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技术霸权是如何形成的（技术批判理论p3）
技术批判理论p3
基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
【技术代码】
霸权之所以是霸权就在于它发生在它所统治的社会信念和实践层面（芬伯格遗漏了知识，信念——知识——实践的三位一体是任何霸权的基础，教会的长久统治不仅在于大家对上帝的忠诚（异端运动在中世纪经久不息），还在于被塑造为合理的神学知识以及具体的传教行为、宗教仪式和异端审判之中），而无需持续介入自我意识主体的争斗（霸权自我塑造必然性）。现代社会中，形式合理性取代了曾经由宗教和传统把持的合理性为霸权提供信念和实践的支撑。如培根所言，“知识即力量”，知识直接作为权力而不再只是权力的阐释工具。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精英的权威难以渗透到经济领域之内，工人在工作中有一定自主权（可以参考费代里奇对欧洲中世纪工人的生活状况描述），建立了自我表现的代码。资本主义则打开了魔盒，资本家获得了远超旧时代精英的“操作自主性”（不再考虑工人的嗜好、行业惯例、工人的家庭生活等非生产因素），拥有了动用微观技术的组织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的战略在于扩大操作自主性（这实际上是为了增强资本的理想性，带来资产阶级的自由，却不一定给资本家个人带来多大自由），将资产阶级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的恒定性嵌入到技术的程序、标准和产品中，以便建立一种服务于资本的日常技术活动的框架。
资本主义霸权某种意义上就是技术霸权（无需贵族头衔或者宗教认可），不属于任何私人（所以说敌人是整个阶级体系而非某个资本家）。“资本主义的社会需求和技术需求被聚合在一种‘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中，而这种‘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使技术体系的构造和解释适应了统治体系的需求。我称这种现象为技术的社会代码……资本主义的霸权是这种代码的一个结果”（芬伯格由此论说资本与技术的勾结是如何维系自身霸权的，找到一个锚定物）
技术代码结合了各种类型代码的要素，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则，在这种规则下，技术选择得以根据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做出（因此，不能指望任何意义上的“技术加速革命”）。同时，它也是组织的独立性和生存的原则（组织的技术基础→代码→特定能指安置到组织搭建结构中→权力与知识在技术对象中的调和）。
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和权力在技术对象上的合谋会发现，技术要素（杠杆、电路等特殊原理）本身是相对中立的，发现这些要素就像创造了一个词汇，紧接着就可以用于组成句子（形成代码）。个别的技术是在去除了发现技术要素的工作情境后建构起来的，而那些要素与独特的配置相结合就形成了特殊的设备。因此，发明过程既是技术的，也是社会的（“抽象的技术要素必须进入一种社会限制的情境中。因此，技术作为技术要素发展而成的整体，比部分之和还要多。技术在选择和安排组成它们的技术要素的过程中满足了目的的社会标准。”）。它在一种社会决策网络的影响下服务于特殊的目的。以装配线/流水线作业为例，一种从技术上强制实行的劳动纪律的战略形成了将组成它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的黏合剂。装配线作为所谓的技术进步，只是因为它扩展了一种资本主义已经依赖的管理合理性（没有普遍的合理化过程，只有历史具体的合理化过程）。
技术代码理论不是要把技术的一致性还原为生产关系或意识形态。技术和技术知识有其原生逻辑：技术作为技术必须真正有效。但那种有效的技术得到优先发展与其社会情境有关（具有政治性或者说阶级性），技术周期（从初创到普遍应用之中的波折）和资本周期是不一致的，技术的资本主义形式不等于技术自身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新技术往往还构成对既定统治秩序的威胁，直到它从战略上形成代码（在社会组织和技术所共享的抽象方法与围观技术的基础上）进而融入统治秩序。
【形式的偏见】
韦伯提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二分，芬伯格则提出形式偏见和实质偏见（类似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带有强烈感性色彩的偏见，他们往往基于某种非科学的统计学特征而给特定人群打上烙印）的二分。后者的本质是“在时间、地点和由相对中性的要素组成的系统的引入方式上存有成见的选择”，它不含有任何情感成分，也和错误统计学标准下的事实问题无关，相反，它表现得完全不像是日常所理解的偏见，因为它是事实正确的，符合抽象的体系中的正义，如果我们不摆脱体系的自身隐匿的诡计，不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完全无力表达我们对某些事件的愤怒。
克服这种偏见需要重新定义事实的范围（事实恰恰是最复杂的东西），发现看似无辜/孤立的要素在更大的体系中的功能性意义，也就是发现其与统治关系再生产的关联。
传统的技术中性论误以为具体的技术来自于对技术所处情境的抽象。然而，这就把实际的机器体系按照抽象的技术要素模式来理解了，忽略了这些要素是在负载价值的组合中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技术要素的组合遵循特定的统治关系所设定的语法，技术批判理论的使命就是破解这些语法的人为性（被生成而非自然）。
【技术的定形】
技术的统治既然是被生成的，那么本真的/具体的抵抗则是可能的。问题在于，知识或技术在这种抵抗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们如果不是中性的纯粹工具又会是什么呢）？
工具主义显然无法解释技术在反抗中的角色，因为它永远人为是人在利用技术反抗，而不承认技术与其社会形式和特定反抗的可能关联。实体主义对社会架构的机械理解也错失了真理（任何社会秩序总是将就着运行，B站有人大研究中国基层政治的老师专门讲过政治术与政治学之间的断裂）
必须承认芬伯格这里的判断是相当明智的。抵抗不是外来者，它内在于社会秩序和权力当中，并且不是以福柯的方式陷入再维护权力的恶性循环，因为本真的抵抗回溯性调整社会秩序的自我理解，因而根本就不能认为新世界和旧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没有居中的语言可以描述这一情况。
既然典型的社会模式既会体现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的平台。部分理论家就开始将社会比作游戏（与技术代码理论相吻合，技术代码——技术游戏——游戏规则偏向统治者）。之后是芬伯格一长段的文献综述，我只挑几点来说：
第一，技术游戏是不平等的游戏，抵抗者的两条道路——卡斯特里阿蒂斯和马尔库塞。前者的基本立场是，游戏越是不公平，对游戏的参与就越是必要（理想的游戏是一群无灵魂的机器去玩，永远不会测试出bug。对新事物的期待和人的自组织潜能只有在不那么好的游戏中才能够源源不断产生）；后者的态度是，游戏越是不公平，越需要对游戏说“不”（总拒绝。越玩游戏越是被各种潜规则套路，越是身陷身份认同的恐慌，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
第二，统治者的战略（制度化的控制）和被统治者的策略（“被迫”反击）。被统治者在社会这个游戏中也有自己的操作自主性（工人的自主行为和情感等仍然是可象征的，即使不被关注/聚焦）。这种自主性芬伯格称之为“机动边缘”（本真的抵抗所产生和维系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控制工作强度、保护同僚、发挥创造力等都是绝对合法的），边缘中的行为或者重构统治方式，或者削弱统治的力量，这些行为是不可消灭的，因为它首先被游戏识别为不定形的东西，指向另外一种幽灵般的社会秩序。
第三，抵抗既不是个人的道德抵抗，也不是政治团体所垄断的政治抵抗（芬伯格具体化为保持和扩大机动边缘）。抵抗的本真性恰恰在于其所抵抗的对象的“半真半假”之上。胜利的革命总是已经回溯性体现出其敌人的虚假之处。
第四，游戏之所以让被统治者感到绝望，是因为其主动性由于迎合了主导地位的游戏者的战略而被消除。另外，这一战略与特定的技术的基本原则相符合，导致被统治者在游戏中的从属地位具有客观的技术必然性。
第五，技术的战略更多影响游戏规则，而不能够完全渗入到游戏过程之中。因为技术体系自身的逻辑和资本逻辑是有错位的，不可能完全被把握。统治者计划中的秩序因而永远只能以mini版本在现实中落地。被统治者在有缺陷的技术中介构造的生活和工作中将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够选择的策略就是公开选择并承认游戏自身内在地产生的必要的自由形式。
第六，芬伯格在理论上解释抵抗的本真性的时候，他是清醒的，但是当他想要进一步将这种解释与具体的解放之途挂钩时（新的文明来自于持续斗争这种模糊的论断），他就完全高估了知识的地位和影响。最终，他成为了列宁主义的死敌——一个盲目乐观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完全忘记了，革命第二天的一切美好都不会在革命第一天之前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