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到七大毛泽东职务的变迁
在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前六次大会中，毛泽东只参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余的三次代表大会则没有参加。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24年间，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最长的一次相隔了17年。这样的历史，也正是毛泽东同志坎坷的领袖之路的真实写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派遣抵达上海后，首先与李达、李汉俊等取得了联系。马林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毛泽东在接到会议通知后，便即刻做好准备。6月29日下午，他与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轮，从长沙出发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开时，毛泽东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并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党组织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并没有引经据典，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略显沉默寡言。休会期间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甚至于有的同志“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于是有些同志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中共一大于8月初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扎扎实实地开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并组织工人运动，取得了卓然的成绩。
中共宣告成立后党内最大的一次争议就是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这个建议最早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忆说，马林的国共合作的建议一提出，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反对，“有一些共产党人对于孙中山那样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并不感兴趣。”当时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合作就持反对意见，对于马林提议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们现在从马林关于讨论国共合作的工作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党内少数支持马林的同志。对于有些同志担心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份。”对于其他同志过高地估计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毛泽东也从实际出发对马林的意见给予了支持。毛泽东指出：“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毛泽东还说：“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这也是当时普通工人思想的实际状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马林的意见，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党的实际力量。当时中共只有党员几十人，且多为知识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大力组建统一战线。
◆1924年2月，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图为5月5日，毛泽东（后排左二）与执行部成员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正在湖南领导革命运动。一年后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并任中央局秘书。根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可谓责任重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孙中山的提名下，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由于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工作方法欠妥，与中国同志冲突不断，导致马林被调离中国。后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两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磨擦，所以党内反对马林的同志一度对全力支持马林的毛泽东不理解，毫不客气地称他为“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开的前夕，毛泽东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没有继续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1925年9月，毛泽东才重新来到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1926年5月，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退让，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党员不得不辞去了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职务。脱离了繁忙的办公室事务的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农民运动，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二、土地革命初期屡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但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这次大会在危急关头没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相继，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宣告失败。为了商讨对策，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8月9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9月9日，秋收起义从破坏铁路开始发动。但是起义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强得多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同时面临着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和原收编的部队叛变的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毅然提出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并得到了多数前敌委员会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带领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后来到井冈山，并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泽东放弃进攻大城市的计划被指责为“右倾逃跑”，中央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可笑的是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周鲁又将中央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于是毛泽东没法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的职务，只得去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直到中央的文件传来，才消除了误会。毛泽东后来笑称自己当了几个月的“党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八一起义剩下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两军胜利会师，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两军会师，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连续三次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的“进剿”。当毛泽东率领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与敌人周旋时，中共六大也因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内召开。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当年12月，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与红四军会师。1929年1月，敌军三万多人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经会议讨论后决定，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则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于是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前去指导地方工作。直到陈毅亲赴上海汇报情况，中央发来九月来信，才结束争议。当年12月下旬在古田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建军原则问题，毛泽东也重新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0年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中原大战。同时，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后，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乐观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命令红军主力立即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进攻，目的就是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敌委员会，计划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据实地侦察到的敌情，毛泽东与朱德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放弃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队遭到损失。在得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攻占长沙后又被迫撤出后，便命令部队湘赣边境前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并取得文家市大捷。红一、红三军团在平江地区会合后，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改组了党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指挥。毛泽东也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时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其他各派的蒋介石腾出手来，开始向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蒋介石分别纠集10万、20万、30万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红军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将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为政府最高领导人。
但是此时中央被王明“左”倾路线把持。王明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米夫推上台，借着“反立三路线”的口号，实际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口号。后由于白色恐怖，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破坏，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临行前他选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责。博古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只能是对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实执行，对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进行打压。于是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开始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虽然周恩来等在苏区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泽东，但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指责毛泽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而扩大苏区的计划为机会主义路线；对毛泽东在苏区培养的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对“左”倾路线进行抵制的干部认为是“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反“围剿”中采取灵活战术的也被指责为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于是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他军事指挥权。稍后又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于是，毛泽东被排除在领导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工作之外。
三、差点被送苏联的苏维埃政府最高领导人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也被迫于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提议下，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刚到苏区，就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高潮，一路从福建反倒江西，将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干部处分的处分，批斗的批斗。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诚恳地检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毛泽东此时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只能去领导苏区的经济工作和查田运动。中央又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1934年1月召开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留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由张闻天代替了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但是中央负责人仍不满意，想将其一脚从中央苏区踢开。3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在上海的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并补充说“他已停止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于4月3日在听取此电报后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4月9日，共产国际指示其驻上海远东局的代表埃韦特，通报了4月3日的会议决议，认为出于旅途安全考虑，不让毛泽东来莫斯科，只有当没办法医治的时候才同意来。
共产国际反对将临时中央过分打击毛泽东，是因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的工作情况都上报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苏区的军事工作、根据地工作和在军队中党的工作十分赞同。如1930年4月15日关于中国的工作报告中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军事工作“做得很对。他们把部队改编为正规军，基本上采取了过去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这些编制是适合战区的条件的……毛泽东的部队有6到9个团。1个团大约有1000到1200人。团除了有步兵外，还有机枪掷弹筒分队，即与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一样。”兵源“通过农民组织吸收农民参军”，“物质待遇方面，指挥员与士兵是一样的，他们每天的伙食费是15个铜板。如果有钱，就发3到5元饷，如果没有钱，就不发”；他们把“缴获的装备分给农民”，武装赤卫队，“一旦需要，农民就会发起暴动”。
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他们在这里收集和贮藏食物和金钱”；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们向士绅和商人收税，“毛泽东的那个军要求1个月收5万，他们毫不费力地收上来了”；“装备的来源是敌人”，枪支是通过打胜仗后缴获的；医疗问题因为“没有药品”而变得十分严重，“但他们还是把这些红军疗养院建立起来了”。在根据地中农民成为红军的坚强后盾，“朱德和毛泽东那个军以及其他正规部队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发展壮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毁，是因为它依靠农民运动中奋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广大群众。”
对于毛泽东在红军中开展的党的工作，共产国际就更是赞赏了。毛泽东在军队中建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在毛泽东的军里有政治委员”。对于毛泽东创建的党领导军队模式，共产国际简直是赞不绝口：“党组织是健全的，也是相当强有力的（光是在第4军中党员和团员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连队都设有党支部，排里有党小组。在第3、4和12军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员和指导员……政治委员的职责以前不够明确，现在好多了。共青团小组刚刚组建……指挥人员和红军士兵的相互关系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觉的纪律。”因为军队中党的工作开展有序，所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军团是团结的和完全有战斗力的”，比其他红军的战斗力要强。1931年2月20日，在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同样赞扬“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军团中有党组织，这些组织在开展真正的党的工作。”
由于各项工作得力，所以共产国际得出结论：“无疑，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处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6军），与他们差别不大。”正是基于这样的工作成就，共产国际支持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长征途中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由于坚持“左”倾路线错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但是在长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采用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动，行动迟缓。于是在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
在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险恶环境下，毛泽东及时建议改变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得到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于是，中央红军顺利的于1935年1月7日占领了遵义，并随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2月5日，红军前进至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习惯上也称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位置进一步突出。
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于是在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应该来说，在当时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时期，“三人团”为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也全面回到红军军事指挥的核心地位。于是中央红军在新的领导核心指挥下，采取灵活的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被敌人合围的困境。受党内委托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周恩来，不是大权独揽，而是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也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但是不久，波澜再起。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先后决定任命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继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儿盖沙窝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将混编成左、右路军在中央指挥下统一行动后，8月19日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当时病重，决定毛泽东负责长征中的主要军事工作。
在张国焘无视党的组织纪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情况下，为避免红军内部冲突，毛泽东在同张闻天、博古等商议后，率右路军中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肃哈达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并率领部队于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调整常委的分工，已痊愈的周恩来坚持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自己协助。11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鉴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于是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取代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于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再次调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仍为主席（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副书记）。
五、在延安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来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致辞中盛赞其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组成人员，共9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和项英。为顺利召开七大，决定成立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
王明在当时具有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地位颇高，所以他的讲话很有市场。可是他不仅没有做到谦虚谨慎，而是屡次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以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发表讲话或声明，甚至随意就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颇有凌驾中央之上的意味。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延安。
1937年12月23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了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为书记。此时的王明更是全然不顾在延安的中央，肆意妄为。根据李德的看法，王明几乎将长江局办成了“第二政治局”。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季米特洛夫很清楚当时党内的纷争，了解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因此再次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战线的关键。统—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当前形势下，“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王稼祥对共产国际精神的传达对于解决党内的纷争和实现党内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历时11个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自1944年5月21日召开，时断时续，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提议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同时决定在会议举行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胜利召开中共七大创造了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历时50天。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 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中共七大的胜利闭幕，为迎接全面抗战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毛泽东同志亦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起起落落，且多次受到不合理的批判。然而在每一次考验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能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广博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也是他最终成长为中国革命领导集体核心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