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占地破坏耕地等10起案例的根源

　　近日某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林草监管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2026年第一季度违法违规典型问题的通报，一次性公开了10起案例，涉及违法占地、破坏耕地、非法采矿、毁林毁草等多种形态的生态与资源侵害行为。通报措辞严厉，强调将持续跟踪整改。然而这10起案例所呈现的，远不止是孤立的违法事件，它们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下经济运行中一种隐蔽却尖锐的结构性顽疾。

　　这些被通报的案例遍布该国各地，形态各异，但驱动逻辑高度相似。在某北部工业区，管委会在未办理任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将两百亩耕地出租给物流公司，用于堆放巨型风力发电设备，长期碾压和堆存使得耕作层被彻底压实，农田沦为硬化货场。而在西南某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街道办事处则默契地默许一家产业公司突破城镇开发边界，违法占用160余亩土地建设产业园，其中近60亩赫然位于规划边界之外，挡土墙竖起，场地被平整，稻麦生长的空间被资本扩张的铁蹄踏平。同样是在东部一处村庄，村委会干脆越过了所有监管程序，将36余亩耕地直接出租给个人，用于兴建建材市场、砂石市场、废品收购场和汽修厂，农地非农化的链条一直延伸到村集体组织的末端。

　　资本不但能直接获取权力的默许和配合，还擅长披上种种合法外衣，以“发展”“治理”“转型”为名，行蚕食之实。在某省份，一家农业科技公司以更新造林的名义承包林场，却又在林间大量间作玉米，当年秋季通过翻耙起垄将新造的苗木全部毁坏，264亩林木在“造林”的名义下化为乌有。另有某乡政府，以崩岗侵蚀综合治理项目为幌子，规避矿业权设置，主导推动一家建材公司疯狂开采高岭土近60万吨，山体被剖开，严重水土流失让青山绿水满目疮痍。这种以治理生态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的操作，把国家赋予的生态修复政策异化为资本掠夺资源的遮羞布。更远处的南方沿海，一家水产养殖公司擅自占用国有农用地近37亩，建起了越野车基地，停车场、训练场、户外拓展场地和饭店等非农设施一应俱全，水产养殖的牌子背后，是娱乐消费资本的狂欢。

　　当违法行为发生后，本应充当最后防线的监管力量，在不少案例中却沦为资本掩盖真相的帮凶。某地一家工矿工程公司违法占用耕地81亩多，建设办公楼、员工板房并堆放石料，被查处后，企业竟然在石料上遮盖苫布，再在苫布上方覆土、修筑田坎，制造出复耕假象。更为荒谬的是，当地自然资源分局不仅未深究，反而进行了选择性拍照，向上级隐瞒虚假整改的事实。应付式执法与选择性执法在这个案例中赤裸裸地同框，官僚机器主动为资本承担了白手套的功能。另一地，某企业承包大片永久基本农田种植绿化装饰草皮出售，时间长达数年，致使397亩优质耕地的耕作层被严重破坏，而地方监管部门却长期处于“监管不力”的失语状态。资本掠地的进程，就在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中日渐加剧。另外，有国际水电开发公司在建设光伏方阵时，公然违反不得采伐林木、割灌及破坏原有植被的规定，毁坏林木650余亩;有矿业公司超审批范围使用草原近五十亩，修建煤矿厂区与道路。这些毁林占草的案例，几乎都以能源建设或工业发展为名，显示出资本在绿色转型的外衣下，对生态空间的侵蚀同样凶猛。

　　审视这组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对立的利益轨迹。受益的一端，是掌握资本的企业主群体以及与资本形成共生关系的部分地方官僚。这些工程公司、建材公司、能源公司、物流公司和水产公司，通过远近低于市场实际成本的违规占地，极大地压缩了经营成本，将本应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耕地、林地、草原和矿产资源，转化为少数人的超额利润。而开发区管委会、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则在其中扮演了土地与资源的廉价“供给者”甚至“推销者”角色。他们或直接签订租赁合同，或利用项目名义规避审批，或在企业违法时提供庇护，以此换取税收增长、政绩包装乃至难以言明的私人利益，一个事实上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在这些案例中隐约可见。尤其是白银分局选择性拍照、隐瞒虚假整改的事件，更是将权力赤裸裸地绑到了资本战车之上。

　　受损的一端，则是广大失地、失业和生态权益被剥夺的普通民众。被压占的永久基本农田和被铲起的耕作层，意味着耕种其上的农民失去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长远的生计保障被连根拔起。而被劈开的山体、被剃光的林地、被挤占的草原，则使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的生态福利被少数人私有化、折现化，这种生态代价最终将由最无力迁徙的底层群体加倍承受。守法经营的小型农业主体和生态产业，在这种受到权力庇护的野蛮扩张面前，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公平竞争，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深入其内核，可以发现三组难以调和的张力正在集中爆发。最根本的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本能与耕地生态有限承载力之间的冲突。资本为缩短周转周期、压低用地成本，天然倾向于将自然力无偿占有，将土地、森林、草原等公共品直接内化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但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是社会存续的底线，这种对立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与自然规律、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抗。第二重是官僚权力寻租冲动与国家法治要求之间的撕裂。部分基层政府和监管者将土地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异化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国家层面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制度，在局部地方主义、官僚保护主义的消解下，常常沦为纸面规定。应付式执法、虚假整改的涌现，表明只要权力存在寻租空间，再严密的制度也会被从内部瓦解。还有一重愈发隐蔽的即形式上的“合规发展”与实际上的生态破坏之间的巨大错位。新能源存储、崩岗治理、更新造林、产业园区、光伏建设……这些被资本和权力反复援引的概念，本应是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却在许多案例中成了违法侵占的合法化修辞。当“农田里堆叠的苫布和浮土”都可以被用作应付检查的“整改成果”时，它所嘲弄的是整个监管体系的严肃性。

　　所有这些案件都揭示，在该国的部分领域和地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下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正在不惜与地方官员勾连结盟，系统性地侵蚀耕地和破坏生态。无论外包装如何变换包括新能源的绿色旗号、产业升级的政绩冲动、乡村振兴的温情面纱、生态修复的技术光环等，其内核始终是将全民所有的土地、林草、矿产等自然资源，通过违规出租、默许侵占、虚假整改、应付执法等方式，廉价转化为少数人的私利，而将粮食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和生态退化等沉重代价，转嫁给平民百姓和子孙后代。结果“守护粮食安全”与“绿水青山”，在一波波政绩工程和项目包装中，成为一句越来越空洞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