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哈贝马斯？

　　作者：尼科斯・莫塔斯(Nikos Mottas)，In Defense of Communism主编

　　来源：In Defense of Communism

　　翻译：赵丁琪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离世，标志着战后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走完了其人生历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始终居于关于民主、理性与公共领域辩论的核心。

　　极少有哲学家能如此决定性地塑造1945年后西欧阐释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话语体系。

　　哈贝马斯治学严谨，以一种权威性姿态介入公共讨论，直至生命尽头，其言论在学界与政坛依旧分量十足。这一切不容否认，任何一个秉持学术良知的人，都必须正视其巨大影响力。

　　但对逝者的尊重，并不意味着要对一位思想家遗产的政治内涵缄口不言。恰恰相反，此类人物的离世，更应催生一种清醒的审视：厘清其思想最终代表的本质。而就哈贝马斯而言，其思想轨迹折射出20世纪后期西方批判理论的一场广泛转型——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判，逐步转向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精巧的哲学妥协。

　　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脉络，该学派正是在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对话中形成的。这一传统的早期思想家直面20世纪的巨大浩劫——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欧洲革命运动的挫败，却始终坚持资本主义社会由深刻的物质矛盾所建构。无论其哲学论述何等繁复，他们从未彻底放弃这一洞见：现代世界是由生产关系、阶级对立以及围绕经济权力展开的斗争所塑造的。

　　哈贝马斯却逐渐脱离了这一论域。在其著作中，社会批判的核心从物质关系转向话语，从生产转向交往，从阶级冲突转向民主制度内部理性对话的前提条件。这一转向被标榜为哲学上的进步——试图从20世纪历史的废墟中挽救理性与民主合法性的理想。然而，这一转向的政治后果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对立，从理论分析的中心位置退隐了。

　　取代阶级斗争的，是交往行动理论，这一理论在其代表作《交往行动理论》中得到最系统的阐释。在这一框架下，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持续的剥削，而是对话的扭曲。社会冲突并未消失，却被重新解读为交往的失败，而非根本对立的物质利益的表达。曾经赋予资本主义批判以生命力的革命视野，悄然被对自由制度自我修正能力的程序性信仰所取代。

　　认为社会可以通过理性辩论化解冲突，这一观点在道德上无疑具有吸引力。但一旦面对现代阶级社会的现实，以及支撑这些社会的权力结构，这一视角的弱点便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并非依靠可以通过更好沟通来消除的 “误解” 而自我延续，它是通过财产关系、生产控制权、国家权力以及构建现代经济的全球等级体系来实现自我再生产的。

　　工厂、企业、金融体系、军事同盟——所有这些制度的运行逻辑，都并非理性对话的规范，而是内嵌于经济与政治权力组织中的利益。以聚焦交往的哲学取代对这些结构的分析，无疑会把社会批判，变成一场在现有秩序框架内进行的、道德化的抽象空谈。

　　这一理论转向，也标志着与曾深刻影响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彻底决裂。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社会发展植根于物质生活组织的矛盾——生产的组织方式、阶级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催生的斗争;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框架，均在与这些物质条件的互动中演变。

　　哈贝马斯则日益用另一种叙事取而代之：社会发展是一种规范学习过程，是制度通过法律、话语与民主程序逐步理性化的过程。历史不再主要是社会斗争的场域，而是制度完善的进程。曾驱动激进政治思想的核心冲突——劳资对立、帝国中心与附属地区的矛盾——逐渐退居幕后。

　　这种思想演变的政治意涵，在国际权力现实介入哲学思考的时刻，显得尤为清晰。每当此时，哈贝马斯便一再表明立场：西方的自由秩序并非众多政治制度中的一种，而是现代政治发展所指向的规范性终极目标。

　　1999年北约帝国主义军事同盟轰炸南斯拉夫期间，这一立场展露无遗。诸多批判者将此次干预视为危险的先例——一场未经国际授权、以人道主义为说辞发动的战争，哈贝马斯却为其提供了哲学辩护。在《兽性与人性：一场处于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中，他声称，此次干预可被视作迈向世界主义秩序的过渡，在这一秩序中，人权可凌驾于传统主权观念之上。

　　这番论证看似精巧，却也极具警示性。一旦强国的行为主要被放在普世规范的话语里解读，全球权力的不对称性就很容易从视野中消失。霸权国家发动的军事干预，不再是地缘政治利益的表露，反而成了出于道德、捍卫人性本身的行动。

　　然而，帝国主义的现代史一再表明，这类话语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扩张与投射。当炸弹以文明、人权或民主之名落下时，无论用何种说辞为之辩护，受害者承受的都是毁灭性的灾难。精巧的哲学修辞，无法减轻烈性炸药的杀伤力;所谓 “人道主义战争” 的漂亮话，更重建不了那些被夷为废墟的桥梁、工厂与家园。

　　因此，哈贝马斯对干涉南斯拉夫的支持，远不止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判断。它暴露了其哲学框架的局限性——这套框架已逐渐脱离对帝国主义权力的分析。一旦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运行逻辑从视野中消失，最强大国家的所作所为，就会被看成伦理困境，而非地缘霸权的赤裸裸展现。

　　同样的视角，也体现在他对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与苏联解体的解读中。哈贝马斯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他将1989年的反革命剧变称为一场“矫正性革命”，认为这是一次历史修正，使这些社会重新接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传统与西欧的宪政框架。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并非现代社会诸多可能形态中的一种，而是历史自身发展的规范性终点。

　　这样的结论，只有在一个不再将资本主义矛盾视为具有历史决定性的理论框架中才可能得出。一旦对这一体系的革命性批判被程序合法性哲学所取代，政治想象的空间就会大幅收窄。政治的使命不再是变革社会关系，而仅仅是改善治理这些关系的制度条件与交往条件。

　　这一切并没有否定哈贝马斯学术研究的严肃性。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位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的学者，深耕欧洲哲学传统，并且真诚地信奉：人类社会应当追求以理性而非强制为导向的政治生活形态。他始终强调公共辩论与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这提醒着我们：在任何追求解放的政治事业中，这些理想都不可或缺。

　　然而，他思想轨迹留给我们的教训，却在别处。它揭示出：一旦对阶级权力与帝国统治的分析，被规范与程序的话语所取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极易被吸纳进自由秩序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解放的辞藻依然存在，但其政治内涵却在逐步消解。

　　哈贝马斯并没有高声为现有体制辩护;他所做的，影响更为深远。他为这套体制提供了一套精致繁复的哲学话语，使其能够将自身包装成理性、法治与普世价值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著作完成了权力捍卫者始终需要的一项功能：把统治的现实，转译成了正当性的道德语言。

　　随着他的离去，当代欧洲哲学界的一位巨擘就此落幕。他的著作仍将在大学中被研读，在政治理论领域被持续争论。但由其思想遗产引出的更深层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批判思想究竟是继续局限于打磨现有秩序的道德话语，还是会重新直面支配着现代世界的那些物质性权力结构?

　　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建立在剥削与帝国等级制之上的体制，单靠更精妙的论证是无法推翻的。只有当受其压迫的社会力量获得了改变世界本身的力量时，这些体制才会被真正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