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速外迁、绿皮车退场:效率优先该牺牲低收入者出行权吗?

2026-02-09
作者: 轨交新视界 来源: 轨交新视界

  成都、广州等城市正推进“高铁进城、普速外迁”的交通调整,绿皮车被逐步挤出城市核心区,数百万依赖廉价出行的普通人,选择空间持续压缩,出行权被弱化。以成都为例,普速业务迁至龙泉驿十陵南站后,务工者、学生等群体接驳耗时从半小时增至1.5小时,绿皮车省下的票价,多被额外交通费与误工损失抵消,反倒加重低收入群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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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州站彻底停办普速始发业务、全面接入高铁,这并非个例,全国20多座城市同步重塑交通格局,该做法深刻改变着普通人的出行状态。

  迁徙轨迹:全国普速外迁的全景图谱

  当高铁线路在华夏大地不断加密、织就“一日千里”的交通网络,“高铁进城、普速外迁”的布局调整已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这场迁徙的背后,是城市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却也让依赖低票价出行的群体陷入接驳困境。

  主要城市外迁方向/计划一览表

城市

外迁方向/计划

影响与困境

成都

普速迁十陵南站,成都站转型纯高铁枢纽

通勤距增20公里+,接驳耗时从0.5h增至1.5h

广州

(已实施)

普速迁白云站,广州站接高铁

市中心前往乘坐至少需要提前1.5小时

上海

(已实施)

部分普速迁松江站,需动车+地铁接驳

到市中心接驳超1h,乘坐交通不同额外费用7-35元不等,若乘坐出租车费用则超百元,总成本攀升

南京

南京北站承接普速,构建三主两辅格局

远离主城,需提前数小时辗转换乘

北京

北京站普速外迁,丰台站承接主要普速业务

郊区接驳不便,老年、务工群体出行受阻

深圳
(已实施)

普速业务由深圳站迁至深圳东站

从位于罗湖区核心的深圳站,迁至龙岗区的深圳东站,对原特区内乘客的便利性有所下降

杭州
(已实施)

杭州城站普速业务迁至杭州南站

从紧邻西湖景区的杭州站(城站),变为位于萧山区的杭州南站,对主城区居民来说地理位置相对偏远

厦门
(已实施)

普速业务迁至厦门北站

从岛内的厦门站,迁至岛外集美区的厦门北站,需跨海通行,对岛内乘客影响较大

  从已落地调整的上海、广州等城市,到仍在规划中的北京、南京等城市,官方给出的理由高度统一:优化枢纽分工、缓解中心城区拥堵、带动新区发展。但在这套宏大的城市发展叙事下,一个庞大群体正被系统性边缘化——那些依赖绿皮车“慢而廉”优势出行的普通人,其出行需求在效率优先的逻辑中被悄然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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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与公平:交通资源的倾斜性博弈

  这场普速外迁浪潮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转向:高铁象征着速度、效率与经济价值,是城市现代化的“面子”;而绿皮车承载的是普惠、包容与社会温度,是关乎民生的“底子”。两者的博弈,本质上是交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之争。

  支持者认为,普速外迁释放了市中心宝贵的土地资源,提升了铁路运营效率,契合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城市升级的必然选择。但批评者指出,这背后暗藏“城市绅士化”的隐性逻辑,是对廉价出行方式的系统性边缘化,本质上是效率优先逻辑下,对低收入群体出行权益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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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成本来看,高铁每公里票价约为普速列车的2-3倍。对于月收入3000-5000元的务工群体而言,一趟长途高铁票价可能占据月收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高。当城市交通规划一味向高效率、高收益的高铁倾斜,那些无力负担“速度溢价”的人群,只能被迫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其出行权也容易被效率优先的逻辑弱化。

  无形门槛:被遮蔽的多重隐性成本

  普速外迁带来的不仅是地理距离的拉远,更有一系列被“优化升级”话语遮蔽的隐性成本,这些成本最终都沉甸甸地压在低收入群体的肩上。

  时间成本的增加最为直接。以上海为例,松江站到市中心的接驳路程最长可达2小时,堪比一段短途铁路旅行,对于按日计酬的务工者而言,每一分钟的延误都直接转化为收入的减少。经济成本则在无形中攀升:绿皮车票价虽保持不变,但前往郊区车站的地铁、公交费用,以及接驳途中的餐饮开销,叠加误工损失,让“廉价出行”的优势彻底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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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易被忽视的是心理与社会成本。复杂的换乘路线、沉重行李的反复搬运、郊区车站相对匮乏的服务设施,不仅加重了出行的物理负担,更在心理层面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出行意愿。这种隐性门槛,正悄然拉大不同收入群体的出行差距,弱化社会的整体包容性。

  未来路径:在效率与公平间探寻平衡之道

  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打破“效率至上”的单一规划逻辑,在城市交通升级中注入更多民生考量,在速度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

  筑牢“最后一公里”的出行经济可达性。普速车站外迁后,配套公共交通的普惠性至关重要。可探索为持有普速车票的旅客提供当日市内公交、地铁优惠或免费接驳服务,通过政策补贴对冲接驳成本,守住低收入群体的出行底线。

  保留差异化的交通服务梯度。铁路网络不应“一刀切”地淘汰普速列车,而应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针对短途城际、偏远地区线路,保留足够比例的低票价普速列车,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让交通网络既适配高速出行,也容纳慢节奏的民生需求。

  建立参与式规划机制。涉及公共交通重大调整时,应搭建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让务工群体、学生团体等受影响最直接的群体参与规划讨论,倾听其真实诉求,避免规划与民生需求脱节,让政策更具包容性和可落地性。

  目前,部分城市已开始尝试平衡之策:成都在地铁2号线改造期间,提前开通13、30号线,并增设10条公交快线接驳龙泉驿站;广州在白云站规划中强化了地铁与城际铁路的衔接。但这些措施多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制度性支撑,普惠效果难以长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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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北站的工地上塔吊林立,这座规划中的枢纽虽预留了专门的普速车场,但小李庄站、新汉阳站的规划争议仍在继续。城市的天际线不断被高铁站的新颖造型刷新,绿皮车却沿着铁轨,缓缓淡出市中心的地平线,带走一代人的记忆,也考验着城市对多元出行需求的包容度。

  交通网络的未来或许注定走向高速化,但社会前行的轨道,不应只为买得起“速度票”的人铺设。守住绿皮车的生存空间,本质上是守住城市的民生温度,让每一个人的出行权都不被忽视,让城市升级的红利,惠及每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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