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约”的戴锦华
在与课堂数次作别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失约”了。
原定于2026年2月退休的她，第四次受邀续聘。44年的教学生涯，在时间的句法里，写下又一个起点。
临近退休时，戴锦华其实有过担忧。
“我觉得学期已经格式化了我的生命。”数十年里，“学期”取代“四季”，成为丈量时间的基本单位。当这套秩序即将松动，她忽然有些不安，“怎么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生命节拍”。
过去那段节拍的第一个音符，落在她23岁那年。
1982年，戴锦华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任教，随后参与建立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1993年，受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乐黛云邀请，戴锦华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多年来，除了课堂教学，她还开设“文化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导赏电影，参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在课堂内外与一代代人的目光相遇。
“我一生当中，教学都是我思想的发动机。”正因如此，她隐约担心，“当教学不再是日常工作的时候，我整个思想的发动将凭借什么开始。”
四季流转，学期更替，座无虚席的课堂始终如一。
座位、过道、阶梯、门口，学生总是层层围拢着教室。在没有扩音设备的年代，戴锦华靠肉嗓在大教室里喊，刚开始执教便经历了三次严重失声。嗓音渐渐低下去，沉淀为独具辨识度的音色。
几十年倏忽而过。“最后一课”上，戴锦华戴着“小蜜蜂”与学生道别：“无论如何，大家还活着，就还会重逢。”结语话音刚落，掌声如潮水般涌入教室。在捧着花束的人群中，她认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昔日的学生、现已在全国各地任教的学者们不约而同赶回母校，“奇迹般地出现在课堂上”。巧合的是，那堂课上，戴锦华回顾的正是过往与他们共同完成的研究。讲述者与聆听者之间，形成了穿越时空的回声。
戴锦华一向不喜煽情，因为“耻于做真诚状的自我告白”。但忆及那一天的场景，她忍不住反复说：“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作家毛尖曾评价，戴锦华为一众学者撑开了研究的地平线。而在戴锦华看来，自己始终站在乐黛云开辟的天地之中，“没有她就没有这片天地”。
戴锦华（右一）和乐黛云（左二）的合影 |
这种传承，有着具体的形状。
在戴锦华的办公室里，沙发椅背上并排摆放着两幅相框。一幅是“乐黛云学术讲座”第一讲的海报，主题为“时代·学科与人：中国比较文学与乐黛云老师”。
“那是我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她轻叹一声，沉入回忆。
2024年7月，乐黛云因病去世。为纪念她为比较文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创立“乐黛云学术讲座”。同年9月讲座首讲举行，戴锦华作为主讲人登台，却在开场不久后泣不成声，“几乎无法好好组织那个演讲”。
“乐老师走了我才知道，老师在就永远可以当学生。”回想与老师相处的二三趣事，这位鬓边斑白的学生难掩笑意。“乐老师是参天大树，下面庇护着我们这一帮‘小跟班’。”
大树旁，还有一棵小树。
那是一幅由学生共同完成的画：树干与枝叶之间，密密麻麻地印着彩色指纹，每一枚指纹旁都签有一个名字。树下拓有两行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戴锦华老师六十诞辰纪念”。
“我当然也在种树了。”语气忽而明快起来，“我也在浇水，也在施肥。”
戴锦华办公室摆放的两幅相框 |
年过花甲后，戴锦华常被问起退休后的计划。她的回答往往是，还没有答案。
在公众视野里，她似乎总是“答案的提供者”。代际焦虑、文化困惑、现实迷惘，她接纳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从容分享自己的思考。
但很多时候，她也没有答案。
“我一直在经由学生学，始终经由学生跟这个时代建立最直接的联系。”在与学生的讨论、辩论乃至争论中，戴锦华不断逼近问题本身，尝试穷尽背后的可能性，也试图拆解那些看似成立的答案。
“换言之，把学生的答案再次变成问题。”正是在充满机锋和意趣的思想游戏里，她得以贴近流行文化及其背后的结构演变，与时代同行。
问与答的另一面，是拒绝重复的本能。
“我重复的一定是一些已经形成的知识。我希望向大家提出那些仍然在困惑着我的，我仍然没有答案的，我在思考、在追问的问题。”新鲜的、粗糙的、坦诚的思考彼此嵌套，延展为层层修饰语，连缀成课堂上标志性的“戴氏长难句”。
比起“提问—回答”的传统设定，戴锦华更看重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培育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因此，每次备课，她都要重看电影，重读文本，重新爬梳资料。即便是讲授多年的课程，她也会不断更新授课结构和内容，将最新的思考放置其中。
“大概整个教学生涯我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不能保证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有价值，但可以保证说的每句话都是自己敢负责的、有把握的。”对于戴锦华来说，处在一个不断被挑战的状态中，才是教学快乐的由来。
戴锦华在课堂上 |
自我反思的牵引、拆解与重组，也使她在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之间往复穿行。
“当我在一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开始形成某种模式走不出去了，甚至要开始重复这个模式的时候，我就会离开。”戴锦华坦陈。
离开之前，她也会尝试对既有路径进行更新，直至难以生出更多可能性，她便转向另一个场域，追寻新的问题和答案，“一点点突破，一点点推进，直到又走不动了。”
“但是也会回来。”短暂停顿后，她补充道。
从童年时代的枕边书，到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跨山越海的万里路，戴锦华对世界的探索从未止步。
“地球蓝得像一个桔子。”她喜欢这句矛盾却富有诗意的话。
第一次赴美访学时，戴锦华在办公室里看到一张世界地图。不同于国内常见的制式，这张地图将美国置于中心。当熟悉的板块被整体压缩平移，她竟一时无法辨认。“中心”与“边缘”的视觉位移使她反思：“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世界。”
回国后，戴锦华将这段经验发展成一门名为《反转世界地图》的课程。尽管她笑称这个名字“非常夸张”，但背后确有更深邃的考量：反思甚至反转西方中心主义，重新确定主体位置和观察角度，从而看见不同的世界面貌。
于是，戴锦华尝试将“中心”与“边缘”对调，将原点移向“第三世界”。千禧年前后，她暂别书斋近十年，走访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印度、肯尼亚等三十多国，在主流叙事概括为“第三世界”的国度，留下具体的足迹。
戴锦华在“第三世界”国家考察 |
“一个完整的世界重新向我打开，不同的地域文化重新进入我的视野、我的思考。”启程前，戴锦华一度陷入巨大的精神困惑和价值迷惘。在对“全球化”的切身感知中，超乎预期的收获抚平了精神上的褶皱，为她重新校准观照中国的参考系和坐标轴，也让文化研究长出洞察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触角。
更重要的是，她“寻找到了别样的人们”。
塑料布棚遮蔽的贫民窟，在营地里抗争的无地农民，蜷缩在树屋里的原住民……戴锦华的思绪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漫游开去。
包括两位被她视作“偶像”的人物——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和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副司令马科斯。汲取二人的思想精华，戴锦华认为，世界由许多不同的“世界”交织而成，“多数”由无数“少数”汇聚而成。成为“多数”并不意味着抹除差异，恰恰相反，正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每一个“少数”都能看见自身与他者之间的相通与共同之处。
一段略显拗口的长句后，抿一口热茶，戴锦华的目光又回到眼前人、眼前事。
“‘第三世界’考察回来之后，我开始变得踏实。因为跟他们的连接能够让我重新定位自己的工作，也能再次相信自己的工作。”
远游归来，戴锦华决定重返电影研究，这个她反复确认是“我之所爱”的领域。
戴锦华手捧《中国电影发展史》 |
她发现，几乎所有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都在电影中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光影表达。多元的影像叙事承载着不同立场，揭示了人们理解历史的多重路径。
与此同时，全球语境在激变中不断重组。戴锦华剖析称：“在看似热络的产业研究、媒介、技术研究中，对电影之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认知与内在参数设定同样如同落入了裂谷的绣针。”
透过银幕的光谱，她走出裂谷，看见了更远的风景。曾经，镜像和镜式迷惘是戴锦华对自身思想迷途的隐喻；如今，镜中人、镜中事成为她穿透影像、抵达现实的入口，由此将症候批评与社会关照、审美判断与政治经济脉络有机相连。
这份体会，她在马科斯笔下的一则寓言里找到共鸣：
“刮擦镜子的背面，镜便不复为镜，而还原为玻璃，镜只能看到此侧，玻璃却能望向彼端。
镜子可以划毁，玻璃却可以打碎，并踏入彼端。
……在众多的镜子之间，真实或虚幻的影像寻找着，寻找着一块可以粉碎的玻璃。”
以镜中镜，见人外人。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戴锦华在北大校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