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提倡网络监督，一边打击自媒体曝光，究竟是何用意？

　　我是辉县市孙石窑村“顶包案”爆料人之一崔红玉的的女儿崔甜甜。我父亲是个农民，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因为经常帮助乡里乡亲，所以在十里八乡有一定的名气。

　　2025年12月中旬，辉县市“顶包案”相关舆情冲上网络热搜，引发全国公众关注。随后官方发布调查通报，对时任市委书记李继游等11名相关官员予以问责，通报中明确感谢新闻媒体及广大网友的监督。我父亲崔红玉，在该事件热搜发酵前，已发布相关信息、参与公众监督，属于通报中提及的“实施监督的网友”，并未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然而，就在“顶包案”社会舆情尚未平息之际，在2025年12月27日，我父亲因帮南村镇某村村干部索要工资，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就被辉县市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2025年12月27日至2026年1月6日）的处罚。理由为“散布不实谣言”，但经家属多方核实，文章中事实并未造谣。。并且自始至终家属未收到公安机关出具的书面行政拘留通知书。我多次向办案民警索要上述法定书面文书，打算用于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维权，办案民警却称“法律没有规定必须出具书面通知，已经电话告知，无义务出具书面文书”，即便我反复申请，多次索要，也始终以“需向领导审批、等待回复”为由推诿拖延，拒不提供。

　　被逼无奈之下，我于2026年5月12日前往辉县市公安局，向张永胜局长当面信访反映问题，即便如此也没有当场给出答复。只是在三天后接到公安机关回复，告知“行政诉讼需本人提起，代办需委托手续，持委托手续可到办案机关申请复制文书”。一件本该依法直接告知、当场出具的简单事项，被相关部门刻意拖延近一个月。见了局长也没解决！

　　我父亲仅因参与辉县市“顶包案”网络监督、履行公民监督权，在事件舆情未散、相关官员被问责之时，又被转刑事拘留；且后续维权中，执法部门刻意不给出具法律文书、层层推诿不作为。

　　从时间线、行为逻辑来看，种种反常行为，绝非正常执法，足以让人合理怀疑：我父亲系因曝光监督“顶包案”，遭当地相关领导打击报复。

　　“顶包案”官方通报称“对这一问题的发生深感自责，将深刻汲取教训，以案为鉴、认真整改”，言辞看似诚恳，实则只停留在书面表态，未见真正落实整改、尊重群众监督的行动。嘴上说汲取教训、严守纪法底线，行动上却对监督者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嘴上欢迎网络监督，现实中容不下自媒体和群众发声。这种表态与行为完全相悖，所谓“自责、整改、守牢底线”更像是应付舆情的官样文章，没有真正敬畏群众监督，更没有真正守住依法行政的底线。

　　更多关于“顶包案”的内幕会持续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