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医科大二附院患者换肝死亡，家属质疑肝来源

　　关于患者王文举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连续接受两次肝脏移植手术导致死亡的问题举报

　　举报至： 国家卫健委（平台投诉）、安徽省卫健委（当面递交） 、合肥市经开区卫健委（当面递交） ；合肥市12345

　　患者王文举，58岁，病历号R8442274 身份证号：342201196806201632

　　入院时间：2026年8月9日 死亡时间：2026年9月9日晚11时30分

　　就诊科室：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肝胆胰外科25床（ICU 18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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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疗过程

　　2026年8月7日，患者及家属均接到安医二附院肝脏移植中心电话，询问患者近况，并称院内有合适肝源，若患者同意，可于8月10日下午安排手术。患者与家人商量后，同意入院接受手术，医生告知，因安徽二附院周末（8日、9日）无法安排术前检查，患者可前往安医二附院认可的中科庚玖医院进行PET-CT检查，院方视检查结果安排手术。按照医生提示，患者当即前往该院接受了术前PET-CT检查。

　　8月9日晚7时左右，患者自已开车到安医二附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8月10日上午，中科庚玖医院的PET-CT报告出来后，患者家属将报告传给管床医生张松。科室主任侯辉随后与患者家属进行了术前谈话，称根据患者状态及检查报告，可以安排手术，同时告知了肝源供体情况（肝源供体为本院患者，三十多岁，现在ICU，入院原因为其他方面疾病，肝部无病史）。随后，患者家属在科室提供的手术告知书上签字。

　　8月10日13：30，在院方人员及家属的陪同下，患者自已步行至三楼手术室，全程精神饱满，对手术充满信心。

　　8月11日凌晨4点，历时14个小时，手术方才结束，手术过程中，家属一直在手术室外等待，除麻醉签字、病变器官展示外，医生未透露手术进展情况。术后，患者直接转入ICU重症监护。

　　8月11日中午，科室通知患者家属，患者在ICU期间出现血栓，他们正在采取措施。

　　8月11日下午，患者家属与科室沟通，医生称已视患者情况采取应对措施，正在观察。

　　8月12日上午10点，科室通知家属到科室与侯辉主任面谈，被告知血栓仍无法消除，患者有必要接受二次手术；虽知二次手术风险极大，但为挽救家人生命，家属只能接受。其间，侯主任主动告知：鉴于一次手术后的情况不理想，二次肝脏移植所需器官由医院负责，无须患者家属承担费用。

　　8月12日16：02，患者家属接到“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短信，显示患者“已通过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加入COTRS系统移植预约名单”。（注：首次换肝实施前，患者仅于8月7日晚接到医生电话，8月9晚日办理入院手续，其间未接到类似的平台告知短信）。

　　8月12日16：40，患者家属接到科室紧急通知，要求马上到医院确认肝源，侯辉主任、张松医生均在场，告知已由成都一家医院寻得备用肝源（患者60多岁，有乙肝病史，但未发生肝部硬化），要求家属在限定时间内确认是否选用该肝源，以便尽快二次手术。家属确认使用该肝源后。侯主任称，医院会安排专人当晚赴成都，次日上午获取器官，下午即可进行二次手术。（注：在12日上午、下午的两次面谈中，侯辉主任一再问患者家属有什么要求，医院会尽量满足。患者家属仅提出”上最好的药和辅材，全力抢救）。

　　8月13日中午，患者家属被告知，肝源已经到达。下午14：30开始手术。二次手术持续到凌晨结束，侯主任术后在洽谈室告诉家属“手术比预想的要好，病人的体征也比较稳定，血液与肝部的结合也比较好，我们观察了很长时间，确认没问题才缝合”。14日凌晨，患者再次转入ICU监护。

　　8月14日上午，患者开始恢复部分感知。主治医师侯辉告知，血流得很好。

　　8月16日上午10：50，ICU开放探视期间，心脏科医生告知，患者有心梗可能，建议做动脉介入手术，如确认有血栓引发心梗可能，还需植入支架。当天中午，在北一楼介入治疗中心2室，患者接受介入手术，排除了以上可能，随即转回重症监护。

　　8月17日上午9点10分，侯辉主任告知，目前都在好转，肝功能正在慢慢恢复，如果这两天没有感染问题，以后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他还特别提醒患者的女儿“以后有关患者的情况，一切以我这边为准”。

　　8月17日上午11时，ICU医生告知，当天开始使用抗排异药，并减少镇定剂，让患者慢慢恢复醒。目前的风险就是感染，已经用了大量抗生素，其他都好。

　　8月18日上午10：50，侯辉主任告知，患者意识在恢复中，当天的核心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8月20日，ICU探视期间，医生通知家属，患者感染了新冠肺炎，要求家属自购药品2种，而且特别强调不要对外说，以免引发其他患者家属恐慌。

　　8月22日，ICU告知，已经加大抗生素用量，目前就是感染的问题。家属探视期间，患者口部插管已然清理。探视期间，付医生一次性开了半个月的自购进口药，患者家属当面提出质疑，后改为每天凭处方外购。（注：自购药均由ICU开出处方并推荐院外药房，直至患者9月9日去世前一天方才停购）。

　　8月23日，张松医生告知，患者精神状态比前两天好多了，与医生有眼神交流及表情回应，感染问题解决了之后应该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8月24日，患者恢复良好，意识清晰。ICU付医生与患者家属交流，她表示“再搞两天，把感染压下去，乐观估计，本周内应该可以转回普通病房”。

　　8月26日，ICU通知家属，需要拍个CT看一下恢复情况，因为胆红素有点高，排查一下是不是因为胆管问题导致胆汁流至别处，如果确实有问题，可能需要植入一个支架，手术费用大概要1万多元。家属表示，ICU应与主治医师沟通。CT检查后，ICU告知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感染导致，不用植入支架。当天，ICU又增开了两款自购新药。

　　8月28日上午，ICU付医生通知，患者情况有变化，指标又有回升，尤其是胆红素居高不下。医院下午三点召集各科室会诊，让家属们下午在ICU门口等候，到时会有医生告知会诊结果。会后告知，怀疑仍是感染问题，院方会想办法解决，让家属回去等通知。

　　8月30日，付医生告知，患者感染的指数从目前来看是下行的，但检查结果显示肺部仍有病灶，呈阳性，而且胆红素指数异常，涨到了500多，整个人比较虚弱。

　　9月2日起，患者乳酸指数异常，人开始昏迷，偶有清醒意识，直至9月9日晚去世。自9月2日至9月9日，医生对病情的解答一直是“搞不清楚原因”、“没经历过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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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举报

　　1、供肝来源存疑

　　患者女儿是2026年8月7日下午接到安医二附院张松医生电话通知的，张松说院内有合适的肝源（供体34岁，脑部出血，无肝部疾病，正在ICU待捐），若患者同意，可于8月10日下午安排手术，而且8月8日又提醒患者女儿，要求组织亲属到医院献血（以上均有微信对话记录）。而在医院出具的《死亡小结》中，却显示是8月9日才匹配到合适的肝源。医院有意屏蔽了术前与家属的沟通内容，医院到底是在隐瞒什么？

　　当患者家属在该院“器官获取组织（OPO）办公室”咨询供肝情况时，该院医务部副部长张明回应称，两个肝源均合法合规，并言之凿凿地称“你们应该接到过器官分配系统的短信告知”，但患者家属查遍了手机短信记录，只找了8月12日下午院方提交“超紧急肝源申请”后，器官分配系统发送的告知“已通过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加入COTRS系统移植预约名单”。至于第一个肝源为何未有平台短信告知，对方辩解称“我们这边做过登记的，你们肯定收到过”。对于肝源信息，张明说涉及隐私，只有主管部门才能查看。

　　8月10日患者接受首次肝移植后，两天内出现肝坏死，侯辉医生的解释是“患者凝血机制有问题，出现了新的血栓”。对于二次肝移植失败，又解释为“边缘供肝，供体有心脏骤停，高龄，冷却血时间过长。”家属无法理解，里外都是患者和供体原因，跟医生的误判及手术操作一下没了半点关系。

　　请问：即便院方关于第二个肝源的表述是真，为什么第二次手术能连通血管，让患者在ICU前半程的诊疗中呈病情趋好状态，而第一次手术植入、院方提供的“好肝源”却在短短两天内出现坏死？是医生技术不行？还是手术预案不充分？

　　患者家属查阅了相关资料，国家对肝移植手术有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肝源在医院内部流转。而死者王文举接受的第一个肝源，是8月7日医生明确告知的“由院内患者供肝，取肝、植入两台手术同时开展”。这样的供肝形式，是否有意绕开了部门监管，违反了国家的规定？请卫健委介入调查，医院给患者家属合理解释。另外，之前张松医生说肝源获取费直接汇入红十字会账户，而他提供的账户却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阶层医院，这也直接证实了肝源确实是该院内部流转，有私下买卖器官的嫌疑。

　　2、主治医生误判 导致患者不得不接受二次手术

　　对于首次肝移植后，两天内出现新肝坏死，主治医生侯辉的解释为：手术手出现了新生成的血栓，是患者自身凝血机制有缺陷。

　　术前，患者已按要求提供既往治疗、检查记录，并遵照医生要求于周末在院外体检机构做了PET-CT，手术前安徽二附院也安排了检查。入院首日的病历显示，收治入院的原因为“1.肝恶性肿瘤术后复发 2.肝术后 3.胆囊结石伴胆囊炎 4.门静脉血栓 ”。在已知患者入院术前就有血栓的情况下，10日下午开展的首次手术中是否采取做足了预案？ 转入ICU后亦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直接导致了供肝的坏死。而且，家属在被告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上海两家医院的专家联系，两位专家均表示，一旦发现供肝无法运转，应在24小时内紧急开展二次手术，措施得力的话可以避免供肝坏死，大概率可以继续使用新肝。但是，侯辉医生并未提出这一治疗方案，而且一直拖到了8月12日上午，才告知家属“情况不好，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提出来，医院会尽量满足”，这等于是主观放弃了后续的救治。在患者家属一再坚持“全力抢救产”的情况下，侯主任才提出了二次手术的方案——紧急申请肝源，将已经坏死的供肝置换掉。

　　13日下午实施二次换肝手术后，患者再度转入ICU，其间一度出现好转，肝内血液运转较为正常，自8月16日至8月27日一直呈明显好转。但8月28日起，因院内感染严重，又出现多个指标升降不定，9月2日起出现昏迷，直至9月9日晚去世。患者去世后，对于患者在ICU期间的变化，侯辉主任将原因归结为“供体去世前前曾有心跳骤停，而且肝源缺血时间长”。以上解释，患者家属无法认可，因为通过器官分配系统申请的供肝一定是可用的，否则系统不会分配出去。而且，二次换肝后患者曾病情稳定了半个月（有上海专家与侯辉医生的通话录音），其间曾不止一次告诉家属“应该会很快转入普通病房”。然而……

　　关联病例：王文举住院其间，同病区22床一位叶姓患者，也在8月15日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为其进行手术的也是侯辉医生，该患者8月21日上午便在ICU宣告死亡。短短一周内，由同一名医生开展的两台手术均以患者不治收场，院方给出的解释是“巧合”“偶然”（有对话录音），这是一家国营医院应该有的解释？

　　3、ICU无视患者生命胡乱检查，为创收违规操作

　　（1）无法解释的“可弯曲式支气管镜检查与治疗知情同意书”

　　患者去世后，亲属立即封存了医院病历，并复印了一份，由医院盖章认定。翻阅中发现，8月14日ICU让患者女儿王莹莹急急签字的“可弯曲式支气管镜检查与治疗知情同意书”上，患者居然另有其人——李兴林，男，出生日期1964年1月19日。ICU里的病人都是危重状况，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居然把李姓患者的手术拿来让王姓患者的家属签字。这样的奇葩事故，恐怕不是院方轻描淡写的“管理疏忽”能解释得通。王文举家属怀疑，正是8月14日的这项错误检查，直接导致了王文举病情转危，最终不治。为此，恳请主管部门和正义媒体进行深入调查，给逝者家属一个交待。

　　（2）勾连院外药房违规用药

　　患者在ICU救治期间，外购处方药总金额超过了18万元，而且这些药品均为ICU主动联系的院外药房提供，药送至后由交由家属签字付费。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患者家属被告知“感染了新冠，不要对外说，以免其他患者家属有意见”后，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ICU曾于8月20日单方面联系药房，要求下午2点半送4支思福诺（注射用氨曲南阿维巴坦钠）到ICU。当天13：39，药房直接联系患者家属确认派单，家属才知晓这一情况。（有药房与患者家属的微信对话记录）

　　（3）外来人员乱入，加剧了患者院内感染风险

　　患者在ICU病情稳定过一段时间，其间家人被告知“感染了新冠，不要对外界说，以免其他患者家属恐慌”，这是一家有严格管理体制的医院ICU面对院内感染时的正确处置方式吗？而且，患者住院其间，每天中午、晚上均有外卖小哥按门禁后直接进入ICU送餐、送药，探视的属也可以在半小时的探视时间段分批进入ICU。如此混乱的管理，直接导致了患者王文举在ICU期间感染了新冠，从而加重了病情。

　　另外，王文举在ICU治疗后期，出现严重的皮肤溃烂，家人为其擦洗身体时发现，小腿呈青素色，而且皮肤一触即破，这也是ICU护理不力所致。

　　（4）“倒计时”抢钱，“吃相”太难看

　　9月7日、8日，抱最后一线希望，向侯辉医生提出”全力救治”。于是，ICU便加快了“抢钱”速度，分别于7日、8日催交治疗费4万元和2万5千元。而在这两天的手机APP显示，患者仅接受了一项介入手术，其他均属常规检查。在此之前，ICU每次催费都没超过2万元。家属怀疑，ICU应该是预知患者余日无多，故而加快了“抢钱”的速度，以确保科室的“任务、指标”能够超额完成。

　　9月9日7点，在患者生命几近终结的时刻。患者家属曾通过手机小程序查看相关费用，显示当天的治疗费用为2300多元，而到了11点多，治疗费用激增至5000多元。

　　次日，小程序显示患者欠账7000余元，而到了办理出院的时候，院方意外告知要退回8万多元。突然从“欠钱”，变成了“有退款”，安徽二附院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看不懂。因此，患者家属建议医保部门介入，调查该院有无套用国家医保基金的行为。

　　逝者女儿 王莹莹 18555118585

　　逝者女婿 李晓伟 18555017755

　　联 系 人 王文跃 18605511780