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研究知识分子与近代思想史的许纪霖教授，将自己定位为“无法归类的蝙蝠”。他一边坚守专业，一边面向公众，坚持在学院与传媒之间“两栖”，身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的他，在互联网上积极发声，关心着家事国事天下事。2018年8月，齐鲁晚报专访了许纪霖先生，了解一个以研究知识分子为业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以及他捕捉到的文化思潮与时代变化。

　　专访许纪霖教授

　　文 | 张文

　　公共领域成功有它强大的商业逻辑

　　齐鲁晚报：您在上世纪捌玖十年代写过一批文化评论类的文章，反响很好。后来有意识地减少这类文章的撰写，更专注于学术研究。现在您又主动运用微博、微信发声，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研究知识分子和近现代史，同时又有点想法。我是绍兴人，从小是读鲁迅先生的书长大的，所以很喜欢鲁迅思想的穿透性。事实上，我“出道”的时候发表文章并不是在专业刊物上，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公共刊物《读书》杂志上。所以，我的起点就是公共，这可能和别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两栖”的，既在大学里面，同时又面向公众。而且我始终保持这种两栖性。

　　《读书》杂志创刊号

　　齐鲁晚报：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这种特质让您有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变化？

　　许纪霖：这和我对时代的大问题比较敏感有关系。首先是兴趣，我一直重复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学问，而是由问题引导的学问。但是这个问题由我来回应的时候，我希望用学术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讲，好的东西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追求的更接近于有学术的思想。

　　齐鲁晚报：面向公众发文章会很快得到回应，但也很容易把一个人掏空。

　　许纪霖：公共领域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诱惑。虽然你不为名利，但是它自有商业逻辑来支配。你发出了声音，写了很多东西，希望即刻得到鲜花和掌声，媒体就有这种诱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化批评很热，我的兴趣也很广泛，一度报纸、杂志约稿很多。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诱惑。面对这种诱惑，我当时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写那些东西。

　　王元化先生毕竟是大学者，他就“警告”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做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大研究，而不是写一些他眼中的“报屁股文章”。后来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就慢慢减少，至少是克制的，有节制的，然后回到我的专业领域做知识分子研究、思想研究。

　　王元化先生

　　齐鲁晚报：作为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发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许纪霖：我对互联网不算陌生，我永远是一个对时尚的东西比较敏感的人，也愿意有参与感。所以，最早互联网从BBS开始，我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我有微博账号，也有微信公众号。这三个阶段，可谓“每况愈下”。

　　齐鲁晚报：为什么说是每况愈下？

　　许纪霖：影响力每况愈下，是因为BBS时代大家还是可以讨论问题，彼此可以说理。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说理，缺点是只会说理。微博时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主宰的了，而是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时代。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还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要有知识，意见领袖不一定有知识，他要有意见，有倾向性的看法。有倾向性的看法如果能用140个字说得很漂亮、很刺激，它就有影响力，让很多人有同感。而微信是网红的时代。网红追求什么？流量。

　　所以，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让人更自由，好像知识分子说话的空间越来越多了，但另外一方面也越来越不自由。你说话的方式，是被更强的商业逻辑所支配。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个现象是让您无奈，还是需要作为现实去接受？

　　许纪霖：这种商业逻辑内在于互联网之中，却和知识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所以我现在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期待知识分子有多大影响，这都是老观念。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已经身处边缘。

　　齐鲁晚报：这种商业逻辑是您在接触新媒体平台之后所有的体验，那您是会坚持说理的方式，还是会做一些贴近读者的改变？

　　许纪霖：我会和时代妥协。我会研究它的特点，在表达上向它靠拢。但是有些底线我是不会破的，比如我不会把流量作为第一目标。我以我的知识和良知说话，不是以流量为优先，这个底线破了，就不是知识分子了，那就是网红或者想做网红的人。再怎么标题党，也不能违背原意或者核心思想。

　　同时，你如果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必须去了解公众，必须有一种和公众和解的姿态，而不是对抗。当然，任何和解与对抗都是有底线的。失去了这个底线，你一定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或者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网络时代已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

　　齐鲁晚报：现在您觉得启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启蒙的境遇如何？

　　许纪霖：我现在越来越不太愿意用启蒙这个词了。因为，启蒙预设了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人，而今天是一个互动和分享的时代，是通过公共讨论来澄清问题。启蒙是一个印刷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已经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了。如果一定要说启蒙的话，它一定是双向的，并不存在一个等级结构。所以，我觉得需要把架子放下，不把自己放在启蒙的位置上。现在，年轻的一代，不愿意老一代以启蒙的姿态说你应该如何、应该怎样，他们非常反感，即使你说得对。所以，我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把姿态放低一点，更多地和愿意倾听你声音的人进行双向讨论。

　　齐鲁晚报：大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标准，大家老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做点什么。

　　许纪霖：对知识分子提出比自己更高要求的人，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责任。现在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有责任。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比其他人担当更多的公民责任。

　　知识分子的唯一别人不具有的责任，是在一般人搞不清楚的专业领域。比如说，三峡工程到底怎么样，这是大家搞不清楚的。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该出来说话的，他不是要表态，而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告诉公众事实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

　　齐鲁晚报：那么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后会怎样？

　　许纪霖：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要么就是“知道分子”。我在2002年写文章的时候，已经预见到这两拨人的分化，现在的分化越来越明确了。有一些人就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研究，他不想也不愿意思考公共的问题。然后，在传媒就有一批专业的传媒人员、撰稿人，他们负责发表意见，他们的知识博杂也很敏感，但很难说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在知识性和公共性上能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人越来越少，也没有人愿意做。

　　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实体。具有某种批判精神、超越意识，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在今天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了。所以说，每一个人，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人，都可以甚至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有知识分子精神，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你具有知识分子这种身份，就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说如果你从事知识分子职业而不具备知识分子精神，依然不是知识分子。倒过来，你不是知识分子职业，但是你具有这种精神品质，也可以说你是知识分子。

　　年轻人越来越致力于制定小目标

　　齐鲁晚报：回到您自己的研究上来，您比较迷恋民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同时，您不太喜欢过于关注现在的事情。

　　许纪霖：当下要关注，也要有距离感。与现实贴得太近，只会停留在现实表层。现在社会太浮躁，缺乏节制感。我们的大众文化表达都是很嚣张的，各种表现都加码。我毕竟是在历史系，所以更喜欢看和我们有些距离的知识分子。太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只有有一定距离了才看得清楚。有距离的历史看清楚了，对现实反而了解更透彻。很多人缺乏现实的深度，是因为他们缺乏历史感。所以我更愿意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来看今天的一切。因为，今天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齐鲁晚报：可能有一些年轻学子会困惑，说了解以前的知识分子，跟当下有什么样的关系？

　　许纪霖：这是一个阅历的体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验。同样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我现在给大学生讲的效果，远比不上给社会人士讲的效果。因为这和知性没关系，后者他们已经有人生经历了。现在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纯知识，它背后不一定有思想，甚至是去思想化的知识。所以他无法了解知识背后的内涵和意义，而是去抠那些很细的知识点。但知识分子的故事不是靠知识去体会的，而是靠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

　　看书、吸收知识需要对话。但资讯不会和你对话。而且，知识是系统的，资讯是破碎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以了解资讯的方式去读书，他获得的是支离破碎的资讯，而不是具有某种价值观、世界观和整体感的知识。知识和资讯的差别就在这里。资讯不能提供世界观，不能构成三观。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资讯，却没有自己的三观。这样的人格是最容易被操控的。

　　鲁迅与青年

　　齐鲁晚报：您以前提到过知识分子的三种关怀，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与知识层面。

　　许纪霖：今天就是知识关怀。我的学生里面，大部分是以知识关怀为主调。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大趋势，你不可能改变它。用王元化先生的话来说，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至少我有这个同感，你不能期望年轻一代走老一代的路。

　　齐鲁晚报：会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吗？

　　许纪霖：有可能。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未来，年轻人会越来越致力于小目标。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目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整体性的东西，年轻人那里不会再有。年轻人都会设定一定的小目标，而且这些小目标有时候还会互相冲突。

　　齐鲁晚报：所以现在是一个小时代？

　　许纪霖：大时代、小时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大时代一定有一个整体的、共鸣的、乌托邦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大时代不可能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目标、小的乌托邦，这个一定会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整个世界属于大转折的时代，以后变化可能会更快。技术的创新太厉害了，任何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文化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于文化的变革之中。从印刷媒体到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还在不断产生新变化。我们难以想象，至少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是，我愿意去理解。知识分子实际上未必能够改变世界。他唯一能做的，是为世界提供一种解释。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变化的世界是不理解的，或者只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样貌。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整体的、清晰的解释。世界在变动，我也在理解。我现在的理解还不是整体性的，只是抓住了一些现象性的东西，试图深入理解它。

　　（来源 | 《齐鲁晚报》2018年8月19日，转自群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