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并非一无是处 她谈“左派右派”的言论就很清醒

　　对戴锦华老师的不良印象，主要是由于第一次接触她的言论，是前几年她谈论戈达尔和新浪潮的视频，其中充满了严重的事实错误，简直像筛子，这和北大著名教授的身份并不相符。

　　例如她说：

　　“1959年被称为世界电影史的一个断代式的时刻，也是世界文化史的一个时刻。这一年在法国的影坛上我们看到了《精疲力尽》《四百击》，而在好莱坞的影坛上我们将遇到《无因的反抗》和《邦妮克莱德》（我最不喜欢的一种译名叫《雌雄大盗》），这些影片共同标识了战后一代人登临历史舞台。”

　　（这些引用都是网上有出处可以考证的，不贴出链接了，可以自己去查戴锦华谈戈达尔。）

　　这并不是吹毛求疵。《无因的反抗》是1955年的作品，导演Nicholas Ray出生于1911年，他的西部片和黑色电影都非常有名，是一位对法国新浪潮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名电影导演。无论怎么说，他都应该算是戈达尔或特吕弗的父辈，而不能简单算作“战后一代人”。

　　（硬要说崔健和万能青年旅店都是“改革开放后一代人”或许也不是不行，但这样说是否符合“专家”的身份，是否有任何意义？）

　　《邦妮与克莱德》则是1967年的作品，一般被归入“新美国电影”的代表作。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已经陷入越战的泥潭，和戈达尔初次出现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明显区别。这些不过是许多初级影迷都知道的常识，也是百度百科都能查到的基本事实。而戴锦华作为著名的研究电影的教授，却凭模糊印象，一股脑儿将它们归于“战后一代人登临历史舞台”，我认为这种态度非常不严谨。

　　当时就发微博嘲讽了几句。之后专门去阅读了她早年的那些学术文章，发现翻译腔、学术腔较为严重。例如她引用或提及克里斯蒂娃、德勒兹等等，但都极为浮皮潦草。我的直觉是，她不懂法语，英语也很一般，更没有精读过德勒兹或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观点主要来自中文翻译和二手资料。而80—90年代对法国理论或“电影研究”、“文化研究”的中文翻译，以今天的标准看来，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在我国，比较成熟的中文翻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德国古典哲学，例如黑格尔、康德这一类。）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然而，作为一个反复强调“一分为二”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说戴锦华老师一无是处，也从来不认为这是“敌我矛盾”。

　　她的一些观点对于一般的文化圈读者仍然有一定启蒙作用。例如，她谈“左派”“右派”的访谈就是比较清醒的，也基本上没有明显事实错误，而这篇访谈出自2006年。转载如下。

　　“问：前两天读到一篇文章叫做《消费社会的女幽灵》，里面有一个观点说女性主义者是天生的左派。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发源于左派思想，大多数文化学者思想也是相对比较左倾的。您自己的思想也和国内的“新左派”比较相近。问题是，20世纪的实践证明按照左翼价值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其社会问题甚至比之前的社会还要严重，为什么文化学者们仍然钟情于左翼原则？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思潮？

　　戴：这里似乎有某种混乱。左派或自由主义并不是那么不言自明的概念。你的问题里主要包含了三个层面上的“左派”或“自由主义”的概念。一是历史上沿用的左、右区分。始自法国大革命。简单地说，区别在于左派要变革社会，右派则尊崇秩序。自由始终是左派的旗帜。直到冷战发生。在这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是天生的左派，可以成立。因为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诉求在保守派看来，也是激进的：改变男权社会秩序。但从另一具体地说上说，女性主义的发生是欧洲自由主义逻辑内爆的结果。而在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所谓“左派”——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自由的旗帜。成了话语上的“自由世界”和“红色铁幕”。二是欧洲的“新左派”。新左派是在冷战结构中产生的，他们拒绝、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也拒绝认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重新执掌起自由的旗帜，批判锋芒既朝向资本主义的奴役，也朝向红色专制。二战后的欧洲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结构、后现代理论都与新左派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是文化学者“钟情”的来源。也可以说，文化研究学者大都有某种红色或浅红的底色。自由主义也如此。我们至少要区分：作为政治实践旗帜的“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理念的“自由主义”，冷战时代的“自由”神话，和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是知识界共识的基础，到今天仍可能成为某种批判和建构性的力量。但这绝不能等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产生于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连选连任，形成“华盛顿共识”，在全球全面推行所谓的“世界新秩序”性联系。后者所张扬的市场自由，实际上是建立起一套新的铁血逻辑。今天美国金融帝国的出现就是这一逻辑的实证。与之相关的是全球福利国家的危机、亚洲金融风暴、亚洲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大崩溃。这样的“自由主义”是那些仍然守护自由旗帜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和认同的。实际上我认为在今天还作这种“左”和“右”的分野，它的意义很寥寥。具体问题需要具体看待。不看具体、历史语境，左右不过是方位概念。此时我在你的左边，同时可能在他的右边。我不怕被骂作左派，但拒绝标签和自我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