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与“幕僚”的历史倒挂：也谈公知口中的郭沫若与胡适

　　此前有一种风气很盛。公知们操着手术刀，不去解剖历史的筋骨，专在皮囊上寻疥癣。郭沫若这样的人物，功业文章摆在那里，没法子推倒，便另辟蹊径——从他枕边寻衅，从他家事里觅过，非要把一个投笔从戎、以血荐轩辕的战士，描成薄情寡义的登徒子不可。这套把戏，说穿了便是：大节上攻不破的堡垒，就从墙根下的耗子洞下手。他们哪里是关心郭沫若的婚恋?分明是要借“私德”的放大镜，把民族解放的史诗，置换成一出供人消遣的家庭伦理剧。公知对郭沫若的“扒皮”，实则是为了给胡适的“金身”贴金。其用心，何其毒也!

　　一

　　历史紧要处最见真章。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起屠刀，郭沫若抛却中将头衔，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自此踏上通缉之路。同年八月，南昌城头枪声起，他已在火线入党。一个在革命低潮时主动选择与工农站在一起的人，你用什么“私德”能将他按下去?到了抗战爆发，他留下遗嘱，抛别日本的妻儿，只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沫若为赴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这话里没有半点犹疑。

　　同一时期，胡适在做什么?一九三七年九月，他受命赴美，以书生之身奔走于白宫与国会山。公知们将这段经历美化为“文人救国”，却不肯追问：他救的是谁的国?他劝蒋介石为“和平”再努力，在日寇铁蹄已踏破半壁河山之时，仍幻想通过国际调停苟安一时。他的“救国”是精英式的，是寄望于强权的施舍;他代表的是买办阶级的利益，与四万万同胞的血肉长城隔着一道天堑。一个与人民同呼吸，一个与权贵共进退，其间距离，岂止云泥?

　　在历史的暴风雨中，郭沫若是一只在闪电中搏击长空的海燕;而胡适，则更像一个在屋檐下计算雨滴何时停歇的账房先生。当海燕冲向乌云时，账房先生却在拨弄算盘珠子，盘算着哪一笔交易更划算，脑袋上可戴几枚博士的头衔了。你说这两人能放到一处比么?

　　二

　　文人的骨头硬不硬，要放到历史的烈火里去烧。郭沫若的骨头，是烧不化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无数人连夜改换门庭，郭沫若却偏在那时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中将衔扔在血泊里，转身便往南昌去了。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正是一个文人最顾惜羽毛的年纪。可他偏不。他要把羽毛一根根拔下来，蘸着血写成檄文。南昌起义的枪声还没响，他人已经在火线上了——不是去观战，不是去采访，是去参战。一个写诗的人，握住了枪;一个做学问的人，站进了队列。从那一刻起，他身上那件旧文人的长衫就再也穿不回去了，他把自己从书斋里连根拔起，栽进了人民中间。

　　再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炮声刚传到日本，他正在流亡中，日子过得紧，学问做得深，甲骨文、金文、先秦思想史，一卷卷写出来，连敌国的学者都敬他三分。可他一接到国内的消息，便写了遗嘱，抛下妻子和五个孩子，只身归国。遗嘱上写的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经被帝国主义拘留起来。但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这话不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写给自己死的。一个准备死的人，你用什么"私德"去量他?

　　归国之后，他没躲进大后方的书斋里做"纯学问"。他跑到政治部第三厅，带着一帮文化人办报纸、写剧本、编歌谣，把文字变成传单，把舞台变成战场。周恩来说他是"革命的喇叭"，这话不虚。那几年他写的历史剧，每一出都是冲着民族魂去的。《屈原》里的雷电颂，喊的不是屈原的冤屈，是四万万人的怒吼。剧场里的观众不是在看戏，是在听自己的心跳。一个文人，能做到让满场的人攥着拳头站起来，那就是把笔变成枪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抗战还在最胶着的时候，他写成了《甲申三百年祭》。三百年前李自成进了北京又丢了天下，他把这条线拎出来，一笔一笔地剖给全党看——进城了，胜利了，然后呢?会不会也像李闯王那样，败在自己的松懈里?这篇文章后来被印成小册子，延安的干部人手一册。毛泽东看了，连夜写信给他，说"你的史论，有大益于人民"。一个写文章的人，能让一个政党的领袖连夜回信，说明他的文字戳到了时代的穴位上。

　　同样是以文报国，同在抗战烽火中，他写出的是《甲申三百年祭》，胡适在大洋彼岸写出的却是——"和平尚未绝望，我们仍须努力"。这话是蒋介右听了高兴、日本听了更高兴的。

　　有人说郭沫若一生立场变得快，我倒要问一句：他从一九二七年入党，到一九三七年归国，到一九四四年写《甲申》，他变过吗?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人民这一边，这一点从来没变过。变的只是时局，不变的才是立场。那些说他"投机"的人，自己多半是投机的;那些说他"媚骨"的人，自己多半是软骨的。一个在通缉令下不低头的人，一个在遗嘱里写"当为祖国而牺牲"的人，你管他叫"媚骨"?那世上便没有硬骨头了。

　　他的文字是用力气写出来的，不是用才气。才气是轻的，力气是重的。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用力扛，扛的是民族的担子。他用白话写诗时，白话还不被人当诗看;他写历史剧时，历史剧还被人当戏看;他写史论时，史论还被人当闲话看。可他不管，他就是写，写到那些文字变成钉子，一颗颗钉进时代的墙里。钉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这就是郭沫若不是胡适的地方。胡适的文章是给人看的，看完了就放下了;郭沫若的文章是给人扛的，扛起来就放不下了。

　　抗战时期，有人问郭沫若："你一个文人，何必弄得这么累?"他答："我累，是因为我背后有四万万人站着。"——这话大概就是他那支笔的全部底气了。他不是替自己写，是替那四万万人写。这便是一个"人民文人"与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分野所在：一个站在队伍里和人民一起走，一个站在高处向人民挥手，从未踏足人间疾苦。

　　三

　　公知们不是最爱谈私德么?那好，咱们就谈谈他们的祖师爷。

　　胡适的风流账，若真要翻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完。纽约的韦莲司，北平的曹诚英，乃至在日本与戴季陶的那桩“三人行”旧闻，哪一件不是当年报纸上的谈资?他在美国做大使期间，照样红袖添香;回国后做北大校长，依然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这些事，公知们从来只字不提。为何?因为胡适是他们的“精神领袖”，领袖的“个人叙事”必须干净。于是同样的标准，到了郭沫若身上，就变成了放大镜下的罪证;到了胡适身上，就变成了“大师风流”的佳话。

　　但我要说，即便我们堕入公知设定的“私德”赛道去比，高下依然分明。郭沫若的“抛妇别儿”，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口做出的取舍。他离开的是小家，奔赴的是大家。他在遗嘱里写得明白：“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这不是薄情，这是大爱对小爱的超越。世间安得两全法?他选择把最重的砝码，压在了祖国的天平上。

　　而胡适的私德瑕疵，哪一桩是为国为民的牺牲?不过是旧式才子的风流病罢了。公知们举着“人性”的旗帜，却唯独不能理解“牺牲”的人性。在他们精致的利己主义算盘里，永远算不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笔精神账。

　　四

　　说到底，公知抹黑郭沫若，根子不在郭沫若本人，而在郭沫若所象征的那个时代。他们恨的是有人曾用血和火为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奠基。他们把《甲申三百年祭》说成“讨好”，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这部作品的历史分量——一个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就能预判胜利、并为胜利后执政者敲响警钟的人，他的目光早已穿越了眼前的硝烟，投向了更辽远的人民江山。这样的人，你用什么“私德”能将他击倒?

　　而胡适呢?蒋介石曾骂他是“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这话出自一个独裁者之口，固然有其政治用心，但也不啻是剥开了胡适身上那层“自由主义”的画皮。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劝人“和平”的文人，一个在革命浪潮中始终站在权贵一边的“诤友”，他的品格早已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原形毕露。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它淘洗掉的是权谋与算计，沉淀下来的是风骨与赤诚。当公知们还在故纸堆里寻找攻击郭沫若的“道德污点”时，郭沫若的名字早已如星辰般，镌刻在了人民共和国的天幕之上。而胡适之流，终究只是那个时代一个精致的注脚。

　　五

　　末了，且容我再追问一句：公知们何以对郭沫若的“私德”如此津津乐道，对胡适的风流韵事却视若无睹?何以对郭沫若的“别妇抛儿”咬牙切齿，对胡适的“曲线救国”却击节赞赏?何以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百般曲解，对胡适的“和平宣言”却奉若圭臬?——三个“何以”，问的是同一件事：那双标之下，藏着的究竟是哪一杆秤?

　　这杆秤，公知们自己心里清楚。它称的是立场，量的是站队。若论私德，胡适经不起称;若论大节，胡适经不起量。唯独在“反共”这条底线上，胡适稳如泰山——这就够了。至于他当年如何跪着求和平，如何为强权背书，如何在国际场合以“民主导师”自居却对国内独裁视而不见，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胡适反过共。单凭这一条，他便成了公知祠堂里那尊打不烂的金身。

　　这便是他们那套“历史叙事”的全部逻辑了。

　　可我偏要回头看。回头看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起屠刀，郭沫若抛却中将头衔，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走上通缉之路;回头看他同年八月在南昌城头入党，在血泊中站到了工农一边;回头看他一九三七年别妇抛儿归国，遗嘱上写着“当为祖国而牺牲”。这三个“回头看”，看的是同一个人——那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算计、从不转身、从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

　　再看今天。公知们还在跳，还在叫，还在故纸堆里翻找下一个“污点”。他们掘土的铁锹挥得越高，越说明他们恐惧。他们恐惧的不是郭沫若这个人，而是郭沫若所代表的那个名字：人民。他们恨的是有人曾用血和火为这个人民共和国奠基，恨的是有人把自己烧成灰烬去照亮黑夜，恨的是有人直到今天仍在人民心中活着，而他们自己，早已活成了历史的反面。

　　郭沫若的一生，是一条河奔向大海的过程——有曲折，有回旋，但大方向始终向着人民。他握过枪杆，也握过笔杆;踩过战场，也踩过讲台。他在民族最需要有人燃烧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点燃了，举成了一支火把。

　　胡适呢?他一生聪明，一生精致，一生终归只是个幕僚。可以做校董，可以做大使，可以做“诤友”，却永远做不了战士。这不是才华的高下，这是灵魂的深浅。当火把举起时，他在阴影里计算风向;当战鼓擂响时，他在屋檐下衡量雨量。他以为算盘珠子拨得精，就能在历史的账簿上占一页好纸。可他忘了——历史这台账，从不记“聪明人”的名字。它只记那个在暗夜里高举火把、义无反顾向黎明狂奔而去的人。

　　胡适无论学识与风骨均弱爆郭沫若，可谓云泥之别!

　　公知们每挖出一块泥土，都只会让郭沫若这座山峰显得更加巍峨。山不会因为有人刨它的根基就矮下去;倒是那些刨土的人，刨着刨着，就把自己埋了进去。

　　鲁迅先生早已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郭沫若便是那个有缺点的战士，他背上每一道伤疤都刻着与人民同行的勋章;而胡适之流，便是那只嗡嗡营营、自以为完美的苍蝇，飞过历史的盛宴，最终只在落满灰尘的故纸堆里留下一个精致而空洞的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