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知识分子依附资本集团的现象值得注意
吸附知识分子是资本势力壮大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像中世纪欧洲的贵妇人喜欢豢养知识分子小白脸一样，中国的新兴资本势力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也需要用理论与思想来为自己装饰，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之前驱效力，为之洗白、升华和张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走进政治舞台并不断向上攀登，否则不管多么有钱，总难免暴发户的形象，也总是难以摆脱脑满肠肥的模样。新兴资本势力也深知，这样的色彩与形象必须改变，不然就根本不能成为社会上层与精英，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有知识分子来加持不可，否则就无从谈起。
一些知识分子也渴望依附新兴资本，这是他们知识变现的高效捷径。历史上形容读书人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现如今的情形则是“练就鹦鹉舌，卖给资本家”。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变现是他们主要追求，如何将其最大化、最优化，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新兴资本势力那里找到答案。譬如有个经济学家，据说先后依附恒大等若干资本商业帝国，月薪高达几十万元。如此巨额回馈与回报，是任何其它社会阶层或集团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服务政府、服务国家民族完全没有这个指望。正如某位著名老公知所言，“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
如此互为急需，新兴资本势力与知识分子之间高度契合，彼此结成神圣同盟，在当代中国社会形成“资本+知识”这一空前重要的新组合。
当然，在此之外还有“霸权势力+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重要的组合，当代中国有的知识分子诚心诚意地将自己卖个霸权势力，积极反华，由此获得的综合收益更是大得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二是互相助力
吸附知识分子，形成资本+知识这一新的社会组合，意味着中国新兴的资本力量得以在更高、更深的层面发挥自己的政治与历史作用。
其一是扎下新兴资本的思想根基
在中国，古往今来 “公”与“私”究竟哪个为高为尚，历来争论不休，相关各派都有不同的主张和意见。现如今的中国也是这样，有的人主张“天下为公”，而有的人则认定“私有万岁”、“私有万能”。新兴资本如果要想在中国社会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急需在思想理论上确定“私”的合法地位，最大限度地肯定“私”的价值与作用，譬如不断掀起的有关“国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优劣大小进退等争议，其实质就是有关“公”与“私”上述争议的具体表达。这样的思想理论战争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公”的一方是这样，“私”的一方也是这样，没有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先锋队为之耕耘，新兴资本就不可能在中国社会扎下自己的思想根基；
其二是筑牢新兴资本的社会根基
资本不仅仅表现为金钱，更重要的还要依托金钱来争取受众、造就新的社会关系。直白地说，资本要想成势，也必须争取群众，构筑新的社会关系，而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为孤家寡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迫切需要知识包装与武装，一些知名商业金融帝国之所以十分热衷搞书院、办大学，经营俱乐部，其意概在于此。要从事这样事业，必须有大量的的知识分子为之效力卖命才行；
其三是发展壮大新兴资本的政治力量
新兴资本越是发展壮大，相应的政治对立面就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与狙击就越强烈。坦率地说，新兴资本完全知道他们的天敌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掘墓人以外，新兴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天敌还有“爱国主义”、“自力更生”以及“斗争精神”等，要同这些政治对立面较量，仅仅靠“钱”完全不行，还要靠“知识”，必须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助力帮衬，否则新兴资本自身则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以新兴资本为靠山，知识分子也得以插上了飞黄腾达的翅膀：
其一，据此可以拥有优渥的经济保障条件，没有生活后顾之忧，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经济自由；
其二，依托新兴资本搭建更好的活动平台，开辟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三，资本助力于知识分子，将他们推出去、竖起来，能够更快更好地成名成家；
因此，知识分子同新兴资本的组合，是资本势力的放大，也是资本力量的拓展与延伸，也因此让知识分子站到了巨人的肩上，实现资本与知识的“双赢”，获得“1+1>2”的突出效果。
应该说，知识分子历来都难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分化在所难免，在当代中国也是这样，但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却不可忽视.
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历来十分尖锐。从来都是各路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不要讲豪门贵族、藩镇军阀对此十分热衷、趋之若鹜，甚至连占山为王的土匪绿林团伙也要找几个读书人来装点门面或出谋划策。中国新兴资本势力也是这样，他们也在极力拉拢吸附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应该承认，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已不属稀缺宝贝，但仍然是香饽饽，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安抚、拉拢他们。执政党所打出的旗帜是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而其它政治势力则是赤裸裸地收买。显然，在人人争相先富起来的大潮下，没有什么能比“让知识变现金”更有吸引力了。在这个问题上，新兴资本势力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能够吸引招徕大批知识分子为之效力，知识分子群体由此产生剧烈的分化，其中的一大批人努力与新兴资本、霸权集团相结合，向他们投怀送抱，前来依附，甘当其代言人吹鼓手。他们努力脱离工农脱离基层社会，以此走出新的发展道路。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热衷与青睐的事情。在此之外，只有其中少数“专家”、“学者”才继续与工农相结合，才站在普罗大众一边，而这些人往往被视为傻瓜，也是当下一些人所定义下的极“左”与“再文革”。
这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群体完全在站在了不同立场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由此一来，失去公允和公共属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网上流行“两个乌龟打赌”的段子就是很贴切的反映。从理论逻辑上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知识分子理应代表时代的智慧与良心，应该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秉持公理与正义，不管尘世怎样沉沦，他们都应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或者“道济天下之溺”…古往今来，人们都有这样强烈的渴望。一个时期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打起“公知”的旗号，就是通过迎合这样的渴望而投机，可惜他们的伪装很快就破产了。现在，人们都认清了所谓“专家”、“学者”的真面目，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
知识分子光环不再，相应地，知识的荣誉和价值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干脆撕下伪装当起了知识流氓，号称“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历史与精神的倒退。
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依附，还加重和加剧整个社会的分化分裂，这种加重的主要表现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有的遵从西方的意愿，有的顺应资本的需求，各自按照不同的旨意来立言立论，宣扬其宏图大道，把各种私利与苟且描述成人间正道与天国之路。一直有人津津乐道于现代中国这种所谓“多元”，其实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严重的撕裂。
知识分子的分化还在形而上层面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使他们不但得以在规模上扩张，更在内涵上得以凝神铸魂，真正发展成为大到不能倒的势力，从而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形成思想政治与经济的综合体，这些综合体犹如各路诸侯一般雄踞一方，一方面群雄逐鹿、呼风唤雨，一方面还要挖空心思地同中央集权博弈周旋，所谓“儒以文乱法”是也。
总之，知识分子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与特征，现如今正再一次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突出的政治问题。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