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国有资本收益该不该全民分红？

　　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肯定不是我的首创。但我可能是阐述原理最彻底、最通俗的学者。

　　一

　　关于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我推出成型的观点，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

　　2011年1月11日，我的第一篇国企改革评论文章，发表在《南方日报》上，题目是《国企改革仍在错误的轨道上慢跑》。

　　是的，你没有看错，发表时就是这个标题。

　　文章针对财政部扩大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和提高收益收取比例话题。当时我认为，从“收取”的方式、范围和比例等要求来看,丝毫没有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和管理路径,没有体现改革的实质性进步。国企改革依然是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缓慢推进。

　　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当初的看法。

　　只不过，在我上一篇“之一”中，我不再用“错误的轨道”“慢跑”这样刺眼的字句，转而用“一条与市场化高速路并行的高等级公路”“不能猛踩油门撒欢跑”代之。

　　如果你认为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这个提法没什么新意，我同意。因为，此前确实有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呼吁过。但是他们都没有从科学社会主义本源的角度进行阐释，也没有从资本运行的闭环逻辑方面进行思考，仅仅是一种应急的（拉动消费）、应景的（共同富裕）的说法。

　　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不是应急，也不是应景，而是应该。

　　如果没想过要这样做，或者就是不想这样做、还不赶紧这样做，都是不应该的。

　　就在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论国企利润全民分红的七大战略意义》，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凯。

　　刘凯提出：国企利润分红不仅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还能增强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精气神和奋斗精神。作者基于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深入论证，开启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我认为该文最有价值的提法，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大突破”……

　　英雄所见略同。

　　终于又等来一位同路人！

　　二

　　同路人远不止一位两位。

　　2021年初，赶在建党百年纪念重要时间节点前，我与程恩富、宋方敏两位师长联名提交了一份建言报告，题目是《以国资收益全民分红方式促进共享共富》。程恩富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宋方敏同志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