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中美劳动者还不是同一个“阶级”
自从中美网友小红书对账发展成对经之后，中国网友对美国社会的阶级压迫程度有了不同于以前的深刻认识。进而，不少网友对在小红书诉苦的美国网友产生了一种朴素的“阶级共情”，认为两国劳动者属于同一阶级，没有国家矛盾，只有阶级矛盾。
这样的认识固然是种从世界大同情怀出发的美好愿望，然而很遗憾，起码到现在为止，中美劳动者虽然都面临剥削但生态位却不一样。如果人均GDP八万多美元的美国可以和人均GDP一万多美元的中国存在劳动者层面的广泛共同阶级，那么除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们又处在哪个阶级？他们可以和中国劳动者处在同一阶级，但他们绝无可能和美国劳动者处在同一生态位置。
逻辑的另一端同样如此，如果这种由生存处境和各自社会位置带来的朴素阶级认同就能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的话，那像北欧那些日常被吹捧的高福利富裕国家要么真成了一些人吹捧的“高级社会主义”，要么就是全员天龙人的终极世界BOSS。然而北欧这两者都不是。
来小红书诉苦的美国民众生活处境之所以让人破防，不光是美国国内的阶级压迫问题，也是美国的制度导向和全球分工链位置长期发展之后导致的结果。过往这套制度和秩序在黄金年代托举起了美国劳动者的中产美国梦，同样是这套制度和秩序又造就了今天的处境。正所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不过在对比两国劳动者生态之前，我们先从对账中的“生活成本”问题切入：
对账：了解美式生活背后的制度成本
中美小红书对账，核心不在于对比两国生活水平或收入差距（诚然，在时薪层面，中美之间依旧存在可观的差距），而在于揭示那些被市民阶层视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如教育、治安、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电，它们不是直接的货币收益，却深刻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生活质量。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普及，并非市场自发形成，而是国家发展战略和长期投资的结果。
若想深入讨论，我们可能需要穿透人均GDP的数字迷雾，直视那些构成现代社会基座，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刻意模糊的东西——对于社会隐性成本的制度性分摊。近20年来，要论美国，要论什么支出涨的最快，前五名肯定有医疗服务（涨幅超过200%）、大学学费（178%）、教课书本费（162%）、住房，这些数据通过中美民间的对账得以鲜活呈现。
在这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以及一些偏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型里），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服务保障成本纳入考量，使得教育、医疗、治安、电力、交通等基础服务成为社会运行的默认配置。
相比之下，美国作为冷战“第一世界”概念的实体存在，长期的西方制度构建者和规则输出者，全球红利的最大收割者，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系统性矛盾的集中展开场域。尽管其经济体量庞大，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医学技术发达，但基础的服务的获取往往以高昂的个人支出为代价。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难以详细列举每个项目的具体对账，美国每个州也有具体不一样的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直觉把握到：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甚至路易吉、加州大火、金牌讲师、肥胖症，这一系列东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系统性联动。其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每个环节的筛选机制都指向相同的价值标准时，任何单点突破都会被整个系统的修复功能所消解。
以医疗为例，虽然美国的医疗研究、技术和创新方面在全球领先，但其庞大的医疗体系却呈现出显著的矛盾，在于保险公司-医院-药企形成的医药复合体，将美国年人均医疗支出推至1.2万美元的骇人高度（中国水平的15倍），以远超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每年卫生费用占GDP比重都不低于15%，达到了发达国家垫底的整体医疗效果，更催生出28%自付比例的医疗破产率和2800万无医保人群的生存困境。
近几十年私立医院资本化转型后，接收政府医疗补助病人的比例显著下降，进一步将低收入群体过滤出医疗服务体系之外。这个被48%的民众需要储蓄花光用于支付医疗费用的系统，恰恰依靠暴利引擎驱动着全球顶尖的医疗技术发展。
再以教育为例。尽管教育问题，中美都有各自的困境，因为教育涉及到了阶级再生产，但美国的学生贷款是一般中国人难以想象的负担。教育系统本质上，如柯林斯《文凭社会》提出的，是维护社会分层的仪式性筛选机制，这一论断在当代美国学贷危机中充分体现美。美国很大部分一流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藤校基本都是私立大学。私立精英大学通过高昂学费构筑起壁垒，以每年超过6万美元的学费标准，迫使中产及底层学生依赖贷款完成"文凭仪式"。
美国联邦学生贷款的利率经过多次调整，目前维持在4.99%-7.54%之间，而私人助学贷款的平均利率更高，达到9.12%-12.99%。后者直接属于高利贷的范畴。
笔者16年特朗普上台时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会学贷规模已经有1.4万亿，8年过去了，如今总额已经干到1.8万亿，这种贷款问题只会越滚越多，把更多人卷入进去。当医学博士毕业平均负债24.8万美元，毕业后随即嵌入医疗复合体的闭环运作，完成专业知识阶层与集团的绑定。
接下来是房产税问题。美国的房产税机制又是在西方国家里比较奇葩的那种，虽然从形式上看都是收钱，但是本质上不太一样。设计的本质是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它们基层社区的独立性。这种特有的基层财政体系将房产税征收区与行政选区高度重合，形成财政自主权与社会权力嵌套的社区堡垒。
公立学校经费完全依附于社区房产税的制度，使房价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源分配标准：贫困社区因房产估值低下导致教育投入不足，继而影响人才培养与社区发展能力，最终强化了居住隔离的代际传递。这套财政设计不仅作用于教育，更延伸至治安、消防等公共服务的差异化供给。
治安问题也是一个吸血点。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系列判例确立警察仅承担法律执行职能而非公民安全义务的准则，他们的职责是维护法律，而不对个人安全承担直接责任。因此，若发生暴力事件或犯罪行为，警方通常是事后介入，这使得美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安全负责，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居民，他们往往不得不依赖个人防卫。除非你选择住在高端社区，那里的警察来自高额地产税的支持会承担更多的治安责任，实质上将人身安全保障转化为了经济支付能力问题。公共安全拆解为市场化的分级产品，与资本密度直接挂钩。
美国的交通问题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其构建逻辑与其基层治理模式高度耦合，是资本密度与空间权力再分配的产物。二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联邦高速公路援助法案》等，系统性地推动了郊区化进程，形成了低密度的独栋住宅社区，也就是所谓的大豪斯。
空间规划与汽车工业形成了循环——分散居住形态天然排斥轨道交通的经济性，使得私人汽车成为居民的刚性生存工具；汽车保有量的激增又为石油巨头、轮胎制造商与公路承包商创造了持续百年的产业红利。
联邦运输部通过燃油税分配机制强化了公路优先战略，州政府依靠汽车牌照税和销售税充实财政，地方政府则依赖汽车通行带来的商业税基扩张。这种利益同盟导致很多轨道交通提案都面临制度性压制，即便在人口稠密的东北部都市圈，私营铁路公司仍能通过路权垄断抬高城际铁路改造门槛，致使高铁网络规划陷入数十年的僵局。
汽车霸权重塑了社会的时空认知体系，“发明”出了所谓的美式生活方式。例如，每周驱车至郊区的大型仓储超市购物模式，促使大包装食品工业与家庭超额储备的习惯形成。
另外，美国城市中心区的流浪汉群体地理固化现象，是公共交通缺乏流动性所带来的结果。当他们因租金上涨被挤出核心区时，而缺乏公交网络的郊区成为无法到达的禁地，最终导致城市中心形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移动贫民窟”。
小红书对账与劳动阶级的全球化生存图谱
尽管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通过将供水供电、警力配置、急救系统等公共服务，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医疗、教育、住房等）全面纳入资本增殖轨道，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与服务业生态。
由于全球秩序和全球市场的存在，虽然中国的打工人和美国的打工人都属于劳动者，但仍然不是同一个“阶级”。我们和他们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上，不是同一个生态位。
前者嵌入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其劳动价值直接转化为出口商品的使用价值。“世界工厂”就意味着：既要维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吸引资本（表现为工资增速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又要通过超大规模产业集群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溢价（如芯片等核心部件的进口依赖）。
而美国的劳动者很容易被锁定在"消费终端"环节，其劳动价值实现高度依赖服务业的资本循环。
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高科技（如芯片、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金融、知识产权密集型服务业（例如工业软件、流媒体等）。
这些超额利润也孕育了庞大的服务业生态：零售、咨询、医疗、娱乐、零工经济等领域吸收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美国劳动者享受相对比欧洲大部分地方都更高的时薪收入，并且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灵活性（如低解雇成本、兼职文化的普及），就业机会供给充足。底层劳动者可以通过延长工时或兼职（如开Uber、送外卖等）来提高总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全球分工中承担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角色，输出大量的工业品，稳定了全球市场的商品价格，间接支持了美国的消费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底层服务业劳动者在支付垄断租金的同时，仍能通过廉价进口商品获得基本物质满足。这些产品像家具、手机、玩具、电视、衣服等各种轻工业品，这二十年其实是没有涨价反而跌了不少（我们无法提供的服务，医疗教育食品等就暴涨了）。
不过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美国底层工人工资是其消费能力的“预付券”，所以他们更容易陷入很典型的"新穷人"困境：被金融化消费社会重构——看似拥有高时薪（2023年美国非农时薪中位数达28.3美元），但却陷入"工资-债务-消费"的循环中，一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工资增长被医疗保险（家庭年均保费超2.2万美元）、教育贷款（1.7万亿未偿还总额）、住房（租金占收入30%+）等服务吞噬，所以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储蓄。
以上多少说明了“美国是个消费驱动的国家”的本质，这样的国家必须不停消费来维持剩余价值率。除了消费驱动，美国作为金融帝国，禀赋优势在于可以吸收全球的股本要素，让超额利润积累到美股上。但财富分配严重向资本端倾斜，据美联储SCF报告，前10%家庭持有89%的股票资产，导致未能参与股权投资的Z世代群体负债累累，其中孕育着激进政治的可能。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对应全球需求的，现在受到美欧脱钩政策的影响有所下降。当前国内部分声音鼓吹效仿美国消费驱动路线以解决内需不足，从互联网金融的演变可见端倪：2015-2020年野蛮生长的消费贷，到转向利用大数据精算实现风险定价与追偿效率最大化。
看看小红书暴露的美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就知道这些人的主意不一定靠谱，并且也证明超前消费并未提升福祉，反而可能加速财富向金融、资本端转移。
另一方面，我国没有金融环节的全球主导权，无法借助全球资本流的沉淀来实现对自身超额利润的吸收，因此只能依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人口流动来进行吸收，将土地作为吸收全球分工协作体系超额利润的有效载体。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利润转化为全民资产。因此，近年来一线城市的市民阶层，能够分享这部分超额利润和公共服务租值，其生活水平已不逊色于美国中产阶级。
然而，只说这部分群体远远不够，他们背后支撑的是一大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半无产阶级（农民工）。这些人多从事建筑业和流水线工作，通过候鸟式迁徙维系城市化的低成本扩张。同时，还有一群正面临完全无产阶级化、彻底脱离土地的新生代工人，他们多从事外卖配送、快递、餐饮等服务行业，其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的问题接近美国零工经济的困境。
任何经济体的转型都是痛苦的利益再平衡过程。美国试图通过制造业回流重塑分配结构，却受制于华尔街的方向盘—金融资本的根本性支配；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则需要重构全球化分工体系，也意味着内部既要压缩金融、地产等领域的超额利润留存，将过去四十年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制度租金"进行再分配，让享受全球化制度红利的食利阶层与城市中产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重构其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如果把全球视为同一个经济体，那么在小红书上诉苦的美国劳动者们想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处境，反而首先要进行“阶层跌落”，需要在美国本土广泛普遍的实现当下制度和秩序的自毁，让自己真正站在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一基点的位置。这无疑又是朴素阶级理论在遭遇当代国际分工体系时面临的根本矛盾之一。
中美对账是必然且是必须的。当我们实现了广义上的对账那一刻（即共同卷入全球分工体系），历史已经不再只是各国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
从目前的世界历史来看，美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心脏，美联储和华尔街，靠着重重叠叠的金融和投资体系的罗网，意图缠绕全世界。然而，体系并非人体，不同的资本利益和群体会提出相背的需求。与此同时，新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一转变类似于春秋时期向战国时期的过渡。无论如何，世界体系新陈代谢的钟摆从不会因黄金时代的挽歌而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