共领域成功有它强大的商业逻辑

　　齐鲁晚报：您在上世纪捌玖十年代写过一批文化评论类的文章，反响很好。后来有意识地减少这类文章的撰写，更专注于学术研究。现在您又主动运用微博、微信发声，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研究知识分子和近现代史，同时又有点想法。我是绍兴人，从小是读鲁迅先生的书长大的，所以很喜欢鲁迅思想的穿透性。事实上，我“出道”的时候发表文章并不是在专业刊物上，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公共刊物《读书》杂志上。所以，我的起点就是公共，这可能和别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两栖”的，既在大学里面，同时又面向公众。而且我始终保持这种两栖性。

　　《读书》杂志创刊号

　　齐鲁晚报：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这种特质让您有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变化？

　　许纪霖：这和我对时代的大问题比较敏感有关系。首先是兴趣，我一直重复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学问，而是由问题引导的学问。但是这个问题由我来回应的时候，我希望用学术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讲，好的东西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追求的更接近于有学术的思想。

　　齐鲁晚报：面向公众发文章会很快得到回应，但也很容易把一个人掏空。

　　许纪霖：公共领域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诱惑。虽然你不为名利，但是它自有商业逻辑来支配。你发出了声音，写了很多东西，希望即刻得到鲜花和掌声，媒体就有这种诱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化批评很热，我的兴趣也很广泛，一度报纸、杂志约稿很多。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诱惑。面对这种诱惑，我当时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写那些东西。

　　王元化先生毕竟是大学者，他就“警告”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做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大研究，而不是写一些他眼中的“报屁股文章”。后来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就慢慢减少，至少是克制的，有节制的，然后回到我的专业领域做知识分子研究、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